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文字的期待（九）

一、文字反映出蜀人理念

言为心声。目前大量巴蜀器物上刻写的文字，绝大多数是开明王朝的产物。通过那些巴蜀文字的解读，能够使两三千年后的我们，略略了解当时人们的思想观念。

在政治上，开明时代的巴蜀人民(主要是高级阶层)，对于前代杜宇王朝仍然相当怀念。除了《太平御览》卷九百二十三引《蜀王本纪》:“望帝去时子规鸣。故蜀人悲子规鸣，而思望帝也”外，还表现在许多巴蜀铜印的印文上——经常有两个汉字“王”出现，多数是一左一右对称排列，那代表望丛二帝。不过有时为了区别新王和老王，将其中一个代表望帝的“王”字，略作变形处理，如姚石倩君所藏方印，左边的“王”似乎倒置，并且多了一横;犍为五联乡出土圆印，左边的“王”则加以侧放(图1)。这里显现出的蜀人心态:一方面忘不了过去望帝的恩泽;一方面也有所顾虑，害怕引起新王的猜忌，因此采取这样的巧妙安排。印章一般是达官贵人用物，主要寄托他们的心声，代表性或许有些不强;可是不少其他器物铭文，同样也是二王并列。如成都百花潭出土的工具(斤)，涪陵小田溪出土的响器(钲)，皆对称刻有两个“王”字。百花潭和郫县发现的矛文，中心是“手文”与蝉文族徽的组合，右边就有紧靠在一起的二“王”(图2)。这个“玨”字，最能说明问题。

作为统治者的开明蜀王，肯定也在提倡这种友好、宽容的政治空气，否则不可能有那么多二王器铭出现。这就告诉了我们，开明政权确实得自和平的“禅让”，不能随便想像成后世王朝嬗递中常见的逼宫戏。除了二王之外，还有一个巴蜀文字也具有类似的含义，那就是双蝌蚪文。笔者曾根据巴县冬笋坝50号船棺出土的3件长方印文，其中两件为汉字“中仁”二字，推断另一件同样形制的巴蜀印文，也该是这两个同样的字(图3)。上面那个对应于“中”(忠)的巴蜀文字，整体上像一心脏，又像是腹内脏器，显有肝胆相照之意;而对应于“仁”的巴蜀文字，则是双蝌蚪文。汉字“仁”的构形，是“人”字加上两点，意思是两人互相友爱，表示推己及人之意;而双蝌蚪文则是两个简化了的人形，它们并列在一起，其构形和含义与汉字完全相同。由此可见，这个巴蜀文字的字义，是从二王友好延伸而来;因此在巴蜀印章中，凡是有二王文字的地方，多数都有这双蝌蚪文来陪衬。

在巴蜀印文中，双蝌蚪文与S形文相组合的形式，比较常见。如荥经烈太乡出土的两件圆印，犍为金井乡出土的一件方印，皆是如此(图4)。笔者推测S文有绵延、长久之意，故可读为“寿”或“万岁”;而双蝌蚪文可读为“仁”或“情谊”;因此这类印文径可读为“仁寿”的吉祥语，或译成“情谊万岁”之类带现代观念的语言。这“仁寿”词语与“王”或二王组合的印文，巴蜀印章中屡见不鲜。

1980年新都马家乡蜀王墓出土一件漆耳杯，杯的中心有双蝌蚪文与双重波浪文相组合的巴蜀文字(图5)。那波浪文显有传播、普及之意，故此字可读为“仁恩远播”、“仁恩溥被”。由此得知，开明蜀王是相当看重这个“仁”字的。此种理念也影响到当时的其他氏族门阀，如成都百花潭所出的印文，是鸟形族徽与双蝌蚪文结合;荥经一印，则是水草形族徽与双蝌蚪文结合(图6)。这表明“仁”的理念在蜀地已成气候。在战国时期提倡“仁”道，本是儒家的基本主张(特别是孟子)。那时的中原各诸侯国，把“何以利吾国”放在首位，相互征伐，见利忘义;而西蜀却把“仁”字旗接了过来，并且高高举起，可见儒家学说在那里早就有所扎根。可惜这一点，至今学术界似乎尚未觉察。

冬笋坝长方印里对应于汉字“中”的心脏形文，在兵器上也曾出现过。如冬笋坝50号墓出土的钺文，就有此字与“王”组合，意思是忠于王室。另一戈文也有此两字，另加任乃强教授指出的“蒲卑”图像(图7).其义类同。此外，冬笋坝剑铭里有类似汉字的“中”，与其他巴蜀文字相结合(图8)，仍有忠王之意。其中一铭“中”字下面的那个字，类似“毛”字出了头。此字至今仍在邛崃有流传，市内三郎镇的“三”，从来就是这个写法。故疑此字本是“三郎”的代号，似乎这一剑铭意在忠于三郎。由此可知，巴蜀文字借用的汉字“中”(与当时篆文写法不同)，并非中庸之义，而是“忠”的意思。古文献里经常叙述巴人以忠著称，这一心脏形文和“中”字，迄今仅见于巴域，蜀地尚未发现，亦可作证。

