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末,在四川盆地已发现巴蜀图语单符号200多个,至到本世纪,广汉三星堆又有数十个图语被发现,但它们大多数是实物图像,既没有动词、形容词和连接词,也没有数目字,这还不能构成文句,只是看图解寓意的符号,因此,尚无法与《山海经》之文字进行参照。然而,依据先秦中原文献及汉代《说文》、《方言》与华文本《山海经》对照,经中却出现了“氏”、“寻”等上古蜀语。
华夏语言原本是以东周王朝都城洛阳“雅言(官话)”为基础,吸收中原诸侯及巴蜀、荆楚等各地方言构成的,例如:华语中的“蜀”、“巴”、“禹”、“氏”等字,就直接吸收了巴蜀方言。语言是约定俗成的,是人类认识长期积累的结果,是使用语言的人代代相传的产物。历代以来,华语虽然都以雅言正音作为交际工具的主流,但正如华夏族是一个多元融合的民族一样,华语自古以来就存在方言的分歧。华语词汇在双音化的过程中,不同区域的人从各自的角度出发为同一事物造词,他们可能选择不同的语素(字)组词,也可能选择共同的语素组词,例如对乐器的称谓:巴蜀方言称“乐”为“荆”,华语曰“南”,楚荆语曰“任”。各方言区对女性也有不同称谓:巴蜀方言称“娲”、“羲”、“胥”,吴楚方言称“媭”、“娃”等。因为,各方言区又是相互影响的,并把对方词汇吸收到自己的方言里,所以,造成了各方言区之语言文字相通的现象。例如“寻”字本是巴蜀方言,同时它又是各方言区的通用字。还有“杯”、“酒”“狗”、“桑”、“丝”、“仞”、“沮”等都是通用字。先秦时代,中原文献没有直接记载上古巴国、蜀国历史文化,自然,中原文献是不可能出现巴蜀方言。只有《山海经》2/3的内容直接、间接书写了巴蜀山川地理、历史文化,因而,上古蜀语基本上保存在其中。
“蜀”“巴”“禹”这三个字,在《山海经》中属于上古蜀语,已是不争的事实。“蜀”字在《山海经》中出现2次,《南山经》曰:“又兽焉,其状如马而白首,其文如虎,而赤尾,其音如谣,其名曰鹿蜀,佩之宜子孙”。“蜀”即蜀国。并作了2次偏傍,其一指鸟名;其一指国名。从“蜀”字演变过程看:上古蜀山氏与采桑饲蚕有必然的联系。野蚕性孤独,各据一叶,以保证其食叶充足。故“蜀”字又引申为“孤独”之意。杨雄《方言》曰:“一,蜀也。南楚谓之独”。孔颖达《尔雅•释山》疏曰:“虫之孤独者蜀。是以山之孤独者亦名蜀也。”最早在岷江河谷养野蚕的部落,把他们居住的山,就称之为蜀山,部落就称之为蜀山氏,其后与中原黄帝部落联姻。《说文》曰:“蜀，葵中虫也。从虫，两目象蜀头，中(谓勺)象其身娟娟。”段玉裁注:“葵，而雅释文引作桑”。“淮南子曰:蚕与蜀相类。“蜀”与“葵”两字是蜀方言，与中原华夏族皆指称“蚕，任丝虫也。“桑，蚕食叶木”。“蚕”在甲骨文中是象形字，后来演变为形声字。“桑”在甲骨文是象形字，上部是树冠，下部有树根，极像一棵树。甲骨文蜀字有二十多种形式，无论是哪一种形式，蜀字的上方都有一个蚕的大眼睛，下方是一个蚕的弯曲的身体。最早的甲骨文(蜀)字是没有虫字的，虫是后来发展的，金文(蜀)字外部不像蚕形，所以在中间加了一个虫，小篆(蜀)字的形体与金文大体相似。然后，直到汉隶才把它拟定为现在的蜀字。20世纪，史学界对“巴”字的含义曾有多种说法。认为“巴”指动物，如蛇、虫、蟒、鱼、蚕，《说文》:“巴，蛇也。或曰食象它"。甲骨文(巴)字是象形字，如同一条盘曲的大蛇。然而 ，有的人则将“巴”解释为对山、水、石头的称呼。