《史记》、《汉书》中没有关于司马相如生卒年的明确记载,但可据《史记》相如本传推定司马相如卒于武帝元狩五年(前118年),这一点学界已基本达成共识。对于司马相如生年的推定,主要有生于公元前179年、公元前172年、公元前169年等说法,前后跨度10年,学界迄今尚未取得一致的意见。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对司马相如少年至青年的生平是这样概述的:司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字长卿。少时好读书,学击剑,故其亲名之曰犬子。相如既学,慕蔺相如之为人,更名相如。以赀为郎,事孝景帝,为武骑常侍,非其好也。会景帝不好辞赋,是时梁孝王来朝,从游说之士齐人邹阳、淮阴枚乘、吴庄忌夫子之徒,相如见而说之,因病免,客游梁。梁孝王令与诸生同舍,相如得与诸生游士居数岁,乃著《子虚》之赋。
那么,考证司马相如生年的切入点在何处呢?上述诸说为我们的考证提供了一个可行的思路:如相如本传所说,相如“以赀为郎,事孝景帝”后不久,即与随梁孝王入朝的邹阳、枚乘、庄忌相见相悦,相如随即以病为由辞去朝官而游梁。如果我们能考察出相如“以赀为郎”的年代,便可上推相如生年的年限,要考察相如“以赀为郎”年代,则邹阳、枚乘、庄忌等是何时随梁孝王入朝的问题便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参照。因此,我们首先应该考察梁孝王在景帝年间有过几次入朝,邹阳等人何时由吴入梁、又于何时随梁孝王入朝的问题。
据《史记·梁孝王世家》,梁孝王曾在景帝年间五次入朝,第一次是在梁孝王二十四年即景帝二年(公元前155年);第二次是在梁孝王二十五年即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第三次是在梁孝王二十九年即景帝七年(公元前150年)上半年;第四次是在梁孝王二十九年即景帝七年(公元前150年)的下半年;第五次是在梁孝王三十五年即景帝中元六年(公元前144年)。
《汉书·邹阳传》载:邹阳,齐人也。汉兴,诸侯王皆自治民聘贤。吴王濞招致四方游士,阳与吴严忌(即庄忌)、枚乘等俱仕吴,皆以文辩著名。久之,吴王以太子事怨望,称疾不朝,阴有邪谋,阳奏书谏。……吴王不内其言。是时,景帝少弟梁孝王贵盛,亦待士。于是邹阳、枚乘、严忌知吴不可说,皆去之梁,从孝王游。
《汉书·枚乘传》载:枚乘字叔,淮阴人也,为吴王濞郎中。吴王之初怨望谋为逆也,乘奏书谏曰……吴王不纳,乘等去而之梁,从孝王游。景帝即位,御史大夫晁错为汉定制度,损削诸侯,吴王遂与六国谋反,举兵西乡,以诛错为名。汉闻之,斩错以谢诸侯。枚乘复说吴王曰:……吴王不用乘策,卒见禽灭。汉既平七国,乘由是知名。景帝召拜乘为弘农都尉,乘久为大国上宾,与英俊并游,得其所好,不乐郡吏,以病去官,复游梁,梁客皆善属辞赋,乘尤高。孝王薨.乘归淮阴。
《汉书》邹阳本传只是说邹阳在吴王谋反前他曾上书谏吴王,吴王不听,“于是邹阳、枚乘、严忌知吴不可说,皆去之梁”,但何时离吴、何时到梁的准确系年,《邹阳传》未曾明言。至于《汉书·邹阳传》中“邹阳、枚乘、严忌知吴不可说,皆去之梁”只是一种追溯性的概述,并不意味着阳、乘、忌三人同时入梁,因为《汉书》枚乘本传所载枚乘游梁的情况与邹阳等人有所不同。
《汉书》枚乘本传说在景帝即位之前,枚乘对吴王欲谋反的言行有所了解并及时上书谏吴王,吴王不听,于是“乘等去而之梁,从孝王游”;七国之乱起,晁错被诛,他“复说吴王”(是传书“复说”还是再到吴国去“复说”,《汉书》枚乘本传也未说明);平息七国之乱后,被景帝拜为弘农都尉,但他“不乐郡吏,以病去官,复游梁”。据此,则枚乘有过两次游梁的经历,第一次是在吴王欲谋反之前,第二次是在七国乱平息之后。第一次游梁中的“乘等”是否包含有邹阳、枚乘、严忌以及枚乘两次游梁的具体时间,本传也未明言。不过,我们这里所要关注的是枚乘第二次游梁的系年,因为它关系到枚乘等何时随梁孝王入朝与司马相如相见的问题。
