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沙“太阳神鸟”文化解读

    一、器物特征描述
   
    2001年2月，成都市青羊区金沙村修建住宅区时出土大批珍贵文物。在遗址东南梅园出土的31件金器中，有一件光碟大小的“四鸟绕日”金徽(见图1)，以其图案设计精妙最为惹人注目，成都市政府很快用它作为城市形象标志和文化象征，民间则称之为“太阳神鸟”；后来文物考古界还用它作为标准徽记。接着在成都，无论是建筑装饰、交通设施、娱乐场合、商店招牌，还是书籍装帧，都争相采用它的形象作为点缀，引以为荣；于是“太阳神鸟”迅速被民众所熟知。这样一来，大家对其内涵反而不太关注了。本文拟补这一课，在文化解读上做些努力。
   
    2002年，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印《金沙淘珍》一书，初步将大发现的内容加以公布。书中称“太阳神鸟”为“金四鸟绕日饰”，其外径12.5厘米、内径5.29厘米，重20克。时代为晚商至西周。因为它是很薄的金片，不能单独使用，原先应该贴附在某种器物(可能是红色的漆器)上当作装饰。金片用镂空方式形成图案，中心镂成旋涡状的12条齿芒，可称“炯纹”，象征太阳的光芒；其四周均匀地各镂一鸟，呈逆时针飞行状态，与内层旋涡式的光芒方向相反，产生动态效应。鸟的造型为引颈伸腿，翅短尾小，鸟喙微张，三趾略拳。对于神鸟的文化含义，书中提出两种推测：一是根据《山海经·大荒经》中所载帝俊“使四鸟”，认为这四鸟是太阳神帝俊的四方使者；一是比附于《大荒东经》所记汤谷扶木上载日的“乌”；反正都是太阳神崇拜的产物。当今其他研究者的立论，大多没有超出这一框架。
   
    与“太阳神鸟”同时出土的，还有7件“金蛙形饰”，也用金片镂成，宽约6厘米、长约7厘米。蛙的头部呈尖桃形，压出两个溜圆的凸眼；身躯大体上好似花写的“X”字，外廓压出成行小点，以示蛙身的凸斑(见图2)。考古者正确地推测，这些蛙形金片，应与月中蟾蜍的神话有关，它们大概是贴在“太阳神鸟”周围的装饰物。
   
    此外，《金沙淘珍》还公布了一件“铜三鸟纹有领璧形器”，那是外径10.3厘米的空心青铜圆盘，下端带有2.3厘米长的方柄，可以插在某个地方；中心镶有4厘米内径的圆筒，横向筒高2.9厘米(见图3)。它的样式很像有领璧，这种璧并不罕见，但都是用玉雕成，而且没有方柄；现在却用铜铸，就相当与众不同了。值得注意的是，璧面上还均匀刻有3只飞鸟，飞翔方向与“太阳神鸟”一样，也是逆时针旋转，造型与神鸟也有类似之处。因此书中推测，那中心的圆筒相当于太阳，只不过绕日的鸟少了一只，文化含义却应该相同。与“神鸟”相比，这里的鸟喙带有分叉，并突出它的下钩；尾巴不但长了许多，而且比较华丽；那伸直的腿也略显粗壮；所以与神鸟似乎不是同一种类。
   
    由于璧形器上只刻有3只飞鸟，这说明绕日飞行不一定非四鸟不可，所以把“太阳神鸟”说成是《山海经》中帝俊所使四鸟的那种推测，可以否定。从鸟的形态来看，无论金徽或是铜璧，都不能说它们是载日的“乌”。原始神话里的想象都比较幼稚，因为太阳温度很高，背着它飞的鸟必然会烤焦、烤黑，而乌鸦的羽毛正是黑得发亮，因而能够入选。可是乌鸦飞起来，决不是引颈伸腿那种样子。所以那神鸟究竟是什么鸟，还须另加讨论。
   
    二、对比铜鼓图案
   
    铜鼓是西南民族青铜文化代表性器物，曾远播至东南亚，学界近年来对此进行过不少研究。研究者认为，远古缺少乐器，民众敲打翻转过来的铜釜底部，发出有节奏的声音，从而演变形成铜鼓。初期鼓面没有图案，后来因祈雨在鼓上铸有蛙形，又称蛙鼓。鼓面图案逐渐繁多，就有了鸟纹出现，于是鸟和蛙成为纹饰中的主角。上古铜鼓上刻有年代铭文的，以阮元所藏晋代铜鼓为代表，铭为“义熙四年十月，虞军官鼓广三尺五寸，前锋宁远率行铠曹杜茏。”罗士琳《晋义熙铜鼓考》说它“中心有脐，四角有小蟾蜍。”因为蛙形多为立体，颇为引人注意，因此进入记载。金沙遗址与“太阳神鸟”铜鼓上的鸟纹，习称“翔鹭纹”，多半引颈伸腿，作展翅飞翔状，与“神鸟”异曲同工(见图4)。云南晋宁石寨山所出一批铜鼓图案比较典型，中心是带芒的太阳图案，周围有一圈圈晕纹，其间就有4只飞鸟图案，是为翔鹭。1988年四川会理果园乡石庄村也出土有一件铜鼓，直径28.5厘米，高24.1厘米，中心是带10条芒齿的太阳，周围晕纹10圈，在第3圈处有4只飞鹭图案。位于川、滇、黔界上的宜宾地区，陆续出土有上百件铜鼓，多带有翔鹭纹，中心的太阳图案多数是12芒，与“太阳神鸟”中心芒齿数量相同。1979年4月在宜宾双龙乡河坪出土的铜鼓，面径达到61.5厘米，高42厘米，中心是12芒太阳，周围有14圈晕纹，其中第4圈处就有逆时针方向的翔鹭纹，构形与“太阳神鸟”十分一致。
   
