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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与中国战略机遇期的存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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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华

2018-06-11 04:32

进入21世纪以来,党中央结合当今世界形势的大体特征和国内发展状况的现实面貌,综观全局、通盘考虑,作出21世纪头20年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科学判断。然而,随着中国与世界的交互关系进入到加深磨合的结构性,与内外相向变革的同期性聚合叠加的新阶段,特别是因岛礁权属争端“三海联动”、海陆划界争议“双向并发”引起中邻关系的紧张加剧,更使中国周边局部方向显现回旋缓转空间缩紧的征兆,以至于部分人士认为中国战略机遇期已经“异变”为矛盾冲突集中、成规模“喷发”的问题凸显期。客观而言,尽管战略机遇期的时代特征和内涵深意没有发生质变,但是战略与机遇的精神内核和外生条件却都出现了很大的量变。因此,在同世界各国的互动交往中,如何通过限制竞争消极面、扩大合作积极面的方式,更好地维护、延长战略机遇期的生成条件和运转时限,成为当下急需中国外交思考解答的头等大事和首要命题。本文针对近年来国际格局和形势的复杂变化,国内出现能否延续战略机遇期问题的疑问,分析了维护中国战略机遇期面临的挑战和有利条件,得出了中国将继续置身享用战略机遇期之中的重大判断,现实境况没有发生根本改变的重要结论。在此基础上,本文阐释和论述了以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三项措施,来实现延续战略机遇期的目的这一较为富有新意的设想。目前,国内外学界对此问题尚未发布系统完整的研究成果,因而本文以命运共同体的新视角与合作共赢的新思路来应对风险、化解挑战,探索提出将延续中国战略机遇期同全球人民的发展前景对接起来的构想。
   
       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的变化
   
       战略机遇期通常是指由国际、国内各种因素综合作用形成,能够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良好条件和契机,并对其国际地位、成长轨迹产生长远而深刻影响的独有发展阶段或特定历史时期。①因此,战略机遇期的出现绝非单向偶发因素促成,必然是内因和外因相互堆叠、彼此作用产生的合力结果。②遍观大国崛起历程可知,部分国家正是站在战略的高度精准把握时机,抓住并用好难得历史阶段或特殊时间节点崛起,成就大国荣耀和强国风范,从而影响或改变世界政治经济中心的版图和人类社会更替演进的脉络。中国战略机遇期是在党的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首次提出的概念,十七大时全党上下确认此项决策论断。十六大时,党中央通过对国内外环境特征进行深入分析和跟踪研究后,得出结论:“综观全局,21世纪头二十年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十七大报告基于对国际国内发展大势的深刻理解,提出“在新世纪新环境下,中国仍旧具备战略机遇期生成延续的内涵和基本条件,并要求全党把握和用好10—20年的战略机遇期,争取做到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同步并行”。③在此基础上,党的十八大报告进一步指出“综合判断国内外形势,于中国发展有利的客观条件和长期向好的总体趋势没有发生根本改变,要准确判断重要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的变化,全面把握机遇、沉着应对挑战,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④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三五”规划建议》再次重申,“十三五时期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但也面临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严峻挑战”。一般来说,大国崛起需经历三个重要的历史阶段,一是崛起准备期;二是崛起调整期;三是崛起接纳期。第二个阶段实力消长态势会导致原有大国和新兴大国心态做法上的重要变化,甚至使得双方都会产生心理错觉和战略误断。因此,攻坚克难的过关期、开拓进取的窗口期也就容易“异化”“变质”成为矛盾高发期和摩擦增长期,转型调整时期往往也被称为崛起关键期、高危期等。作为“爬坡迈坎”的决胜阶段,相关国家如果在这个时期顶不住压力,盲目冲动或战略选择出现重大失误,很可能就会使战略机遇期变成引发内部矛盾和外部动荡聚合叠加效应的转型期、风险期,前期付出的巨大努力和早期收获的成果就会功亏一篑。⑤因此,战略机遇期并不仅是寓意享用历史机遇的方面,而是机遇与挑战互通并存、交织共生的集合体,在发展机遇、优良环境的另一面,往往就是暗藏威胁和酝酿现实挑战的摇篮。
   
