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首批公布的巴蜀器物上文字
中原古器物上，经常刻有一些文字，习称“款识”。春秋战国时期制造的巴蜀铜器，也沿袭了这种习惯，往往或多或少地刻铸一些文字。古代金石书谱所著录的钟鼎盘盂，巴蜀器物绝少，所以人们长期以来都不知道还有巴蜀文字存在。徐中舒先生曾经引用刘体智《小校经阁金文拓本》所著录的16件錞于，指出其上多有汉字数目，自三、四以至十八、十九不等。其中三己(三九)錞于、甲己(十九)錞于，上面都有船文、鱼文;与四川大学博物馆所藏錞于上的巴蜀文字类似。同时吴骞也有一虎纹錞于，原注“右一鱼;左一弓、一戈;上十字一;下‘宜’字一。宜下剥落，疑有阙文。”徐先生认为所谓“一弓一戈”，实即船文之误;可见这些錞于上刻的都是巴蜀文字。直到1942年卫聚贤先生在《说文》月刊“巴蜀文化专号”上，公布了他前一年收集的一大批巴蜀器物，才使人眼界大开，是为巴蜀文字面世之始。他在文章中报道说:在成都西北郊白马寺附近洗脚河(即西郊河)畔，也就是坛君庙的后面，原有一个小土阜，可能是古蜀国的社稷坛，由于挖土烧砖，出土了不少器物，他曾努力加以收集。文章中将收集到的48件巴蜀兵器都编上号，并分为11类:锐(1-7)、矛(8-12)、戣(13-15)、瞿(16-21)、剑(22-25)、刘(26)、匕首(27)、戈(28-41)、戟(42-43)、钺(44)、斤(45-48)。这些兵器，大部分不伪，上面都有特殊的纹饰(摘要于图1)。他所说的纹饰，实际上就是巴蜀文字，文章中公布时将其分为13类，计96种。其编号仍继前号，分为:手与心(49-61)、饕餮(62-70)、人与龙(71-81)、龙(82-83)、狗与龙(84-97)、蛙、蝉、蛇等(98-107)、盔甲(108-115)、猎壶(116)、錞于(117)、弩机(118-120)、带钩(121-122)、卷凤文(123-124)、兵器文字( 125一144)，现摘要加以摹写(图2)。其中出现最多的“手与心”文，当时曾作过种种猜测:有人认为意思是“得心应手”，因为这是投兵器的要领。也有人说那手显示出“左衽”，后因发现手有左有右，故旋即否定此论。后来又有人将心释为“心似桃符”，但将“心”比作桃，却多了个尾巴，也说不通。至于从“手”文发现蜀人有文身之习，那倒比较正确。
卫先生此文，在当时可谓石破天惊，发表后评论不一。于右任先生撰文赞成说:“去年卫聚贤先生在成都搜集古物。得古铜兵器若干，其花纹、文字特殊，即金石家目为‘夏代物’者。询之估人，云出于成都西北郊白马寺附近，在民国十年(1921)左右，始有大批出土，出土之数，约近千件，皆四散遗失，而少有人注意也。余与聚贤亲到白马寺附近探访，其地有数十家烧瓦窑正在取土作坯，当地人指坛君庙后即系出兵器之址，尚有土阜高五、六尺，宽五、六丈，长十余丈，尚未被掘。其下是否有古铜器则不敢臆度;而附近绳纹瓦片甚多，则系古文化遗址似无可疑。”其时商承祚先生则持有不同看法。他认为卫文所举器物，伪者13件。真者而文字后刻7件。这样，48件兵器就有20件存在着假冒了。他又从锈色来看，觉得与河南器物相同;且铜质优劣不一，可见不是铸于一地;所以那些东西并不全是成都出土的。他甚至还怀疑华西大学所藏刻有巴蜀文字的錞于，也不一定出自万县。商先生虽是专家，然而这些全盘否定的意见，却未免主观了一点。但也难怪:那时学术界多半认定巴蜀文明远不及中原文明，不可能有带文字的铜器制造，多半认定那些器物出自中原，流落至此;而器上的巴蜀文字，则大多视为夏文。
二、近年陆续公布的器物文字
