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原匠人流入与古蜀地蚕桑丝织本土技术融合——川蜀地区丝织技术的积累
巴蜀之地，史称“蚕丛之国”，桑蚕丝织业发展甚早。《华阳国志·巴志》载：“禹会诸侯于会稽，执玉帛者万国，巴蜀往焉”。由此可见，彼时巴蜀之国也在执玉帛的万国之列。与其他诸侯国一样已生产“帛”类丝织品。及至武王灭殷，分封集中居住位于河南山东一带的姬姓族群于巴地，并规定“土植五谷，牲具六畜，蚕桑麻绫，……皆纳贡之”。①周初姬姓被分封巴地，也是中原地区人口向巴蜀地区的一次移民浪潮。此时中原地区的丝麻纺织技术高于巴蜀地区。早在黄帝时代，“黄帝始命元妃西陵氏养蚕制丝车”。黄河中下游地区有自然气候的优势，“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因此蚕桑丝织技术先进，丝麻纺织业蔚然兴起，出现了“白素出三辅，锦大文处陈留，能秀细文出齐”的局面。如此，聚居于河南山东的姬族民人熟谙蚕桑农事，他们移民巴蜀，带来中原地区先进的丝麻纺织技术，巴蜀本土丝麻纺织技术得以改造更新，实现了丝织品的增产，成为巴蜀地区向周王室纳贡的一大宗贡品。
春秋战国时代，伴随秦的军事征服活动，中原地区又一次掀起移民巴蜀地区的浪潮。公元前316年秦灭蜀，“戎伯尚强，乃移秦民万家实之”。①戎伯即臣属于蜀的各族酋长。此实乃后来中原王朝“移民实边”政策之始。秦王朝此次中原向巴蜀移民过程持续时间更为长久，“秦惠王始皇，克定六国，辄徙其豪侠于蜀，资我丰土，……豪族服王侯美衣”，②此时巴蜀地区能生产出中原王族们才能穿的“美衣”必是高质量的丝织品，织匠技艺可见一斑。有秦一代，中原地区前往巴蜀的移民涵盖社会各阶层，其中不乏能工巧匠：六国王公贵族、地主富贾、与秦为敌、不守法纪者，举家迁徙至蜀。他们在成都平原各处生根。“郡西南二百里本有邛民，秦始皇徙上郡实之。”③中原地区向巴蜀地区进行了长达一个世纪的人口迁徙活动，掀起波澜壮阔的移民浪潮。这些中原移民，给巴蜀大地带来中原先进的文化和冶铁、纺织等技术，大大促进了巴蜀农业和蚕桑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在丝织业方面，“蜀锦”蓬勃发展，为两汉时期“蜀锦”的兴起和繁荣奠定基础。“蜀锦”逐渐取代齐鲁和襄邑，处于全国领先地位。“自蜀通中原而织事西渐，……蜀锦勃兴，几夺襄邑之席，……遂使锦绫专为蜀有。”④在经过中原移民工匠的技术改造和革新，蜀地培养和造就了大量技艺高超的丝织工匠。巴蜀丝织业完成了技术力量的积累，在稍后年代，形成了以成都为中心的丝织基地。而巴蜀工匠们在各种因素的推动下，逐渐将织锦纺织技术传播到周边地区，为“南方丝绸之路”拓展了广阔的生产支持，各地持续不断地出现了具有地方特色的丝绸产品，各族民众深度地参与到南方丝绸之路的贸易活动中。
二、“实边”移民匠人——川蜀丝织技术在西南民族地区的传播
蜀地丝织业经过两汉前期的长期技术积累，时至两汉，“蜀锦”终于超越中原。以成都为中心，除官府设置专业织锦工匠从事专业织锦生产外，村夫村妇普遍掌握高超的纺织技术，“女工之业，覆衣天下”，⑤民间织锦业蔚然壮观。西汉扬雄《蜀都赋》有：“若挥锦布绣，望芒兮无幅。尔乃自造奇锦……发扬文采，传代无穷”描述。⑥织锦匠人手艺非凡，成都及周边地区的匠人们共同促进蜀地织锦业的繁荣。西汉临邛地区，土著居民多有“椎人”，卓氏家族丝绸织造技术高超，织锦技术为土民所掌握是非常可能的。卓氏家善织回文重锦。《西京杂记》载卓王孙给文君陪嫁中有：“分与文君僮百人，钱百万，及其嫁时衣被财物。”⑦而这陪嫁僮仆中，颇多善于挥肱织锦之能工巧匠。他们就是“鸣梭静夜，促杼春日”的卓氏工奴。