       中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的重大判断,是中国共产党在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做出的科学研读和精确决断。但自那时以来,世情、国情、党情、民情经历了深刻的动态演变,中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质和要义也随之不断发生相应的变化。在战略机遇期的前一个十年中,中国不仅充分把握并极好地利用不期而至的绝佳时机,完成规模体量的积累沉淀,一举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以此为契机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大幅步入国际舞台的中央,国际社会也都承认中国已成长为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发展中大国。但自2010年进入战略机遇期第二个十年开始,中国国际安全状况尽管整体承续缓和态势,但消极突发因素开始增多并呈现“稳中趋紧”的走势。尤其是,伴随美国调整战略视中国为头号竞争对手和防范对象,周边局势更是进入到一个震荡多发的特殊时段,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互动进程正在告别过去十年的相对平稳态势,转向维护周边领土和海洋权益斗争日趋激烈的状态。⑥综合而言,战略机遇期的出现是历史基础必然性和现实境遇偶然性,相互交汇、彼此碰撞的合成产物,也是中国步入内部改革攻坚期、内外摩擦频发期、对外关系磨合期“三期”效应累加迸发的体现。但时至今日,在战略机遇期后一个十年,国际政治格局进入一个新的调整时代,机遇内涵中“自然给予”的成分减少、“争取创造”的因素上升。⑦因此,在战略机遇期的认识和把握上,中国已经不能简单沿用历史经验和实力基础的传统套路和思维模式,需要站在更高层面思考如何调控、运筹机遇与挑战共存并处的问题。原因如下。
   
       第一,国际金融危机仍在持续发酵导致发达国家和新兴发展中国家走势分化,部分国家政治民粹主义抬头促使其内顾自保倾向加重。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破坏了世界经济增长动力,新生的自主增长和创新驱动要素没有形成,各国经济复苏主要依靠投资拉动和政策刺激,世界经济面临增长动力不足、需求不振、国际贸易和投资持续低迷等挑战,新线索、新特点、新理念多维交织。全球政治和安全形势则深受此起彼伏的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以及部分发达国家盲目排外主义、思想保守主义等地缘热点问题的侵袭和毒害,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都有所显现,⑧弱化和牵制中国外部有利环境的负面消极力量上升。第二,中国周边区域地缘政治局势紧张加重,促使影响和规制未来区域格局走势中的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⑨目前,亚太地区总体气氛趋向缓和,但仍然存在海上军演“扎堆”、显现海空军备竞赛征兆等不少加剧争议事件的不和谐杂音。尤其是,近年随着亚太区域综合地缘价值的行情看涨吸引更多战略群体关注,各大国际力量也竞相加大对亚太的精力和资源投送,牵动亚太地区战略主导权的角逐渐趋激烈,亚太地区特别是西太平洋沿岸进入地缘政治博弈加剧的“多事之秋”。奥巴马政府上台后提出以“重返亚太”为主题的战略再平衡设想,通过深化亚太地区同盟和伙伴关系全力构建以美国为圆心“密如蛛网”的支轴—轮辐(hub-and-spoke)体系,在第二任期内即使被埃及、叙利亚、伊拉克局势等突发事件牵制无法抽身,也丝毫没有减弱外交和安全事务重心转向亚太势头的意思。⑩俄罗斯进一步加大亚太战略投注,力图分享亚太经济高速增长红利;日本竭力谋求政治大国地位,希图在地区秩序构建中承担更重要的“职责”和“任务”;印度逐步实施大周边外交和“向东看”政策,加大东顾力度,努力增强其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作为国家集团的东盟也加紧相互扶持力度,试图通过联合自强酝酿变革改组现有周边秩序。此外,日本社会保守化、歪曲否定侵略历史引发与亚洲邻国关系的紧张,越南、菲律宾等国频繁在南海制造事端,一定程度上撩拨搅扰亚太局势出现波动起伏的现象。第三,中国以惊人速度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三大对外投资国和第二大吸收外资国,并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众多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国家实力成长的速度与强度超过了国际社会的心理预期。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持续增强,国际社会期待中国在更多领域承担更多责任,而那些不愿意看到中国发展壮大的势力,对中国的戒备和防范心理随之加重,试图通过“联手围攻”、“组团借力”对中国进行掣肘、打压和遏制,导致中国同一些国家关系发展中出现摩擦和矛盾的情况激增。特别是,在个别国家的恶意扰动、刻意挑唆和蓄意蛊惑下,中国与部分邻国之间相互依存脆弱性和消极合作敏感性的短板缺陷被无限放大,以致很多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都认为中国已经不再实质享有战略机遇期,之前的优越环境差不多即将耗尽用完,中国开始进入战略危险期、孤独期或者矛盾凸显期。(11)
   
