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羌彝走廊是指从西北高原青藏高原东缘甘肃、青海之交向南，沿四川松潘草地，向南经横断山脉到滇西高黎贡山、云岭的一条古代民族走廊。这条民族走廊，费孝通先生将其命名为藏彝走廊。古代活跃在这条民族走廊川滇黔区域的主要居民是被称为西南夷的各个族群，主要包括氐羌和濮越两大民族系统。
濮越为上古时代中国南方的主要民族系统之一，是今壮侗语族各民族的先民。濮越的历史十分悠久，因其分布甚广，群落众多，故称“百濮”或“百越”。而历史上属于氐羌系统的族类，是今藏缅语族各族的先民，如今甘、青、川交界处，古代是西羌以及其后的党项羌，现在是藏族; 岷江和大渡河上游，古代是冉、駹及白狼、槃木、唐菆等，现在是羌族和藏族中的嘉戎支; 沿大渡河及安宁河至滇东、黔西及昆明一带，古代是筰都、巂等部落或者越巂羌叟，现在主要是彝族; 沿安宁河至大理一带，古代是摩沙和昆明，现在是纳西族、普米族和白族。据历史文献及本民族传说，这些族体的历史均可上溯到氐羌。就语言的系属而言，他们都是汉藏语系藏缅语族之下的各族，有着亲缘关系①。在中国南方，古代民族的构成基本上就是濮越和氐羌两大民族系统。至今除苗瑶语系外，中国南方仍以壮侗语族及藏缅语族的民族为主。
一、早期青铜时代藏羌彝走廊川滇黔文化区域的分布
关于藏羌彝走廊川滇黔区域早期青铜时代的文化遗存，目前的发现还相当有限。从已有的考古资料看，早期青铜时代的文化遗存仅在黔西滇东北区域、滇池区域、滇西剑湖区域、洱海区域、滇西南澜沧江和怒江下游等地有所发现，而大多数早期青铜文化遗存既与当地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之间没有直接的继承发展关系，又与全盛时代的西南夷青铜文化遗存之间没有直接的发展演变关系。
( 一) 黔西滇东北区域
黔西滇东北区域的早期青铜时代文化遗存分别发现于位于中水盆地的贵州威宁中水鸡公山和位于昭鲁盆地的云南昭通鲁甸野石山。
2004 年，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在威宁中水鸡公山遗址进行发掘，出土了有段铜锛和铜凿等小件青铜器，形制与出土的同类石器非常相似，并且与中水吴家大坪遗址出土的同类石器具有相同的形制。该遗址的时代为商周时期，绝对年代为距今 3300 ～2700 年②。滇东北昭通地区的鲁甸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就已发现过早期青铜文化的遗存，由于缺乏可以参照对比的资料，故将该遗存定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存。1984 年在昭通营盘村收集到青铜戈，1986 年对营盘村古墓进行发掘，确定为青铜时代遗存，其中的乙区墓地与鲁甸马厂遗址有一定关系，而马厂遗址在当时被认为是新石器时代遗址，这与营盘村乙区墓地在时代上有较大缺环，因而推断营盘村乙区墓地的时代大致在春秋时期。
2002 年，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对鲁甸野石山遗址进行发掘，在遗址第三层发现铜锛、铜锥等小件铜器与陶器、石器共存的现象，确定野石山遗址为昭鲁盆地青铜时代早期遗存，碳十四测定年代数据分别为 2985 ±80 年、3105 ±105 年，推定其年代数据介于公元前 1300 ～ 前 900 年之间［1］。由于鸡公山遗址的文化遗存在中水盆地和昭鲁盆地多处发现，因而有学者提出“鸡公山文化”的概念。罗二虎和张合荣认为，鸡公山文化分为早、晚两期，早期遗存有中水鸡公山遗址部分遗迹、吴家大坪、营盘山遗址下层和昭通过山洞、野猪洞、黑泥土等遗址，晚期遗存有鸡公山部分遗迹、营盘山上层、鲁甸马厂和野石等遗址，并认为鸡公山文化大致反映了云贵高原山地青铜时代早期阶段的发展水平［2］。
鸡公山文化的铜器都是小件器物，数量很少且多属于工具一类器物，而鸡公山文化的最初阶段尚处于新石器时代末期，因此其青铜时代的开端应是直接从当地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门槛跨入的，处于青铜时代的最初阶段，绝对年代为公元前 1300 ～ 前900年。
