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有宋“一代之文学”的主要形式———词，其发展可谓蔚为大观，而地处西南的巴蜀词坛更是盛极一时。正如词学巨擘唐圭璋先生所言：“论词以宋为极盛，然蜀人实导其先路，……风流相扇，由来已久。”［１］以“知人论世”而言，作家与其所处的环境必然有着一定的联系，如罗宗强先生即认为：“出生于同一地域或者活动于同一地域的作家，往往在创作倾向上相近或相似”。［２］从这个意义上讲，巴蜀地区的两宋词正是浸淫着巴蜀地域文化的直接产物。本文试从巴蜀文化与巴蜀词的关系切入，探讨巴蜀词形成的地域文化原因及其鲜明的地域特色，以推进巴蜀词研究的发展。
一、问题的提出
地域文化之于文学的关系，古人似体察较早，并颇多论述。北齐颜之推说：“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举而切诣，失在浮浅，其词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沉浊而鈋钝，得其质直，其词多古语。”［３］魏征言：“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４］对此，清人况周颐有进一步的发挥，他认为，“自六朝以还，文章有南北派之分，乃至书法亦然。姑以词论，时代政同，疆域之不同，人事为之耳，风会何与焉？……南人得江山之秀，北人以冰霜为清。南或失之绮靡，近于雕文刻镂之技。北或失之荒率，无解深裘大马之讥”，［５］由此略知地域文学的概貌。
具体到词学研究，巴蜀地区一直为词学研究之重镇。前辈学人筚路蓝缕，创获颇丰。如唐圭璋先生的《唐宋两代蜀词》，将唐宋巴蜀籍词人做了系统划分，并评述了部分重要词作。韩云波《五代西蜀词题材处理的地域文化论析》、陈明《〈花间集〉与巴蜀文化》等文章，探讨了巴蜀文化对词人创作的影响。其中以张帆的《唐宋蜀词人论丛》用力甚勤，为集大成之作，该著作对唐宋巴蜀地区的重要词人进行了系统研究，体大宏深，对学界有重要启示意义。本文的研究对象宋代（公元９６０－１２７９）巴蜀籍词人作品，词作征引之内容，以《全宋词》《历代蜀词全辑》和《历代蜀词全辑续编》为准，凡词人７９名，词作１０６７首；词人籍贯的界定，以唐圭璋《两宋词人占籍考》为主要参考。
二、宋代巴蜀词形成的地域文化原因
（一）富庶的经济条件
历史上的巴蜀地区被称为“天下饥乱，唯蜀中丰静”。［６］班固《西都赋》言：“……源泉灌注，陂地交属，竹林果园，芳草甘水，郊野之富，号为近蜀。”［７］２７西晋左思在《蜀都赋》说：“（成都）市廛所会，万商之渊，列隧百重，罗肆巨千。贿货山积，纤丽星 繁。 …… 舛 错 纵 横，异 物 崛 诡，奇 于 八方。”［７］９６宋人郭允蹈说：“（秦）于是灭六雄而一天下，岂偶然哉，由得蜀故也。”［８］清代顾祖禹说：“志称蜀川土沃民殷，货贝充溢，自秦、汉以来迄于南宋，赋税皆为天下最。”［９］况且，自秦汉以来，巴蜀地区是当时最发达的农业生产基地。温暖湿润的气候条件，泽被后世的都江堰水利工程，都是发展农业的有利条件。而在封建时代，作为经济命脉的农业更是带动了其他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巴蜀地区的繁荣，令天下瞩目。
（二）巴蜀地区“性喜游乐”的风俗
巴蜀之地，天府之国，物产丰饶，因此蜀人向无饥谨之忧。《后汉书·隗嚣公孙述列传》：“蜀地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实所生，无谷而饱，女工之业，覆衣天下，名材竹干，器械之饶，不可胜用。又有鱼盐铜银之利，浮水转槽之便。”［１０］到了宋代，巴蜀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一直位居全国前列。《宋史·地理志五》：“川峡四路，……土植宜柘，茧丝织文纤丽者穷于天下。地狭而腴，民勤耕作，无寸土之旷，岁三四收。”［１１］２２３０北宋韩琦《扬州厅壁题名记》：“故有唐藩镇之盛，曰扬、益二州，号天下繁侈。”