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研究中，孤立地考察某人的生地与死地，并无太大价值。但是，当我们为了研究某远古民族的文化渊源时，考定其首领的生地或死地，就显得比较重要了。本文拟就文献记载和传说中的有关大禹的资料，对“禹生石纽”的问题试作探讨。
一
关于禹的生地，自古到今议论颇多。大量的文献记载说，禹的父母妻子以及他本人，都是河南崧山一带的居民。禹的父亲在《左传》、《国语》上称为“有崇伯鲧”，崇是鲧的封国。王念孙说，古代无“嵩”字，因此以“崇”代之。所以，史学界一般都认为，崇的地望在今河南嵩县和嵩山一带。禹的母亲有莘氏女的住地，据《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古莘国，在汴州陈留县东五里故莘城是也。”可见禹的外家也是伊洛平原上的居民。禹的妻子涂山氏，顾颉刚先生认为，塗山即今河南熊耳山的东角，那么，禹的妻子当是熊耳山一带的居民。禹子启，《汉书·武帝纪》颜师古注引《淮南子》说，启生于嵩山脚下。《逸周书·世俘》说：“箭人奏崇禹生开”，“崇禹’’二字说明禹生活在崇山一带。许多史籍上都记载禹都阳城、阳翟。阳城即今河南登封县告成镇，阳翟即今河南禹县。自1959年以来，考古工作者在豫西、晋南进行了大量的考古发掘，已经发现和发掘了包括偃师二里头、巩县稍柴、登封告成和山西夏县东下冯在内的百处以上的“二里头类型文化”遗址。考古学界一般都认为，二里头文化属于夏文化。从文献记载和豫西、晋南的考古发掘来看，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夏人的早期活动地不出今河南、山西和陕西东部，禹的生地也当在嵩山一带，而绝不可能在远离夏人活动中心的四川。
二
首倡大禹生于四川说的是汉扬雄。他在《蜀王本纪》中说：“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也，生于石纽。其地名痢儿畔。”
考扬雄前诸史书，也屡畜禹之生地。墨家《随巢子》云：“禹生于昆石”，又云：“禹生碣石之东。”《苟子·大略篇》云：“禹学于西王母。”司马迁《史记·六国年表》云：“禹兴于西羌”，焦延寿《易林》云：“大禹生石夷之野”，．陆贾《新语》云：“大禹出于西羌”，桓宽《盐铁论》云：“禹出西羌，文王生北夷。”扬雄前诸先生距禹生活时代较扬雄为近，却仅能讲禹生石夷、西羌，言其大概，而扬雄却能讲得如此具体，这令人颇生怀疑。自扬雄而后，有关禹生四川的传说史不绝书，随着时间的推移，记载越来越丰富、完备，也越荒诞离奇。现将这些记筑罗列予下，并略加剖析。
后汉赵晔《吴越春秋》云：“女嬉于岷山，得薏苡而生禹，地日石纽，在蜀西川也。”又云：“禹家于西羌，地名石纽。”赵晔在扬雄的基础上加了三点；一是将禹的母亲拉到岷山，二是说禹的出生是由于其母得了薏苡，三是将石纽、岷山、西川和西羌并为一处了。禹母得薏苡而生禹和禹家西羌，前人均已言之，赵晔将其与扬雄之说结合，其牵强附会是很明显的。
谯周《蜀本纪》曰：“禹本汶山广柔县人也，生于石纽，其地名刳儿坪。”“刳儿坪”扬雄作“痢儿畔”，痢儿畔是什么意思呢?使人很费解。当时，盛传禹母“胸折”、“背剖”而生禹，大概谯周认为扬雄的“痢儿畔”不能表现“胸折”和“背剖”的意思，于是改为刳儿坪，使之与禹母生禹的传说相吻合。刳，就是屠、剖的意思。
禹是大圣人，禹生之地理所当然也是圣地，于是《华阳国志》的作者便再添上几笔，将之神化。常璩说：“夷人营其地，方百里不敢居牧；有过，逃其野中不敢追，云畏禹神，能藏三岁，为人所得，则共原之，云禹神灵佑之。”神圣则神圣了，但荒诞之迹则昭然可见。冯汉骥先生指出：“所谓‘地方百里不敢居牧’者仔细算起来，则现有之整个汶川县‘不敢居牧’了，有是理乎！”
