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离不开独特的地域文化和地理环境，一方面独特的地理环境孕育独特的文化气质和历史故事，另一方面独特的地域会留下历史遗迹和故事载体。近年来，四川省大力推动蜀道申遗工程和蜀道文化产业开发，本文以蜀道申遗为切入点，探讨中华古蜀文明的历史挖掘与创意开发。
一、 蜀道的申遗及其意义
（一）蜀道是自然与文化的重要遗产
诗人李白曾经描述蜀道是“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可见自古蜀道之险峻，同时也具有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与巨大魅力。然而，若从文化遗产的角度来审视蜀道，它并非只是一条古道，严格来说应该是一条文化线路。蜀道主要承载了中国的陕西与四川、西北与西南的信息、文化、人力、物质、政治、宗教、军事等交流与沟通，并因其独特的山地、河流、森林等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形成了相应的地理人文、民风民俗，沉淀成为蜀道丰富的文化遗产。蜀道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化线路中的重要遗产，在保护传承与研究开发并举的视角下，如何让传统文化遗产焕发出持久的文化价值，是文化传承与发展的重要使命。因此，蜀道申遗成为了一个重要选择。
（二）蜀道申遗的意义与价值
对于蜀道申遗，一方面是为了保护自然与历史的双遗产，另一方面是为了进一步挖掘与开发该线路上所承载的中华古蜀文化，从而呈现出古老而灿烂的中华文明对人类社会的贡献。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曾谈到：“蜀道文化线路由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静态遗产与动态遗产、可移动文化遗产与不可移动文化遗产、古代文化遗产与近现代文化遗产、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多样性要素共同构成。”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刘庆柱则认为“一条蜀道犹如一部中国的历史”，蜀道的文化意义是世界的，因此要从世界文化遗产的角度与层面对蜀道文化进行传承、保护与开发。
鉴于众多的专家学者对蜀道文化线路的认识和分析，2011 年达成了“保护蜀道不仅是保护古老道路本身，还要保护道路沿途的古关隘、古渡口、古山寨、古驿站、古建筑、摩崖石刻、历史村落等物质文化以及非物质文化，要将一个个散落的珍珠，串联成一串美丽的项链”的广元共识。2013 年 11 月，国际生物学界权威、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生物多样性工作组原外方主席约翰·马敬能和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国际生物科学联盟中国国家委员会原主席汪松到蜀道考察。当看到群山之中悬崖峭壁上能够修建出坚固耐用的蜀栈道，并能够深刻地影响中国的历史发展与经济互动时，他们认为“蜀道翻越了崇山峻岭，是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典范”。马敬能和汪松两位专家建议，蜀道符合世界文化和自然双遗产标准，申报双遗产更能体现其价值。由此，蜀道作为独特的历史文化遗产，走过了一条从文化线路申遗到“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申遗的道路。2014 年 5 月，四川省正式启动蜀道申报世界文化和自然双遗产工作。
（三）蜀道所承载的文化交流意义
蜀道沿线的历史挖掘不仅呈现了中华大地上西南与西北地区的文化交流，通过远溯古蜀文明，会更惊艳地印证古蜀文明是一个处于中原文明与境外文明交流的重要区域，具有国际化的视野与文明的融合。