后来有学者提出:“巴”就是“虎”，“巴”是巴人称呼老虎的一种发音。据史书记载，巴人认为老虎是本民族的祖先或图腾，因此巴人自认为是虎之族，以虎为崇敬对象，自称“虎(音巴)人”。于是，中原及与巴族为邻的人皆称其为“巴人”。金文中的“虎方”，亦即指的甲骨文中的“巴方”。“禹”字是个会意字，金文(禹)字带“箭头”形的那条曲线就是一条毒蛇的形状，横的一条是一根带权的木棍，这就表示木棍打蛇的意思。小篆(禹)字的形体，蛇形犹在，而木棍形则变得更为复杂了。楷书禹字就源自于小篆。历史学家顾领刚确曾说过大禹是“虫”，其实，“虫说”依据的是《说文》曰:“禹，虫也。”“从内，而内，兽足蹂地”。上古，兽统名之曰虫。《大戴礼•曾子天圆》曰:“羽虫之精曰凤，介虫之精日龟，鳞虫之精曰龙。”鳞片之虫，最高级者是龙。所以，大禹“在谷是虫，出谷便是龙”。因而，华夏民族信奉的龙图腾，在《山海经》中以各种面目出现的龙就有48(包括6次重绘:“凡眠山之首，自女几山至于贾超之山，凡十六山，三千五百里。其神状皆马身而龙首"。马头龙或马身龙首的神，据传是胧的形象。信奉马头龙的冉驻人，又是崛江上游的远古蜀人，而广汉三星堆出土的青铜树座上缠绕的龙，可与《山海经》相印证。禹是《山海经》中治理洪水的重要人物，他出生于蜀地，“禹”是他的名字，象征着他是西羌(蜀)一位本领极高的勇士。从文字起源的角度讲:禹字是上古蜀语，它的本义源自巴蜀方言。而中原文献作为特称皆是其引申义。
大约4000年前，大禹、伯益在从西到东的治水过程中把蜀地口头文学《山海经》带到了中原，按《孔子家语•执髻》有“子夏曰:商闻《山书》曰:地东西为纬、南北为经。”可见在《家语》成书前中原人已承认《山海经》是一部地理书了。在《大荒东经》、《大荒西经》、《大荒南经》里有四方神名曰:析、因、石夷、凫和四方风名曰:俊、乎民、韦、手炎这g个名称，都在殷商甲骨文中见到了。杨树达的《甲骨文中之四方风名与神名》;于省吾《释四方与四方风名的两个问题》等文早已论证。上古文献《尚书•尧典》有“厥民析”、“厥民因”、“厥民夷”几个表示天文岁差的上古才有的词，而这几个古词恰恰在《山海经》中出现了，除《夏小正》外先秦其他文献中却未曾见。《大荒东经》有“名曰折丹，东方曰折，来风曰俊，处东极以出人风”；《大荒南经》“有神名日因因乎，南方日因乎，夸风曰乎民，处南极以出人风”。“折”应为“析”，意即东方之风。殷墟甲骨卜辞也有“东方日析，风曰脋,(胡厚宣《甲骨文四方风名考》)。经过对比，我们得知:当时伯益在口述《山海经》时，可能把 中原方言加人进口传《山海经》之中了，拟或巴人在西周初已接受华语，由他们自己把华语加入《山经》中的。同时也说明华夏语言中可能与上古巴蜀语言有相同之词汇。
《山海经•大荒南经》曰“东南海之外，甘水之间，有羲和之国，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日浴于甘渊。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和”的本义为“相应”，它是形声字，意为“声相呼应”。“和”为姓氏用字，著名者有羲和、和仲、和叔，在《山海经》、《尚书》中他们是古代负责天文历法的官职。((世本》载曰:“黄帝使羲和作占日。常羲作占月”。羲和的“羲”字，与“姜”字上半部分相同，可能有着共同的族意渊源(伏牺，亦称伏羲、羲皇，可能也与天文观测有关)。