扬雄以下诸儒热烈地谈论着禹生石纽，但参加讨论者均是两汉而下的后学，似乎这些谈论还不够权威，于是晋皇甫谧把先秦大儒孟子抬了出来。皇甫谧日：“孟子称禹生石纽，西夷人也。”既然孟子都说禹生石纽，人们还敢怀疑么?然考今本《孟子》，却无是言，不知是皇甫谧偶然记错了呢，还是今本《孟子》有逸文。就算孟子讲过禹生石纽，但石纽在那里呢，孟子并没有将它定在四川。孔令谷先生认为：“石纽我们不能视作地名，……只是石的纽结处，这里颇疑所谓石纽，即是今羌民的乱石堆。”
圣人大禹的母亲已经拉到四川来了，但是他的父亲史书上却明明记载是河南嵩山一带人氏，河南与四川远隔千山万水，禹父要从千里之外到四川来聚妻生子，是不大可能的，禹的生地有了，但他诞生于何月何日，，前人从不敢讲。到了宋代，伪史专家罗泌察觉到四川禹传说中的种种漏洞，于是作了进一步的修补。他说：“鲧，高阳氏孙，字熙，汶山广柔人也。鲧纳有莘氏女曰志，是为修己，年壮不字，获若后于石纽，服媚之而孕，岁有二月，以六月六日屠疈而生禹于焚道之石纽乡。所谓刳儿坪者，长于西羌，西夷之人也。”罗泌这一段文字虽不长，却很有几点“创见”，一是定禹父为汶山广柔人，二是将禹的生日定于六月六日，三是将禹的生地由汶山改为焚遭。宋徐天佑也说：“郡人相传，禹以六月六日生。”宋代距禹生活的时代已有几千年了，但罗、徐二人却能讲出禹的出生月日，不亦怪乎！
当大禹的父母、生地与生日都与四川挂钩以后，后儒们的论证也就更加完备，更加具体，更加荒诞不经了。经过许多代人的共同“努力”，一部系统，完整的禹在四川活动史终于编造出来了。
禹的诞生更加神奇了。《四川通志》载：“刳儿坪在(石泉县)九龙山第五峰下，地稍平阔，石上有迹俨如人坐卧状，相传即圣母生禹遗迹。”《锦里新篇》云：“刳儿坪在石泉县南石纽山下，……坪下近江处，白石累累，俱有血点浸入，刮之不去，相传鲧纳有莘氏，胸臆折而生禹，石上皆血溅之迹，土人云取石湔水，可治难产。”此荒唐可笑，不须多言。
“大禹故里”出来了。李元《禹迹考》云。“汶邑之南十里叶飞沙关，俗称凤凰岭，端平衍，方可十余亩，土人传为刳儿坪。坪南悬崖削壁，下临岷江，前有巨石百丈，前人摩崖书‘大禹王故里’五字。”。《茂州志》云：“阜康门外有‘神禹故里坊’”。
涂禹山也问世了。《禹迹考》云：“加渴瓦寺土司署在治（汶川)西北十里，谓之涂禹山。与刳儿坪相距十里有奇。盖即涂山氏之故国。”冯汉骥先生说，涂禹山的名称是明中叶瓦寺土司驻牧其地后，始见于记载。
“禹庙”也修起来了。宋徐天佑注《吴越春秋》云：“(石纽)在茂州石泉县，其地有禹庙。”《茂州志》云。“大禹庙旧在阜康门外。”《理番厅志》云：“大禹庙在通化里。”《汶川志略》云：“刳儿坪有羌民数家，地可种植，相传圣母生禹处，有地数百步，羌民指为禹王庙，又称为启圣祠。”
大禹采药亭也修起来了。《杨升庵外集》载：“大禹采药葶在大业山。”李蕃《禹穴辨》云：“其山(石纽山)朝暮二时，有五色霞气。又有大禹采药亭。”
“禹穴”也发现了。《禹迹考》云：“保县南十五里，禹穴在焉。”《潜确居类书》云：“禹穴在四川石泉县治之北石纽村，大禹生此，石穴杳深，人迹不到，掘地得古碑，有禹穴二字，乃李白所书，识者因疑会稽禹穴之误。”《杨升庵外集》、《石泉志》、《茂州志》所载大体也如此。杨延年三十年代游北川县记道，除了禹穴外，“还有‘泣石流光，和‘洗儿池’诸迹。”禹穴者何?盖会稽之禹穴，禹之葬地；汶川之禹穴，则禹之生地。杨升庵又云：“禹穴者，禹藏书之所也。”禹读何书?甲骨文、金文？杨氏所指，大概是《史记·正义》引《括地志》所言禹“得金简玉字”之书吧。