［１２］这样一种得天独厚的优势，形成了蜀人“好音乐，少 愁 苦，尚 奢 靡，性 轻 扬，喜 虚 称 ”的 民风。［１１］２２３０对于成都的繁荣景象，宋人杨天惠《铃辖厅东园记》曾有这样的描写：“成都，西南大都会，素号繁丽。万井云错，百货川委，高车大马决骤乎通逵；层楼复阁，荡摩乎半空；绮彀画容，弦索夜声，倡优歌舞，娥媌靡曼，裙联袂属；奇物异产，瑰琦错落，列肆而班市。黄尘涨天，东西冥冥。穷朝极夕，颠迷醉昏，此成都所有也。”［１２］３９９宋人王十朋《人日游碛》一诗中，很好地写出了巴蜀人“好游乐”的习俗。“好遨蜀风俗，夔人贫亦遨。今日日为人，倾城出江皋。遨头老病守，呼宾酌春醪。归来及初鼓，繁灯照霜毛。”［１３］描述了人日这天，人们尽享受游玩的快乐。词是一种应歌文学，与歌楼酒肆的佐酒娱欢关系密切。一般而言，城市经济、市民娱乐之风与词的创作活动是呈正相关的。日本学者青木正儿在《中国文学思想史》中说：“故南人生活逸乐，得沉湎于空想或冥想之中，是以民性浮华，热情而富有诗意。其文艺思想则流于浪漫主义，而有逸乐的、华美的、放荡的倾向。”［１５］
而曲子词这种“兴发情动，形诸歌咏”的文学形式，就与巴蜀地区“好游乐”的民风高度契合了。在这样的背景下，巴蜀地区“好游乐”之风愈演愈烈。以苏轼的《满庭芳》为例：香叆雕盘，寒生冰著，画堂别是风光。主人情重，开宴出红妆。腻玉圆搓素颈，藕丝嫩、新织仙裳。双歌罢，虚檐转月，余韵尚悠飏。人间。何处有，司空见惯，应谓寻常。坐中有狂客，恼乱愁肠。报道金钗坠也，十指露、春笋纤长。亲曾见，全胜宋玉，想像赋高唐。
美女、歌声、美酒、佳肴，这些在宴饮中常见的意象，在宋代巴蜀词作中所在皆是，较为普遍。
（三）巴蜀人的乐观性格
对于巴蜀人性格方面的特点，唐代杜佑曾说：“巴蜀之人少愁苦，而轻易淫佚。”［１５］《宋史》也有类似的记载。蜀人“少愁苦”，热情外向，性喜浪漫，乐天旷达，这主要是得益于巴蜀地区得天独厚的地理、经济优势，常常使得蜀人随遇而安，较少铤而走险。
以苏轼为例，他的一生可谓“时乖运蹇，忧谗畏讥，流离颠沛，疲于奔命”。林语堂说“ＳｕＴｕｎｇ－ｐｏ ｗａｓ ａｎ ｉｎｃｏｒｒｉｇｉｂｌｅ ｏｐｔｉｍｉｓｔ（苏东坡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天派）”。［１６］这里，苏轼性格中的乐观用“ｉｎｃｏｒｒｉｇｉｂｌｅ”一词表现的淋漓尽致。苏轼是中国文人精神的楷模，他面对蹭蹬人生，却道“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何等豁达，何等胸襟！从根本上讲，巴蜀人乐观豁达的性格，正是他这种性格生成的土壤。苏轼的词作中常常表现出一种超越俗世的乐观心态，如《定风波》一词中，他说：“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将他的这种乐观旷达表现得十分透彻。再如“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临江仙·夜归临皋》），［１］表现出一种闲云野鹤般的闲适，令人叹服。
三、宋代巴蜀词的地域特色
（一）神秘绚烂：蜀地神话故事和人文传说的入词
在几部反映巴蜀先民事迹的典籍，如《蜀王本纪》《华阳国志》中，保存有一定数量的蜀地神话传说。这其中，又以“巫山神女”和“望帝化鹃”这两个神话故事最为耳熟能详，也最能表征出巴蜀神秘、浪漫的地域特色。
“巫山神女”最早可见于《山海经 · 中次七经》，后来被宋玉在《高唐赋》中进行了文学上的演绎，此后，“巫山神女”便常用以比喻美女，“巫山云雨”遂成男女欢好之典，千古传诵。在两宋时期巴蜀词人的词作中，这样的物象运用也不绝如缕，特别是在苏轼的作品中，即反复多次使用神女典故，兹举几例，如《祝英台近》“谁念萦损襄王，何曾梦云雨。旧恨前欢，心事两无据”，《临江仙》“云雨未成还又散，思量好事难谐”，《江城子》“今夜巫山真个好，花未落，酒新篘”，《蝶恋花》“记得画屏初会遇。好梦惊回，望断高唐路”，《意难忘》“别来音信难将，似云收楚峡，雨散巫阳”，由此表现出苏轼在词学创作上，对“巫山神女”所蕴含的情爱内涵及文化精神的高度认同。