    但总的来看,尽管国际国内环境发生深刻复杂变化,中国继续置身战略机遇期之中的重大判断和现实境况却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其依据是:从国际因素看,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仍然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主流趋势和基础共识,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整体上依旧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局,大国之间爆发全面战争的可能性极小,世界经济在深度调整中曲折复苏,全球治理体系和经济秩序温和变革,国际力量对比趋向平衡,中国发展具有相对稳定外部环境的客观条件依旧存在。从国内角度看,中国大致已经完成崛起腾飞的国力储备,成为物质基础雄厚、人力资本丰富、市场空间广阔、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兴发展中大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也没有改变。(12)事实上,今天的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加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13)在此关键阶段,我们面临的机遇前所未有、挑战也前所未有,战略机遇期赋予中国既有严峻考验也隐含难得机遇的双重内涵。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对形势评判把控的认知举措正确与否,很大程度上决定能否有效运用机遇期生成和冒现的特定阶段。因此,随着中国与世界互动关系进入斗转星移、轮转换位的第二个成长期,战略机遇期的规则形制和运作模式开启从预防应对型向主动谋划型转变,这就要求我们深刻认识、准确把握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的变化规律,一方面要看到在阶段性重大涉外问题上行动成本升高的挑战,增强忧患意识、保持战略定力;另一方面需充分发掘主观能动性和进取自觉性,增强化危为机、转危为安的应变能力,变被动应对、适应麻烦为主动努力、克服困难,进而创造条件、实现转圜。(14)
   
       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中国战略机遇期的逻辑关系
   
       根据上述世界大势发展方向的判断和战略机遇期成因要素的分析可见,战略机遇期的表现形式、内质特点已由突出“随势”和“用势”向强调“谋势”和“造势”演化。中国需要运筹和调度多方力量、各种资源来维护和延长战略机遇期,才能营造更宽松的外部环境和更舒适的发展空间。然而,当前中国经济与世界发展相互依存关系深度交融的趋势持续演进,世界经济跌宕起伏对中国和谐稳定产生越来越多的蝴蝶效应,并且合力建设“一个美好世界”已经成为多国各界的共同心声和价值诉求。因此,战略机遇期已经不单是中国独享自用的有利时机,还是为增进人类共同利益积绵薄之力、聚点滴之功的特殊阶段。同时,随着全球各国前途相通、命运相联程度的日益加深,需要各国协同合作解决的跨国性、世界性问题大幅增多,中国如想更好地存有、维系、善用战略机遇期,以命运共同体的新视角与合作共赢的新思路来应对风险、化解挑战,成为中国思考对外战略路径模式的必然选择。故而,在此情境下,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携手各国“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不仅是呼应世界人民需求愿望的主动擘化和预先规制,也是顺应国情、世情变化特征和体系格局变迁趋势的现实举措,更是确保战略机遇期维系、存续的先决条件和基本途径。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指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随着各国之间利益交融的空前紧密,国际社会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每个国家都是休戚相关、荣辱与共的地球村里一份子。(15)在当前中国战略机遇期发生重大背景和条件转换之时,通过探索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中国战略机遇期之间存在的正向关系和逻辑关联,有益于实现中国与世界同呼吸、共命运、齐发展。
   