岣嵝碑也树起来了。岣嵝碑俗称禹王碑，在北川县南索桥附近，碑高一丈余，相传为大禹治水时所书，凡七十余字，字作鸟虫书体。然据今人考定，此碑为后人好事者所为，非禹时古物。
从上可见，自汉扬雄主张禹生四川汶山石纽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关大禹在蜀的记载越来越多。这些记载，有的是后儒凭空杜撰的，有的是将其它地方有关大禹的传说移入四川的，有的是篡改古籍牵强附会出来的。总之，扬雄后的诸儒你一笔我一笔，终于把禹生石纽的传说拼凑成了一部“信史”。但是，只要我们把这部“信史”按时代的先后顺序排列出来，就会清楚地看到，这部“信史”是扬雄后的人们“层累地造成的”。所以，时代越向后推，记载也就越多越详，越使人无法相信。
三
禹生四川汶山石纽说始见于扬雄，笔者认为，扬氏当有所本，并非凭空杜撰，其所本大概有三，试证之如下：
（一）“禹生石纽”之说与“禹兴西羌”有关。陆贾《新语》和司马迁《史记·六国年表》都说禹兴于西羌，那么，西羌在那里呢?在汉代，羌人主要活动在今川、青、甘等省区。因此，在一般汉代人的眼里，西羌就是指活动在这些地方的羌民。这可从《后汉书·西羌传》的记载中得到证明。扬雄是四川籍的文学家，他对于家乡的风土人情，当是非常熟悉的。据估计，当时在四川岷江上游的羌民地区，流传着一些有关大禹的传说。扬雄听了这些传说后，便将这些传说与先儒们所称禹兴西羌联系起来，(因岷江上游地区与当时人们概念中的西羌相吻合)，并把禹兴西羌说进一步具体化，将禹的生地定在了四川岷江上游地区。扬雄的禹生石纽说，表面看起来，与司马迁等人的禹兴西羌似乎是一致静，只不过是扬雄把它具体化了。我们认为，司马迁所说的西羌是历史上大禹时代的西羌，而不是当时汉朝一般人跟中的西羌。因此，扬雄的禹生石纽说，与司马迁的禹兴西羌说毫无共同之处，扬雄犯了“以今代古”的错误。下面我们就来分析司马迁的禹兴西羌到底包涵了一些什么内容。
首先，我们来分析大禹是否羌人的问题。《说文·羊部》云：“羌，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羊亦声。”在许慎笔下，羌乃居于西方以牧羊为生者，“羌”字是对西方牧羊人的通称。《史记》，《汉书>均未给羌立传，大概就是为此原因。到范晔修《后汉书》才给羌立了《西羌传》，《传》中包括了西方的许多民族。可见，当时“西羌”这一名词一般是对西方诸民族的通称。但是，《西羌传》已把羌人活动地区定在了今川、甘、青等地。司马迁所谓禹兴于西羌，就是说禹生于西方牧羊人所居住的地区。显而易见，在司马迁眼里，禹是羌人。徐中舒先生说：“夏王朝的主要部族是羌，根据由汉至晋五百年间长期流传的羌族传说，我们没有理由再说夏不是羌。”古书上又有称禹为“戎禹”的，如《太平御览》八十三引《尚书纬·帝命验》云：“修己……生姒戎，文命禹”，其注云：“姒，禹氏，禹生戎地，一名文命。”《潜夫论·五德志》亦云；“修己……生白帝文命戎禹。”许慎也说羌是西戎中的牧羊人。因此，我们认为戎与羌一样，也是对西方民族的通称，故古书上或言禹生于羌，或言生于戎。
