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与诸葛亮之间的君臣关系为历代有识之士赞不绝口，被看作是封建社会中最理想、最完美的君臣关系的典范。刘禅能够从其父那里完整地继承这种和谐的君臣关系，足以说明刘禅并不傻。
刘备生前，诸葛亮曾感叹刘禅非常聪明，超过人们的期望。刘备也谦虚地说“审能如此，吾复何忧”!诸葛亮在《与杜微书》中评价刘禅说：“朝廷年方十八，天资仁敏，爱德下士。”
在《晋书·李密传》中，李密认为刘禅作为国君，可与“春秋首霸”齐桓公相比。齐桓公得管仲而成霸业，刘禅得诸葛亮而与强魏抗衡。对于刘禅不战而降，王隐在《蜀记》中讲：刘禅之所以宁背负着骂名而不作辩解，乃“全国为上之策”。可见，那些“打肿脸充胖子”的“面子政治家”根本无法与注重国人现实利益的刘禅相比。刘禅亡国之后，作为亡国之君，不仅自己的生命，而且包括蜀地百姓的生存都掌握在晋国之手。自己的所作所为，将直接影响着魏国对蜀地百姓政策的宽严。所以，刘禅尽量装憨卖傻，处处隐藏自己的才能，如此才能瞒天过海，养晦自保。表面的麻木和愚懦的背后，潜藏着过人的狡诈和机智。周寿昌的《三国志集解》评价阿斗说：“恐传闻失实，不则养晦以自全耳。”所以说，后主刘禅不失为“通明智达”的一代君主。
刘备临终前特意叮嘱：“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而事实上，对于事无巨细、大权独揽的诸葛亮，刘禅也基本上做到了凡事谦让，“以父事之”。按照常规，诸葛亮本应还政于刘禅。北伐前夕，诸葛亮依旧把22岁的刘禅当作孩子，特派心腹“监管”，“后主益严惮之”。不仅如此，他还在《前出师表》中透露出对刘禅的种种不满，像对待孩子一样叮嘱刘禅要“亲贤臣，远小人”，而青年天子刘禅从大局考虑，委曲求全。
诸葛亮用人失误后很内疚，刘禅极力安慰。诸葛亮自贬三级后不久刘禅就恢复了他的职务。诸葛亮病死的消息传来，刘禅连日伤感，不能上朝，竟哭倒于龙床之上。当灵柩运回时，刘禅带领文武百官出城20余里相迎。在诸葛亮死后刘禅反对为其立庙，但在众人的一再要求下，阿斗也没有固执己见。如此行事，既得人心，也顺民意，从而保证了蜀国政局的长期稳定。为《三国志》作注的南朝史学家裴松评价说：“后主之贤，于是乎不可及”。
刘禅不仅大度，而且很有头脑。诸葛亮急于北伐，他竭力规劝。尽管诸葛亮置其规劝于不顾，刘禅还是支持了他。诸葛亮死后，刘禅马上停止了空耗国力、劳民伤财的北伐。可惜大将姜维继续在外长期用兵，讨伐曹魏，蜀国的国力财力继续被大量的消耗在战场上。刘禅唯恐蒋琬犯诸葛亮老毛病，专门下诏告诫蒋琬不要轻举妄动，“须吴举动，东西掎角，以乘其衅”。魏延造反，却表奏杨仪造反。后主听完魏延表奏，马上提出疑问，说：“魏延乃勇将，足可拒杨仪等众，何故烧绝栈道？”为了防止权臣权力太重问题，刘禅以费祎为尚书令和大将军，管官政务；以蒋琬为大司马，主管军事，两人的权力相互交叉，相互牵制，但又各有侧重。蒋琬死后，刘禅“乃自摄国事”，大权独揽，彻底解决了蜀国多年“事无巨细，咸决于丞相”的政治体制。
刘禅在处理问题方面也很果断，且富有人情味。对于姜维等人把蜀国衰落责任推给宦官黄皓时，后主并没有委过于人，只是说：“区区一个太监，不过是一个听喝的”。夏侯霸的父亲为黄忠所杀，刘禅安抚前来投降的夏侯霸时说：“你父亲的遇害，非我先人所为。”一语带过之后，套近乎说：“我的儿子还是你外甥哩！”魏延叛乱被杀，后主也没有对魏延一概否定，仍念其前功，赐棺椁葬之。后人认为：“后主能作此语，亦非非常。”刘禅的胸襟比他父亲刘备要大气的多，不失“第二代领导人”的风范和气质。吴主孙皓在晋朝大兵压境时，依然“作昭明宫，工役之费，以亿万计”。
在三国鼎立中蜀国最为弱小，刘禅却能平安地执政41载，既没有出现皇室的互相倾轧，也没有发生动乱。在国家人民去留之际，后主看重的是人民的现实利益，摈弃了“面子政治”，减少了生命财产的无谓牺牲。在危难关头，当断则断，使国家人民得以保全。如此决策，与为了自己的一己私利而不断地鼓动老百姓为自己卖命的刘备相比，实乃进步；与同时代吴王孙皓和晋朝开国皇帝武帝相比，刘禅也不乏为仁德名主，如此大气之国君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
暴君在位，颂之为救星；仁君在位，百姓视他为赘疣。统治者的招抚政策能使更多老百姓活下来，无论在当时老百姓来看还是从当代历史学的角度来看，都应该是一件好事。因为老百姓不必再用生命的代价去苟生。从历史的发展角度来看，少破坏一些社会财富有利于社会的进步。多年来，国人骂刘禅“扶不起”，究竟是谁“扶不起”？以成败论英雄、以统治需要讲是非，乃传统政治文化之最大的劣根。
参考文献
[1][3]《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
[2]南朝·宋，裴松《.三国志》，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第54页
[4]《三国志》，卷三十八《蜀书》
[5]《三国志》，卷六十四《吴书》
臧丕文，河南开封教育学院社科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