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古代地域文化及其学术交流
在中华文化发展衍变的历史长河中，地域文化缤纷绚烂，精彩纷呈，为我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早在《尚书·禹贡》和《山海经》中已有关于中国地域的描述，分别记载了各地的山川河流、物产矿藏、民族民俗、神话传说等，一些学者视其为相关地域文化的发轫之作。［1］先秦时期是我国地域文化发展的黄金时期，宋代的地域文化则向高深发展，产生了儒学的地域化。［2］“庆历之际，学统四起”，［3］彼时四起的众多学派都以地域命名，如洛学、关学、闽学、蜀学等。虽然各学派都以自己的地域命名，且相互之间所持学术观点并不相同，但彼此从未停止相互交流与借鉴。乾道三年( 1167 年) ，闽学代表人物朱熹不远千里从福建武夷山赴湖南岳麓山，与湖湘学派张栻讨论《中庸》之义，竟“三日夜而不能合”，［4］开书院不同学派“会讲”的先河，此即史上著名的“朱张会讲”。此次会讲取得丰硕的学术成果，各自都给予对方以关键影响，据朱子回忆，“去冬走湖湘，讲论之益不少”［5］，《宋史·道学传》载: “( 张拭) 既见朱熹，相与博约，又大进焉。”朱张会讲开宋代学术研讨之盛况，其地位与“鹅湖之会”不相上下，是不同学派相互吸收对方学术思想的一个典范，推动了当时闽学和湘学的交流与融合，在理学史上和书院史上都产生了重要而积极的影响。究其实，任何文化从来就不会孤立存在而总是相互联系并发展。各地域文化相互交流与影响，汉族与少数民族文化彼此融合，最终都先后汇入中国文化大海，呈现多源同归景象。［6］这使得中国文化既具有多样性又具有统一性，地域文化构成了中国文化的丰富多彩，地域文化的互相渗透与借鉴构成了中华文化的多元互补。多源同归与多元互补进一步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是中国文化进一步发展繁荣的坚实基础。
近千年之后，当代学者沿着古代学者的路径，又一次开启了地域学术文化新的交流与融合。“巴蜀文化”与“湖湘文化”作为长江领域重要的两大地域文化，彼此之间从古至今交流交融都很密切。清代初年“湖广填四川”更是加剧了两地文化的联结与融合，因此，将其放在一起进行比较整合研究，举办“巴蜀文化与湖湘文化高层论坛”，不啻是跨地域文化学术研究的新探索。
二、跨地域学术文化研究的演进
我国地域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一直在不同规模和层次上进行，从来没有间断过。但如此有系统和有组织的地域文化学术交流却不多见。为贯彻文化强国战略及加强文化自信研究，湖南大学、西南民族大学、四川大学、湘潭大学四所高校联合发起、共同主办并轮流承办“巴蜀文化与湖湘文化高层论坛”。川湘两地高校以高度的文化自觉，敏锐的文化洞察，举办“巴蜀文化与湖湘文化高层论坛”，研讨两地学术文化的渊源与发展，探寻其个性与共性，开启了湘学蜀学研究的新方式。“巴蜀文化与湖湘文化高层论坛”自 2012 年肇始，已经成功举办五届，大体沿着宏观外围到微观内层这样的脉络演进: 蜀湘学派渊源与双边交流———长江流域多边文化交流———蜀湘学派与区域学术文化融合———蜀湘文献整理———海外汉学研究。地域文化之间的学术交流与融合也在这个过程中以新的形式向纵深发展。首届论坛于 2012 年 12 月 1 日至 2 日在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举行，共有 50 多人参会，主要是川湘两省高校在蜀学与湘学领域中有影响力的专家学者，如湖南大学的朱汉民教授，四川省社科院的谭继和研究员，西南民族大学的祁和辉教授，四川大学的舒大纲教授，湘潭大学的王继平教授等。学者们的论文主要围绕湘学与蜀学渊源、历史上湘学蜀学的交流与发展、川湘杰出人物精神气质比较等主题开展研究与探讨。首届研讨会共收到论文 40 多篇，朱汉民教授将其编辑成《湖湘文化与巴蜀文化》，并于 2013 年10 月由湖南大学出版社出版，收录于岳麓书院国学文库。