       首先,中国前途与世界命运紧密相联、相互依存,中国战略机遇期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互为基础和前提。一方面,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中国的加持与助益,需要中国以自身发展带动人类社会的共同进步。(16)中国发展得益于良好的外部世界和国际社会环境,中国也要为全球发展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顺承和借用战略机遇期的有利契机,中国施政措施得力、成效显著,不仅引导内政完善程度持续提高,促成国家综合实力和国际整体地位日益增强,还逐步积累起推动国际体系朝公正合理方向和平转变的物质财富基础。目前,中国已经成为128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还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出口市场和外资来源国、最被看好的主要投资目的地,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稳定在30%左右。通过综合比对可以发现,中国实际上已经拥有了相对雄厚的政治、经济优势,关键是怎么去做才能将硬实力的增强转化为软实力的提高,如何将日益增长的综合国力“变现”为对国际关系秩序的塑造力和影响力,转化为引导全球局势走向和世界发展动向的操作能力,从而促进中国的崛起和世界各国的发展进步,达到结成彼此关照、相互映衬的经济社会发展和政治安全利益复合体高度。事实上,中国人民一直以来都有两个梦想,一个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另一个就是构筑共有共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梦。中国梦的实现既离不开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也能为世界发展带来红利、提供中国机遇,对人类发展具有世界意义。(17)只有在战略机遇期内,中国洞察、捕获并充分利用绝佳时机增强自身国力,具备承担与国家实力相对应国际责任的能力,反过来才能够更好地支撑起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践行与发展,才能更好地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成献计出力,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一起成长、共同进步。
   
       另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合作共赢精神的时代产物,既是全人类的共同理想和价值追求,又是中国现实外交行动的指导方针,因而对维系使用战略机遇期具有形塑作用和启发意义。发展是第一要务,适用于世界各国。维护一个长期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不仅符合中国的根本利益,同样也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的时代潮流。中国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倡导的新思路新理念为导向,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发展安全两件大事,牢牢把握坚持和平发展、促进民族复兴这条领贯全局的总纲,能够巩固和增强中国在国际战略格局中的主动有利地位。中国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崭新的战略思想和外交理念指引下,用实力和智慧破解某些国家企图通过外部威慑围堵、内部腐蚀渗透,让那些希望中国自乱阵脚的妄想破灭,为中国发展营造良好国际环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虽然是由中国文化传统和现实国情,以及中国适应世界发展潮流的迫切需求和执着追求所决定的,但这不是中国的“一家之言”,而是各国共同意志汇聚的体现和个体利益融通的结果。因而,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营建和确保一段和平发展战略机遇期的充分条件和必要保证,承载着中国对建设美好世界的崇高理想和不懈追求。
   
    其次,拓展延长战略机遇期的过程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有机组成部分。世纪之交,中国决策层提出20年战略机遇期的判断,但20年提法并非一种绝对的严格时限,不能教条式、程序化地理解这个时间长度,实际上战略机遇期是伴随客观条件、内外环境变化,以及主观洞察捕捉和经营维护而轮转延展。随着战略机遇期步入从“顺承接受”向“经营塑造”过渡的历史时点和特殊关头,中国面临刺激挑衅、蓄意破坏等外部牵绊的风险加大,因而在追求本国利益、自身发展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和正当权益,则是分散国际压力、化解外部制约的有效手段。近年来,中国加快了由国际体系的“革命者”向“建设者”、“维护者”转变的步伐,意识形态元素和对抗色彩趋于弱化,国际社会对中国快速壮大虽然存在矛盾心理,但基本能够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崛起,更多地是支持和希望中国参与到国际治理体系改革中去,因而在一定意义上,中国正在从国际经济体系外生变量转变为国际经济体系的重要内生变量。过去,我们认为国际经济环境影响中国发展是一个外部的客观存在,但现在讲国际经济环境,就必须把自己作为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换句话说,国内的一些变化和政策措施会立即影响中国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18)
   