但是，黔西滇东北区域中水盆地鸡公山、吴家大坪的最晚年代约距今 3000 年，与营盘山下层年代( 距今约 2990 年) 相衔接，而营盘山遗址与昭通鲁甸野石山遗存的年代大体相同，两者与鸡公山文化属于同一文化的不同发展时期。这种关系说明，鸡公山文化的早期青铜时代包括了同一文化在不同地域的发生和演进，鸡公山和吴家大坪是发生地，营盘山和野石山等则是发展地。像这一类早期青铜文化发展演进过程中的时空变化，正可谓属于 E． Ｒ． 塞维斯( Elman． Ｒ． Service) 在《文化的演进》( Cultural Evolution: Thoery in Practice)中所总结的“种系发生进化的非连续性原则”和“进化的地域非连续性原则”［3］( P．33 －34)那样的情形，这对于黔西滇东北区域青铜文化起源与演变研究来说，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 二) 滇池盆地
滇池盆地发现的青铜时代早期文化遗存以昆明西山天子庙为代表。2005 年，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天子庙遗址进行了发掘，目前发掘报告尚未刊布。据发掘者蒋志龙先生的报道，在发掘的 2005XLTT1 中，第 7 层至第 10 层为早期堆积。第 7 层陶器的显著特点是以红色为主，以钵、碗等器类为主，器体较小，基本为素面。从第 8 层开始，无论在器类还是陶系上都有了变化，陶片以灰黑色和褐色为主，同时还有一些红陶类器物，器类以侈口罐和敛口钵为主，平底和圈足器极少见，可能多为小平底和圜底器，陶器虽仍以素面为主，但在陶器肩部和底部新出现了刻划斜线纹、波折纹及叶脉纹等，同时该层还清理出铜条、泥质纺轮以及有肩石锛和玉镯残件等。第 9 层陶片多为灰黑、灰褐的夹砂陶，以敞口高领罐和敛口钵为主，有极少量的平底盘和圈足器，亦出土铜片，陶器器类与第 8 层相似。第 10 层无论在陶质、陶色还是器类组合方面均同于第 9 层，器类以罐类为主。天子庙遗址中层遗存的年代相当于春秋战国时期［4］。另据报道，天子庙中层出土的铜器还有鱼钩、箭镞等，更晚的上层则在沿袭中层器物群的同时，新出现了豆、尊及大喇叭口旋纹罐等该区域春秋战国时期的典型陶器组合［5］( P．46)。
从公布的资料看，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青铜时代早期，西山天子庙中层的最大变化有三点: 一是陶器出现变化，以小平底器为主; 二是出现有肩石器; 三是出现铜器。前两点变化与铜器的出现同时发生，似乎意味着该地一种新的文化的生长，而这种新的文化应当是与新族群的进入相伴随的。换句话说，由于新族群的进入引致该地文化的变化，从而推动了该地文化的演进，使该地进入早期青铜时代。
西山天子庙中层某些遗存如陶器种类、纹饰和陶色既与新石器晚期的石寨山类型有所不同，又与春秋战国时期的石寨山文化( 即“滇池区域文化”) 遗存有所差异，这一现象反映了什么样的问题，其原因何在? 这是否可能意味着西山天子庙青铜文化的起源与其他同时期的石寨山文化有所不同或另有缘由? 由于资料不足，目前还不能加以进一步分析。
(三) 剑湖区域
考古学者对位于剑湖区域的剑川海门口遗址的发掘始于 1957 年，他们在这里发现了大量木桩、陶器、石器、骨器以及大量动物骨骼，共出土铜器 13 件，《发掘简报》认为这是一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作铭先生则认为此地已进入铜器时代［6］。
1978 年考古学者对此地进行了第二次发掘，对于遗址的性质，肖明华先生明确提出属于青铜时代早期遗址［7］。2008 年又进行了第三次发掘，出土文物 3000 余件，有陶器、石器、骨角牙器、木器、铜器、铁器、动物骨骼和农作物等 8 类，文化堆积分为 10 层，初步分为三期: 一期为新石器时代晚期，年代介于公元前 3300 ～ 前 1900 年之间; 二期为青铜时代早期，出土铜器均为小件器物，有凿、铃、锥、刀，年代大致介于公元前 1800 ～ 前 1200 年之间; 三期为青铜时代中期，出土铜器较二期增多，有镯、锥、箭镞等，年代大致介于公元前 1100 ～ 前500 年之间，这里是云贵高原最早的青铜时代遗址③。
出现在剑川海门口遗址第二期稍晚地层的青铜时代早期文化遗存，与第一期遗存的关系值得注意。总的来看，第二期出现了质的变化，虽然第二期石器沿袭了第一期的风格，但陶器的变化很大，第一期的器物已经很少见到，出现了大量带耳陶器并且新出现了铜器，这一现象可能意味着族群和文化的变化。这就是说，剑川海门口遗址青铜时代早期遗存的出现，很有可能是与族群的变化同时发生的。第三期与第二期的关系较紧密，铜器虽然有所增多，但仍然是小件器物，出土的石范也表明铜器铸造还处于粗放阶段。不过铜镯这种装饰品的出现，却意味着铜器器类增多和铸铜业的初步发展。
(四) 洱海区域