虽然我国地域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一直在进行，但此次却与历史上在各个方面都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其鲜明特性便是地域文化间的交流融合愈加表现出自觉性、积极性和主动性的一面。
2013 年 10 月 18 至 19 日，第二届论坛由四所发起高校主办，杭州师范大学协办，西南民族大学与成都武侯祠博物馆联合承办，论坛在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举行。参会人员扩大至四川、湖南、浙江、重庆、湖北、江苏等省市部分高校和相关科研单位，参会人数增至 80 余人，收到论文 80 余篇。会议主题由川湘两地的双边交流扩展为长江流域的多边交流，与会学者围绕“长江流域区域文化的交融与发展”这一主题，针对“长江流域区域文化探源”“长江流域区域文化对中华文化的贡献”“蜀学、湘学、浙学研究”“三国文化研究”等议题展开深入探讨。学者们的论文涉及经学、家学、艺术、人物个案及民俗信仰等方面，视角新颖且颇具深度，泛区域文化交流的概念正在逐渐形成。本届论坛的论文由西南民族大学徐希平教授主编，于2014 年10 月在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书名为《长江流域区域文化的交融与发展》，副标题是《第二届巴蜀·湖湘文化论坛论文集》，收录于西南民族大学国学研究中心民族文学与文化研究文库。
2014 年 12 月 6 日至 7 日，“湘学、蜀学与区域学术文化研讨会暨第三届湖湘文化与巴蜀文化高层论坛”在湘潭大学举行，同期举行的还有湘潭大学历史系成立三十周年庆。来自中国社科院、南京大学、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华中师大、上海师大等 10 余家高校和机构的 10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论坛。此次论坛以“湘学、蜀学与区域学术文化的融合”为主题，对湘学、蜀学、浙学、徽学、粤学、闽学等区域学术及其交流互动进行了研究与探讨。各地域文化究其实质是互相联系互相渗透、在互动交流中发展完善的，某一地域文化的发展，通常都要依85靠其他地域，并牵动其他地域文化的发展与变化。因此，本次论坛进一步推动了长江流域巴蜀文化、湖湘文化、吴越文化、淮扬文化及其岭南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不仅促使各区域文化之间的取长补短，还对促进各地社会经济的交流与互动亦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本届论坛结束后，湘潭大学王继平教授主编《中国史论集》( 上、中、下) ，由湘潭大学出版社出版。
研究地域学术文化，其历史典籍和历史遗存的搜集、整理及展示是其重要工作。因此，2015 年 10 月 17 日 － 18 日在四川大学举行第四届“湘学·蜀学及湖湘文化与巴蜀文化高层论坛”，其主题便是“推进巴蜀文献整理，加强区域文化交流———《巴蜀全书》阶段性成果研讨暨第四届巴蜀文化与湖湘文化高端论坛”。《巴蜀全书》是 2010 年立项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四川省重大文化工程。在此次会议上，《巴蜀全书》的重要阶段性成果《廖平全集》也举行了首发式。与会的各位学者还就巴蜀文化与湖湘文化的个性与共性、成就与特质、特殊内涵及当代价值进行了探讨。此次参会的有《巴蜀全书》的编纂、评审专家以及来自美国、日本、北京、上海、成都、重庆、长沙、湘潭、南充、台湾等地的 100 余位学者，会议论文集正在编辑准备出版。新世纪以来，海外汉学研究已成为重要的学术现象和生长点，为加强海外汉学研究，促进学术交流，第五届“巴蜀文化与湖湘文化高层论坛”将主题延伸到了“海外汉学”专题。2016 年11 月 12 － 13 日，“巴蜀文化与湖湘文化高层论坛”之“2016 海外汉学专题论坛”在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屈子祠举行。来自美国、韩国、马来西亚和中国台湾、香港与大陆的 70 余名专家、学者，围绕“海外巴蜀文化研究”“海外湖湘文化研究”“海外中国文学及中文教育研究”“巴蜀文化与湖湘文化的海外传播研究”等专题展开学术探讨与思想交流。