《尚书•尧典》记有天文总管羲和，他手下有四名天文官，分别观测四方、四时、四季，他们是:羲仲(东，晨，春)，羲叔(南，午，夏)，和仲(西，昏，秋)，和叔(北，夜，冬)。据此可知，“羲”有“晨”意“始”意，“和”有“昏”意“随”意(四时相应)，“羲和”即“旧出日落”、“春来秋往”。《山海经•大荒西经》又曰:“有女子方浴月。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此始浴之”。“羲和生十日，常羲生十二月”，即为一种古老的天文历法。“帝俊”为巴蜀人之创世之神(郭璞认为就是帝舜，后即有人认为是帝誉，青阳之孙，黄帝之重孙)，因此，蒙文通先生认为帝俊是《山海经》中的主神。“羲和”、“常羲”，皆为古蜀小部落，帝俊娶这两个部落之女为妻，为他掌管天文历法。吕子方《读<山海经>杂记》长达10余万言，堪称《山海经》全方位研究论著，该著除了讨论传统论题以外，还探讨了一些新论题。吕子方的新论点涉及到《山海经》按南西北东的顺序与距今三、四千年前北斗星类似顺时针方向旋转有关，日月运行二十八宿与岁星(行星，一般指木星)运行，太阳黑子及 假日，季风的认识，日出日落云霓以及反影的观测，流星与雷暴等异常天象，测天量地，极光和极昼极夜等等二”〕。唐代杜光庭《石笋记》说:“成都子城西通街有石百二株，挺然耸峭，高丈余，围八九尺。”《新繁县志》亦云:“此地巨石嶙峋，父老传自它处飞来。”成都乃眠江冲积平原，何来如此多之巨石?我们可以用《山海经》中的山系来对证这些“石阵”，这正是古巴蜀人把《山海经》中的山峰作为坐标系数建造的的天文观察遗址!因此，“石阵”就是《山海经》中山系日出日落具体山峰的浓缩图。《海内经》云:“有九丘，以水络之:名曰陶唐之丘、有叔得之丘、孟盈之丘、昆吾之丘、黑白之丘、赤望之丘、参卫之丘、武夫之丘、神民之丘。有木，青p.卜紫茎，玄华黄实，百初无枝，有九橱，下有九构，其实如麻，其叶如芒。大眸爱过，黄帝所为” 。这环木水绕之势之九丘，就是上古蜀人以古帝王命名的观测天文的九大石柱构成的石阵。即《说文》所称“一曰四方高，中央下为丘”。他们不仅引水环绕石阵，而且石阵之中还置有青铜神树，以其为座标，枝上之鸟为准星测定方位。《山海经》上所谓“羲和生十日，常羲生十二月”，即为巴蜀创世之神帝俊之妻羲和、常羲实地观测后总结出来的一种古老的天文历法，其后，构成为“夏历”的核心，夏王朝并把常羲、羲和作为管理天文的官职。周王室文化官袭弘就是蜀人，他精于天文、占卜，《史记•天官书》说:“昔之传天数者，……周室，史铁、甚宏”。《华阳国志•序志》、《蜀中广记•人物记》、《四川通志》都说他是四川资中人，或是把他当巴蜀人看待。汉代著名的天文学家落下阂(第一个制造浑天仪和制定《太初历》者)亦是巴蜀人氏，他们就是巴蜀的“羲和”“常羲”的后代。“羲和”、“常羲”在《山海经》中共出现过4次，西南民族创世之神女蜗，出现1次(《山海经•大荒西经》曰:“有神十人，名曰女蜗之肠，化为神，处栗广之野也。”)。按古语同音相通的规律，屈原《离骚》中女嬃的“嬃”应可与巴蜀人的创世之主神帝俊之妻“羲和”、“常羲”之“羲”;造神之女蜗之“蜗”通假。《说文解字注》曰:“嬃与请骨同音通用。谓者有才智也。”“楚辞曰:女嬃之蝉媛”。“贾侍中说:‘楚人谓姊为要。贾语盖释楚辞之女嬃”。再根据杨雄《方言》:“嬃”、“娃”是楚人对女性的称谓。《说文》曰:“吴楚之间谓好娃”。《方言》亦日:“娃，嫣，窕，艳，美也。