洱海区域青铜时代早期文化以大理市海东镇银梭岛三期、四期、五期遗存为代表。银梭岛一期、二期遗存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绝对年代为公元前 3000 ～ 前 2400 年。第三期的年代为公元前 1500 ～ 前 1100 年，属于青铜时代早期，出土了少量小件铜器，有锥、鱼钩、镯、铜条等，亦出土了不少铜渣。第四期的绝对年代为公元前 1100 ～900 年，铜器数量仍然不多，亦均为小件器物或残件，器型有锥、镞、镯、铜条以及铜渣。五期的绝对年代为公元前 800 － 前 400 年，出土的铜器亦少，多为小件器物，其中鱼钩的数量稍多④。
(五) 怒江下游
在怒江下游的龙陵大花石遗址晚期曾发现小件铜器和铸铜石范残件的残片，年代为距今3335 ～ ± 160 年⑤，但它是否可以代表该区域出现的青铜时代早期文化遗存，由于资料太少，目前还难以断定。
二、早期青铜文化的连续性与间断性
从上述五个区域的青铜时代早期文化遗存出现的情况分析，除怒江下游的情况目前尚不清楚无法深入讨论外，可以得出四点初步认识:
第一，剑湖区域和洱海区域早期青铜文化的兴起，看来都与外来族群和文化的进入有关，都不是在当地原来自身新石器文化的基础上直接地连续发展而来的。
第二，黔西滇东北的鸡公山文化应当是在自身新石器文化基础上发展演化出来的早期青铜文化，但早期青铜文化在这个区域内的发源点究竟在何处，当前还不能做出确切判断，不过从目前既有的资料分析，很有可能是在鸡公山。但是，在鸡公山文化连续发展的下一个阶段即野石山和营盘山时期，黔西滇东北青铜文化出现了新的变化，而后持续演变直至红营盘时期。
第三，滇池盆地的西山天子庙中层遗存的出土现象，不论新石器晚期的石寨山类型还是青铜时代的石寨山文化( 滇文化) ，在陶质、陶色和器物类型等方面均有所区别，这种变化现象可能意味着当地青铜文化另有来源。但由于目前资料的限制，这一初步认识尚需今后获得翔实资料后加以验证或修正。
第四，大理银梭岛青铜文化遗存始于第三期，而第三期与第二期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之间存在较大缺环［5］( P． 46)，这一现象可能意味着别一族群及其文化的进入。
以上四类青铜文化起源的情况，从文化演化的角度分析，不论哪一种事实上都是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结构性变异的结果，但由于其青铜文化起源的情况不同，导致它们在各自青铜文化的发展方式上分道扬镳，产生了极不相同的结果。
从后来的发展过程来看，不论是剑川海门口还是大理银梭岛的早期青铜文化，它们在时间上和地域上均与战国至西汉时期发达的洱海区域青铜文化存在非连续性发展链条，出现了很大差异，这表明战国至西汉时期的洱海区域青铜文化不是从剑川海门口或大理银梭岛发展而来的，而剑川海门口和大理银梭岛的青铜文化差不多在洱海区域青铜文化兴起之前就已消亡不存了。
可是黔西滇东北青铜文化却大不相同。由鸡公山文化演进到野石山、营盘山遗存，后者又继续演进到红营盘等遗存，一方面，从文化性质而言，“其文化很可能保持着鸡公山→野石山遗存→红营盘文化的不间断的发展过程，没有发生传统的中断和转移”［8］; 另一方面，从整个昭鲁盆地来说，早期青铜文化不论在时间上还是空间上都具有非连续性发展演化的特点，这就使得昭鲁盆地的早期青铜文化在时空演变过程中发生了结构性变异，其地域适应性由此得以不断加强，从而增强了该地域青铜文化的持续发展能力。［9］
上述两种文化演化路径似乎意味着，正是因为不同的演化方式，因而导致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演化结果: 洱海区域最终发展出了以游牧为特征的昆明文化，而黔西滇东北区域发展出了以农耕为特征的夜郎文化。
滇池盆地的西山天子庙早期青铜文化遗存的情况，由于资料太少，目前还不能做出评判，不过从仅有的材料看，其与黔西滇东北的演化情况多少有些类似。
三、青铜时代的文化区域
根据历史文献关于古代藏羌彝走廊川滇黔区域各主要族群分布地域的记载，综合考虑学术界有关西南夷地区考古学谱系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将藏羌彝走廊川滇黔青铜文化划分为 13 个区域，这些区域既具有自身的独立性也互有一定或相当的联系。
( 一) 黔西滇东北夜郎青铜文化区