       与此同时也应该看到,尽管中国已成为各方竞相求助和借重的对象,但总体上外部环境对中国的影响仍然远远超出中国对外部环境的影响。(19)中国的发展崛起改变了中国与外部世界的权力关系,使得中国面对矛盾冲突上升的局面,因此中国要谋发展就需要艰苦努力去延拓和塑造战略机遇期生成的国际环境,就必须解决好与外部世界的权力互动问题。回溯历史可知,一国外部条件的好与坏,不仅取决于该国的外交努力,而且离不开同期的国际环境。(20)现有国际治理体系从制度设计和机制保障两方面,为二战以来七十年的世界和平与经济繁荣做出了积极有益的贡献。然而,进入21世纪以后,多边机构治理能力逐渐趋于饱和,难以适应当前网络社会、开放世界、多元文化、跨境交流的发展需要,在全球公地治理和网络空间安全等领域出现的各种新威胁、新动态的重压之下似乎不堪重负。一方面改革国际制度的全球共识在提高,改制、转制成为全球治理的共同诉求;另一方面对国际制度改革的方式、转制的方向、变革的缓急等核心议题仍然没有统一认识、形成共识。此时,面对当前世界经济的复杂形势和风险挑战,考虑国内政策与国际形势的联动效应,中国提出以人类共同利益为依归和准绳,把兼具国际视野和全球关怀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新理念作为破解之道,可谓高屋建瓴、立意深远。
   
       在中国当下所处的时代环境和国际背景中,那种认为中国战略机遇期与能否保持和平外部条件没有直接关系,甚至认为武力手段、战争方式也能为一个国家发展创造和提供战略机遇期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21)事实上,曾经遭受的苦难境遇和渴望发展的现实愿望,以及当今世界和平发展的历史潮流都决定了中国深知和平的珍贵、发展的艰难。不同于西方权力政治哲学中把霸权行径、强盗逻辑奉若圭臬,将扩张成性、胜者为王的丛林法则视如图腾的思维模式和行为逻辑,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建立在健康稳定和共同发展的政治基础之上,是一种以应对人类共同挑战为终极目标的国际权力观和全球价值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着眼寻求各方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和最佳结合点,强调通过自身发展更好地惠及世界各国,追求实现“既要让自己过得好、也要让别人过得好”的双赢思维,体现了中国将自身发展同各国共同发展有机结合的高度自觉。因此,中国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为契机,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主动承担大国责任,通过采取改革国际体系结构和全球治理绩效的和平方式,来为维护和使用战略机遇期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在一定程度上等于将延拓战略机遇期的工作任务与创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职责使命整合归并、融为一体。
   
       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延续战略机遇期的对应措施
   
       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构建未来世界秩序不可或缺的价值基础和思想指南,顺应民心公意、契合潮流趋势,因而是决定、影响中国战略机遇期存续的前提保障。同时,伴随战略机遇期的维系和延续,中国能够获得更为舒适便利的总体环境来参与和投身命运共同体建设之中,从而也能够更好地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献计出力。具体而言,应该从如下方面着手。
   