“望帝化鹃”最早可见于西汉扬雄的《蜀王本纪》，相传商朝时蜀王杜宇称帝，号望帝，为蜀治水有功，后禅位臣子，退隐西山，死后化为杜鹃鸟，啼声凄切。后世常用“望帝化鹃”代指一种哀婉悲伤的情绪。在两宋巴蜀词人的作品中，这一物象也比较常见，常用来描写哀怨的情感或凄冷的环境。如苏轼《洗溪沙·游蕲水清泉寺，寺临兰溪，溪水西流》：“萧萧暮雨子规啼”，程垓《南浦》“可堪杜宇，空只解声声，催他春去”，王学文《摸鱼儿·送汪水云之湘》“杜鹃枝上东风晚，点点泪痕凝曲”，给巴蜀词人的作品赋以凄清幽怨的美学风格。
除了神话传说入词，两宋巴蜀词人的作品中还经常引用蜀地名人的逸闻趣事进行创作。比较常见的是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故事，词人们总是截取其中一段来“抒写性灵”。有的是从艳情的角度来表现，属于正用，例如李从周在《风流子》中说：“春满绮罗，小莺捎蝶，夜留弦索，幺凤求凰”，［１８］２４０３表现出一种传统宋词的绮丽风格。有的则是反用，如苏轼《满江红》：“文君婿知否，笑君卑辱”，［１７］３３５此词写于元丰五年（１０８２）三月，这里指司马相如忍受不住贫困而受卓文君之父卓王孙的赐予，卑残可耻。然后用“君不见周南歌汉广，天教夫子休乔木”的典故，歌颂了守礼的男子不强求游于外的贤女，来表明苏轼安贫乐道的心志。
还有巴蜀天才诗人李白的事迹也进入了词作的殿堂。由于李白杰出的文学才华和那狂放不羁的性格，遂成为巴蜀文人心中推崇的“偶像”。刘望之《水调歌头》“谪仙人，解金龟，换美酒”，［１９］通过贺知章见李白这个典故，写出了李白的文采俊逸和贺知章的爱才惜才，表现出自己希望被贤人举荐、青云直上的心理。魏了翁《江城子》“人似风流唐太白，披紫绮，卧青莲”，［１８］１５１４作者将好友与李太白之风采作比，表达了对好友的赞誉之情。苏轼 《满 江 红 》“愿 使 君、还 赋 谪 仙 诗，追 黄鹤”，［１７］５０６通过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气节，来激励自己的朋友要淡泊明志，同时也表明了自己与世无争的情怀。李白作为一个具有地域特色的物象要素，在文学作品当中经常见到。
（二）乡土情结：巴蜀地名、物产的入词
两宋巴蜀词人词作中出现的诸如：巴、蜀、岷峨、西州、剑南州等地名，其实并非实指。如苏轼《满庭 芳》“归 去 来 兮，吾 归 何 处，万 里 家 在 岷峨”，［１８］２３６９魏了翁《水调歌头·赵运判师 生日四月 十 一 日》）“帘 卷 西 州 风 雨，庭 伫 百 城 歌鼓”，［８］２３８８《小重山·次韵刘左史光祖，和三月十八日词见贻生日》“与人和气乐融融。应怜我，留滞剑南东”，［１７］２２１这类词作中出现的巴蜀地区的统称，只是作为家乡的代名词，用以抒发思乡之情和赤子情怀。
有时又通过具体的名称，即通过词作中出现的巴蜀地区的具体地名，如成都、巫山、三峡、锦江等等，借以表现乡土情结。如苏轼《临江仙·送王缄》“忘却成都来十载，因君未免思量”，［１８］２２３５是说作者对在成都交游时生活的深切怀念。李壁《阮郎归·劝袁制机酒》）“风姿重见阆江边”，阆江即嘉陵江，也称阆水。［１８］２０６４这里的“阆江”已不仅仅是一个地名，实际上还是两个人深厚友谊的见证。刘光祖《临江仙·春思》“梨花寒食，到得锦官城”，锦官城，即成都。词人这里写的“锦官城”三个字，似包含了对意中人的柔情和思念。
与地名相关，在巴蜀词人的作品中，有时往往将远离故土的惆怅寄托在一些巴蜀物产上。下面以酒和笺纸分别举例，做一简单分析。从周朝开始，巴蜀地区几乎历朝历代都是酒的一等产地，悠悠岁月下来的酿酒氛围、人文历史和酿造文化都是十分浓厚而精湛的。诗圣杜甫即咏出“重碧拈春酒，轻红擘荔枝”的诗句，宋代“苏门四学士”之一的黄庭坚也写有“试倾一杯重碧色，快剥千颗轻红肌”。杜甫和黄庭坚诗中所提到的“春酒”，是一种在唐宋时期非常有名的粮食酒。如苏轼“废圃寒疏挑翠羽，小槽春酒滴真珠”（《洗溪沙》），［１７］３４１魏了翁“那复有。气味浓于春酒。犹向故乡怀印绶”（《谒金门·次韵虞万州刚简，以谒金门曲为叔母寿》），［１８］２３７６李石“共将春酒祝金卮”（《临江仙·老母太恭人三月二十一日生，是日仍遇已卯本命，作千寿会祝寿，子孙三十八人》）。［１８］１２９９与沉溺于酒色之欢的五代词大相异趣的是，两宋巴蜀的酒词多为宴游酬唱的应景之作，应而具有了一种更为高雅的文人趣味。