《禹贡》上说，大禹遍治中国的名山大川。这是不可能的。但是，禹曾治水却不容否定。孔子云：禹“卑宫室尽力乎沟洫”，大约与事实相合。禹卑宫室，定居也，尽力乎沟洫，勤于农事也。这证明禹部族已经定居下来，并从事农业生产了。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了许多农具，如木质的，耒耜(还发现用耒耜掘土的痕迹)，石质的铲、镰、斧、刀等，还有陶质的觚、爵、盉等酒器，这都可证明在夏人的经济生活中农业是很重要的。羌是牧羊人，何故又言禹种庄稼，这不是自相矛盾吗？实际上，禹既是牧羊人，又是庄稼汉，当时禹部族过着半牧半农的生活。以今丑羌民言之，其经济生产亦是半农半牧。禹为牧人，这里有一个旁证，《吕氏春秋·行论》日：“尧以天下让舜，鲧为诸侯，怒于尧曰：‘得天之道者为帝，得地之道者为三公，今我得地之道，而不以我为三公。’以尧为失论，欲得三公。怒甚猛兽，欲以为乱，比兽之角，能以为城，举其尾，能以为旌。”《论衡·率性》亦言：“尧以天下让舜，鳏为诸侯欲得三公而尧不听，怒其猛兽欲以为乱，比兽之角可以为城，举尾以为旌。”这两说都以比兽之角为城，举尾以为旌，如此多的角与尾，说明当时的畜牧业在经济生活中还占有相当地位。所以，禹生于羌是讲得通的。
司马迁说“禹兴于西羌”，或许有人会说，汶川的石纽不就是在西羌范围内吗？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先从“西”盼地望说起。
今天我们讲中国的西部，是指四川、甘肃、宁夏、青海、西藏、新疆等省区。然上古地域应较今为狭，称西方不一定即今日的西陲。本来东西方是一个相对概念，须建立一个座标点，才能分出所谓东、西来。两汉前史籍中的东方、西方，一般是以当时的统治中心为座标点来划分的，从殷商至两汉，由于统治中心的迁徙，“东方”、“西方”的相对概念也随之变化，大体言之，“西方”的地理位置是逐渐由东而西的。
汉人所作《礼记·王制》将汉统治下的居民分为“五方之民”，居中原者称为中国人，居中原以外者则“东方日夷，南方日蛮，西方日戎，北方日狄”。这五方之民，本无种族上的区别，只是文化上的差异而已。考之汉代人中原所本，当来自于酉周人的地理概念。唐兰《（无+司）尊铭文解释》说，西周时器（无+司）尊铭文有“宅兹中或(国)，自之(兹)涪（氵为白）(x)民。”说明成王所营伊、洛之间的洛邑，位于天下之中，以治四方之民。《史记·周本纪》亦曰：“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复卜申视，卒营筑，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理均。’”从上可见，西周人所谓“东方”、“西方”是以洛阳为“座标点”。又《左传·昭公四年》：“周人自谓：‘我自夏后稷，魏、骀、芮、岐、毕，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以今天地理言之，魏在山西芮城至万荣之间，芮在山西芮城西二十里，骀在陕西武功西南，岐在陕西扶风周原，毕在陕西咸阳北。周的西土实指陕西关中和晋西南一带。殷人的东南西北又是怎样分的呢?董作宾先生言：“殷人把那时候的疆土，分为五个大区域，就是东土、南土、西土、北土和所谓‘中商’，中商，……现在的商邱，当时所称的‘大邑商’，五个大区域，就以商邱为中心。东土，自然是商邱以东的地带，约当现在的山东全省，江苏、安徽北部，……西土，自商邱以西，包括河南省的豫西，陕西省的中部和南部。”从上可见，殷周两代人的东方、西方的地理概念有很大的不同：殷人的西土非常广大，不仅包括了周人的所谓“天下为中”的中原，即今河南的大部分，也包括了周人洛阳以东至商邱的东土，周人的西土则不包括洛阳以东部分，却随着周所控制区域的扩大而向西扩展，到了陕西的西部。这种东方、西方地理概念的变化以及西土概念逐渐向西扩展的情况，在汉朝人的著述中有所反映。《史记·六国年表》云：“或曰‘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熟’。