这个区域主要是夜郎及其周围小国的分布区域，属于这个文化区域的考古学文化遗存有: 贵州威宁中水鸡公山遗址、贵州威宁中水吴家大坪遗址、贵州毕节瓦窑遗址、贵州普安铜鼓山遗址、贵州威宁红营盘墓地、贵州赫章可乐墓地、贵州威宁中水墓地和云南昭通营盘的甲区墓地等等，年代约从商代到西汉。在从东周到西汉的墓地内出土了大量青铜器，多为青铜兵器，赫章可乐还出土了作为套头葬用具的铜鼓。
( 二) 滇东曲靖盆地劳浸、靡莫青铜文化区
按照《史记·西南夷列传》的记载，“其( 夜郎) 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10］( P． 2991)，又载“滇王者，其众数万人，其旁东北有劳浸、靡莫，皆同姓相扶”［10］( P． 2997)，这就指明劳浸、靡莫分布在夜郎的西面和滇的东北面。一般认为夜郎在黔西和滇东北之间，滇在滇中的滇池一带。据此，劳浸、靡莫应当在滇东的曲靖盆地一带。
在以滇东曲靖盆地为中心的劳浸、靡莫地区发现的重要青铜时代文化遗存有: 曲靖市珠街八塔台墓地、曲靖横大路墓地和曲靖麒麟区潇湘平坡墓地，出土青铜器种类繁多，有兵器、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各种装饰品、扣饰、房屋模型以及各种动物图案、扣饰、杖头、铃、带扣等。
( 三) 滇池区域滇青铜文化区
分布在金沙江中游以南，东至罗平，西迄禄丰、楚雄，南达通海，北止东川的地域内发现滇文化遗存数十处，出土青铜器达 1 万件以上，主要文化遗存有: 晋宁石寨山墓地、江川李家山墓地、江川团山墓地、呈贡天子庙墓地、呈贡龙街石碑村墓地、昆明羊甫头墓地、昆明大团山墓地、昆明上马村五台山墓地、安宁太极山墓地、东川普车河墓地、楚雄万家坝墓地、嵩明凤凰窝墓地、晋宁小平山遗址、澄江学山遗址、玉溪刺桐关遗址、西山王家墩遗址和西苑遗址等。该区出土青铜器种类繁多，以兵器、铜鼓及贮贝器为主，尤以表现祭祀、战争、狩猎、纺织、动物的贮贝器著称，年代为春秋晚期至西汉。
( 四) 安宁河流域邛都青铜文化区
安宁河流域青铜文化区主要是邛都的活动区域。安宁河类型分布在金沙江北岸二级支流安宁河流域及其东部地区，这一区域的青铜时代文化遗存主要是分布在安宁河流域的大石墓，集中在安宁河谷的喜德、冕宁、西昌、德昌和米易五县市。此外，在金沙江北岸的小支流西罗河上游普格县小兴场也有一处大石墓分布点。现已发现大石墓230 余座［11］，可以确定为大石墓遗址的有 4 处: 德昌锦川乡王家田遗址、西昌琅环乡棲木沟遗址上层文化、西昌樟木箐乡咪咪啷遗址、冕宁城关三分屯遗址。此外，与大石墓有关的有西昌大洋堆 3号土坑墓、西昌市樟木箐乡麻柳村器物坑。安宁河流域青铜文化区出土铜器较少，主要有小型装饰品和小件兵器，出土短刀较多，长兵器极少，其年代约为西周至东汉。
( 五) 青衣江 － 大渡河流域徙青铜文化区
以青衣江流域今四川宝兴县为中心并波及大渡河流域今四川石棉县和汉源县等地是徙人的主要分布地域。其中的重要文化遗存有: 四川宝兴县城关及城郊墓葬群、四川宝兴县瓦西沟口墓葬群、四川宝兴县陇东石棺葬群、宝兴汉塔山土坑积石墓群; 在大渡河流域发现的徙人青铜文化遗存有: 四川汉源县大窑石棺葬、四川石棉县永和乡土坑墓。该区出土的青铜器以锥形矛、直内戈、扁茎柳叶形剑、三叉格柄剑等为特点。
化在其演化过程中具有明显的二重性特征。一方面，从《史记·西南夷列传》的记述不难看出，在滇、邛都等周围，分别分布有若干“君长”，每个君长分别代表一个族体，“西南夷君长以百数”［10］( P． 2997)，应有上百个这样的族体。这些族体首领既称“君长”，就表明它们是一个个互不统属的族体。既然互为族体，也意味着它们在文化上必有一定差别，反映在考古学文化上，就是地域类型内部所存在的文化因素组群的差异。另一方面，尽管上百个族体互不统属，但在滇池区域的君长中以“滇最大”，在邛都区域的君长中以“邛都最大”。所谓“最大”，实际上不仅指其族群最大、地域最广、权威最高，而且文化也最发达，是各自地域内的主体文化。反映在考古学文化上，就是各地域类型中都有自己的主体文化或文化中心，如滇池区域以滇文化为中心，安宁河区域以邛都为中心，正与《西南夷列传》所记情况若合符节，充分表现出典型的二重性形态: 各区域青铜文化内部的整合与区域之间的不整合。而整合与不整合的决定性因素取决于从部落和酋邦时代发展演化而来的各大“君长”在文化和政治影响力方面的广度和深度。