再如笺纸。鱼笺，鱼笺子的简称。唐李肇《唐国史补》曰：“纸则有越之剡藤苔笺，蜀之麻面、屑末、滑石、金花、长麻、鱼子、十色笺……”［２０］宋代程垓曰：“一纸鱼笺枕底香，且做新来梦。”（《卜算子》）［１９］２０００由于造纸技术的发达，文人雅士的推动，笺纸精彩纷呈，而这些精美的笺纸也承载了文人雅士们的情意和梦想。
（三）蜀风流韵：巴蜀风俗的入词
文学是源于生活的。巴蜀词作中描绘独特风俗，展现出一种令人流连忘返的蜀风流韵。“遨头”的节俗在宋代成都较为流行。为了纪念翼国夫人任氏，在四月十九日任氏生日这天，成都人民以“浣花溪”为游乐中心，以此来纪念她。陆游《老学庵笔记》曰：“四月十九日成都谓之浣花，遨头宴於杜子美草堂沧浪亭，倾城皆出，锦绣夹道，自开岁宴游至是而止。”魏了翁很生动的描写：“闻鼓吹，强欢讴。被人嗺送作遨头”（《鹤鸽天·六十日再赋》），［１８］２３９４“今岁遨头穷相眼，繁华不学常 年”（《临 江 仙 · 上 元 放 灯 约 束 妓 前 灯火》），［１８］２３７２我们仿佛看到了一幅蜀地风俗人情的画卷，既有纵情欢乐的恣意人群，也有繁华富丽的游赏欢宴。
巴蜀很早就具有饮茶的习俗，如“玉粉旋烹茶乳，金荠新捣橙香”（苏轼《十拍子·暮秋》），“酒困路长惟欲睡，日高人渴漫思茶”（苏轼《洗溪沙》），“不茶不饭，不言不语，一味供他憔悴”（蜀妓《鹊桥仙》），“驼褐倚禅榻，丝鬓飏茶烟”（程公许《水调歌头·和吴秀岩韵》）。宋代巴蜀词中，有许多描写品茶习俗的作品。可以说，茶作为一个物象，已然融入到巴蜀词人的创作当中，他们把饮茶的感受写得鲜活生动又富有才气，体现了蜀地茶饮习俗的浓郁风情。
巴蜀地区有着独特的服饰习俗，《蜀王本纪》：“是时人萌椎髻左衽，不晓文字，未有礼乐。”［２１］不同于中原一带人民的右衽，“左衽”是我国古代部分少数民族或是汉族死者所着的服装，前襟向左掩。除此之外，巴蜀词人程垓还写到了另外一种特殊服饰：“花拥鸳房。记驼肩髻小，约鬓眉长。”（《意难忘》）［１８］１９９５词中所写的这位歌妓身着肩部饰有驼肩的衣服，挽着小小的发髻，鬓角上束，眉毛修长。巴蜀词人作品中的服饰物象，为其词作增加了浓厚的巴蜀特色。
如此具有强烈蜀地特色的物象，被极为娴熟地运用到巴蜀词人的作品中，从而为我们营造出一个神奇瑰丽、重视乡土、古朴醇厚的词中世界。
四、结语：巴蜀词———一地之文学
王国维先生曾言“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巴蜀词人以其创作昭示了“一地有一地之文学”的内涵，诚哉斯言。不同于中原文化，得益于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巴蜀文化在其独特的环境中生长着。巴蜀文化以其强烈的包容性，历经岁月的洗礼，终将这些外来文化吸收、融汇成自己的特色。词所携带着的世俗气息与两宋巴蜀地区独特的文化相得益彰，因此，巴蜀词也成了巴蜀地域文化的一个独特标志。
但需要指出的是，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巴蜀词人通过自己的词作中的巴蜀地域文化因子，对两宋词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巴蜀籍词人身上所体现的这种地域文化的特色，在两宋时期入蜀客居的词人身上或多或少的都体现着，与此同时，入蜀客居词人自带的各自原籍所负载的地域文化的特色因子，也反作用于巴蜀地域文化。因此，若将巴蜀籍词人和入蜀客居词人都纳入研究范围，那么对于两宋时期巴蜀词坛的研究而言，可能把握的更加客观和全面。当然，关于此课题，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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