或有据《汉书·邹阳传》邹阳谏吴王书中“今天子新据先帝之遗业”一句,认为邹阳上书谏吴王在文帝死后景帝新立之年(公元前157年)或景帝元年(公元前156年),这样才与“今天子新据先帝之遗业”所述相符,因此认为邹阳、枚乘、严忌是在这个时段离吴游梁的。但问题是这个“新”字,既可指景帝新立之始,也可指景帝新立不久的二三年,因此这个推测也缺乏说服力。
平定七国之乱的战争是在景帝三年正月前后开始的,景帝元年至三年,也可以说是景帝新立不久,邹阳上书谏吴王和枚乘第一次上书谏吴王只能在景帝三年正月之前(枚乘第一次书谏吴王还要早一点,即在吴王谋反之心产生萌芽之时)。一般说来,吴王谋反的野心有一个产生、膨胀到实施的过程,吴王反心之膨胀是在文帝死、景帝刚立之时,谋反之高潮是在景帝二年至三年正月前,作为吴王的宾客(也可以说是座上客),邹阳、枚乘和严忌不至于在他们看来吴王的作为即将招来灭顶之灾之时不加劝阻就匆匆离吴王而去,而在事态日趋严重,口谏无效的情况下,不得已而用书谏,在书谏也无效的情况下,方才离开吴国。因此邹阳离吴大概是在景帝二年至三年正月前。枚乘离吴则要比邹阳早,大概是在文、景之际。至于他们离吴后是否立即游梁,则需再作考察。
据《汉书·枚乘传》,枚乘有两次游梁经历,第一次是在吴王欲谋反之前,大概在文、景之际,他书谏吴王无效后即“去而之梁”;枚乘在七国之乱平息之后第二次游梁的时间大概是在景帝三年以后。枚乘第一次游梁时景帝未立,故不涉及他随梁孝王入景帝朝的问题,我们下面所讨论的枚乘游梁,是特指他的第二次游梁,即景帝三年以后他辞去弘农都尉后的游梁之事。
邹阳游梁是在何时呢?从《史记·梁孝王世家》的一段记载中我们得知这样一些信息:(梁孝王)二十二年,孝文帝崩。二十四年(景帝二年),入朝。二十五年(景帝三年),复入朝。……其春,吴楚齐赵七国反。……明年(梁孝王二十六年,景帝四年),汉立太子。其后梁最亲,有功,又为大国,居天下膏腴之地。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阳,四十余城,皆多大县。孝王,窦太后之少子也,赏赐不可胜道。于是孝王筑东苑,方三百余里,广睢阳城七十里,大治宫室,为复道,自宫连属于平台三十余里。得赐天子旌旗,出从千乘万骑。东西驰猎,拟于天子。出言跸,入言警。招延四方豪杰,自山以东游说之士莫不毕至,齐人羊胜、公孙诡、邹阳之属。
关于梁孝王在七国之乱平息之后愈加显贵的事,在《史记·韩长儒列传》中也能得到印证:梁孝王,景帝母弟,窦太后爱之,令得自请置相,二千石。出入游戏,僭于天子。天子闻之,心弗善也。太后知帝不善,乃怒梁使者,弗见,案责王所为。韩安国为梁使,见大长公主而泣曰:“何梁王为人子之孝,为人臣之忠,而太后曾弗省也?夫前日吴、楚、齐、赵七国反时,自关以东皆合从西乡,惟梁最亲为艰难。梁王念太后、帝在中,而诸侯扰乱,一言泣数行下,跪送臣等六人,将兵击却吴楚,吴楚以敌兵不敢西,而卒破亡,梁王之力也。今太后以小节苛礼责望梁王。梁王父兄皆帝王,所见者大,故出称跸,入言警,车旗皆帝所赐也,即欲以侘鄙县,驱驰国中,以夸诸侯,令天下尽知太后、帝爱之也。”这里可以看出梁孝王是在平定七国乱后,因平叛有功和受窦太后宠爱而“得赐天子旌旗,出从千乘万骑。东西驰猎,拟于天子,出言跸,入言警”的,也正是在此时他广建园林,招延门客,从而致使“自山以东游说之士,莫不毕至”,齐人羊胜、公孙诡、邹阳等人也是在这种形势下来作梁孝王的门客的。因此,我们可以据此认为邹阳等人不是在七国之乱爆发前离吴以后立即游梁,而是在七国之乱平定后梁孝王显贵一时之际游梁的,根据上引《史记·梁孝王世家》中的“明年”、“其后”在文中的位置所表达的意思,他们大概在景帝四年到梁的。