川滇黔区域地处青藏高原东缘往南至横断山脉及以南的地带，这一地带尽管山高谷深，但在地理上却有着连通南北、沟通东西的天然交通优势，从而为这一区域内青铜文化同外界的接触、交流与互动提供了有利条件，这就赋予了该区域青铜文化另一个显著的特征，即它的吸纳性和辐射性。例如，位于藏羌彝走廊以西以北的巴蜀青铜文化对这一地带曾发生深刻的影响，巴蜀文化的三角形援青铜直内戈和扁茎无格式青铜剑在这一地带广泛分布，就是该地带吸收巴蜀文化因素的结果。又如，川西高原和西北地区特有的石棺葬及陶双耳罐在该地带一些区域流行，也是吸纳外部文化的结果。再如，原产于印度洋的白色海贝在滇池区域大量发现，就是该地与缅甸、印度文化交流的结果。这实际上反映出藏羌彝走廊川滇黔区域青铜时代文化的多元性色彩，同时也表现出藏羌彝走廊川滇黔地区青铜文化的开放性特点。而滇池区域丰富的铜锡矿产资源，在商代就北输巴蜀和中原; 川滇黔区域特有的铜鼓和巴蜀青铜文化的某些器类南传到东南亚地区; 巴蜀地区发现的大量海贝、象牙、琉璃珠以及西北地区发现的海贝，都是经由藏羌彝走廊进行传输转运的。正是在长期保持与外界进行交流互动的过程中，藏羌彝走廊青铜文化才获得了更加充分的发展动力，从而促进了青铜文化的长足发展和演进。
五、青铜时代文化演化的外在动力
总的看来，藏羌彝走廊川滇黔区域的史前文化与青铜文化之间有着长达数百年的缺环，而这期间正是氐羌系族群从北面、濮越系族群从东面相继迁徙进入走廊的时段，所以在多数区域出现的青铜文化与当地史前文化没有前后承袭和发展演变的关系，这是可以理解的。
在藏羌彝走廊川滇黔广大地区发现的文化遗存中，大量存在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青铜时代的有肩、有段石器或青铜器。例如在石寨山类型的王家墩发现有段铜锛和铜斧; 在芒怀类型出土的石斧均为有肩石斧，分为钺形和靴形两种，并且与剑川海门口、祥云大波那出土的铜钺以及晋宁石寨山和江川李家山出土的铜钺相似［17］( P． 21 －22); 在小河洞类型出土的有肩石斧，与四川雅安沙溪遗址出土的石斧相同［16］。其他如昭通闸心场类型、通海海东村、景洪曼蚌囡、龙陵大花石等遗存以及昆明天子庙，均出土有肩、有段器物。而在石寨山类型中的有肩、有段石器占出土石器的 33%，芒怀类型出土的双肩斧占出土石斧的 40%。⑦有肩、有段器物在藏羌彝走廊地区的广泛分布，表明长江中下游濮越族群及其文化的大量进入。
藏羌彝走廊石棺葬的分布十分广泛，与石棺葬同时出现的是双耳陶罐，这在岷江上游地区、青衣江上游地区、金沙江中下游地区广泛分布并形成十余种文化类型，其中年代最早的可到商代前后，最晚的相当于西汉后期至东汉前期［18］( P．233 －246)。这种情形，无疑是氐羌系统的族群及其文化进入藏羌彝走廊地区的物质文化表征。
以上文化元素的出现，正当藏羌彝走廊各族群由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向青铜时代文化演化之际，它们在藏羌彝走廊川滇黔地区大量而广泛地出现，甚至成为当地文化的主流，这一现象非常值得重视。看起来氐羌系族群和濮越系族群在进入藏羌彝走廊各地后，经与当地原生文化充分融合，形成了新的文化类型，并在藏羌彝走廊各族向青铜时代转变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所以，就族属而论，青铜时代活跃在藏羌彝走廊川滇黔区域的族群不是氐羌系就是濮越系。虽然如此，我们还必须认识到，不论氐羌系还是濮越系族群，他们一旦进入藏羌彝走廊川滇黔地区，同当地藏彝走廊47中的重要发现有: 四川巴塘县扎金顶墓群、雅江县呷拉墓群、甘孜县吉里龙墓群、炉霍县卡莎湖墓群。云南德钦县永芝古墓葬、德钦县纳古石棺墓、德钦县石底古墓等，出土青铜器有锥形矛、直内戈、扁茎柳叶形剑、三叉格柄剑等，年代为战国至西汉。在中甸克乡清理的 43 座石墓，出土的青铜器以曲柄铜剑、鹰和鹿杖头、短柄铜镜等为特点，年代为西周时期［14］。
( 十二) 红河流域句町青铜文化区
根据笔者对古文献的分析，云南的东南部及广西的西南部属于句町的分布范围。句町区域的青铜文化遗存有: 云南元江县洼垤打篙陡墓地，时代“应为春秋晚期至战国晚期”［15］，元江罗垤白堵克墓地清理墓葬 14 座。个旧石榴坝墓地，发掘者认为其时代“上限可定于战国初期或更早”［16］，此外还有红河县的小河底流域以及广西西林普驮铜鼓墓葬。该区的主要青铜器有细长銎椭圆刃钺、不对称圆弧刃钺、蛇头形首剑、杖首等。
( 十三) 滇南漏卧青铜文化区
今云南曲靖地区南部的师宗县和红河州北部的泸西县为漏卧的主要分布区。该区青铜文化遗存目前发现两处: 一处为云南泸西县的石洞村墓地，土坑墓 93 座，出土的铜器主要有无胡戈、一字格剑、削、牌、扣饰、镯、弩机等，陶器主要有罐，时代大致在西汉中晚期至东汉初; 另一处为泸西县大逸圃墓地，清理长方形竖穴土坑墓 190 座，出土的铜器主要有三角援戈、一字格剑、山字格剑、镞、臂甲、削、锥、凿、镯、扣饰等，铜铁合制器有铜柄铁剑、铜铁矛、铜柄铁削，陶器以平底罐、敞口圜底釜为主。根据出土器物判断，大逸圃墓地的时代与石洞村墓地基本同时或稍早⑥。