蜀道申遗的任务是从根本上进行推敲与战略思考。蜀道申遗一方面是全人类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另一方面是对中华文化遗产的分享与传播，要让全世界的人们都能认识蜀道、体验蜀道。蜀道申遗的战略思考应该是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国际传播问题。从国际传播的角度来看，中华文明的海外传播需要界定一个清晰的文明源头与故事传说，从而形成一个有序的传播叙事。按照现有观点，中华文明的源头是多元的，而且是在交融竞争中汇聚一体。
二、蜀道申遗的IP 挖掘与文化体验
（一）蜀道与古蜀肇始
现在一般认为的蜀道是在先秦时期兴建的，但是古蜀道应当早在古蜀肇始时期就存在了。“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至黄帝。”也就是说，蜀之为国在黄帝之前就已经有了“肇于人皇”。同时 《华阳国志》 中也记载了“《蜀纪》言三皇乘祗车出谷口，秦宓曰，今之斜谷也”。“谷口”就是斜口，斜口是褒斜道，金牛的褒斜道这条蜀道的北段。
因此，可以说从三皇时代就有古蜀道的传说。
据分析，在 6000 多年前人皇祖就通过最早的古蜀道斜谷，包括现在的金牛道来到了蜀地。
（二）嫘祖与古蜀文明
司马迁 《史记》 中写道“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嫘祖生了两个儿子，都有天象，其中之一是颛顼，五帝之一。 《山海经》 里也有同样的记载，这个记载比司马迁的《史记》还要早。唐代赵蕤是一位纵横家，也是李白的老师，为李白所推崇。他在嫘祖碑重建时写了一个碑序，认为嫘祖的碑解犹存，“据前碑所志，补建于蜀王之先祖蚕丛”，也就是说，嫘祖之后，嫘祖的碑曾经被蚕丛年代所重建过。蚕丛之后，还有“文翁治蜀，大加阔筑”，三次修复分别是嫘祖时期新建、蚕丛时期、文翁时期。
嫘祖的两个孩子一个降至江水，一个降至若水，若水就是渡口，在攀枝花。由此可见古蜀族与华夏族已经形成了联姻关系，而这种联姻关系证明当时古蜀与古华夏之间通过蜀道，人类的经济文化交往已经非常密切。
（三）蜀王蚕丛与三星堆挖掘
三星堆的考古发现主要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左右。三星堆文化挖掘包括大量的玉石、玉戈、面具、金箔、铜像等，显示了古蜀文明的灿烂，奠定了古蜀文化在整个中华文化中的重要地位。段渝在 《三星堆与巴蜀文化研究七十年》 一文中认为“三星堆的文化它不是一个枝末，它起码是一个长江流域的一个区域中心，甚至可以说是整个当时中华文化的几大中心之一”。同时，三星堆文物显示了早年文化交流的印记，不同于中原文明的传播与交流。
三星堆文明的挖掘与研究进一步证明了中华文明是多源头发展的，古蜀国即是其中的重要源头之一。关于古蜀国的历史有两种最重要的文献，一是西汉四川人扬雄的《蜀王本纪》，其中提到了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名曰柏濩，后者名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古书曾记载“蚕丛，其目纵”，意思是他的眼睛是鼓出来的。而三星堆出土的文物中最神奇的发现是“纵目人面具”，使人不得不与蚕丛相联系。一是 《蜀道难》中则写到“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1941 年历史学家顾颉刚就曾经撰文《古代巴蜀与中原的关系说及其批判》，提出“巴蜀文化独立发展说”，认为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融合是战国之后的事情。蜀道与古蜀肇始紧密相关，主要是从出土的文物来判断的：中子铺遗址出土的相关文物，是四川境内发现关于新石器人类文化最早的记录。而之后从中子铺往南就到绵阳，到三星堆，到宝阁三星堆及金沙，年代越来越近、时间越靠后、方向越往南。由此可见古蜀国是从北往南在不断迁徙的。
（四）夏禹与羌族文化