二、开明王朝崇尚礼信

新都马家乡蜀王墓出土的大方印(图9)，充分反映出开明王朝的文化观念。此印分上下两层，上层中心是一个甲胄形字符，似可读作“铠”。它的左右两边，各有一牙璋形文，研究者或视之为铎，恐怕不确。印文下层有左右二人携手，所携的两手，化为刻有三星图案的玉版。携手的二人，似望丛二帝，可读为“玨”。三星玉版，形状像是一种土圭类的测天仪器，其象征则为星光，似可读为“明”。它与上面甲胄形字符(铠)，组成“铠明”二字。笔者推断它就是开明徽记。下面中间的空处刻有一罍，是装酒的祭祀礼器，可直接读为“罍”，其义为“礼”。上层那两个牙璋形文，在巴蜀印章中常见——荥经同心村出土圆印，中心偏下即有此文，与近年三星堆出土的牙璋上又刻牙璋，十分相似，可见其渊源久远。此外，什邡和荥经烈太乡发现的圆印以及成都征集到的两件圆印上，在同样位置上均刻有此文(图10)，可见此字的品位崇高。《金文编》上第三十一页所载“父癸爵”文，也与之十分相似。考虑到牙璋是上古的一种符信类实物，此字似乎可读为“信”。印章上刻上此文，表明主人讲究诚信。蜀王大印上所刻礼信字样的字符，充分说明那是开明王族的道德信条。

专门将礼器图像刻入印文的巴蜀印章，还有荥经南罗坝出土的方形骨印，上面的3字印文，就是一璋(信)、一罍(礼)、一圭(敬);蒲江东北乡出土方印的5字印文，左为牙璋和罍，中间为圭璋，右上有一璧，右下为四瓣花形的玉版;什邡船棺出土的方印，上层是带对角线的曲线符号，似是地图;下层则是一璋一罍(图11)。这些印章上全刻礼器，足证开明时代的崇礼尚信。《蜀都赋注》引扬雄《蜀王本纪》:蜀人“不晓文字，未有礼乐”，大概是说从蚕丛到鱼凫最老的三代;到了开明时期，文字和礼乐实际上已有高度的发展。应当指出，蜀人这些文化表现，必然受到中原文化的重大影响，例如璋、璧、罍等物，皆为中原传统礼器，蜀人肯定是学习来的。

显示“开明”族徽的蜀字，在蜀王大印上属于繁体。墓中同时出土有多种5件一套的器物，许多器物上全都刻有同一个字(图12)，那就是“开明”二字的简体。这个简体字左右各有一竖，大概作为携手二人的简化;中间是两层“门”形，贯穿着井字式两长横、两短横，构成繁体那个甲胄形状，即为简体的“铠”。它整体上又形似汉字“開”。此字下边附有一个小方块，中有斜线，那就是汉字“明”的简化，也可说是蜀人的创造。唐宋人开始搜集上古的异字，其中崔希裕《纂古》上有个“明”字，就是“冂”形中间贯穿着一个“井”字(图13)。这明明就是那个甲胄文的移写。因蜀人读作“开明”，故书中就按单音节字定为“明”了。广元昭化镇宝轮院出土的铜戈，上面刻有3个巴蜀化的汉字(图14)。左边那个“明”字，与商代甲骨文的写法完全一样;中间一字似是“戈”;右边的字仍然是“明”，只不过巴蜀化的程度更高而已。这里两个“明”字并列的写法，有些与二王并列相似，说明此时虽已到了开明时代，而暗示前后两朝友好的习惯性思维，仍在人们心中扎根;同时，也说明蜀人有一种重文的习惯。此外，过去灌县(今都江堰市)发现的一件铜剑上，残留有一个甲胄文(图15)，与蜀王大印所刻相似;惟上面两耳上各有一个“十”字，代表星光，为“明”字象征。这是“开明”二字的简要组合，应是最简明的开明徽记。

开明族徽现已落实;《华阳国志》称杜宇名号“蒲卑”，应当也有相应的图像徽记存在。图7所示冬笋坝50号墓出土戈铭上，与“忠王”二字并排的字符，是一网格状土田长出三根植物;这一字符在峨眉符溪矛铭、涪陵小田溪器铭、四川馆藏剑铭中都曾出现过(图16);馆藏斧铭、成都羊子山罍铭中，网格状土田变成长条形，上面仅有二芽。蒲江飞龙村船棺出土方印，印文中央亦有此文，与前文当是一字(均见图16)。任乃强教授以为，此字当即为“蒲卑”，所言甚确。涪陵小田溪5号墓出土的圆形残印上的印文，就有此字与“王”并列，故知其必为王号。新都新民供销社曾收集到一件圆印，印文中除“仁寿”字样外，还有一草状字与此字同在(图17)，皆可为证。