三国时代，蜀汉政府高度重视“蜀锦”贸易带来的经济收入。诸葛亮将蜀锦视为蜀汉财政支柱产业，“决敌之资，唯仰锦耳”。⑧蜀汉政权采取“暂息众设，专心蚕桑”之策，政府大力发展农业和蚕桑丝织生产。中原丝织匠人和巴蜀本土工匠共同切磋，积累了雄厚的产业基础。因此，全国丝织重心即从中原地区转移至位于长江上游的四川盆地，成都遂成为全国丝织业的一大中心。蜀中诸多人家都以织锦为业，“技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杼相闻”。⑨由此观之，庶民百姓几乎尽皆是掌握织锦纺织技术之能工巧匠，因此有“蜀汉之布，亦民间所为耳”。诸葛亮治下的蜀汉政府又将先进农业和丝织技术推广到南中地区——即今云南、贵州、广西田林以西及四川西南部分地区，而这一地带恰是古“南方丝绸之路”中间地带，所以织锦技术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意义非凡。对南方丝绸之路向南纵深推进和对西南少数民族物质文化生活产生深刻影响。
蜀汉初的南中地区“无蚕桑，少文学”。公元223年，诸葛亮率军平定南中叛乱，之后不断进行“移民实边”。蜀汉大军攻至贵州铜仁地区，从军的织锦工匠们在当地传授织锦技艺，用当地盛产的木棉染色织锦，苗人将此五色木棉锦称之为“武侯锦”。“传武侯征铜仁蛮不下时，蛮儿女患痘，多有殇者求之，武侯教织此锦为卧具生活，故至今名曰武侯锦。”②同时，紧跟其后的民间工匠移民们也将成都高超织锦技术及农业技术传播到“西南夷”居住的边远地区。织锦技术传到黎平和锦屏，侗族人开始用五色丝绒织出“诸葛侗锦”。如今的壮锦（包括苗锦、侗锦、瑶锦，俗称广西锦）实质是从“武侯锦”和“诸葛侗锦”逐渐演变而来。而南中地区织锦生产蓬勃，永昌郡丝绸生产兴盛起来。丝绸经济收入竟起到“军资所出，国以富饶”的作用。张应诏《诸葛锦诗》形象描述了诸葛亮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推广织锦技术之事：“丞相南征日，能回黍谷春。干戈随地用，服色逐人新。苎幅参文绣，花枝织朵匀。蛮乡椎髻女，亦有巧于人。”③在内地工匠的教导下，土著民人服饰变得华美精致，土著妇女开始精于丝织刺绣，技艺“巧于人”，如此一来，西南民族地区本土纺织刺绣技术匠人大量成长起来。
除政府官方推动的“实边”移民，也有为躲避战乱或摆脱沉重奴役的内地匠民奔赴“边荒”，与土著人偃然而处，甚者互通婚姻。两晋南北朝时期，巴蜀内地民（匠）人远赴云南，“与夷为婚曰遑耶，诸姓婚为自有耶，世乱犯法，辄依之藏匿，或曰有为官所法，夷或为报仇。与夷至厚者谓之百世遑耶，恩若骨肉，为其逋逃之薮。”④内地民人与本地土著人成为生活生存共同体。互传生产生活技艺是普遍现象。可以说，边远民族地区成为内地“逃生门”。两晋及南北朝战乱频辸，巴蜀各色民人（包括各业匠人）因避乱移民边地，在“南方丝绸之路”地带继续向南，传播内地先进丝织冶炼等多方面技术。这些技术传播在客观上促进了当地经济文化发展，而在一定意义上竟是保护传承先进技术的过程。
三、川蜀地区匠人流转迁徙——川蜀丝织技术东向与南向传播时代
两晋南北时期的巴蜀丝织业持续稳定发展，丝织技术进一步提高。曹魏马钧改革提花机，成为“天下之名巧”。晋灭蜀，此技术也在蜀中得到推广。西晋末年巴蜀丝织技术东渐是和蜀民东越巴山的大逃亡互为表里。西晋末年，秦、雍二州六郡流民入蜀就食，三蜀之地为主的梁、益二州之民约十万余户逃亡荆楚地区，逃亡宁州蜀人大1万户。⑤从成汉政权晚期及至灭亡，因僚人入蜀，蜀人沦为“新流民”，向东大面积迁徙。“三蜀流民，迸南下东入，城邑皆空”。⑥蜀人东流越过巴山，使得川蜀织锦技术的东传具备条件。这次织锦技术的东传在刘宋政权时实现并得到官方引导。江汉地区原本无织锦生产基础，而是依赖蜀锦开辟了魏吴两地市场，成为蜀锦的中转交易中心。《丹阳记》载此地区：“历代尚未有锦，而成都独称妙，故三国时魏则市于蜀，吴亦资西蜀，至始乃有之。”⑦丹阳郡守王谦之进而在丹阳设锦署，并从川蜀流民中招募织锦“百工”，在苑城斗场市设置“斗场锦署”，从而川蜀织锦技术传播到江南一带。江南地区的桑蚕丝织业同时也得益于晋室南迁，北人南下。如此一来，蜀匠由西而东，北人由北而南，将南方织造业提高并使之兴旺起来。