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放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毫，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此处的西羌我们暂且不论。汤起于毫，按司马迁之意，当在今河南郾师一带；周的丰镐，约在今陕西长安县；秦的雍约今陕西凤翔；汉之蜀汉即今川北和陕西汉中地区。司马迁叙述从商汤至汉的帝王兴起，是由东及西渐次发展的，即殷与周比较，殷东周西；周与秦比较。周东秦西；秦与汉比较，秦东汉西。据此推论“禹兴于西羌”，则禹之西羌当在汤、周、秦、汉之东，绝非今日川、青、甘等地的西羌之地。夏人活动中心在豫西和晋南，这已为古文献记载和近年来的考古发掘所证实。而殷灭夏之前，其活动地区在今河北、山东和河南东部，两族的相对地理位置是夏西殷东。所以，殷人称夏人为西羌，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们有理由说，司马迁所说的西羌，是沿用了殷人的说法，而不是当时一般汉朝人所指的西羌。还有一点需要说明，汤起子毫，当理解为汤灭夏而建都于西毫，毫地是夏桀的统治中心，也就是所谓西羌之地。
禹兴予西羌，其西羌的地望当以今豫西、晋南为中心，所以说，我们认为扬雄犯了“以今代古”的错误。不啻如此，今日一些学者在批判“禹生石纽”时，也同时将“禹兴西羌”给否定了，大概这是昧于古今西羌之变化吧。
(二)“禹生石纽”的传说与羌人从中原迁入四川岷江上游有关。《后汉书》说：“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那么，禹与三苗有何关系呢?我们认为，禹与三苗是同时代的人。《墨子·非攻》云：“昔者三苗大乱，天命殛之，……高阳乃命禹于玄宫，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禹既已克三苗，焉历为山川，别物上下，乡制四极，而神民不违，天下乃静。”禹为羌人，前已论之，三苗为后汉西羌的祖先，禹与三苗均属于西方牧羊人，通称为羌。既然禹与三苗同时代，又同为羌人，那么，他们是否生活在同一地域呢?《魏策》吴起对魏武侯说：“昔者三苗之居，左有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汶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恃此险也，为政不善，而禹放逐之。夏桀之国，左天门之阴，而右天奚谷之阳。芦睾在其北，伊、洛出其南。有此险也，然为政不善，而汤伐之。”对此文的解释，古今不一，钱穆先生曾撰《古三苗疆域考》专门论证之，其结论是：“古者三苗疆域，盖在今河南鲁山嵩县芦氏一带山脉之北，今山西南部诸山，自蒲阪安邑以至析城王屋一带山脉之南，夹黄河为居，西起滞潼，东达荥郑，不出今河南北部与西南部广运数百里间也。《尚书》言舜窜三苗于三危，又称分北三苗，而吴起则渭禹灭。辩禹事迹，正在河陕之间，与三苗疆土同域。”禹部族与三苗同居于今豫西、晋南的数百里区域内，他们在生产、生活上朝夕相处，曾有过密切的联系，同时，禹部族与三苗也曾发生过许多矛盾，最后被禹放逐之。《尚书·舜典》云：“窜三苗于三危”，《史记·五帝本纪》云：“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三危的地望，自古以来众说纷纭。《尚书正义》云：“郑玄引《地记书》云：三危之山，在鸟鼠山之西，南当岷山。”《汉书·司马相如传》注云：“张揖曰：‘三危山在鸟鼠山之西，与岷山相近，黑水出其南陂。’”鸟鼠，《汉书·地理志》陇西郡首阳(今渭源南)：“《禹贡》鸟鼠同穴山在西南，渭水所出。”毕源《山海经注》曰“(三危)山当在今四川省。”从上可见，在虞夏时代，有一支后世称为西羌、上古称为三苗的部族从中原迁入今岷山一带；随着他们的迁徙，也将他们的文化带到了岷山一带地区。
