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11月至1998年l月，成都平原六座古城遗址陆续在成都郊县发现，而长久以来作为古蜀国都城的成都中心区却未见类似的古文化遗存，颇令人迷茫。直至2001年2月成都西郊金沙遗址的露面，才揭开这个难解之谜。使人震惊的是，如此珍奇，如此巨大的古代宝藏就沉睡在我们的身边。金沙遗址蕴藏文物繁多，涉及面很广，一时很难说清。笔者这里只略作几点推想。
一、金沙遗址疑即古青羊肆
汉·扬雄《蜀王本纪》:“老子为关令尹喜著《道德经》，临别曰:‘子行道千日后，于成都青羊肆寻吾。’”《辞海》载:“青羊宫，古为‘青羊肆’，后称‘青羊观’，唐改观为宫，为道教宫观”。笔者以为青羊宫与青羊肆不能混为一谈。青羊宫供奉的是老子，当是在老子身后才兴建;而青羊肆则早就有了，所以老子叫喜到青羊肆寻他。春秋时期的青羊肆旧址，或许就是金沙遗址之所在。
二、金沙遗址疑即开明五世迁成都后的都城
开明五世准备自郫迁成都时，必先对成都有所了解，迁往的具体地点也必有选择:不会迁往一处荒野，而要选择一处人口比较集中、已是商业和手工业拥有相当规模的地方。在那个时期，只有青羊肆条件具备。从迁移时间上看，也是衔接得起的。老子的生卒年代，《辞海》无说明，但他确与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生活在同一时期而稍早;因孔子曾问礼于他。故老子嘱咐喜到青羊肆寻他的时期当约在公元前520年上下，而开明五世迁成都也大致在这一时期。《华阳国志·蜀志》：“开明氏王蜀凡十二世”。其末代王十二世被秦灭于惠文王九年（公元前316年）。以30年为一世计，上推6世，计180年，即开明五世活动时期，约在公元前500年上下。那时青羊肆早已成肆，可以供他选择了。有谓迁成都的是开明九世。但以两坑窖藏文物的繁富看，非九世后的百十年所能积聚;故五世之迁论，较合情理。又遗址除已具备“肆”的条件可供开明选作都城外，出土的大量礼器和所发现的宫殿、祭祀区遗址也足以说明开明五世是以此作为都城的。
三、文物坑藏的原因和时间
估计坑藏是秦兵逼近成都之时进行的，原因是避免秦人毁损礼器和强夺珍宝。坑藏应是开明氏亲信进行的，所以器物保持完好或放置有序。但行动是秘密的，秦人和一般蜀人都不知晓，因此也才得以沉睡地下达二千余年之久而未被发现、散失和毁损。
四、藏坑不会太深
因为当时成都的地下水位较高，不能深埋。现在的厚度，已是经过多次洪水淤积后的结果。推想更深的挖掘，发现器物的可能性较小。遗址附近聚落分散，这也是当时的地貌所决定的。推想当时地面尚多积水和沼泽，故人们只好择地而居，不能大面积地连在一起。
五、开明五世迁成都是沿今清水河而下的
1996年，笔者与刘玉珊先生合写了一篇《古蜀的“三王”、“二帝”别说》(载《成都大学学报·社科版》1996年第1期)，在探究开明氏自何地徙治成都这一问题上，有一段管见，现摘抄于下:
《华阳国志·蜀志》称:“开明王自梦郭徒治成都”。《大平寰宇记》引《蜀王本纪》称:“本治广都樊乡，徒居成都”。但梦郭与樊乡的详细地理位置均不见于古蜀史记
述，而二者又显为一地之异名。《温江县志》:“(梦)郭在治西北45里兴利场(今玉石乡)东3里，濒新开河西岸”。按开明氏本自东来，在取代杜宇后，其注目方向当是北、东、南三面，而不会西上生疏的岷山方向，所称难信。王泽枋先生谓“梦郭”乃“樊乡”误刻，但它们的篆体和楷体都差异异很大，值得考虑。我们以为开明自东溯江西上，又习航行，故其过渡期治所，应邻近成都，并在通往成都的河流附近。今郫城南十余里清水河北岸的合作乡颇符合上述条件，且其旧名“毛家”(家一读“姑gu”)，毛家(mao gu)与梦郭(meng guo)有可能为读音之误。该地当郫邑-温江-成都三角的中心，可以兼控四方，沿清水河顺流而至成都西南，故今青羊宫、十二桥、方池街一带古遗迹较多，或以此之故。今金沙遗址的发现似更实其说。
六、金沙遗址是三星堆的后继而又有其他文化因素
《别说》中已论及从岷江上游山区下到平原的杜宇部族最终取代由沱江上游山区下到平原的鱼凫部族统治的“三星堆王国”而治于郫。故开明氏所继承的杜宇王国就既有宝墩(我们认为系杜宇部族所遗留)文化因素，也有三星堆文化因素;尔后还有荆、蜀的复合文化因素。金沙遗址发现有大量石器，打磨精美;遗址内的圈足罐和高柄豆等都是宝墩文化所常见。其青铜器小型化，小石器更是精雕细琢;而石人雕像的眉眼，则不像三星堆人头像的“纵目”，说明已渐渐蜀化了。至于玉琮、卜甲等，则分别来自长江中下游和中原地区。
杨正苞，四川省文史研究馆(成都)馆员
朱开元，成都警察学校退休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