新中国成立以来，带有文字的巴蜀器物纷纷出土，大量兵器上都刻有图像文字和符号文字，与卫文公布的类型相同相近。后来，四川省博物馆王家佑君曾以《巴蜀出土文物》为文，辑录了150种图像文字，各有编号，其中心文(后称花蒂)即有60种以上。1979年和1983年，四川省博物馆刘瑛女士集中整理了一批材料，所发表的大部分是20世纪50年代-70年代出土器物上所刻，其中以50年代巴县冬笋坝和广元宝轮院船棺墓出土的青铜剑文为多;其次为矛、戈、钺等文;少数为博物馆旧有的收藏，也包括卫文提到的一些器物，有剑文、矛文和其他器物文字。这些材料的公布，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注意，对于研究巴蜀文字帮助很大，由此还掀起了一番讨论热潮。
此后，带文字的巴蜀器物在四川各地陆续发现，资料也不断增加;其中早期出土的器物文字材料，刘文中已经发表;但遗憾的是，近期有关材料则分散登在报刊上，尚缺乏系统的整理。笔者根据刘文材料，结合在有关报刊上所收集的巴蜀器物铭刻资料，初步整理成剑文、矛文和其他器物文字。这些都是符号化戈铭和印章文字以外的巴蜀文字，大多刻在兵器上，少数刻在礼器或用具上;文字的图像化成分比较浓厚。
巴蜀兵器如剑、矛上，常有一连串文字存在，可以看出其中有一些典型的组合:如弯曲的掌腕与带尾巴的尖桃形组合(即卫文所谓“心与手”)，可命名为“心手文”;锁锭形符号与数道波浪纹组合，可命名为“锭波文”;对称的折线(好像表示双手捧物)与里面的方块形徽记组合，可命名为“折方文”;如此等等。例如1978年绵竹县清道乡西汉木板墓出土柳叶剑上所刻，就是心手文、锭波文、折方文的成套组合。早期灌县有一剑铭，也是如此。
20世纪50年代巴县冬笋坝、广元宝轮院船棺墓出土的许多剑、矛上，大多刻有心手文，而且形式多样。在锭波文的下边，有时还有一截带尖的竹节状文(也许是一段脊柱)，可称“笋节文”。此文冬笋坝、宝轮院等巴区剑文常见，蜀区较少，仅见于成都石人坝出土铜戈上。
氏族徽记经常在兵器上出现;而作为徽记的虎、龙、鸟、蝉、鱼、人面等，往往居于首字。有些徽记如虎文，不仅巴区常见，蜀区也屡见不鲜，所以不能把虎文说成巴人所特有。1973年成都青羊宫战国土坑墓出土的铜剑，一件刻有蝉文;一件刻着虎文和手文的组合;出土铜矛上则刻有心手文。1980年成都圣灯公社十队战国墓出土的铜矛，一面刻有虎和心手文;另一面上边则是蝉和类似蝉的图像，下边有云文和方框框着的草形文。
冬笋坝剑文中，多处可见双髻人头与左右“断臂”文相组合，中心处还有个类似“川”字的符号。这种徽记则蜀区未见。蜀区人形皆较完整，如峨眉符溪矛上立人，戈上跪人以及裨县独柏树戈上跪人;均为其例。
兵器上的文字，有时只刻一面;有时则两面都刻。两面刻的文字，大多数是不重复的;但也有个别器物两面文字相同。如1980年犍为县金井公社万年大队战国墓出土的两件铜矛，有一件两面都是一样的心、虎、锭文;另一件则两面都是蝉、手、锭文。
有些组合文字，如心手文，也可以拆开刻在兵器的前后两面。例如1986年成都京川饭店出土的铜矛，一面刻有手文和蝉;一面则是心文、虎、锁锭和一个王字。
巴蜀器物文字的书写方向，一般以兵器尖端朝上为正方向。心手文以指尖朝上为正，锭波文则锭在上、波在下。折方文的对称折线，通常是大口朝下，但这一点似乎无关紧要，如新津县飞机场出土编钟，对称折线的大口却是朝上;有时折线只写一边，或者左半边，或者右半边。
三、器物文字的有关讨论