这样说来,枚乘、邹阳、庄忌等人大概在景帝三年至四年这样一个比较靠近的时间内先后到梁,如果此说可以成立,则就为我们下一步探讨他们何时随梁孝王入朝的问题作好了准备。
在大致确定了邹阳、枚乘、庄忌入梁的年代的前提下,我们可以进一步探讨他们何时随梁孝王入朝并与相如相见的问题。前面说过,梁孝王曾在景帝年间五次入朝,我们可用排除法,考察他们究竟是随梁孝王哪次入朝的。
景帝年间梁孝王第一次入朝是在景帝二年(公元前155年),此间枚乘、邹阳、庄忌不在梁,因此不可能随梁孝王入朝。梁孝王第二次入朝是在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枚乘的第二次游梁大概是在景帝三年以后,但《史记·梁孝王世家》对梁孝王第二次入朝情况的叙述中,没有谈及随行人员的情况,只讲述了景帝对梁孝王说“千秋万岁后传于王”和梁孝王如何抗拒七国的叛乱这两件事,因此枚乘当时可能不在梁,或他当时即便已在梁,也未随梁孝王第二次入朝。邹阳、庄忌也不可能随梁孝王第二次入朝,因为当时正值景帝、梁王忙于平定七国之乱,且邹阳、严忌也是在这个时间段,即平乱大战开战之前离开吴国的,即便他们离吴后立即游梁,梁孝王也不至于与他们一见面就构成了亲密的关系而带他们一同入朝。况且《史记·梁孝王世家》明确说平乱胜利后“明年(梁孝王二十六年,景帝四年),汉立太子。其后梁最亲,有功,……赏赐不可胜道。……得赐天子旌旗,出从千乘万骑。东西驰猎,拟于天子。出言跸,入言警。招延四方豪杰,自山以东游说之士莫不毕至,齐人羊胜、公孙诡、邹阳之属”。这也就说明了邹阳、严忌他们在景帝三年不可能随梁孝王入朝。
梁孝王在景帝年间第五次入朝是在景帝中元六年(公元前144年),邹阳、枚乘、庄忌也都不可能在梁孝王这次入朝时随梁孝王前往,因为如果邹阳、枚乘、庄忌是在这次随梁孝王入朝并始与相如相见,相如也因此于该年“因病免,客游梁”的话,那么,这就与《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相如)客游梁,梁孝王令与诸生同舍,相如得与诸侯游士居数岁,乃著子虚之赋。会梁王卒,相如归”的记载不合了。因为梁孝王三十五年即景帝中元六年冬,梁孝王在入朝归国后几个月便病逝了。如果相如在景帝中元六年冬游梁至梁孝王病逝,那么,相如在梁至多居住了“数月”,而不是“居数岁”了。
既然梁孝王在景帝年间第一次、第二次和第五次入朝时,邹阳、枚乘、庄忌都不曾随梁孝王前往,那么,他们随梁孝王入朝并始与相如相见的事就只能在梁孝王第三次和第四次入朝中出现了。梁孝王这两次入朝是在梁孝王二十九年即景帝七年(公元前150年)的上半年和下半年各一次。先看上半年这一次,《史记·梁孝王世家》载:二十九年十月(即景帝七年,汉以十月为岁首),梁孝王入朝。景帝使使持节乘舆驷马,迎梁王于关下,既朝上疏因留,以太后亲故,王入则侍景帝同辇,出则同车游猎,射禽兽上林中。梁之侍中、郎、谒者著藉引出入天子殿门,与汉宦官无异。此次入朝,隆重煊赫,梁孝王受到了极高礼遇,无论出入皆与景帝“同辇”,其随行诸官出入天子殿门,也受到“与汉宦官无异”的待遇。羊胜、公孙诡作为梁孝王的亲信之臣和谋士,不可能不是梁孝王此次入朝的随行者,但是,相如本传中只说他同时见到了邹阳、枚乘、庄忌,没有说他见到羊胜、公孙诡二人。而《史记·梁孝王世家》在记载梁孝王这次入朝时又未提到阳、乘、忌(胜、公诡二人作为梁孝王的近臣谋士,即使《梁孝王世家》不记载他们随行之事,他们也是必去无疑)。因此,《史记·梁孝王世家》对梁孝王第四次入朝的记载,不能说明邹阳、枚乘、庄忌都于是时曾随梁孝王前往。