三、地域学术文化融合研究的成果
“巴蜀文化与湖湘文化高层论坛”已经举办五届，其主要研究成果涉及地域学术文化学术源流、地域学术文化代表人物、地域学术文化的历史典籍、地域学术文化间的交流互动与海外研究，以及经学、文献学、民族学等学科领域，涵盖四大成果。
1．地域学术文化学术源流
对地域学术文化的研究，探究其学术源流是研究的根基和必须之作。“巴蜀文化与湖湘文化高层论坛”首先对湘学的源流与学统及巴蜀学术源流做了深入研究，湖南大学朱汉民教授《湘学的源流与学统》和四川大学舒大刚教授的《巴蜀学术源流史述略》即是此方面的代表作。对两位教授此学术源流的综述，请参见笔者 2016 年 8 月 2 日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报》上之小文《跨地域文化研究的新探索》，在此不再赘述。
此处值得特别一提的是四川省社科院谭继和研究员的《巴蜀文化概说》，该文从另一角度梳理了巴蜀文化的概貌。其研究指出，学术界一般认定 1929 年是现代巴蜀文化研究的起点，郭沫若是提出巴蜀文化研究概念的第一人，那时的“巴蜀文化”概念，主要是指秦汉以前的巴蜀考古文化。20 世纪 60 年代，徐中苏、蒙文通等初步扩大其研究范围。20 世纪 80 年代，由于三星堆的惊世发现，苏秉琦和李学勤等提出了“自成一系”、独具特色的“古蜀文化区系”概念。继之谭洛非、谭继和等提出巴蜀文化应突破狭义的“四川史前文化”的概念，扩大为由古及今的广义的“泛巴蜀文化”概念。现在，学术界一般使用广义的“巴蜀文化”概念，其研究以 1929年为起点，迄今已有 84 年历史。［7］
除了对论坛两大主体地域文化学术源流进行研究外，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姜涛研究员及安徽文史研究馆翁飞研究员分别对淮扬文化、安徽文化产生背景和文化特质进行了分析、界定和溯源; 华南师范大学宋德华教授分析了岭南学与岭南文化的关系，提出了构建岭南学的几点考虑。
研究地域学术文化的源流与根底，内涵与特质，必定会促进地域文化传承体系的建立，为中华多元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做出地域文化应有的贡献。同时，研究地域学术文化之文心和神韵，找到地域文化软实力之根，将是今后地域文化研究的深远课题。
2． 地域学术文化代表人物
研究地域学术文化，对其学派关键代表人86物进行研究亦是重点内容。在春秋战国以后的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各学派关键代表人物始终是我国思想文化、精神理念的创造者、主导者与传播者。因此，本论坛与会学者对湖湘巴蜀学派的代表人物如张栻、胡宏、王船山、曾国藩、王闿运、司马相如、李白、苏轼、魏了翁、廖平等的著述及其学术思想从不同角度、不同立意进行了研究和论述，湘学学者更多地集中于对王船山和曾国藩的研究，而蜀学则集中于对苏轼和廖平的研究。王船山是我国明清之际的思想家，但本论坛的多数学者却独辟蹊径，更多关注于船山思想之外的成就与领域。湖南师范大学张晶萍教授研究，王船山跻身于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的行列是相当晚近的事。其梳理了嘉道以前船山记忆与形象的演变，探讨了船山记忆由私人记忆转变成官方记忆、进入官方历史公共书写的过程，目的在于帮助人们反思官方历史公共书写与地域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为学界重新检讨地域文化的发展模式提供借鉴。在船山遗留下来的 800 余万字的著作中，虽然没有留下如曾国藩家书之类直接反映船山家风思想的书信，但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陈力祥副教授却从经典诠释中探究到了船山的家风思想特征: 厚德隆礼，既重视个人内在的德行修养，又重视外在的礼之践行，如此实现其家风思想由内而外的度越，凸显出儒家思想的典型特色。此外，王夫之西晋诗歌批评的独特性( 曾毅) 、船山的民族主义思想( 秦亮) 以及船山的习性论( 申健) 也在论坛得以研究。