吴楚衡淮之间曰娃”。《山海经》中炎帝少女“精卫”，在楚语文字中却称之为“女娃”。《山海经》中对女性称谓“羲”字而在《庄子》里却变成了男性“伏羲”的名字了。先秦时代，每个诸侯国皆处于相对独立的环境，所以，都有各自的方言。但这些方言中，语气词虽有不同的文字表达，却基本上是相通的。《说文》曰:“兮，语所稽也”。 “兮”字本为指事字，“稽”意为停顿的意思，这里是指声音延续义。甲骨文梦(兮)字横线上两点是指事符号，表示说话时声音从嘴里发出。《广韵•齐韵》曰:“兮，语助”。“兮”字作为楚淮最具有特色的语气词，在老子的哲学著作《道德经》;庄周的散文《庄子》，战国后期屈原、宋玉的《楚辞》中都多次使用“兮”字。“兮”字同时也是中原华夏语气词，《诗经》“二南”中“兮”字出现过13次(在《诗经》中共出现323次)，可说是语气词在《诗经》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虚词。而《华阳国志•巴志》中录的3首巴民歌却没有“兮”字，其好古乐道诗之一曰:"旧月明明，亦惟其夕;谁能长生，不朽难获。”因此，“兮”字绝不是巴蜀方言。《吕氏春秋》记有“候人兮椅”，这是中国最早的一首爱情诗歌，据说是大禹的妻子堡山氏女娇寂寞时所作。巴人(今重庆市巴县)的《候人歌》“兮”“椅”语气同的连用，已明显受到楚语的影响。《岌玉篇•犬部》曰:“椅，叹词也”。所以，“椅”是中原语气助词，《诗经•齐风》曰:“椅磋昌兮!硕而畏兮。”“椅”即为发语词。《说文解字注》曰:“此与哉言之间也相似。有假椅为兮者。如诗河水清且涟椅”。“倚”与涟连用，但《诗经》中却没有“兮椅”连用的例子。“椅”字在华夏语言中，又是实词。《说文解字注》曰:“猜，牛害犬也”。“椅”亦作族名，“猜氏”一名的由来可追溯到夏代的古椅国。《路史•寒促传》云:“寒捉者，椅姓。”下注“潜大论有椅姓，《括地象》云‘过椅姓国是也。本以寒为邝，姓国者失之。”《河图•括地象》云:“椅姓之国，椅夏朋淫不义，少康灭之。今河东有猜氏城。”《蒲州府志》亦云:“椅氏县娜瑕氏之墟也，春秋令狐地。秦世以有古琦氏国，因称琦氏。”《山海经》中无“兮”字;“椅”字在《山海经》中出现过1次，“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椅天苏山，日月所生”。“椅”，字却不是巴蜀方言，而是中原华夏语言。李白《蜀道难》开头一句“隐吁嗽”可佐证，宋宋库《笔记》曰:“蜀人见物惊异，辄日“隐吁嗽,。李白作《蜀道难》，因用之”。
汉代许慎在《说文》中曰:“巴蜀名山岸霄节之旁著欲落堕者曰氏”。段玉裁注:“巴蜀方语也。堆大徐无，小徐作堆。俗字耳”。“著于山岸膏，而状欲落堕者，曰氏”。“天水有大坂，名日陇纸。其山堆傍著，崩落作声闻数百里”。天水，本古蜀故地。《玉篇•氏部》:“氏，巴蜀谓山岸欲堕曰氏”。蒙文通先生通过对《说文》关于“氏”的释义的考证，认为“氏字是巴蜀的字，是起于巴蜀很早的字。从氏的字也很多，说明它是中原遗古之字中的一个字，也就说明，巴蜀和中原文字是相同的”。《山海经》中出现巧(重复2次)个“氏”字，象征远古时代巴蜀的显赫世家(部落)，如《海内经》“有国名曰流黄辛氏，其域中方三百里，其出是尘土。有巴遂山，绳水出焉”。《说文解字注》曰:“姓氏之字本当作是，假借氏字为之” 。“氏崩声闻数百里。象形”。“凡氏之属皆从氏”。