再看梁孝王第四次入朝(梁孝王二十九年、即景帝七年的下半年)的情况。这一次入朝前,发生了一起由梁孝王引起并危及他自身安危的政治事件,迫使梁孝王想法再次入朝。《史记·梁孝王世家》接着记载:十一月(梁孝王二十九年,景帝七年),上废栗太子,窦太后心欲以孝王为后嗣。大臣及袁盎等有所关说于景帝,窦太后议格,亦遂不复言以梁王为嗣事由此。以事袐,世莫知。乃辞归国。其夏四月(景帝七年夏四月),上立胶东王为太子。梁王怨爰盎及议臣,乃与羊胜、公孙诡之属阴使人刺杀爰盎及他议臣十余人。逐其贼,未得也。于是天子意梁王。逐贼果梁使之。乃遣使冠盖相望于道,覆按梁,捕公孙诡、羊胜。公孙诡、羊胜匿王后宫。使者责二千石急,梁相轩丘豹及内史韩安国进谏王,王乃令胜、诡皆自杀,出之。上由此怨望于梁王。梁王恐,乃使韩安国因长公主谢罪太后,然后得释。上怒稍懈,因上书请朝。既至关,茅兰说王,使乘布车,从两骑入,匿于长公主园。汉使使迎王,王已入关,车骑尽居外,不知王处。太后泣曰:“帝杀吾子!”景帝忧恐。于是梁王伏斧质于阙下,谢罪,然后太后、景帝大喜,相泣,复如故。悉召王从官入关。然景帝益疏王,不同车辇矣。梁孝王为后嗣事行刺爰盎等人,事情败露后,梁孝王虽杀公孙诡、羊胜以求自保,但此事并未了结,景帝并不想就此放过公孙诡、羊胜的后台老板梁孝王。惶恐不安的梁孝王想到了因羊胜、公孙诡进谗而差点被他杀掉的邹阳,便请求邹阳帮他解此厄难。
《汉书·邹阳传》载:阳为人有智略,T慨不苟合,介于羊胜、公孙诡之间。胜等疾阳,恶之孝王。孝王怒,下阳吏,将杀之。阳客游以谗见禽,恐死而负累,乃从狱中上书曰:……书奏孝王,孝王立出之,卒为上客。初,胜、诡欲使王求为汉嗣,王又尝上书,愿赐容车之地径至长乐宫,自使梁国士众筑作甬道朝太后。爰盎等皆建以为不可。天子不许。梁王怒,令人刺杀盎。上疑梁杀之,使者冠盖相望责梁王。梁王始与胜、诡有谋,阳争以为不可,故见谗。枚先生、严夫子皆不敢谏。及梁事败,胜、诡死,孝王恐诛,乃思阳言,深辞谢之,赍以千金,令求方略解罪于上者。
接着,《汉书·邹阳传》又用了700多字比较详细地记载了邹阳为梁孝王“解难”的过程。从记载中看,梁孝王最终得以入朝谢罪,的确主要是邹阳的功劳。梁孝王此次入朝,达到了“伏斧质于阙下,谢罪,然后太后、景帝大喜,相泣,复如故。悉召王从官入关”的目的。而在“入关”的梁孝王之全体“从官”中,肯定少不了为他这次入朝立了大功的邹阳。枚乘、庄忌作为梁孝王的上宾和相助者,也必然同行。因此,梁孝王二十九年即景帝七年的下半年,梁孝王再次入朝,邹阳、枚乘、庄忌随梁孝王前往,司马相如与他们“见而说之”,于是相如“因病免,客游梁”。也就是说,相如游梁是在梁王第四次入朝,即梁孝王二十九年也即景帝七年的下半年之时。
在我们大致确定邹阳、枚乘、庄忌等是在景帝七年(公元前150年)的下半年随梁孝王入朝,相如也于该年游梁的前提下,便可以以此为起点来探讨司马相如生年的问题。《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说相如“以赀为郎,事孝景帝,为武骑常侍,非其好也。会景帝不好辞赋,是时梁孝王来朝,从游说之士齐人邹阳、淮阴枚乘、吴庄忌夫子之徒,相如见而说之,因病免,客游梁”。这段文字中的“会”和“是时”传递出这样一个信息:相如“以赀为郎”后,恰恰遇到“不好辞赋”的景帝,而恰恰又在这个时候梁孝王来朝,相如与引为同道的邹阳、枚乘、庄忌“见而说之”,于是相如便辞官而游梁。这就是说,相如“以赀为郎”的时间就在景帝七年(公元前150年)的下半年梁孝王入朝之前不久。
了解相如“以赀为郎”的大致时间是为了解决相如始仕之年的问题,知道了相如的初仕之年,就可上推相如的大致生年。