湖湘文化另一重要代表人物曾国藩是晚清一代重臣，随着对洋务运动的重新评价，学术界开始对曾国藩等洋务派人物进行重新审视。评价历史人物，对其简单肯定或否定，都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应将其放在其所生活的特定历史条件之中。湘潭大学王继平教授研究曾国藩多年，其用七句话对曾氏进行了一个较为系统全面的评价，即曾国藩是封建政治文化的坚定卫道者，汉宋之学的折衷者，晚清政治权力结构的改变者，晚清军事制度的变革者，晚清人才的培育者，中国早期现代化事业的开先河者，“湘运”之开启者。［8］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历史转型时期的一个转型人物，将其放在近代中国转型的历史环境中，对其言行、事功加以具体分析，看其是否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为其时代所做的贡献，才能还其历史真相。家训文化历来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曾国藩的另一重大贡献便是其以家书的形式将中国传统仕宦家训推向了巅峰，吸引了后世大批追随者和研究者。湖南师范大学李育民教授论述了曾国藩的治家理念和思想: 家道之兴，全在肃、雍;八字为本，力行孝友; 进德修业，人学并进; 勤俭自持，养生有道。此外，曾氏的船政及海防思想( 王明前) 、其对江南机器制造局及近代中国工业发展的贡献( 柏晓斐) 等洋务事业及其处理天津教案所反映出的外交思想( 罗玉明) 都分别得以深入探讨。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及不同主题对曾氏进行研究分析，丰富了我们对这位晚清重臣的进一步认识和了解。巴蜀文化代表人物苏轼是我国文化史上的大师，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其在诗词、散文、书画方面均取得很高的成就，正因为如此，学者们对苏轼的研究也涉及方方面面。北京东方道德研究所傅永吉研究了东坡的儒士人格。东坡以儒家仁德政治之精神，儒士积极入世之人格，包容道释两家精神世界，将人性的广袤、厚重、博大的高度、宽度、深度拓展到极致。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潘玥馆员等却认为，苏轼并非一生旷达乐观，尤其是其绍圣时期的流放阶段，在思乡强烈、困窘无友、遁世思想等情绪交织下的唏嘘感概及希望不再蝇营狗苟地俯仰尘息，成为其思想的主要方面。研究目的是让读者能全面体会苏轼的丰富人生。纵观苏轼一生，际遇不顺，坎壈缠身，又深受儒、释、道三家思想的影响，其人格个性也必定是复杂多面的。因此，东坡早期的佛禅因缘也受到了学者的关注，西南民族大学梁银林教授研究认为，地域文化背景、家庭宗教氛围、天性慧敏好奇三大因素为苏轼早年喜好佛道提供了较为充分的条件，使其在少年时代便与佛禅有了更多接触。苏轼以后在学佛修禅道路上走远走好，并以文学方式成就“佛禅功业”，固然与其仕途坎坷、天涯漂泊有莫大关系，但与其早期所接受的佛禅文化的润染也密不可分。另外，苏东坡成长经历之要素及其对当代中国教育的启示( 徐希平) 、苏轼《论语说》的诠释特色( 唐明贵) 、苏轼的草书87笔法理论( 王万洪) 等研究都取得不俗的成果。苏轼是巴蜀文化的典型代表人物，其文学、艺术、儒学等皆有很高的成就，期待有更多的学者投入到对苏轼、苏学的研究之中。