有时“氏”又是以神圣的面目出现的，如《西山经》中的“实惟员神魄氏之宫。是神也，主司反景。”并用显赫部落类比大山，如((东山经》“又南四百里，曰高氏之山”。“又南五百里，曰猴氏之山”。亦记载了中原部落，如((海外北经》“共工之臣曰相柳氏，九首，以食于九山”。“氏”字本为象形字。”甲骨文“氏”字是一个面朝右侧立的人，手里提着陶器之类的东西。金文(氏)字的形体没有大变，不过人手所提之物已经上升到臂中间。小篆臂上的一点变成了一横，同时也失去了人形。现行的楷书直接由小篆演变而来的。先秦中原文献“氏”字皆为假借之意。“氏”字之巴蜀古义早已消失，仅存于《山海经》中。20世纪编纂的《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汉语方言大词典》都一致认为“氏”字为巴蜀古语。
杨雄《方言》第一:“惰，骏，融，释，寻，延，长也。陈楚之间曰情，海、岱、大野(大野，今高平拒野)之间曰寻，宋、卫、荆、吴之间曰融。自关而西，秦、晋、梁、益之间，凡物长谓之寻。周官之法，度广为寻(度谓绢帛横广)，幅广为充。延，永长也。凡施于年者谓之延，施于众长谓之永”。杨雄叙述了各地有关“长”的不同称谓。《说文》曰:“寻，绎理也”。“度人之两臂为寻，八尺也”。因此，“寻”字应该是巴蜀与华夏通用字，但其又是巴蜀方言，《山海经•海外北经》云:“寻木长千里，在拘缨南，生河上西北”。《山海经•海内西经》云:“上有木禾，长五寻，大五围”。《山海经•大荒北经》云:“有岳之山。寻竹生焉”。《山海经》中共出现3个“寻”字，这应古蜀方言实词保存在其中。《诗经•朋宫》曰:“是 断是度，是寻是尺”。郑玄笺:“八尺曰寻”。杨雄《方言》曰:“梁、益之间凡物长谓之寻”。在先秦文献里只有《山海经》把大木、长竹称之为寻木、寻竹者。巴蜀之“寻”意与中原方言基本相同，而与楚方言却完全不同。《海外北经》有“禹杀相柳，其血腥，不可以树五谷种。禹厥之，三初三沮，乃以为众帝之台。”《大荒北经》曰:“禹湮洪水，杀相露，其血腥臭，不可生谷;其地多水，不可居也。禹湮之，三初三沮，乃以为池，群帝因是以为台”。“三初三沮”之“初”意为“填充”;“沮”意“搅拌”、“塞”，是巴蜀方言义。先秦中原文献中无此义项，并从未出现过这一词组。“初”在经中出现11次，其它9处是巴蜀与中夏通用义，《说文》曰:“初，伸臂一寻八尺”。许慎把切与寻对举。而“沮”在经中出现5次，其它3处借指的是山名、地名。《说文》曰:“沮，沮水，出汉中房陵，东人江”。先秦中原文献中“沮”亦是“止”、“毁败”、“恐怖”意。《诗经•小雅•巧言》曰:“君子如怒，乱遮遗沮”。毛传:“沮，止也”。《韩非子•二柄》曰:“妄举，则事沮不胜”。旧注:“沮，毁败也”。《礼记•濡行》曰:“劫之以众，沮之以兵”。郑玄注:“沮，谓恐怖之也”。与“沮”相近的是“直”字，“直”在《山海经》中出现g次，既指植物“祖”，也是蜀国(今广元市昭华一带)的一个小部落一一直侯。虽“沮”、“直”是巴蜀与中原的通用字，却有各自不同的义项。