四、青铜时代文化区域的时空变化及特征
综上可知，青铜时代藏羌彝走廊川滇黔各区域的空间分布有了相当大的扩展，不但突破了原先狭小自然地理的界域限制，而且多数地域内部业已形成有中心、分层次的政治结构，各区域间的交流也日益频繁，从整体上演化到比较成熟的水平。
通过对藏羌彝走廊川滇黔区域新石器时代与青铜时代文化遗存的主要特征进行对比，不难看出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目前已发现的早期青铜文化遗存区域，只有鸡公山文化、以西山天子庙为代表的滇文化、剑湖区域的剑川海门口遗存、洱海区域的大理银梭岛遗存、怒江下游的龙陵大花石遗存等五处，其中除鸡公山文化青铜时代早期遗存有可能是从当地新石器晚期文化直接演进而来外，其他四处青铜时代早期文化遗存都有可能来源于新的族群和文化的进入。
第二，有些区域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存与其后的青铜时代文化具有前后相承、发展演变的关系，可以认为是该区域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到青铜文化的连续发展。这些区域有黔西滇东北区域和滇池区域。
第三，有些区域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存与其后的青铜时代文化有着较大差异，不具有或者目前还看不出其间的前后承袭、发展演变关系。这些区域有安宁河流域，青衣江流域，金沙江上游白狼、槃木、唐菆区域，岷江上游冉駹区域和澜沧江支流银江河流域。
第四，在一些属于青铜时代文化区的范围内，虽然分布有更早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存，但仅能看出青铜时代文化对新石器时代文化某些文化因素的吸收性影响，二者之间没有直接的承袭与演变关系。这些区域有洱海区域，金沙江中游及其龙川江和晴蛉河流域，滇中杞麓湖区域、红河流域。
第五，另一些属于青铜时代文化的区域则限于当前所获知的资料，还看不出该区域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面貌，这些区域有滇东曲靖地区劳浸、靡莫区域和雅砻江下游盐源盆地。
从藏羌彝走廊川滇黔区域青铜器的整体形态上看，金沙江上游、中游的滇西北、滇、盐源等类型大量流行山字格青铜剑。金沙江以南的滇西类型和金沙江以北的安宁河类型、盐源类型流行圆弧刃钺。三角形援直内戈在金沙江中、上游南北的滇西、滇、盐源类型以及下游的昭通地区，都是主要的横击长兵器种类。青铜杖首在滇西、滇池区域和雅砻江流域流行，尤其以鸡、鸟等为主题的禽鸟杖首盛行于洱海和雅砻江区域。诞生于金沙江文化区的铜鼓则在洱海区域、滇池区域和雅砻江区域中流行。从陶器上看，青铜时代藏羌彝走廊地区的陶器仍以罐类为主且以平底带耳为主。这些贯穿各个地方类型的共同文化因素，构成了藏羌彝走廊川滇黔区域青铜时代文化的基本结构，意味着藏羌彝走廊川滇黔地区的青铜文化形态日益走向成熟。
从政治结构上看，藏羌彝走廊川滇黔区域青徙人的墓葬有石棺葬和土坑墓两种，土坑墓的数量多于石棺葬，但两种墓葬内出土的器物完全一致。这种现象不但在徙故地存在，在西南地区许多石棺葬分布区也同样存在，如云南巧家县城、剑川鳌凤山、昌宁坟岭岗等处墓葬。徙故地出土的器物以铜器中的三字格剑、曲柄剑、泡钉、短柄镜、轮形饰和马具和陶器中的双耳罐最具地方特点，特别是宝兴陇东出土的带有三短足和牛羊头附加堆纹的双耳罐，不见于其他地区，地方特色最为突出。徙故地这种以三字格剑、曲柄剑、泡钉、短柄镜为主要元素的青铜器组合在川西山地、川西南、滇西北和滇西也普遍存在，反映出在这片广袤的区域内各种青铜文化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 六) 雅砻江下游盐源盆地筰都青铜文化区
根据笔者对古代文献、考古资料的分析，按照时空对照来考虑，雅砻江下游盐源盆地青铜文化区主要是筰都的活动区域。
筰都青铜文化区主要分布在金沙江中游北岸一级支流雅砻江流域盐源盆地及泸沽湖周围，集中分布在云南省宁蒗县、永胜县和四川省盐源县、盐边县。已发掘的遗存有宁蒗大兴镇古墓群、永胜县程海龙潭村古墓群和盐源老龙头古墓群。该区出土了大量青铜器，有三叉格剑、双环耳柄首剑、曲柄剑、双圆饼首剑、曲刃戈、三角形援戈、弧背刃削、双柄刀、双环首短剑等兵器，以及铜鼓、铜钟、铜釜、铜杖、杖首、枝形器等。该区域青铜文化年代约为春秋到西汉。
( 七) 保山盆地巂青铜文化区