老三代的徽记，由于时代久远，流传不多，现存的字符也不那么复杂。前已论及老王名号字符，蚕丛就是一蚕，柏灌就是一船，鱼凫就是一鱼。这在一些器物上已集中反映出来。近闻渠县博物馆所藏铜器上，也刻有几代先王的徽记(图18)。中心位置是一张翅的风鸟，显然表示杜宇;左右各有一鱼，则是鱼凫;顶部图像似有残缺，疑为艺术化的蚕吐丝形象，或即蚕丛;下面有一健壮的虎形，应该代表那时当政的开明王;最底下是S文，喊出了“万岁”。这便再次证实，开明时代的人们，不仅没有忘记前代杜宇，而且也没有忘却蚕丛和鱼凫;但柏灌则往往遭遇忽略。

三、蜀人重视繁育观念

从“蒲卑”徽记可以看出，那是一幅培养植物幼苗的图景，这说明当时农业已经达到了专业化水平。图16右下四川馆藏矛文上的图像，在带有耕作痕迹的土壤上面，一粒稻麦种子正在茁壮地发芽，表明水分和肥料条件均能充分满足。由此可见，《华阳国志》所述杜宇教民务农，确实取得了可喜成绩;到开明时代，农业生产应该相当发达了。1950年新津出土的铜钫底部刻有铭文，显示出一个族徽的外框，那是商周器铭上常见的“亚”字框。里面的图像似是水中发育着的两根禾苗(图19)，表明那时成都平原上已有栽种水稻的水田。图中所示涪陵小田溪乐器铭文，则表明经过培育的作物业已结实。

以植物苗为族徽的字符，在蜀地多与波浪文、锁锭文、双折线文相组合，往往出现在兵器上，以炫耀其门庭高档，如成都百花潭矛文、绵竹剑文、郫县独柏树戈文等。巴地此符略有变化，如巴县冬笋坝刀文、湖南常德蜀式戈文(图20)。此字似为“蒲卑”所转化，可直接读为“蒲”。众多巴地剑文中顶部还有一个字符，那是在几根(一般是3根)水平线中，长出两株蒲苇类植物的图像(图21)。从四川馆藏剑铭中此字与“心手文”(尽忠)组合可知，这个字应该是巴蜀的老族名(或族徽)。笔者试读为“苴”，为泽中所生之草;据《华阳国志》此字巴蜀读音为“包”，接近于“巴”。近年江西清江出土的陶文中亦有此字，解读者疑其为崇鸟的部族。

新津出土的3件编钟里，有一件上面刻着土内长出两株植株的字符，其中一株伸出一片叶子(图22)，这个字十分重要。近年湖南桃源县发现的两件蜀式戈铭，有个重复多次的字，即由此字变化而来(图23)。湖南学者按汉字释之为“棘”，颇有道理。蜀地近来发现的戈铭中，也有个重复多次的字，好像就是那个“棘”字的一半(图24)，按理可读为“束”。此字与图22新津编钟文字的右边部分，更加形似。笔者认为，此字与古彝文中“蜀”字非常相似，当是彝文借用过去的字，故知其本义为“蜀”，是一个由汉字改造过来的巴蜀文字。由于它是整个蜀族的神圣代号，所以要在戈铭中再三重复，以便取得祖先留下的灵气。这个字不读为“束”，径直就读为“蜀”为宜。又因开明一世自称“荆人”，故推测那个“棘”字宜读为“荆”，也是个巴蜀化的汉字。“蜀”字由半个“荆”分裂出来，表明开明蜀国王族，确实出于荆地。

巴县冬笋坝4号墓出土剑文中有一龙徽，下面有一鸟张翅，支撑在两株植物之间。这两株植物，无疑是从上述“荆”字衍化而来。类似这种鸟撑植物的格式，还在犍为金井乡圆印文里有所表现，不过那植物在印中已成为大树了。(图25)最近宣汉罗家坝王墓出土的一件圆印上，中间就是艺术化的甲胄形开明徽记，左右两边的植物(图25)，与新津编钟文基本一样。值得注意的是，下边作为“明”字的太阳字符有10个角，似乎表示那时开明王朝已传到了10代。

蜀人重视生物繁育，更表现在对人口增长的期望上。成都指挥街周代墓葬出土的4具人骨，当时进行过鉴定，为一男三女，年龄都在22岁至28岁之间;可见那时蜀人的寿命很短，人口增殖应该是国内的一件大事。新都马家乡蜀王墓出土的银锭形印文(图26)，起初皆不得其解。后来笔者从长方形汉字“王子”印与蜀文的对比得知，那个带尖月牙形蜀字，可读为“子”，于是银锭形印文便应是“多子多男”之意，为祈祷人丁兴旺的吉语。绵竹出土的带尖月牙形印(图26)，印的形状便有求子之义。这种形状的印，近年荥经同心村亦出土不下两件。

通过巴蜀文字研究，初步得到不少现已散失的巴蜀古史信息，颇令人兴奋。不过，这一新的研究途径，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开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