《后汉书·西羌传》是第一部为羌人立传的书，它比较集中地记载了汉代西羌的来源，《西羌传》说：“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其国近南岳，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关之西南羌地是也。滨于赐支，至乎河首，绵地千里。赐支者，《禹贡》所谓析支者也。南接蜀汉徼外蛮夷，西北接鄯善、车师诸国。”此段文字中的所谓三危、河关、赐支、河首等地，当在今甘肃、青海、四川境内。战国时，有羌豪印迫于秦国的压迫，将其族人自陇西而南，出赐支河曲数千罩，其后子孙分别，“或为髦牛种，越西羌是也；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汉武帝元鼎六年，汉政府在岷江上游设立汶山郡，《后汉书》说：“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氐，各有部落。”可见自远古以来，羌人不断地由中原迁往西北，其中部分又南迁今四川，到汉初时，已有众多睁羌人部落分布在岷江上游两岸的山地中。
远古民族迁徙，往往将原居住地的_些地名、山名、水名也“带到”新居住地，这种现象，史书上屡见不鲜。中原羌民迁徙到今岷江流域后，也将中原的一些山名带入蜀境。如汶山就是一例。《禹贡》载：“华阳黑水惟梁州，岷、嶓既艺，沱潜既道。”《华阳国志》云：“岷山，一名沃焦山，其跗日羊膊，江水出焉。”其地望，《汉书·地理志》蜀郡湔氐道云。“《禹贡》崏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水经》云：“岷山在蜀郡氐道县，大江所出。”《元和郡县志》亦云：“汶水县有汶山， 即岷山也，南去青山，石山百里。”《史记》上岷山皆作汶山，岷山就是汶山。地处今川、甘交界处的岷山，现已成为常识，然河南也有汶山，则少为人知。《禹贡》云；“岷山之阳，至于衡山”，衡山，《汉书·地理志》载：“长沙国湘南(今衡山县东南)”；《禹贡》：“衡山在东南。”《山海经》云：“衡山，南岳也，俗谓之岣嵝山。”五岳之说初见于《尔雅》，以今之衡山为《禹贡》之衡山，是汉朝人的观点，非《禹贡》之衡山。钱穆先生主张《禹贡》之衡山当在今河南，其根据是《汉书·地理志》：“南阳郡雉县衡山，津水所出，东至郾入汝。”《禹贡》之衡山地望既得，钱氏进一步论汶山之地望，他说：“《齐语》：‘桓公南征伐楚，济汝，踰方城，望汶山。’韦注：‘汶山，楚山也。’……《电记·封禅书》：‘桓公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汉。’……《史记》所谓桓公登熊山者，其实即《齐语》之汶山也。又《竹书纪年》：‘后桀伐岷山’，相其地望，大约在鲁阳境内。”河南之岷山，后桀曾伐之，此乃夏人活动地区，四川有岷山，当地又有关于大禹的传说，这两者之间当有内在联系。我们认为，羌民（或三苗）的一支由河南西部迁入四川岷山地区，将河南的汶山(或岷山)这一山名也“带到”了．四川。又如熙耳山，一般认为在河南，然川北松潘也有熊耳山。蟠冢山，历术认为在陕西、甘肃交界处，然今松潘也有嶓冢山。此乃羌民迁到四川的又一旁证。