作为巴蜀文化另一代表人物，廖平是清末民初的经学大师，其著作宏富，遍及群经，是我国近代学术转型时期的关键人物。在第四届论坛上，《廖平全集》首发。《廖平全集》在现有研究基础之上，广泛收藏廖平现存各类文献，分别予以新式标点，每种还有提要简介，撮其要妙，详其流变，考其异同，试图给读者以客观引导。廖平的生平与事业、学术变迁起迄、廖平的著作等得以深入扎实的研究( 舒大刚) 。廖平的经学思想产生了很大影响，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即渊源于廖氏，尽人皆知。廖氏经学复杂多变，离不开当时的社会环境、时势变迁及时代风气。但其多变之中，有不变存焉。尊经、尊孔，做孔经的守护者，为儒学辩护，是他一生不变的追求。同时，廖氏在自己的著作中也反复论及“通经致用”，其成书于民国初年的《尊孔篇》，归根结底在于“救世”，体现出其时代之下的经世情怀( 杨世文) 。廖平“经学六变”说法进行重新分期，并提出廖平经学早中晚三期分期新说( 吴龙灿) ; 廖平“谷梁学”“公羊学”、“左传学”及其相互间的影响( 郑伟助) 、廖平的文献学思想及其实践( 刘思文) 也得到相当程度的研究。不过，有一个现象需要引起注意，即研究廖平的学者均来自四川，期待以后的研究者来源地更多元化，视角更多元化，以此不断促进对廖平及其后学的研究。
3．地域学术文化的历史典籍
每一地域学术文化都有自己的历史典藏，“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阅读和研究历史典籍是我国历史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和手段。在本论坛上，与会学者也在各自的领域对相关地域的历史典藏做了不俗的研究。
《华阳国志》作为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地方志著作，记载了许多西南民族的资料，四川外国语大学张勇副教授根据《华阳国志》的相关记载和论述，从夷夏观、民族统一观、民族地理观等方面探讨了常璩的民族思想。张勇指出，常璩的民族思想既对儒家传统民族思想有所继承和运用，也对区域民族地理观的演变产生了重要影响。［9］
地方志有着历史之延续性、内容之广博性、材料之真实性等诸多特点，是地域文化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同样，地域文化代表人物的著作也是如此。魏了翁是南宋著名理学家、思想家、蜀学集大成者，四川大学古籍所李冬梅副研究员以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宋刻本《周易集义》为例，对其该本《易》学名著从成书始末、刊刻经过、体例内容等方面进行了考辨。虽《周易集义》撰著之时，正值魏了翁废黜谪居靖州期间，文献稀缺，无人商榷，但《周易集义》融汇濂洛诸家《易》说，合一程邵，承续朱子，集解成编，仍不失为一部上乘的集解式《易》学名著，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魏了翁“南方共宗鹤山老”的理学地位。［10］
《桃花源记》也在此论坛得以研究( 祁和辉) ，《桃花源记》并非作者主观臆想虚构，其中论述的时间“晋太元中”、地点“武陵”、人物“南阳刘子骥”均为写实。《桃花源记并诗》的现实模本在武陵郡、武陵山、武陵蛮、五溪蛮世居故乡，不在“武陵”范围以外。《淮南子》是我国西汉时期成书的一部哲学著作，胡适评价“道家集古代思想的大成，而淮南书又集道家的大成”。西南民族大学孙纪文教授认为，《淮南子》的深层结构与战国以来的文化整合思潮密不可分，其特殊的地理因素，自由言说的写作群体等基础条件构成了淮南文化圈思想活跃的平台，这亦是《淮南子》思想交汇的支撑点。学者对经典文籍的研究和探讨，进一步加深了我们对地域文化的深层了解和认知。
4．地域学术文化间的交流与互动
在本论坛上，不少学者对地域学术文化间的交流与互动、各地同一时期的政治、同一时期的学者、同一时期的书院教育等进行了对比研究。