       第一,以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为导向统领和目标指引。“一带一路”建设是一项综合性的系统工程,在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基础上,积极推动和扎实促进与沿途各国发展规划、制度标准的相融对接,将牵引带动沿线国和相关国经济更加紧密的结合为目标导向,成为推进国际社会共商发展、同谋合作的平台场所。(22)截至目前,“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中,近半数以上发展中成员方参与其中,人口总计达44亿,约占世界人口总数的56%,GDP总规模达到22.8万亿美元,在全球经济活动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占据世界经济总量的29%和对外贸易总额的27%,并日渐形成以成员方的广泛性、规则标准的高端性为主要特点的机制引领和形塑效应。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有别于历史上的“马歇尔计划”:不以意识形态划线、不搞集团阵营对抗,无论是政治理念、行事风格还是项目流转模式、多边合作机制,都符合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宗旨和本意,因而是面向全球的新型发展议案和规划理念。“一带一路”倡议以提高沿线国家的产业结构水平和永续发展能力为归宿,包含着中国对内坚定自主发展信念和对外优化环境的主张,应天时、接地气、顺民意,不仅体现了对外维权和对内维稳双管齐下、内外兼修的双轨思路,而且兼具现实针对性和长远方向性的两重特征。“一带一路”所涉及的领域和需要解决的议题,更多的是全球性的共同合作问题,比如缩小贫富鸿沟、应对跨国性难民和有组织犯罪、解决资源短缺和气候环境恶化等,是妥善化解全球性挑战的创新方式和有效渠道,也是助推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途径。(23)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带一路”是一条通往人类命运共同体之路,承载着中国对建设美好世界的崇高理想与不懈追求,凝聚着全球人民对过上幸福生活的心愿渴求。
   
    第二,以打造“亚洲命运共同体”为优先方向和首选考量。历史经验证明,强国之路始自周边,中国与世界互动关系的状况首先反映在与邻居们的关系变化上,如果周边不修、四邻不稳就可能变地缘依托的正能量为牵绊崛起的负资产。因而,在周边区域构筑紧密友好、利益共生的缓冲区间和统辖群落,已是成就大国崛起的必备元素,也成奠定强国基业的充要条件。(24)当前,中国正经历由区域体量大国向全球实务大国高速迈进的关键时期,也是中国积蓄能量、隐忍待发和谋求突破的攻坚阶段,周边地区自然成为中国外交的重大利益获取方向和战略投送阵地。而没有和平的国际环境与稳定的周边生态气候,就没有中国实现复兴梦所必需的良好外部环境和客观条件,特别是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机遇期、美国高调重返亚太引发周边权力结构再度失衡的背景下,中国要想实现“两个一百年”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奋斗目标更是离不开一个和平稳定、共同发展的理想周边环境。同时,亚太地区是当今世界最具发展活力和潜力的地区之一,亚洲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甚至超过50%,亚洲作为全球经济增长原动力和主引擎的地位正在日益无可替代。(25)随着亚洲新兴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强势崛起并持续改写国际政治经济地图,亚洲的前途命运同其他各大洲的发展前景将会更加息息相通、难以分割。因此,亚洲命运共同体是组成人类命运共同体拼图的重要板块,也是中国致力于倡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起步平台和前进基站。正因如此,2013年10月中共中央史无前例地专门就周边外交工作召开座谈会,做出抬高周边外交地位、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的顶层设计和战略谋划。打造亚洲命运共同体,中国应正视周边地区国情社情的千差万别和发展阶段的大相径庭,本着以对话解争端、以协商化分歧的精神,遵循求同存异、聚同化异的原则,促使与周邻国家的合作过程和决策结果更具协商性、包容性和广泛性。(26)打造亚洲命运共同体,中国需充分利用与周边国家地缘相近、人缘相亲、文缘相通的自然禀赋,“常见面”、“勤串门”、“多走动”,按照积极促成高层接触、推进民间往来的模式,来涵养培育亲华友华、知华爱华的政治舆论和文化氛围,通过以“探亲戚、访邻居”的家常方式拉近同邻近国家之间的情感距离,来夯实加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社会根基和群众基础。同时,中国还要努力做到“办好别人的事”、“帮成自己的事”,既积极争取和平的周边环境发展自己,又要以自身发展促进同周边国家的互益共赢,切实将周边国家定位为发展机遇与合作伙伴,促进本国经济持续增长带来的成果更好地造福亚太、惠及全球,真正把实力地位跃升的溢出效应有效地转化成周边国家对中国发展的现实收益和政治信赖,(27)确保中国的崛起和周边国家的发展进步实现互促共进,达到共同结成彼此烘托、相互映衬的经济社会发展和政治安全利益复合体高度。
   