成汉政权实施“引僚入蜀”之策，入蜀僚人逐渐学会使用较原始的织机从事纺织，因此，成汉政权前期蜀中纺织业反而多使用原始踞织机的现象与僚人接受程度低的原因是分不开的。但是，入蜀僚人毕竟成为蜀中丝织技术受益群体。僚人的生产生活方式得以改变并得以提高，进而渐化为掌握先进农耕纺织技术本土蜀人。此时蜀地兼有成汉政权奖励农桑之策，蜀中丝织业得以恢复并稳定发展。
掌握织造技术的普通民人工匠因避乱迁徙流转,将蜀中丝织技术传播到更为广阔的地域，使异域普通民人掌握了丝织技术。至于蜀地社会精英阶层，他们耳濡目染蜀地织锦业，也深谙织锦技艺。南朝何妥，成都府郫县人，早年其父入西蜀经商，定居蜀地。何妥出仕南朝，任“知主金帛”的工官。其侄何稠“性绝巧，有智思”，为隋文帝御府监职官，受命仿制波斯“金棉锦袍”，而何稠所织仿品质量竟然高妙于彼。①可见何稠必然精通蜀锦技艺。由此可以推论的是，南朝及隋唐，部分出仕为官的蜀地精英分子，在官方层面上介绍传播并推广蜀锦织造技术。
唐时国内国际丝绸贸易繁盛，服徭役的织锦工匠远不足以应官营丝织业所需，民间织锦工匠大显身手，为唐时丝织技术的传播和高质量丝绸产品规模生产作出贡献。在丝绸利益的推动下，官府豪门及商贾大量雇用民间具有专门技能和技巧精纯的织锦工匠——“和雇匠”。雇佣方式有“募”、“请”及“和雇”，工作时常短不一，人身自由。还有“明资匠”和“巧儿”，类似雇匠但身份固定，是织锦技术骨干和高手。“番匠”手艺特别精巧，“番匠”的出现是唐吸纳异族新技术和异族间技术交流最佳例证。《新唐书百官志三》载：“短番匠五千二十九人”。蜀地织锦匠人自然在受雇之列。益州织造绫锦专纳与皇室，而地方官员也在此地选求良工，精织各种高级丝绸品。“扬、益、岭表刺史，必求良工造作奇器异服”。②而此时扬州丝织成就与北方丝织业技术的传播不可分。“初，越人不工机杼。薛兼训为江东节制。乃募军中未有室者，厚币密令北地娶织妇以归。岁得数百人。由越俗大化，竞添花样绫纱，妙称江左矣。”③由此以见，北人与越地的通婚方式引入丝织技术，大大地改变了江浙地区社会风貌和经济条件。在丝绸利益的驱使下，朝廷及地方甚至边远少数民族地方政权意识到织锦工匠的重要性，如云南南诏政权为发展本地各行业，大肆掳掠蜀地民人工匠，其中织锦匠人不在少数。
内地民人入滇颇早，“数十姓，各据一州，不相统一，语虽小讹，其生业风俗，大略与内地同，自云本皆华人。”④定居于洱海地区内地民人的生产生活方式对本地社会有着先进引导作用。而蜀地织锦工匠精湛技艺引人注目。南诏每侵内地，掳掠大量人口带回南中。公元750年，阁罗凤取夷州三十二，掠走32夷州人口；公元770年，异牟寻侵茂、黎、雅诸州，“悉掳工伎以还”。公元829年，南诏破成都，大掠子女百工数万人而走。这次战俘性质的“移民”中主要是织锦技术工匠，除部分属于官府管辖的织锦户外，大多是以织造为生的民间独立织锦匠人。蜀匠入滇，在云南丝绸业及中国丝绸发展史上都具有非凡意义。“罗皮俗不解织绫罗，自大和三年，蛮贼寇西川，虏掠巧儿及女非少。如今悉解织绫罗矣。”⑤蜀匠们在滇定居生活下来，传播内地先进织造技术，为云南丝织业带来了质的飞跃，于是滇地织锦的质量与内地不相上下。“南诏自是工文织，与中国垺”。从地理位置而言，云南接壤印度，其丝织业的发展使得南方丝绸之路获得了强劲推动力。因此，即或内地出现战乱，与滇贸易中断，但云南仍能生产和出口本土丝绸，与印缅贸易得以持续进行下去，南方丝绸之路便未中断，丝绸生产活动以直观具体的形式更接近印缅贸易人。