心手文在器物文字中最为常见，因此学术界讨论最多。这一合体文字中的“手”文比较清楚:皆作曲肘形，拇指外伸，其余四指上拔，臂上有花纹，臂端作云形，这似乎是一种特定的手势。手多为右手，若绘左手，则需重复两只。在手腕的空处，就被“心”文所填补。心文整体上呈蝌蚪，旧时多视为心脏，晚近学者大都否定此说。徐中舒先生认为是花蒂，“像花含苞未放及蒂形，当是‘葩’之象形字。”“秦人蜀人皆读花为‘葩’。巴出自姬姓，即属华族。”所以此字应该就是“巴”或“华”字。任乃强先生同意其为花蒂纹，惟主张心文后来逐渐演化为人头形，成为王者的形象，故此文可读为“王”字;手文则显为造作之义，因此心手文整个可读为“王作”。邓少琴先生将心文解释成蜀人所指帝星杜宇，即心宿中最亮的大星。不过，四川史界对这些见解多不甚赞成，此后又出现了一些新说。如邓廷良君以为心文是巴文“虫”字，即巴蛇图腾;手文乃镇压之义。陈宗祥君以为心文是白海螺，为一族徽;手文乃制器者的标记。胡大权君亦以为心文是蛇的象形，为巴族徽记;手文有祭祀祈祷之义。由于心文的样子，并不大像蛇或白海螺，而且刻有此文的器物，分布地域又很广，可见其含义一定比较宽泛;因此上述说法都有一定的局限性。笔者注意到手文不仅与心文搭配，而且也与龙、虎、鸟、蝉等徽记(乃至“王”字)相搭配，可见心文含义应与族徽等价。同时注意到峨眉符溪、成都白马寺、大邑五龙等地兵器上的立人像，皆有手文那样的手势，那显然是敬礼或祈祷之状;而心文则当以任先生之说为确，代表先王;故整个心手文的意思，应是向先王(或先妣)朝拜，以求福佑。后来笔者研究《山海经》得知，蜀王鱼凫(鱼妇)有着半蛇半鱼的徽记，那正是心文的形象;于是最后认定，心手文是开明王族对鱼凫祖先崇拜的产物。此外，笔者还推测:锭波文中的波文，似乎在显示水灾，泛指灾害;而锭文或为镇压之意;因此整个锭波文意为消灾。折方文中的方块标记，应是器物主人所效忠的对象，故推测对称折线文乃是“忠于”之意。
最早研究器物文字并提出“图语说”的李复华、王家佑君，注意到与汉字完全一致的那个“王”字;指出这个字原是象征王权的斧钺形，故在巴蜀器物上，仍应遵循汉字原意，即部族首领之义。二君还发现器物文字中常常夹有汉字，认为那是巴蜀人早通汉文之证。这些见解均甚正确。
近年张文君探讨了几个常见的器物文字，认为心文近似虫形，应当是蚕，亦可指巴;对锁锭形文，胡大权君曾释为“豆”，他以为不确，应据百花潭壘文指其为女阴;至于对称折线文，叶舒宪君曾释为河道，他也不同意，认为此字象征着死亡入口。由于此说没有考虑器物文字的通盘作用和整体含义，仅孤立地作出一些并不严谨的猜想，所以缺乏说服力。1989年，吴怡君举出1983年成都三洞桥战国遗址出土的铜勺勺面所刻5个巴蜀文字，上排左右分别为鸟文和鱼文;下排中部为龟文，其左右分别为S文和心文。他推测每一文字代表一代古蜀先王:鱼文乃鱼凫，鸟文乃杜宇，龟文乃鳖灵，这些几乎没有什么疑义;S文或可看成是蛇，但他觉得更近于虫(即蚕)，也就是蚕丛;于是剩余的那个心文，只能说是柏灌了。吴君此论，确实很有道理。不过，将心文释作柏灌这一点，似乎有些牵强，笔者拟略加修改:心文仍以释作抽象意义的先王为宜，其意即指居上右的鱼凫、上左的杜宇、下中的鳖灵，皆为显赫先王;其排列次序也遵循着一定的规矩。至于那个S文，笔者以为并不代表先王，而是长寿之意。此文在兵器上多写作菱形，并反向回环，旧称云雷文;勺上似为简笔，其意义大致与后世的“万岁”相同。因此5个铜勺文字似可读为:“鱼凫、杜宇、鳖灵诸先王万岁万万岁”。
巴蜀器物文字的释读，迄今还未充分展开;特别是从整体意义上作出解释，仍然处于一片空白。这就需要有识之士共同努力，来作好这一项填补工作。
冯广宏,四川省文史研究馆(成都)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