    可以设想，粘贴“太阳神鸟”金徽的器物，大概与铜鼓的功能有相通之处，因此才使这种图案演变到铜鼓上。如果真是这样，我们便可以从铜鼓的文化表现，进而解读“太阳神鸟”的内涵。
   
    首先，铜鼓上的鸟纹，自古就称之为“翔鹭”，应该比较准确。古代的建鼓，又称“鹭鼓”，就因为穿径的鼓柱上多刻有翔鹭作为装饰品。作为乐器的鼓，是与舞蹈联系在一起的；而鹭有着洁白漂亮的长羽，常常被人们用做舞具；于是形成“舞·鼓·鹭”的一条联系纽带。《诗经·陈风·宛丘》“坎其击鼓，宛丘之下；无冬无夏，值其鹭羽。”汉郑玄解释：鹭羽，实际上是舞蹈乐队指挥手上拿的指挥棒。其所以要用鹭羽，不仅因其洁白可爱，还因为鹭群飞起来最有秩序。晋张华《禽经注》说：“鹭，白鹭也。小不逾大，飞有次序，百官缙绅之象。”舞蹈最讲究秩序，因而用鹭羽来指挥乐舞，会产生某种心理暗示。
   
    其次，按《本草纲目》的描述：“鹭，水鸟也。林栖水食，群飞成序，洁白如雪，颈细而长，脚青、善翘。高尺余。解趾、短尾，喙长三寸。顶有长毛十数茎。”比较一下“太阳神鸟”，除了头上没有长毛以外，完全符合那些描述。不过再查一下白鹭的其他品种，问题便会迎刃而解。原来《尔雅》上称鹭的别名叫“春锄”；《格物总论》说还有个别名叫“属王”，其实该按郭璞之说，写作“烛玉”；而准确的写法是唐李肇《国史补》所说，南中“有沙虱、水弩之处，必有鸀鵒。”鸀鵒的读音正是“烛玉”，民间称为白鹤子。《本草纲目》说它“状白如鹭，长喙高脚，头无丝。”“姿标如鹤，故名。”那是头上没有冠毛的鹭鸟。因此准确地说，“神鸟”应该就是鸀鵒。这鸟名字里带有“蜀”字，可能暗示它是蜀中特产。那么，它与金沙神鸟就更加匹配了。
   
    再次，白鹭习性是合群行动。《格物总论》说，鹭又名白鸟，“林栖，朝出捕鰌鱼而食，夜归宿其处，百千为群。”这种行为，恰恰与三星堆、金沙时代的蜀人生活方式，有共同之点。“太阳神鸟”徽记虽然只有4只鸟环绕太阳飞行，由于图案的动感，观者可以一直想象有许许多多鹭鸟在逆时针翱翔。因此，无论刻画4只还是3只，效果始终相同。合群的性格，无疑会大大增强部族的凝聚力和自信心，大敌当前也不致胆怯，那正是当时蜀人需要的精神。
   
    三、金徽文化语境
   
    (一)阴阳概念
   
    地球上白昼黑夜的循环，使远古人类很早就有关于“阴阳”的意识。太阳无疑是阳性强烈的物质，值得人们去崇拜，可是把四鸟绕日简单地理解为太阳崇拜的一种方式，就未免过于浅表了。
   
    汉代纬书《春秋考异邮》说：“鸟、鱼者，阴中阳、阳中阴。皆卵生，以类翔。故鱼从水，鸟从阳。”鱼在水里，水无疑是阴性强烈的物质；追随水的鱼，应当是阴中之阳，才得到“异性相亲”本质上的和谐。同理，追随太阳的鸟，应当是阳中之阴，才能获得相同效果。古人常说，鸟和鱼都是卵生，兼有阴阳二性。因此《淮南子》说“鸟、鱼皆生于阴，属于阳。”
   