       第三,以中美创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为总线抓手。大国不仅承担着维持世界政治、国际经济平稳有序运转的“防波堤”和“减震器”职能,而且发挥着为人类社会实现善治良政,为国际体系提供有形或无形公共产品、担纲治理责任的作用。中美两国的体量和实力决定中美关系不仅涉及两国人民利益,还对世界格局和全球秩序产生决定性影响。两国具有共同的国际责任和义务,来增进了解、扩大共识、减少猜疑、强化合作。(28)美国学者斯特瓦特就认为:“在美国政府眼中,中国既不是一个现状性国家、也不是革命性国家,而是一个较为温和的修正主义国家。中国现在焕发出一种新的使命感和自豪感,决心要调整现行的全球治理机制以反映其力量的崛起和政策的优先考虑。然而中国已经受益于全球化,没有理由‘推翻’和‘颠覆’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因此,在美国看来虽然不一定会将原有制度推倒重来,但中国要求体制机制的调整、改进和完善,并设法引导核心规则的修改却是不可回避的趋势。”(29)事实上,在联合国改革和二十国集团等全球治理机制方面,在当下伊核、朝核、南海、叙利亚局势等许多全球热点问题上,中美两国之间有分歧、矛盾,有竞争、冲突,但更有协商、合作,“和而不同、斗而不破”才是概括中美关系主旨特点的核心基调和浓缩描述。作为世界上最主要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强大的发达国家,中国和美国分别是世界第二大和第一大经济体,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和最强的资本主义国家。(30)中美两国对于破解“国强必霸、强国必战”的权力政治魔咒和历史宿命具有共同需求,已经初步达成按照“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原则来指导两国未来发展走向的战略共识。(31)尽管目前中美两国对“新型大国关系”内涵的理解认知存在错位、偏差,但两国政府都高度认同中美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最具代表性的两个大国,建立和发展符合时代要求及国际社会普遍期待的新型大国关系,是一项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宏伟事业,具有不可估量的示范价值和十分重要的表率意义。因此,以新型大国关系为抓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是推动中美关系沿着健康稳定轨道向前发展的前提保障,也是决定中国战略机遇期是朝着孕育生机一面发展,还是转向蕴藏危机一面演变的首要外部因素,更是护持世界和平的“压舱石”和增益人类发展的“推进器”。
   
       综上所述,随着各国经济之间的互联互动愈发密切,利益交往融合达到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无论从地理方位还是时空经纬看,地球上已经没有哪个国家可以随心所欲、我行我素,也没有哪个群体可以置身事外、独善其身。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复苏进程艰难曲折,全球地缘政治博弈更趋复杂激烈,国际经济治理规则主导权之争日益强化等,多边性、跨国性难题和挑战大量涌现,要求人类社会唯有同舟共济、立己达人,才能行稳致远、持续发展,世界各国只有借力给力、协力助力,才能共渡难关、共克时艰。只有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鸿浩夙愿,才能使我们一起生活的地球家园成为共谋发展的大舞台,而不是相互角力、彼此争斗的竞技场。倡导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基于自身发展需要和现实国情作出的明智选择,它源起于中国高深厚重、兼收并蓄的传统文化思想和政治智慧,植根于中国爱好和平崇尚友善的历史基因,强化了中国与世界相互之间的存在感和获得感,兼顾了中国战略机遇期存续的短期现实目标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长远规划蓝图,符合各国人民的美好愿望和共同利益,突出了对人类核心价值和文明体系的尊崇。因此,未来中国应牢牢把握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条贯穿始终的主线,努力将维系和延续中国战略机遇期同全球人民过上幸福生活的正当诉求和合理关切,同世界的发展前景、精神寄托和安全期待对接起来,进而形成命运共同体和战略机遇期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良性互动关系。
   
    注释:
   