夏时代是从五帝之后夏商周开始。夏禹与蜀国关系更为紧密。禹为颛顼六世孙，鲧之子，兴于西羌。 《蜀王本纪》 记载，禹的出身地在汶山，就是现在的汶川。北川一带有大量考古遗存，尤其是关于禹的一些地名。史传禹治水由闽江汉水始，即从四川、汉中这两个地方开始。古代的汉中是蜀国的一部分，汉中到广元这一带都是蜀国。今天的四川绵阳、阿坝等区域就有众多的羌族聚集区，他们保留着原始的羌族语言和独特的文化风俗，并且居住在高山地带，保留着原有的采猎生产习俗。在他们的神话传说中也有大量关于大禹治水的记载，甚至使用的农具木铲仍保留了大禹治水工具的模样。
（五）南方丝绸之路与国际文化交流
所谓的南方丝绸之路，实际上在古代是有名字的。汉代张骞出使西域，在大夏 （今阿富汗）的时候就发现了邛竹杖、蜀布。邛竹杖是邛崃拐杖的一种工艺品，蜀布即蜀国的绸布、丝绸。当时张骞出使大夏，问大夏的国王这些产自蜀国的东西是哪里来的，国王说是从东南方向叫身毒的一个国家传过来的，身毒即印度。因此考证出，身毒的商人是从蜀国将邛竹杖、蜀布带到大夏的。后来汉武帝命张骞打通从蜀国去往印度的道路。但是由于道路艰险，再加上很多地方是蛮荒之地，他们把使者都给杀了，因此最后道路没有打通。但是打通了一个区域叫滇国，即今天的云南大理。大理国后来臣服于汉室。因道路不通，汉武帝才下令走西北，因此开通了后来的丝绸之路，当时叫蜀生独道，后来取名字为“南丝绸之路”。这可以看出古蜀和印度、阿富汗的交往已经非常紧密，而且向外输出了中华文明。
三、蜀道沿线历史资源的创意转化与产业衍生
我们在古蜀文明的国际传播过程中，要明确传播的要素，对关键地点、关键人物、关键时间进行把握，这样才能形成内核支撑。由内核故事形成众多的 IP 资源，讲述独特的中华古文明故事，进而衍生为电影、电视剧、动漫等文化产品，从而为人们所接受。
（一）影视剧创作与国际IP
在形成创意产业故事的同时，应注重 IP 外在载体形成产业影响力，从而带动四川蜀道所经区域的文化旅游发展。就如同电影 《刘三姐》 带动的桂林旅游，电影 《庐山恋》 带动庐山旅游一样。在三星堆考古挖掘基础上建立的三星堆博物馆，其中众多馆藏文物完整地呈现了古蜀文明的发达，相关的陶器、青铜面具、人像、金箔都令人惊叹。目前，三星堆博物馆已经独具规模与特色，并按照博物馆文物的开发规律，研发出了相关的文创产品。同时，与施瓦辛格等国际影星合作，寻求穿越三星堆等好莱坞模式合作。
（二）区域文化旅游的拓展
华高莱斯国际地产顾问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李忠在 《中国需要的特色小镇》 一文中谈到，特色小镇运转过程中，需要考虑区位优势：“拓展特色小镇优先选择的是靠近都市。如果有两个小可供选择，一个是离大城市相对近，但是资源相对好；一个是离大城市距离绝对远，但是资源绝对好。优先是距离近和资源相对好的。比如北京和上海周边系列小城镇项目，应该成为企业的主要方向。”丁新、李劲东、杨劲松、彭文才等的 《以IP创造为核心的文旅小镇运营新模式》 一文中认为：“得 IP 者得天下，以 IP 创造为核心的运营模式，能使文旅小镇从激烈的市场中一鸣惊人，IP 解决的是商业化的灵魂问题，即有了 IP 的商业投资才是有灵魂的，才会是持续不断的商业化和再商业化。”鉴于蜀道沿线距离中心城市成都和西安的区位优势，可以从特色小镇开发的角度进行区域开发，纳入成都国际文化旅游目的地的规划范围。
国家发改委规划司司长俆林谈到：“我们搞了那么多年的城市化的政策和规划，最终感觉到，中国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市格局，一定是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成的。”也就是说，城市群内部比较容易实现交通上的到达与资源上的辐射，实现大城市与小城镇之间的生态互补，尤其是侧重点在文化旅游上的特色小镇，可以实现中心大城市或区域大城市与小城镇之间的基础设施支援、产业分工科学布局、生活节奏协调发展。蜀道沿线的小城镇开发，可以基于文化线路的开发，伴随产业的升级换代，通过成都、重庆、西安的辐射，建构起文化旅游产业和创意产业为主导的小城市群，推动“文化 +”“旅游 +”的产业融合，实现历史文化资源的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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