    这些概念虽然属于汉代人的思维，但三星堆、金沙时代的蜀中巫史，也可能有同样的思路。文化遗址出土的铜人圈手形象，明显就有阴阳对立统一的寓意，而且那种手形也颇具动感。金沙“太阳神鸟”徽记的中心，表现出一个巨大的火球，是阳性浓厚的能源，所释放的能量路径，表现为沿顺时针方向；环绕着它的4只翔鹭，萌生于阴，从属于阳，则沿着逆时针方向行进；这明明就是一幅“阳负阴”的图景。《老子》第 42章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恰恰就是这一图景的绝妙诠释。地球上的物质元素，都由最基本的粒子所构成，那种粒子称为“原子”。原子的构造模型，中心的核主要是带阳电的质子，而围绕原子核旋转的则是带阴电的电子，正是这种负阴抱阳的模式。因此从哲理到科学，全能证实“太阳神鸟”徽记内涵的深刻。
   
    阴阳相抱，应该是产生宇宙的基本条件。能量小的部分追逐能量大的部分，吸而不附，即而不离，全以环形运动的方式，即《吕氏春秋》所谓“圜道”。太空中行星绕恒星旋转，各自有环形的轨道，也是圜道。“太阳神鸟”徽记所表现的运动方式，似乎在解说这些规律。设计图徽的古蜀巫史，定然窥见了这种宇宙规律，才创造出如此简明、确切、灵动的画面，使我们这些数千年后的观赏者心折不已!
   
    (二)既济思维
   
    《周易》64卦中，有一卦叫做“既济”，是由上面的“坎”和下面的“离”两卦所组成。离为火，火性炎上；坎为水，水性润下；“水在火上”，因而两卦存在相交相济又互相制约的关系，于是能够得利。细察“太阳神鸟”徽记，觉得其中潜伏着同样的思路。
   
    徽记中心的大火球，属火；环绕着它的4只鹭鸟，是一种水禽，显然属水。火球的辐射能量如果过强，会对万物造成伤害。远古神话说，从前天上有10个太阳，弄得大地焦枯；幸亏后羿用箭射落了9个太阳，世界才得到太平。就是这种感觉的反映。现在有4只鹭鸟在逆向飞行，已经有了阻止过强辐射的意图。虽然鹭鸟数量很少，火球强度很大，好像寡不敌众；其实动态的翔鹭，已经超越了数量概念的范畴。4只鹭飞绕10圈，就相当于40只鹭所做的功；飞绕的圈数可以无止境，而火球的能量却是固定的，无从增加。这样看来，翔鹭的潜能实际要比火球更大得多，足以对它形成制约。
   
    强烈的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源源不断的水来对它进行防范，这本是“既济”卦《象辞》所提出的告戒：“君子以思患而预防之。”徽记的图形，却非常直观地道出这一真理，真令人意想不到!
   
    (三)防灾意识
   
    金沙遗址年代上接三星堆，已是商末周初，蜀国范围内应该进入了农耕社会，人民“安土重迁”，才有围成一圈的城墙产生在成都平原上。农业的最大威胁，无疑是气候的干旱，直到现在仍然如此。四川天然降雨总量虽然比较丰富，但分配到四季，却十分不均。冬春二季雨量很少，不足全年的30％；而这一少水期又偏偏是农作物的需水期。因此，历史以来，旱灾一直是困扰蜀人的社会问题。
   
    在生产力欠发达的上古，人们抗御灾害的手段很有限，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往往乞灵于巫术，各种祈雨方式便应运而兴。其中有一种直观的办法，就是利用亲水动物，来向老天爷乞求，因为这些动物比人更与水有缘。比如蟾蜍、青蛙、鹭鸟，都有候选的资格。铜鼓作为祈雨仪式中的响器，加上这些动物纹饰，足以增强巫术作用。由此上溯到“太阳神鸟”和与之伴生的金蛙饰，可以看出其中的祈雨巫术意味。
   
    徽记中心火辣的太阳，标志着干旱对蜀人生活的威胁，为人们敲响了警钟：要注意防灾!围绕着它飞行的鹭鸟，鼓舞着人们的自信心，告诉人们它是水的使者，有能力抑制干旱的发生。
   
    四、简单结语
   
    “太阳神鸟”金徽不仅是图案优美的艺术品，宝贵的文物珍奇，而且是古蜀文化的一种载体。徽记上绕日飞行的鸟类，应当是鹭类的鸀鵒(烛玉)，乃是群集性的水禽。由于鹭与鼓有特殊的关系，自古就成为人们的共识；因此西南民族习用的铜鼓，就常常有鹭纹存在。这样，就在金徽与铜鼓之间构成一座桥梁，从而使金徽的图案移用到铜鼓上，这就是铜鼓图纹与金徽有惊人相似性的原因。
   
    既然如此，我们便可以将铜鼓和金徽联合起来，进行文化解读。铜鼓直到晚近还相当流行，其内涵比较显露，不妨用作解读金徽的敲门砖。于是我们看出，金徽说明了负阴抱阳的圜道；动水对炎火的制约；从而引申出预防灾患的意识。
   
    目前不少研究者用太阳崇拜来解释“太阳神鸟”的一切，当然也有一定道理。但金沙时代已经进入西周，民智已开，不能再把蜀人看作蒙昧时期什么都崇拜的愚氓。能够设计和制作出如此精妙的徽记，那些人不可能始终停留在简单的太阳崇拜浅层次信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