及至宋平蜀，川蜀丝织业得到长足进步。蜀地丝织产品“日输月积，以衣被天下”。川蜀织锦技术继续外传。北宋灭后蜀后，于乾德四年（966年）将大批蜀锦工匠迁往东京（今开封）绫锦院，京师锦业繁荣。这批优秀蜀中锦工成为宋京织锦技术骨干。朝廷建立官营绫锦院，有织机四百多张，专门织造皇室专用丝织品。蜀中织锦技术又一次以官方渠道北传，如此一来，对遭受战争破坏的中原地区丝织业恢复和发展起到助推作用。公元1083年，成都府官吕大防创办成都锦院，在织锦技术发展史上，首次把锦工的个体生产组织成官办的手工工场生产，有利于生产中的分工协作和技术提高，使得宋时蜀锦生产达到一个新水平。①蜀中织锦业蓬勃兴旺，织锦技术继续为民间所掌握提高创新。蜀地黎民百姓之家，莫不“燃膏继晷，幼艾竭作，以供四方之服玩。”宋末高宗南渡，锦工、织机随之南迁，苏州设立织造署，加上北人大量南逃，各业技术再次由北传到南方。而此时川蜀民人大量逃亡四川边缘地区或少数民族地区。如贵州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一时出现蜀人流寓东南浪潮。川蜀丝织技术再次东传，便有丝织中心出现在江南的结果。
元初，由于大量蜀人沦为俘虏，被出售各处，蜀中丝织业遭受重创。“成都妇，何太苦，官家火禁猛如虎，夜长不得秉机杼，就中小姊最堪怜，箔蚕已老雪团团；欲摷新茧为匹帛，有烛当窗不敢燃。”②有元一代，川蜀织锦业因人口大逃亡和政府苛奇政策而遭毁，从此蜀中丝织业破残。元时蜀人纷纷逃至滇黔地区，以致云南织业发达。直至有明一代，蜀中织锦业恢复艰难，但四川茧和丝品质和产量在全国有名，成为丝织原料供应地。“吴越人鬻之以作改机绫绢”。明清之际，巴蜀又遭受空前浩劫。“蜀自明季兵燹，锦坊尽毁，花样无存”。雪上加霜的是，大西军撤离成都时又带走三十户（或五百户）锦工随军入滇。“初，蜀织工甲天下，特设织锦坊供御用。而蜀始封，献王好学，招考天下名刻书，拥集成都，故蜀多巧匠。至此尽于贼手，无一存者。或云：孙可望独留锦工三十家，后随奔云南。今通海缎，其遗制也。”③然而，这是蜀中织锦技术随工匠们最后一次向外传播。“自明末，经献忠大乱之后，织户被掳去滇者，五百户，而留川者已不多。”④织锦工匠人去机毁，虽说对蜀中丝织业无异于釜底抽薪，但是对云南丝织业又是幸事。此次入滇蜀锦工匠将自己的织锦技艺传授给滇民，云南产出的“通海缎”一时声名鹊起，“今通海缎，其遗制矣。”实事上了，这是蜀匠们最后一次在异乡传播织锦技术，在滇留下一笔重彩，惠及后人。稍后川蜀社会初安后，江浙一带丝绸织工相继入川传艺，成都知府殷道成从江苏、浙江招募一批丝织工匠，在成渝两地设坊授徒，为四川丝绸业的恢复培养了技术人才。
四、结论
古代四川织锦技术的积累和更新是历代逐渐完成的，它在南方丝绸之路上的传播是随着蜀锦匠人们的迁徙流转活动推动的。丝绸织锦织造技术的传播促进了我国南方各地丝绸业的发展和繁荣，使中国丝绸业绵延不绝地发展并不断推陈出新。更为深远的影响是，蜀地桑蚕丝织技术传到越南、缅甸、泰国，这使南方丝绸之路名至实归。因此，川蜀工匠们跨地域跨民族地传播丝织技艺，更使南方丝绸之路成为一种社会和文化意义上的交流与传播空间和渠道。南方丝绸之路，即是靠这些先民们的脚步和技艺开拓出来的。
〔作者简介〕 林开强，四川省社科院民宗所助理研究员，四川 成都 610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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