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巴蜀印章文字的发现
在1921年前后，成都西北郊自马寺、坛君庙一带，曾经出土过古铜器近千件，上面多半刻有巴蜀文字。经过卫聚贤先生努力收集，1942年在他所办的《说文》杂志上公布了一批资料，这是巴蜀文字最早的公开记录。但在这批资料中，并没有巴蜀印章存在。直到1954年巴县冬笋坝发现一批战国时期的船棺墓时，才出土了许多印章。其中圆形铜印出自:32号墓2件;24号、49号、53号墓各l件;长方形铜印出自50号墓2件。还有1件半圆形铜印。与此同时，广元昭化宝轮院船棺墓中也出土了l件圆形铜印。1955年，巴县冬笋坝船棺墓再次出土圆形和长方形铜印各l件。1956年，广元宝轮院船棺墓又出土方形铜印l件。这些印章，基本上都是一些阴文，刻有边阑;长方形和方形铜印里，还带有日字和田字格;与中原同期印章风格一致。那些印章文字，虽然以巴蜀图像文字为主，但有个“王”字相当醒目，而且常见。“王”字的上面两横靠得很近，下边一横则掉得很远，这明显就是汉字的典型写法。
1958年8月，芦山县清仁乡任家坝群众，在后坝黄木山坪上修清仁堰水渠时，挖出上古窖藏，其中就有战国时期的圆形铜印4件。最大一件直径3.6厘米;其余为3.2厘米至3.3厘米。印文与冬笋坝、宝轮院所出有相同特征，有一件上面还有个“王”字。1964年至1965年，成都百花潭中学发现战国墓，亦曾出土圆形铜印2件。在此期间，重庆、成都等地又征集到一些巴蜀铜印，皆以圆形为主，印文特征相同;但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印文里有两个左右并列的“王”字，为前所未见。成都征集到的一件方印，印文还按对角线方向对称安排，十分特殊。成都羊子山、洪家包等地，也分别发现了圆形和方形铜印。
1972年冬，郫县红光公社七大队四队群众，在杨家旱地挖土烧砖时，发现了战国慕，出土一批器物。其中有一件残缺的圆形铜印，印文中也有两个左右并列的“王”字。1977年冬，犍为县五联乡发现的战国晚期5号墓中，出土3件圆形铜印。其中有一印文颇为奇特:两个“王”字虽然左右并列，但其中一个却是侧着的。在2号墓中，还出土了一件圆形琉璃印，印文是4片叶子。最特殊的发现是1978年，在绵竹县清道乡西汉木板墓中，曾经出土一件鞋钉形的铜印，印文也十分奇特。峨眉县符溪乡发现一件8角形铜印，亦为前所未见。
这些巴蜀印章资料，1983年四川省博物馆刘瑛女士曾集中加以公布，是为最早面世的巴蜀印章文献。圈20世纪80年代以来，更有许多巴蜀印章出土。
1980年春，新都县马家公社二大队三队晒坝东北，发现一座战国时期的大型木椁墓，出土大量铜器，其中大方印和银锭文圆印各一件，形制相当奇特。两年后，新都又在河屯乡金牛山征集到一件圆形铜印。1980年冬，在犍为县金井公社万年大队二队山前台地上，发现战国古墓，出土3件圆形铜印，其中一件印文模糊，只有两件清晰。同时，在涪陵小田溪也发现一件残缺的圆印。1981年夏，荥经县烈太乡自强队战国幕中出土8件铜印，除一件方印印文为汉字“百”外，余皆为巴蜀文字圆印。同年秋，蒲江县东北公社一大队六队战国墓出土一件方形铜印。此后，荥经县唐鹤乡古城村曾家沟战国墓又出土一件小方印，印文是一个奇怪的字。1982年大邑县五龙公社机砖厂发现战国墓，出土一件椭圆形石印，印文是个星号;其后，在秦代土坑墓里，又发现一件方形铜印。1984年4月，犍为县金井乡万年村黎家山战国晚期墓中，出土4件铜印，除一件方印外，余皆圆印。收获最大的莫过于1986年荥经县荣河乡同心村出土的一大批大小巴蜀铜印，多数为圆印，也有方形和长方形印，还有两件月牙形印。1988年荥经县南罗坝战国墓又出土一件圆形铜印和一件方形骨印。1989年，什邡市曾发现两件圆形铜印。最值得注意的是，1992年什邡市城西丝绸厂战国船棺墓所出方形铜印，印文为巴蜀文字，印背却刻有4个汉字。1998年春，蒲江县鹤山镇飞龙村战国船棺墓中所出铜印，整体呈鱼形，印文由十字格分为4个部分，皆有巴蜀文字;同年秋，此处又发现船棺，出土长方形铜印3件，除一件印文为汉字“敬事”外，另两件为巴蜀文字。