“大”字在《山海经》中重复出现多达180次，是经中频率最高的字之一;“小”字出现12次，不过这两个字都是华夏文字。据《方言》载:古蜀语“梁益之间凡物之小者谓之私，小或日纤，增帛之细者谓之纤”。“私”与“纤”这两个巴蜀方言与《山海经》中的蚕桑文化有一定的联系，所以，两字的意义是相通的，却没有在《山海经》中出现。《说文》曰:“私，禾也。北道名禾主人曰私主人”。段玉裁注:“今则假私为公么。仓颉作字，自营为八，背八为公。然则，古只作乙，不作私”。这是中原华夏族对私的含义之演变的叙说。《说文》对“么”释日:“厶，奸襄也”。段玉裁注:“奸者，厶也”。《玉篇•么部》曰:“厶，奸邪也，今为私”。从解释中，私没有“小”或“纤”的含义。“纤”是由部首“糸”与“千”构成的形声字，而直接源自于蚕丝(增帛)。《山海经》中出现了3个“丝”字，出现“桑”字犯次，可见“桑蚕”与“丝”于蜀人具有密切的关系。《说文》曰:“丝，微也”。“丝”与“纤”又是相通的•《山海经‘中次十一》日:“宣山，其上有桑焉，大五十尺，其枝四街，其叶大尺余，赤理、黄华、青叶，名曰帝女之桑”。《山海经。海外北经》又曰:“欧丝之野大踵东，一女子跪据树欧丝”。在商代的甲骨文中，不仅有“桑”、“蚕”、“丝”、“帛”等字，而且从桑、从蚕、从 丝的字多达105个，这充分说明在商代以前，已经有丝制品，自然有由绸帛制成的衣服。甲骨文(系)字是一个象形字，就像一把小丝拧在一起。楷书由小篆演化而来。这个“糸”字不读si(司)，而应读如mi(密)，它的本意是细丝，宋朝研究《说文解字》学者徐楷说:“一蚕所吐为‘忽’，十忽为‘糸’，五忽也”。甲骨文(丝)字是把两小股蚕丝扭在一起之形，金文与甲骨文相类似，小篆(丝)字是由金文演变面来的，楷书繁体“练”又是从小篆而来”。周朝编纂的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里出现了39个“桑”字，却没有出现“丝”字。如果诗歌是生活的反映的话，那么，远古时代桑蚕与中原民族之关系并不像蜀人那样十分密切。《盐铁论•散不足》可证:“古者庶人耋(《方言》:宋卫衰豫之间曰差，八十为耋，音翘)老而后衣丝”。所以，丝与庶人几乎无缘。《说文•系部》日:“纤，细也”。《禹贡》曰:“厥奎玄纤编”。纤字在中原文献里又是作为祭服的颜色，黑经白纬曰纤。《周礼•间传》日:“樟而纤”。郑玄注:“黑经白纬而纤”。所以，在中原，丝织物是贵族的特权。
中国古代文献没有把丝与国联系起来的记载。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人的书中就出现了" Seres”这个国名，意为“丝国”。据杨益宪考证，指的是古代蜀国。远古中原华夏族人与蜀人对丝织物(增帛)有不同的称谓，《方言》曰:“东齐言布帛之细者日绞(音凌)，秦晋曰靡(靡细好也)”。蜀国的“蚕丝”，在远古外国人的心目中就是“中华”的象征。公元前3世纪成书的印度史诗《罗摩衍那》已经有支那和支那人的记载;史诗《摩诃婆罗多》卷2《大会篇》中也说到东辉国“福授”的军队是由辉煌如金的支那人和基拉塔人组成的，在《政事论》中，印度人还提到了印度与支那间的丝贸易(广汉三星堆出土的印度洋海贝，就是有力的证据)，司马迁《史记》有云:“陇蜀之货物而多贾”。因而在印度史籍中一再出现由丝得名的国家“Cina" ,而公元4世纪印度《佛说灌顶经》中云:“阎浮界内有震旦国”，称呼中国(中原地区)的名字China Stnana，音译为“震旦”，意为东方的雷声与太阳，没有“丝”的含义。所以，"Seres" ,"Cina”与秦(Qin )、楚(Chu)等中原诸侯几乎是没有直接关联的。因此，学者刘兴诗认为:那个由丝而得名的国家“Cina”就是指的蜀国。从文字音韵学角度看:这是中原华夏民族与眠江流域蜀族文化的区别。