据《汉书·景帝纪》及颜师古《注》,汉制男子为傅(著于名籍)之年在景帝时有所变化,即景帝二年(公元前155年)冬十二月以前为年二十三而傅,之后为年二十而傅。一般说来,始仕至少应在为傅之年,为傅与始仕可以同在一年,也不一定同在一年。如果相如为傅之年和“以赀为郎”之年都在景帝七年(公元前150年),以次上推二十年,其生年当在文帝十一年(公元前169年)。但相如为傅之年和“以赀为郎”之年是否都同在景帝七年,《史记》相如本传却无明确的说法,据其本传“以赀为郎”,“会”景帝不好辞赋,“是时”梁孝王来朝的叙述,我们可以认为相如为傅之年和“以赀为郎”之年即使不在景帝七年,也只能在距此前不远的一至二年(即景帝六年或五年),因此,文帝十年(公元前170年)与文帝九年(公元前171年),也都有成为相如生年的可能。尽管上述这些可能是的结论是推测出来的,但因考证立足于文献,应该说是具有一定说服力的。至少我们已经把相如生年的“不可考”、“无考”以及较为宽泛的多种考证的范围缩小在了极为可能的三年之内。
目前,在文帝十一年、十年、九年都极有可能是相如的生年却又都还暂缺铁证的情况下,我们是否可以通过对这三种极为可能的相如的生年进行比较分析,尽可能得出更接近真实的较为合理的结论呢?
我们认为,如果认定相如为傅之年和“以赀为郎”之年都在景帝七年(公元前150年),那么则是说当他满怀豪情和希望,刚刚在景帝身边做武骑常侍没几天就辞职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就有点不尽情理了。因为尽管相如不喜欢这个不合其志向的武职,更不满意景帝不好辞赋而萌生去意,然而这一切都应该有一个实践认识和下决心的过程,而不是在极短的时间内就能完成的。因此,我们暂不取相如为傅之年和“以赀为郎”之年都在景帝七年(公元前150年)这一可能的结论,也暂不以景帝七年作为上推相如生年的起点。
前面说过,相如始仕的时间是在景帝七年(公元前150年)的下半年梁孝王入朝之前不久。既然我们不取相如始仕之年在景帝七年的当年,那么,这个“之前不久”究竟在何时?如果我们认定相如为傅之年和“以赀为郎”之年在景帝六年(公元前151年),以此上推二十年,则相如生于文帝十年(公元前170年);如果我们认定相如为傅之年和“以赀为郎”之年在景帝五年(公元前152年),以此上推二十年,则相如生于文帝九年(公元前171年)。两相比较,说司马相如经过两年“武骑常侍”的生活实践才使他深感屈志并痛下辞职的决心是否显得稍长,这与《史记》相如本传说相如“以赀为郎”后“会”景帝不好辞赋的叙述稍隔开了一点。因此,我们认为说相如做“武骑常侍”的经历以一年左右为宜,这样,相如为傅之年和“以赀为郎”之年约在景帝六年(公元前151年),以此上推二十年,则相司马相如约生于文帝十年(公元前170年)。
至于过去较早的关于司马相如生于文帝元年(公元前179年)的说法,虽被一些学者采纳而较为流行(但此说仍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如一些文学史和有关赋学著作在介绍司马相如生年时仍采用阙疑的办法),但因在邹阳、枚乘、庄忌何时随梁孝王入朝并与相如相见以及相如为傅之年和始仕之年的问题上,与本文所论有较大的分歧,故不被我们采纳。
综上论述,我们认为,司马相如约生于文帝十年(公元前170年)比较合乎情理。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2]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吴贤哲,西南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