民间传说的可信性自属有限，然而经过科学的分析，与文献资料排比映证，仍可从中找出一些可信的史料。马长寿先生在解放前曾两次深入羌族地区涮查研究，收集了大量资料，他在《氐与羌》一书中说：“据汶川北面罗卜寨羌民端公张景鳌为我口诵的无文字的《太平经》八篇，其中第二篇便是叙述始祖车几葛布从赐支河曲移入岷江流域上游的故事。……关于车几葛布南下的故事，在汶川以北各地的羌民中都在传说，车几葛布所经的地名大同小异，没有一个不说他是从赐支地方迁来的。”此传说与《后汉书·西羌传》等书的记载基本吻合，是可信的。
《羌戈大战》是羌人的一首叙事诗，其中保存了部分羌人迁徙的传说。叙事诗说羌人在远古时，居住在一片莽原上，过着幸福的生活，后来由于天灾和战乱，羌人被迫西走。其中称为“阿巴白构”的一支来到了“补朵山”，据《羌族史》作者解释，“补朵山”是青海、四川间的一座山。后来阿巴白构们“来到了热兹水草园”，热兹即松潘。其后，阿巴白构部族发展壮大，他的大儿子渴巴住格溜(茂汶县)，二儿子昔查住热兹(松潘县)，三儿子出扪住夸渣(汶川县)，四儿子出主住波洗(理县薛城)，五儿子木勒住慈巴(黑水县)六儿子日格住喀书(绵池)，七儿子骨夷住尾尼(娘子岭)，八儿子娃则住罗和(灌县)，九儿子尔国住巨达(北川县)。岷江上游地区成为羌人的居住区。
马长寿的调查材料与《羌戈大战》的记载，都证明了岷江上游的羌氏是从西北迁来的。将汉文献与羌民的传说综合起来考察，可以大致勾画出四川岷江上游羌民的迁徙路线，即由河南嵩山一带西迁今青海、甘肃一带，尔后又南迁今四川岷江上游。徐中舒先生认为，四川西北的羌人是夏人的后裔，他说：“经过长期的发展，夏人分为两支，一支是姜姓民族，这是周朝母系的祖先，一是羌族，后来变成留居于四川、青海、甘肃的少数民族。”如果上面的分析正确，那么，禹的一些传说，很有可能是随着中原羌人的迁入而流入四川的。解放前，卫聚贤先生访问石纽时，有位年老的羌民对他说：“汉人不应叫我们蛮子，大禹王也是羌人，是不应叫大禹王蛮子的。”卫先生问：“大禹王是羌人，有何证据”，羌民说：“古老传言如此。”汉代扬雄或许也是听了诸如此类的传说，便把它当作信史记了下来。
(三)“禹生石纽”的传说与四川治水有关。四川盆地的地势是西北高而东南低，几条大水都发源于西北，如岷江、涪江、嘉陵江等。在远古时，蜀地经常闹水灾，当地人民为了获得必要的生存条件，同洪水展开了长期的斗争，由此产生了开明，李冰父子、文翁等治水英雄，在他们的率领下，蜀地人民取得了治水的胜利，终使四川成为天府之国。至今，四川人民还怀着崇敬的心情纪念着这些古代的治水英雄。开明、李冰父子、文翁等人的治水事迹，多在今岷江上游，而当地正是羌民的居住区。可以推断，当开明、李冰等人治水时，一定有众多的羌民参加，于是，中国治水的第一能人大禹的传说便与这些治水英雄混杂起来，并与羌民中禹的传说相结合，产生了禹生石纽的传说。
《蜀志》云：“开明决玉垒山以除水害。”按《汉书·地理志》蜀郡：“绵虒玉垒山，湔水所出。”绵虒故县在今汶川之北，今威州城内有玉垒山，位于岷江之旁。关于开明治水有令人注意之点，即与禹的事迹颇多类似，林名钧先生指出：“禹生于广柔石纽，开明起于汶山，其出处相同也；禹之导江，上起岷山，开明刚决玉垒，巴东之峡；夏后疏凿，开明则凿巫峡通水，是治水之地相同也；禹抑洪水而受舜禅，开明亦以治水有功而望帝禅国，其事又相同也。”既然禹、开明的治水事迹颇多相似，而禹义是甲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治水专家，其影响远远超过开明，于是禹治水的传说流传下来，而开明“不显”。《禹贡》中不是讲禹治理四川的江河从岷江上游开始吗，从这里开始治水，生于此也就合情合理了。