       ①王保安:“把握战略机遇期扭住发展不动摇”,《求是》,2012年第15期,第19~22页。
   
       ②张宇燕:“战略机遇期:外生与内生”,《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1期,第1页。
   
       ③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政治文件》,人民出版社,2007年10月第1版。
   
       ④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文件》,人民出版社,2012年11月第1版。
   
       ⑤颜旭:“为何我国仍处于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期”,《党建》,2015年第12期,第35~36页。
   
       ⑥袁鹏:“新时期中国大战略——对十八大报告的战略解读”,《现代国际关系》,2013年第5期,第1~9页。
   
       ⑦朱峰:“中国未来十年的战略机遇期:我们必须做出新的选择吗?”,《国际政治研究》,2014年第2期,第9~17页。
   
       ⑧宋涛:“高扬起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旗帜”,《当代世界》,2015年第1期,第1页。
   
       ⑨李向阳:“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中国崛起过程中的重大挑战”,《国际经济评论》,2012年第2期,第17~27页。
   
       ⑩丁工:“论中等强国对中国周边外交及总体安全观的意义”,张蕴岭、袁正清主编:《新安全观与新安全体系构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4月版,第293~312页。
   
       (11)黄仁伟:“未来十年:战略危险期,还是机遇期”,《社会观察》,2012年第12期,第12~15页。
   
       (12)秦宣:“重要战略机遇期的提出及新变化”,《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6年第3期,第4~10页。
   
       (13)王毅:“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紫光阁》,2016年第1期,第38~39页。
   
       (14)王在邦:“试论战略机遇期新阶段内涵与条件的变化”,《现代国际关系》,2013年第2期,第1~6页。
   
       (15)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9月28日,第001版。
   
       (16)李向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引全球治理改革方向”,《人民日报》,2017年3月9日。
   
       (17)阮宗泽:“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的‘世界梦’”,《国际问题研究》,2016年第1期,第9~21页。
   
       (18)张蕴岭:“中国发展战略机遇期的国际环境”,《国际经济评论》,2014年第2期,第9~21页。
   
       (19)潘忠岐:“从‘随势’到‘谋势’——有关中国进一步和平发展的战略思考”,《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2期,第4~18页。
   
       (20)金灿荣、郭振家:“中国延长战略机遇期的意义、时机和实践”,《当代世界》,2014年第12期,第16~18页。
   
       (21)徐坚:“重新认识战略机遇期”,《国际问题研究》,2014年第2期,第53~67页。
   
       (22)Philippa Brant,“One Belt,One Road? China''s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March 31,2015,http://www.lowyinterpreter.org/post/2015/03/31/One-belt-one-road-Chinas-community-of-common-destiny.aspx?COLLCC=2660268395&[2017-07-28].
   
       (23)王义桅:“‘一带一路’重塑经济全球化话语权”,《红旗文稿》,2016年第21期,第33~36页。
   
       (24)祁怀高、石源华:“中国的周边安全挑战与大周边外交战略”,《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6期,第25~46页。
   
       (25)刘振民:“坚持合作共赢携手打造亚洲命运共同体”,《国际问题研究》,2014年第2期,第1~10页。
   
       (26)David Arase,“China''s Two Silk Road:Impact on Southeast Asia”,http://www.iseas.edu.sg/documents/publication/ISEAS_perspective_2015_02.pdf[2017-04-30].
   
       (27)丁工:“试论云南在中国‘大周边’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17年第1期,第108~119页。
   
       (28)何亚非:《选择:中国与全球治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4月版,第161~162页。
   
       (29)[美]斯特瓦特·帕特里克:“全球治理改革与美国的领导地位”,《现代国际关系》,2010年第3期,第54~62页。
   
       (30)于洪君:“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意义与前景”,《国际问题研究》,2013年第5期,第1~9页。
   
    (31)袁鹏:“世界新秩序呼唤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9期,第9~14页。
   
    作者简介:丁工,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全球战略智库特约研究员,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2018-07-14 1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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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研究领域中的行为学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