这一区域主要是巂人及其族群的活动区域。在云南保山地区发现的青铜时代文化遗存主要有: 昌宁县坟岭岗墓地、昌宁县城近郊的达丙乡和右文乡墓地。青铜器主要有山字格剑、柳叶形矛、圆锥形矛、铜弯刀、铜盒、不对称靴形钺、长柄舌形刃钺镦、臂甲、短柄镜、铃、手镯，片状挂饰等。在白沙坡清理长方形竖穴土坑墓 50 座，出土器物279 件，其中以三叉格剑、铜镯、有柄铜镜和花形饰件等具特点，年代推测为战国至西汉初期［12］。在保山盆地及相邻的龙陵、施甸、腾冲等县调查采集青铜器地点有 20 余处，发现的青铜器以锚形铜钺、靴形钺、弯刀、编钟、铜盒、铜案、圆刃戚等具特点。
( 八) 洱海区域昆明青铜文化区
以洱海为中心的昆明青铜文化主要分布在金沙江以南，洱海以东，禄丰、楚雄以西，哀牢山以北的地域范围内，在云南祥云、弥渡、宾川、剑川、姚安、鹤庆、大理、云龙、永平等县均有发现。主要文化遗存以剑湖为中心，有剑川海门口遗址、祥云大波那木椁铜墓和木椁墓、祥云检讨村石墓群、弥渡苴力石墓群、弥渡合家山青铜器范采集点、剑川鳌凤山墓地、宾川青铜文化遗存、宾川古底石棺墓群、宾川夕照寺墓葬群、鹤庆黄平墓葬群、楚雄万家坝墓群等。该区出土的青铜器达 4000 余件，主要有山字格剑、曲刃矛、V 型銎锄、圆刃钺、铜鼓、禽鸟式杖首等，一般认为属于滇西类型，年代约为战国中叶到西汉［13］( P． 130 －131)。
( 九) 岷江上游冉、駹青铜文化区
岷江上游青铜文化区主要是冉、駹等族的活动区域。该区青铜时代文化的重要发现有茂县、理县、汶川的石棺葬群，茂县城关、营盘山、别列、勒石村的石棺葬群，牟托一号石棺墓，理县佳山寨石棺葬群。该区出土的铜器物以山字格剑、曲柄剑、手镯、泡钉为基本组合，年代早晚不等，约为西周到东汉。
( 十) 川北陇东南氐文化区
川北与陇东南地区的古代文化与文献中记载的白马人群关系最为密切，主要分布于四川北部的九寨沟、平武和甘肃东南部的文县、武都等地，为白马文化区。按照《史记·西南夷列传》所述，白马属于氐系文化区。
2005 ～ 2008 年，在九寨沟发现的阿梢脑汉代遗址，出土了 5 件铁器、1 件铜器以及包括 1 片在内的一些陶片、石器。这里出土的凹口锸也见于甘肃文县和四川平武、茂县、理县等地。由于在甘肃武都新石器遗址中存在着彩陶，因此九寨沟地区发现的彩陶可能与陇东南的早期彩陶之间存在联系。2005 年发掘的四川平武水牛家寨汉代遗址，发现了锸、犁铧等铁器，石斧、石杵等石器，罐、壶、盆、钵、瓶、纺轮等陶器。这些发现表明，分布于川北与陇东南地区的古代白马族群处于定居农耕的生活状态。
( 十一) 金沙江上游白狼、槃木、唐菆青铜文化区
根据笔者对古代文献、考古资料的分析，按照时空对照来考虑，金沙江上游文化区的大致空间范围包括今四川西北高原甘孜州一带和云南西北高原迪庆州一带以及川西南的木里县一带，主要应是《华阳国志》所记载的白狼、槃木、唐菆等族群的活动区域。在这一地区发现多处青铜文化遗原住民相融合并取得了政治上、经济上的主导地位后，即“其当处立名，则名从方号”⑧，他们就不再是原先的族类而成为一支支新的族群，并在时间发展的序列中演化为当地土著，于是就有了夜郎、滇、邛都、巂、昆明、筰都、冉、駹、白马等族群称号。
尽管进入藏羌彝走廊川滇黔地区的氐羌系和濮越系族群的来源地并不相同，即他们的“母体”并不一致，但是由于族属相同，文化相近，或许还有一些亲缘关系，所以他们比较容易交流、沟通和互动。藏羌彝走廊地区广泛分布的相同文化因素，正是各族文化广泛交流的遗迹。而藏羌彝走廊川滇黔地区青铜文化在大致相同的一个时间段中发生，也是由于这样的原因，或者说是其中的主要原因之一。
注释:
①参见罗常培等《国内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概况》，北京: 中华书局，1954 年版。
②张合荣、王林、罗二虎《贵州威宁县鸡公山 2004 年发掘简报》，《考古》，2006 年第 8 期。
③参见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理州文物管理所、剑川县文物管理所: 《云南省剑川县海门口第三次发掘》，《考古》2009 年第8 期; 闵锐《剑川海门口遗址发掘》，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探寻历史足迹，保护文化遗产———纪念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成立五十周年》，昆明: 云南教育出版社 2009 年，第 52 ～55 页。