公元前315年秦司马错灭蜀，秦命李冰为蜀郡太守。李冰也是一位水利专家，在他的带领下，蜀地人民建成了两项重大的水利工程，一是修都江堰，开成都二江，灌田一万余顷，二是在今乐山凿离堆，减杀沫水水势，便于行舟。李冰治水，蜀人得其利，遂奉之为川中水神，称为“川主”。李冰儿子李二郎，曾帮助父亲治水，因此在川主庙外更有二郎庙，并称之为二郎神或川主。李冰父子的祠庙遍及全川，岷江上游各地也处处可见。任仁先生言，因为他在边区工作的缘故(解放前)，常常往来于川西汶，理、茂各县的大山中，在各地常常看能到主宫、二王庙，并且还看见许多的禹王宫。李冰父子因为治水有功，受到当地人民的尊敬与纪念；大禹治理四川的江河，本为乌有，却也受到尊敬与纪念。显然，大禹之所以得到这种尊敬与纪念，是因为李冰抬水获得成功，人们信仰权威，便把李冰的许多功劳硬记在大禹的帐上了。川蜀的禹王宫、战国人修的《禹贡》便是证据。李冰父子治水的事迹，对禹生石纽的传说起了巩固与传播的作用。
或许有人会说，岷江上游的羌民居于大山之中，过着半农半牧的掌活，根本无须乎治水，亦无治水经验。如果前说岷江上游羌民是由中原迁徙而来的推论成立，那么，羌民有一定的治水经验仍属可信。据《后汉书》载，汶山郡羌民常在冬季入蜀为傭，他们从汉朝人中获得治水技术也是可能的。卫聚贤先生说：“现在成都一带，标明为‘专修河堰，包打水井’的工人，都是羌人，而且灌县的修堰，亦多用羌人。羌人之善于治水，或自古而然。”陈斯孝先生亦言：“现今汶属各地，治水、造桥、筑堤、修堰、凿井，名属羌民，羌民对此，不分男女，皆有特长。”汶川的羌人能治水，大禹是天下第一治水能人，所以，禹生于石纽最合当地民情。卫聚贤先生为了搞清楚关手禹生石纽的问题，曾在解放前到汶川石纽刳儿坪走了一遭。卫先生说刳儿坪上有一座东岳庙，庙里有一老道士，老道士向他讲了禹的故事。老道士说，听他师傅说，“夏禹王的母亲是个丫头子(女人)，到了灌县修河堰，同伴的男子看见她的肚皮大了，都要拿刀开她肚皮，看肚内是男孩是女孩。他的母亲吓得跑了，到刳儿坪生下禹，长到几岁时，他的母亲又带他去修河堰，别人都打他，因为他不能作工而吃闲饭。他就到庙里找老道士当徒弟，这时老道士已有九个弟子，收他共为十人。但是他的九个师兄每日都打他。一天，老道士说他要上山去，问他愿不愿随上去，他说他愿意去。到了山上，老道士问他胆大胆小，他说胆大，老道士给了他一口剑，使他到庙中杀他九个师兄，这九个师兄是九条孽龙，后来他才能治河的。”这个传说显系后人编造，但其中有一点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即禹从他娘肚子里开始，到他出生、生长，最后成为中国第一治水能人，无不与治河修堰联系在一起，没有治河修堰，禹将不成其为禹了。
上述三因素是扬雄的禹生四川汶山石纽说的根据，但经我们粗略的分析后，认为这三因素不能构成禹生石纽的坚实基础，其一是扬雄错误地理解了先儒的“禹兴西羌”之说，并又错误地将禹兴西羌移于四川；其二是扬雄偏信了四川岷江上游羌民的一些有关大禹的传说。因此，我们认为扬雄的“禹生石纽”说是不可信的。禹生石纽不可信，那么，夏文化发源于四川也是不可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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