首次系统编纂巴蜀印章资料者，当推高文等君1998年出版的《巴蜀铜印》一书。书中共收入巴蜀文字印122件，多数是现有书刊业已公布的材料;也有一些世所罕见的巴蜀印章，如引自姚石倩《渴斋藏印》的巴蜀圆印5件以及1993年、1994年成都征集到的圆印2件。此外，散见于民间的印章资料可能也不少。如20世纪80年代初，吾友李蒲君即曾在灌县见到一件出自广汉河滩地的方形铜印，实系孤本。2003年春，宣汉县普光镇进化村罗家坝，发现了38处春秋末至战国初的墓葬群，出土器物中，有一件圆形铜印，刻作阴文，比较奇特。另外，还有几件铜印，上面也有着巴蜀文字。
这一系列巴蜀印文，都是研究巴蜀文字的绝好材料。
二、印章文字的有关讨论
最早论及巴蜀印文的，是李学勤先生。20世纪80年代，他曾将巴蜀文字分为甲、乙两类。针对甲类文字有人怀疑是不是文字，他即根据巴县冬笋坝50号墓所出3件长方形铜印来作证。由于其中两件印文皆为汉字“中仁”，而另一件则是两个巴蜀文字(甲);同一墓内的同一形制印文，显然只能同样理解为文字了。此后，罗开玉君在整理战国时期巴蜀墓葬及器物时，对巴蜀文字作了一些开拓性的分期断代工作。他认为时代较早的印章，有新都马家大墓出土的大方印、银锭文圆印，大邑五龙椭圆形石印，蒲江县东北方形铜印，大约是战国早中期的产物。大邑五龙方印、犍为五联圆印、绵竹清道鞋钉形印则时代最晚，为秦代至西汉。其余多为战国中晚期之物。这从侧面说明了巴蜀文字主要是开明王朝中的文化产物。
1990年，荥经何元粲君曾经指出，巴蜀印章多出于荥经、犍为、广元等地，有时一座墓中所出多达8件;且多在墓主腰部随葬，应属随身携带之物。其时代一般为战国时期，少数可到西汉初。从汉字印与巴蜀文字印经常并存的现象可知，巴蜀印章与中原印章应有同源关系。再由印章形状从开始的圆和方，渐渐出现异形来推测。这一定是由官印逐渐变化成私印的结果。何君这些判断，确有一定道理。他又根据《周礼·地官·司市》“见通货贿，以玺节出入之”的官方规定来推断，玺节应是商旅出入国门的凭证，而巴蜀印章则可视为玺节之流亚。有些私印，或相当于商人的名片。凡商人持有“王”字印章者，大概就获得了出口贸易的特许。这一新论，将巴蜀印章视为商业通行证，虽然可备一说;但战国时期的巴蜀商业，是否发达到那种程度，则还有可商之处。
1995年，重庆胡昌健君指出，巴蜀印章既然多为随身佩带之物，则应作钤盖之用;而带“王”字的印，则必然是官印。形制大些的印，印主官阶大概也高;那些特定的印文图案，可能用以表明各种官阶。1999年，高文君依据巴蜀印章与一些汉字吉语印、格言印并存的情况，认为巴蜀印文可能是带有原始巫术色彩的吉祥符号，或者有氏族徽号的意义。
美国学者罗伯特·琼斯对巴蜀印章曾作过一些研究。他认为，由于四川多山的地理环境，加上巴蜀统治者的保守性，中原物质文化渗入缓慢，因此巴蜀印章的出现，比中原大约要晚200年。他把收集到的45件巴蜀印章分为两种类型:一种为中原式，一般无饰纽，多方印和长方印，数量约占26%;另一种为巴蜀式，有饰纽，既大又圆，多为阴刻，数量约占67%;它们代表着性质截然不同的文化传统。中原式印文大都含有吉语和警句的内容，推测某些巴蜀式印文可能也是吉语和警句。它们的用途，大概是护身符、饰物和随葬品。他还认为，秦灭巴蜀以前，受楚文化影响较多;秦灭巴蜀以后，则主要受秦文化的影响。
中国印章的来源，一般认为起自封泥。上古递送文件或重要物品时，为了防止有人擅自拆开捆绑着的绳索，通常在绳扣处贴一块胶泥，再用专门的印章或印模压一下，只要这特殊的印文在运送过程中没有脱落，就表明没有人拆动过。所以，最早的印章是作为一种信物存在的。汉刘熙《释名》:“印，信也。所以封物为信验也。”后来发展成为君主和官僚的印信，用印文显示身份。由于他们随时都可能要盖印，常常就把印章挂在身上，于是印章慢慢转化成一种饰物，有地位的人都可以佩带。后来，印章便发展成吉祥物或殉葬品;并演变为一般士民的私印。但是，不管官印或是私印，作为身份证明的印信用途，则始终占主导地位。巴蜀墓葬所出印章，并非单纯作为殉葬的明器，而主要是表明墓主的地位;少数印章则是墓主常佩的格言印或吉语印，作为心爱之物随葬。了解这些背景，对于解读印文也许有不少好处。