④参见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理市博物馆、大理市文物管理所、大理州文物管理所《云南大理市海东银梭岛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9 年第 8 期; 闵锐《大理银梭岛遗址发掘》，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探寻历史
足迹，保护文化遗产———纪念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成立五十周年》，昆明: 云南教育出版社 2009 年，第48 － 51 页。
⑤参见王大道《滇西史前考古的重要收获，大花石遗址墓地发掘硕果累累》，《中国文物报》，1992 年 4 月 19 日; 王大道《考古工作主要收获》，《云南年鉴·文化·文物》，1990 年版。
⑥参见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红河州文物管理所《泸西石洞村大逸圃墓地》，昆明: 云南科技出版社，2009 年版。
⑦参见王大道《再论云南新石器文化的类型》，《云南考古文集》，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1998 年，第 41 ～ 61 页; 蒋志龙《云南昆明天子庙贝丘遗址发掘获重要收获》，《中国文物报》，2005 年 9月 28 日。
⑧参见《左传》文公十六年孔颖达疏。
参考文献:
［1］刘旭． 云南鲁甸县野石山遗址发掘简报［J］． 考古，2009( 8) ．
［2］罗二虎，张合荣． 试论鸡公山文化［J］． 考古，2008( 2) ．
［3］［美］E． Ｒ． 塞维斯． 文化进化论［M］． 黄宝玮等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1991．
［4］蒋志龙． 云南昆明天子庙贝丘遗址发掘获重要收获［N］．中国文物报，2005 －09 －28．
［5］刘旭． 追寻先民的脚步·概说［A］/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探寻历史足迹，保护文化遗产———纪念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成立五十周年［C］． 昆明: 云南教育出版社，2009．
［6］作铭． 剑川海门口古代文化遗址清理简报［J］． 考古通讯，1958( 6) ．
［7］肖明华． 云南剑川海门口青铜时代早期遗址［J］． 考古，1995( 9) ．
［8］刘旭，孙华． 野石山遗存的初步分析［J］． 考古，2009( 8) ．
［9］段 渝． 夜 郎 国 与 夜 郎 酋 邦 社 会［J］． 社 会 科 学 战线，2016( 3) ．
［10］( 西汉) 司马迁． 史记·西南夷列传( 卷 116) ［Z］． 北京:中华书局，1974．
［11］四川省考古研究院，凉山州博物馆，西昌市文管所． 安宁河流域大石墓［Z］． 北京: 文物出版社，2006．
［12］王 大 道． 云 南 昌 宁 坟 岭 岗 青 铜 时 代 墓 地［J］． 文物，2005( 8) ．
［13］王大道． 云南青铜文化与新时期晚期文化的关系［A］/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 云南考古文集［C］． 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1998．
［14］王涵． 云南中甸县的石棺墓［J］． 考古，2005( 4) ．
［15］王大道，杨帆，马勇昌． 云南元江县洼垤打篙陡青铜时代墓地［J］． 文物，1992( 7) ．
［16］黄德荣，戴宗品． 云南个旧石榴坝青铜时代墓葬［J］． 考古，1992( 2) ．
［17］阚勇． 试论云南新石器文化［A］/ /云南考古文集［C］． 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1998．
［18］罗二虎． 文化与生态、社会、族群: 川滇青藏民族走廊石棺葬研究［M］． 北京: 科学出版社，2012．
作者简介: 段渝，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 巴蜀历史文化、南方丝绸之路与欧亚古代文明。四川 成都 6100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