宋代书院随着理学高度发展而蓬勃兴盛，在宋代社会教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巴蜀湖湘两地的书院教育在宋代成就卓著，颇具特色。两地书院的“三大事业”都极为活跃，巴蜀地域在宋代共有书院 27 所，湖湘 52 所，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湖湘的书院都更为兴盛，对后世学术的影响力也更甚。原因之一是地域因素的影响。湖湘位于长江中游，而巴蜀地处长江上游，在宋代一直是对外战争的前缘，巴蜀本土的学者因躲避战乱大量外迁至长江中下游。尤其是在南宋末年，蜀中学者往往沿江外迁，却很少有学者从湖湘地域逆流上溯至巴蜀。学者的流失形成学术迁徙的不均衡性，从而造成学术发展的不平衡。原因之二是学术因素的影响。宋代理学的发展与书院的发展相辅相成，理学的大本营在南宋时期基本集中在湖湘、福建、江西一带，理学大师在此区域著书讲学，培养生徒，理学由此迅猛发展，书院随之兴盛，书院又为理学家弘扬学术提供极好的学术舞台。巴蜀学术却是另一番景象。蜀学在北宋时期主要是以史学、文学及传统经学为学术主流，虽然有“三苏”作为蜀学的领军人物，但却无开门授徒之例。南宋时期巴蜀本土学者仍然是以史学见长，而其代表人物如李焘等却大部分时间游学仕宦于外，很少在本土教授生徒。这就造成巴蜀地域学术的繁荣不及下江的状况。至于蜀中理学人物如张栻、魏了翁，他们虽隶籍于蜀，却是在外时间多余其在巴蜀的时间，张栻更是出蜀之后未曾返回家乡，其在书院教育中的建树当以在巴蜀外为多。此等原因造成蜀中书院的影响力自然稍逊湖湘一筹。但巴蜀、湖湘学者对乡土书院的贡献则同样耀眼，这其中，张栻、魏了翁无疑是功绩最为卓著的人物。其以书院教育培养了大批巴蜀、湖湘两地的学生，学生成才后或兴办书院，或主持书院教学，以其所学回馈书院，对书院教育进行反哺，为两地书院建设作出了相当的贡献，并延续了两地的书院教育( 李文泽) 。［11］
湘学与浙学之间一直有着多元互动，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浙学之于湘学的学术冲击，宋、明、清三代浙学代表人物及其学术思潮都对湘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宋代陈傅良将浙学的功利思想引入湘学，补充了湖湘的经世传统;明代王阳明以及王门弟子在湖湘的讲学，心学的心性思辨与践履以及实用、实行融入湘学的朱张传统; 清代张履祥、陆陇其重道德践履的朱子学，经过唐鉴、曾国藩等湖湘学者的发展从而影响了同光理学中兴与湖湘文化的近代转型( 张天杰) 。
此外，学者们分别以袁子让、何绍基和吕调阳为个案和考察对象，研究了历史上不同时期湘学与蜀学的交流互动( 周斌，霞绍晖) 。也有学者以湘蜀两地作家创作为例，从文学视野出发对湖湘文化和巴蜀文化做了对比研究( 贾剑秋) 。在学者的交流与互动方面，宜宾学院吴龙灿副研究员对廖平和王闿运的学术异同进行了对比研究，四川大学吴洪泽副研究员论析了王闿运对吴之英的影响。鉴于篇幅，不在此一一赘述。总的说来，在地域文化研究方面，学者们更多的关注于自己所在地域文化或某个地域文化的研究，而较少关注跨区域文化的对比交流研究，因此，有学者以武陵源研究为切入点，提出区域文化研究应注重跨区域文化现象( 祈和辉) ，加大对跨地域士人关系的交往研究有利于拓展地域文化研究范围( 罗福惠) 。
除以上四个方面外，本论坛亦有不少文章论及经学如《皮锡瑞前期经学研究中的今文学趣向》( 吴仰湘) 、文献学如《李焘文献学成就初探》( 张固也) 、民族学如《试论两晋南北朝隋唐的巴蜀民族文化》( 赵心愚) 、文学如《汉代巴蜀文学三杰与〈文心雕龙〉》( 王万洪) 等等。学者们的论文思想活跃，见解独特，新论叠出，把蜀学湘学的研究推向纵深，值得人们做进一步的评价与反思。
四、跨地域学术文化研究的展望
“巴蜀文化与湖湘文化高层论坛”已经成功举办五届，取得了很好的学术反响和社会效应，现已成为地域学术文化研究的一个品牌。注重区域学术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是历史上中华文化实现传承与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新时期学术创新、文化建设的积极探索和有效方式。