三、巴蜀印文的解读工作
据笔者对所掌握的巴蜀印章造型来看，其当以圆印、复合文字印为主流。尽管巴蜀印文已经积累了不少材料，但迄今解读工作仍未系统进行。在圆形、复合文字印中，出现最多的巴蜀文字，是蝌蚪文，其中以两个并列的蝌蚪文为多;另有单个蝌蚪文和左右分列、异化成树状的蝌蚪文。其次，是带尖月牙形文;再次是s形文。此外，还有汉字“王”印及左右并列的“王”;另见有造型为对称的两条折线，好像双手捧物的符号。这些都是最常见的印文，必有其特定的含义。至于星形或花瓣形的文字，出现也比较经常，如三瓣印，四角(或十字形)印，五角星印，六角星印，七角星印，十角太阳状印。另有丁字形印，呈水草状印，草墩状印，左右分列的树状印，形似大括号印，刀状印，匕首状印，铎状印。其他还有兽形、鸟形、鱼形、虫形、果形、器物形等印文，皆有所出现，不过频率较低。
笔者发现，战国时期的巴蜀地区，实际上汉字是与巴蜀文字并行的;因此，有些夹带汉字的巴蜀印文，或许是一个解读的突破口。巴县冬笋坝50号墓所出3件长方形铜印中，同为“中仁”两个汉字的共有两件;而另一件则是两个巴蜀文字，上一字像个包袱，下一字是并列两个蝌蚪。笔者认为，其字义仍为“中仁”的可能性非常大。试看那包袱状的巴蜀字，有心肝五脏之形，其字义与“中”也很合拍;汉字“中”可引申为“忠心”，巴蜀字义亦可类同。因为汉字从“人”的字很多，如化、从、北皆是;故印文的“仁”字，是一个篆字“人”加上两个点，以表示二人同心，推己及人。那并列蝌蚪状的巴蜀字，似亦有同义:一个蝌蚪表示一个人，两个蝌蚪就重叠起两个人了，那便是“仁”。这与汉字的构形思路是一致的。如果笔者这一推测正确，我们就认得了“中”和“仁”两个巴蜀字;同时还认出一个蝌蚪的巴蜀字是“人”，冬笋坝49号墓一件小圆印上面正是这个字。包袱状的字，又见于冬笋坝50号墓兵器铭文，由于此字与汉字“王”排在一起，显然就有忠于君王之意;由此可知，这个“王”仍沿用汉字本义，乃是巴蜀文借用于汉字。双蝌蚪文的“仁”，印文中十分常见，连新都大墓出土的漆耳杯上面也有这个字。似乎当时的巴蜀，业已接受了儒家的仁爱思想。
1988年芦山县清源乡出土长方印，印文为汉字“王子”二字。若视之为私印，则这个人名就太别扭;若“子”字作男子美称解，则不当刻在私印上;因此这一印文，只能理解为蜀国王子的小官印。与此规格相同的巴蜀印，有1986年荥经县同心村出土的长方印，印文横书二字，右字为“王”，左字是个带尖月牙，笔者推想这个巴蜀字可能就是“子”。如果正确的话，那么同时出土的两件长方印，印文除这两字以外，还有个双蝌蚪文在中间，便可毫不犹豫地读成“仁王子”之印了。“王”加上带尖月牙的两字长方印，世间比较多见，如百花潭即发现过，上海国画院韩天衡君亦藏有。带尖月牙文可以在左，也可以在右，有时在上在下都无所谓，这大概是巴蜀语言的一种特色。现今四川方言，公鸡可称鸡公，母鸭可称鸭母，猪子可称子猪，热闹可称闹热，均不妨看作此风之孑遗。带尖月牙文若读为“子”，则新都马家出土圆印上的银锭文就得到了圆满的解释，这一印文分明是两个带尖月牙文相对，正可读为“子子”，即多子多孙之意。绵竹清道、荥经同心还出过带尖月牙形的铜印，似乎在显示那是贵胃子弟的印章。
芦山清源出土的另一长方印文，是“子”字上面有个不好认的巴蜀字;联系到巴县冬笋坝32号墓和41号墓出土的圆印和长方印文，乃是巴蜀“子”字上面有个十字形(或四角星)，就感觉到这个十字形的字义，或许要比“王”低一级，相当于汉字的“侯”。如果推测不误，那么凡是印章中有这个十字形的，都可以把它看成侯爵的用物了。
经常与双蝌蚪“仁”字组合在一起的，还有个s形的云文。荥经烈太出土的8件铜印中，有两件圆印文就是这两个字。与“仁”字组合的吉语莫过于“仁寿”，猜想这个s形或许是个“寿”字。这一组合词在巴蜀印章中屡见不鲜，当为印主所喜好。
按照这种延伸推测的思路，解读巴蜀印文似乎不难。而当前最需要的，恐怕还是有志之士的共同努力。
冯广宏,四川省文史研究馆(成都)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