《方言》曰:“梁益之间凡人言盛及所爱，伟其肥胧谓之膝”，这里讲到了巴蜀人相敬爱之“爱”及“盛”之忌讳(蒙文通认为:巴蜀人“言盛及所爱曰伟”)。《山海经•大荒东经》“有埔民之国。有纂山。又有摇山。有融山，又有门户山，又有盛山。又有待山。有五采之鸟”。《山海经•海内经》曰:“东海之内，北海之隅，有国名曰朝鲜;天毒，其人水居，偎人爱之”。“盛”、“爱”两字的含义，巴蜀与华夏是大致相同的，在《山海经》中虽是孤证，“盛山”之“盛”为引伸意。“爱人”之“爱”如同《说文》“爱，行貌也”。具有巴蜀方言之意。敬爱之“爱”在称谓上，巴蜀与中原又是不同的:《方言》曰:示、怜，忧，{奄，爱也。东齐海岱之间曰示(诈欺也)。自关西而秦晋之间凡相敬爱谓之示，陈楚江淮之间曰怜，宋卫邺陶之间曰忧，或曰俺(陶唐，晋都城)”。但从郭璞注《山海经》之后，个别注者却脱离巴蜀方言(文化)背景，望文生义。《玉篇》以“偎人”为国名，汪级《山海经存》则称“偎当作楼”。宗柄《明佛记》引本经“爱之”作“爱人”。宋本、明藏经本、吴宽抄本相同。由此，“爱人”就变成了“索人”。这样就再也没有巴蜀方言的意味了，巴蜀方言“爱”，就完全变成了中原华夏语义了。
巴蜀人尊崇“九”为最高境界(与战国时代源于楚地的阴阳五行是毫不相干的)，“五山”“四海”合为“九”，在《山海经》中出现数字“九”66次，所以《中次九经》以玉(巫)山等为“中山”来构成“五山”。先秦史上，只有杜宇、开明两代蜀王称帝，其后才有秦王赢政称始皇帝。蒙文通先生针对汉代《蜀王本纪》、晋代《华阳国志》中的“王”、“帝”、“主”等字，说“都显然是华文华语”。《山海经》中出现“王”字5次(不包括重复)，亦作偏旁;“帝”101次(包括重复);“主”字出现5次，亦作偏旁。中原文字出现在《山海经》中，说明华文本《山海经》作者们必然与中原文化相联系。根据蒙文通先生的考证，从《山海经》中得知上古蜀人“庙称青、赤、黑、黄、白帝这五个名词”。也就是说蜀人有关宗庙的概念是很远古的事，广汉三星堆那巨大的祭祀坑中的作为祭祀用的成吨象牙，上古蜀人的5个祭祀台，足以证明都广之野在当时就是天下的祭祀中心。然而《华阳国志•蜀志》中却说蜀王“九世有开明帝，始立宗庙，以酒曰醋，乐曰荆，人尚赤，帝称王”。常檬说的“九世有开明帝，始立宗庙”，意即蜀国开始接受周王朝的那套祭示祖先的仪式，建立中原式的宗庙，但《山海经》中并没有出现“宗庙”、“庙”这样的中原词汇，仍然用的是蜀语“青、赤、黑、黄、白帝”这五个词。称祭庙之“酒”为“醴”，却是中原华语义，从中看出:蜀人在公元前400年前已经接受中原华语(周礼)的影响了，但在《山海经》中并没有出现“醴”字，亦可证《山海经》成书至少在开明九世以前，因《蜀王本纪》说三代蜀王“不晓文字，未有礼乐“ 。三代蜀王“不晓文字，未有礼乐”，当然指的是中原“文字”和“礼乐”。《山海经》中有关酒或盛酒的器具曰“枉”，如《海内北经•蛇巫山上操枉人》;“枉”字，有人认为意“倍”，是逢蒙击杀大井的桃木大棒，亦有人认为是“卜定吉凶的杯玫”。《海内北经•犬封国》中“犬封国曰犬戎国，状如犬。有一女子，方跪进枉食”。据袁坷先生考辩:“枉”即杯之伪，郭璞在《犬封国》下注云“与酒食也”。郝鼓行曰:“明藏本枉作杯，注酒字作狗”。意谓一女子跪进酒食于狗，这是一种远古蜀人原始宗教祭祀仪式，至今，在四川乃有这种说法:“一鸡二犬”。即每到正月初二，都要给狗过年，弄一些好东西给喂。《王会篇笺释》伊尹四方令:“正西昆仑狗国”。《淮南子•地形训》亦曰:“狗国在其(建木)东。”狗国或即是犬封国、犬戎国。“犬封国”或即是得名于犬受封为国。犬戎国之名却是由西戎之“戎”字而来的。《山海经》中“酒”字出现过8次，“醴”字虽然在开明九世已经由中原传人蜀地，但在《山海经》中却没有出现。