因此，论坛下一步的发展思路，一是继续坚持已有的方式，加强长江流域文化区、黄河流域文化区、珠江流域文化区以及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文化区等大区域文化之间的交流，进一步搭建大中华文化的高端研究平台，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共同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共同汲取中华文化的思想精髓，共同推动中华文化的创新发展。
二是进一步拓宽研究领域与视野，扩大研究者的参与范围，吸引更多不同学科背景、各有建树的知名学者参会。除研究各地域自身学术文化之外，亦应加强对地域学术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互动、跨地域文化现象、跨地域士人交往关系的研究; 将研究领域扩大到海外学者对湖湘巴蜀文化及地域文化的研究，以及湖湘巴蜀文化和地域文化的海外传播研究，邀请海外大学、研究机构与海外学者参与到论坛中来。
三是创造条件，将论坛举办地放在主办学校的海外孔子学院，邀请海内外学者围绕同一议题或相似主题相互讨论，对海外学界研究成果进行正面直接的回应，以此推动西方学界更多关注中国学界研究成果，促进中国文化研究的国际化，从而将论坛推向世界，促进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参考文献:
［1］袁行霈． 关于中国地域文化的理论思考［J］． 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 1) ．
［2］程民生． 略论宋代地域文化［J］． 历史研究，1995，( 1) ．
［3］《宋元学案·士刘诸儒学案序》．
［4］王懋坛．《朱子年谱》考异( 卷一) ［M］．北京: 中华书局，1998:306．
［5］朱熹． 朱熹集［M］． 成都: 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1290．
［6］袁行霈． 关于中国地域文化的理论思考［J］． 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 1) ．
［7］谭继和． 巴蜀文化概说［A］/ /徐希平．长江流域区域文化的交融与发展［C］．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 3．
［8］王继平． 重评曾国藩 ［A］/ /朱汉民． 湖湘文化与巴蜀文化［C］． 长沙: 湖南大学出版社，2013: 69．
［9］张勇． 从《华阳国志》看常璩的民族思想［A］/ /徐希平． 长江流域区域文化的交融与发展［C］．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 279，286．
［10］李冬梅． 魏了翁《周易集义》考辨［A］/ /朱汉民． 湖湘文化与巴蜀文化［C］． 长沙: 湖南大学出版社，2013: 347．
［11］李文泽． 宋代巴蜀、湖湘地域的书院教育评述 ［A］/ /朱汉民． 湖湘文化与巴蜀文化［C］． 长沙: 湖南大学出版社，2013: 473 －474．
作者简介:
郎玉屏( 1971 － ) ，女，汉族，四川遂宁人，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中国史在读博士，西南民族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副研究员，历史学硕士，研究方向: 中国文化史及思想史;
刘兴全( 1965 － ) ，男，汉族，四川资阳人，西南民族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历史学硕士，研究方向: 民族史及文化史，四川 成都 610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