蜀人称“乐”为“荆”，华语曰“南”，楚语曰“任”，皆为乐器(曲)不同的语言称法。《礼记•明堂位》曰:“昧，东夷之乐也。任，南蛮之乐也。”《周官•鞋鞍氏》亦曰:“掌四夷之乐，与其声歌”。汉郑玄注:“四夷之乐，东方曰就，南方日任，西方曰株，北方曰禁”。楚人又称乐为“夏”。楚人尸子曰:“夏为乐。南方为夏。夏，兴也;南，任也。是故万物莫不任兴，蕃殖充盈，乐之至也。”南方称任方，南方又曰“夏”。《山海经•南山经》曰:“又东五百八十里，曰南禺之山，有上多金玉，其下多水。有穴焉，水出辄人，夏乃出，冬则闭。佐水出焉，而东南流注于海，有凤凰、鹤雏。”经文中“夏”指夏天，却没有“任”的意思。《山海经》中出现23个“夏”字，15个指夏季;8个指的是人名或国名，却没有“乐”的意思。《山海经•大荒北经》曰:“有檐耳之国，任姓禺号子，食谷” 。经中共出现3个“任”字，皆指的姓，与“夏”没有关系。周朝，任为国名，风姓，在今山东济宁。《左传•嘻公二十一年》:“任，宿、须句，撷臾，风姓也。实司太啤与有济之祀，以服事诸夏”。杜预注:“任，今任城县也”。从中可知:中原的任姓封国与《山海经》中的任姓氏族，应该有一定亲缘关系。“荆”字在《山海经》中出现12次，指的是植物和山名，蜀人可能由此而借代乐器之
名。《说文》曰:“荆，楚木也。”段玉裁注:“楚丛木，一名荆，是为转注，从帅刑声。蒙文通先生认为“乐曰荆可说是方言，也许乐是由荆人传来的”。“乐”，从荆人那里传来蜀地，然而《仙海经•大荒西经》曰:“太了长琴，始作乐风。”注:“风，曲也。”说明上古巴蜀已经称民歌为“风”。后来龄经材有“国风”之称。
蒙文通先生持巴蜀与中原具有相同的语言的观点他说:“巴蜀和中原语言的不同，可能还不到齐、楚不同的程度。如果巴蜀语言和中原根本不同，也如象磨西、彝族语言那样和汉语不同，就不仅是方言的不同，这种语言也不可能在蜀灭之后白余年问，到汉代就消灭得毫无踪跻”。巴蜀方言与中原华夏语言既有相同之处，亦有较大的区别。秦统一中原六国时，秦灭巴国、蜀国近百年了，秦国推行其文化强权政策，秦对巴蜀的文化强权，可以说是秦始皇“焚书坑儒”、“统一文字”在100年前的预演，10000户秦国移民，在100年问便彻底地取代了巴蜀语言文字。此时巴蜀文字应该与秦国语言文字基本相同了，秦统一中原文字是以秦文字为基础的，中原六国虽然皆属于华夏文字系统，但区别亦较大，正因为这样，所以秦才要统一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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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参考洛阳老庄研究院潇雨.整理排录，尸子校正卷下[Ml.
唐世贵,攀枝花学院副教授、硕士。
唐晓梅,攀枝花学院艺术学院助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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