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导向导致学术不稳定状态加剧

大学是创新生态系统中至关重要的参与者之一，它们不仅促进了知识生产，还通过承担社会责任推动社会进步。这种责任要求大学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能够提高个人、家庭以及更广泛的社会福祉。法国昂热高等商学院副教授罗拉·马苏（Roula Masou）表示，大学原本是维护公共利益和承担社会职责的机构，但如今在以市场为导向的新自由主义环境中，其职能已发生了变化。学者越来越多地将精力投入到争取终身教职或获得资金支持方面，学术的不稳定状态也在加剧。

在马苏看来，当代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呈现出向管理型治理模式转变，这种转变强调效率、竞争和品牌塑造，往往以牺牲机构的自主性为代价。这种做法有可能破坏大学本身的基本价值，即学术自由、学院式治理以及纯粹追求知识的价值观。在此影响下，大学已愈发融入知识经济体系，采用市场机制，并与创新驱动的生产—消费逻辑相契合。总之，这些变革对大学的当代角色和身份提出了质疑，在以管理主义和市场理性为主导的环境中，大学的根基价值、机构自主性和社会使命正面临越来越大的风险。

“人们必须牢记，大学保持机构自主性对于其履行社会职责、避免受到外部压力的影响至关重要。”马苏说。因此，持续的公共资金支持是必不可少的——这不仅是为了维护大学的自主性，也是为了确保所有学科的可持续性，尤其是人文和社会科学学科。此外，高等教育机构必须抵制将学习商品化的做法，这种做法将学生视为消费者，将教育视为一种交易性服务。大学教育的指导原则应该是推动智力发展，而非只是完成学生满意度指标或就业结果。

西方主导的全球高等教育格局

日渐式微

随着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加剧，“科学无国界”这一理念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加拿大多伦多大学领导力、高等教育及成人教育系兼职教授加文·穆迪（Gavin Moodie）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尽管国际关系出现一定的分裂，但他预计国际科学合作仍将继续，其形式和过程可能会与以往有所不同。英国牛津大学全球高等教育中心主任大卫·米尔斯（David Mills）也认为不能过分夸大当前危机。从全球范围来看，学生和学者全球性流动趋势并未放缓。据预测，到2030年，国际学生流动规模将增长至850万人。

美国波士顿学院国际高等教育研究中心荣休教授菲利普·阿尔特巴赫（Philip G. Altbach）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表示，虽然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及其他因素正在削弱高等教育与研究的全球一体化网络，但科研领域仍存在着大量的学术合作。诚然，前往英语国家的国际学生数量略有减少，但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正逐渐成为重要的国际学生接收国。

“由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高等教育和科研的‘中心—边缘’格局日渐式微，这一变化并非源于地缘政治紧张局势，而是非西方国家的大学崛起。”阿尔特巴赫表示，其中最明显的无疑是中国崛起成为全球重要的学术力量。阿尔特巴赫参与撰写的《学术卓越之战：全球视野下的一流大学建设》一书中提到，中国在高等教育和科研领域的一些卓越计划中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与此同时，许多传统的学术实力较强的西方国家正在削弱其学术和科研体系。正如当前的国际政治格局，高等教育也正步入一个多极化的世界，这可能会使科学与学术资源的分配更加均衡。

阿尔特巴赫表示，世界各地的大学的组织架构和学术理念大多源自西方。穆迪认为，这引发了一些现实问题，例如，学者是否应该用英语发表学术成果、高校是否要遵循知名大学排名标准。然而，对于中国、印度以及其他能够形成合作联盟的全球南方国家而言，它们足够强大，能够建立自己的科学规范。“时间会带来各种变化。”穆迪说，这将是一个逐渐转变的过程。

对米尔斯而言，全球南方国家的许多大学仍沿用西方国家的学科结构和评估体系，这是大学当前所面临的最为严峻的挑战之一。在某些学术领域，如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本土”知识体系的概念尤为重要，当然，全球网络和对话的作用也不应被忽视。因此，在追求全球大学排名的高压之下，全球南方国家既要构建一种扎根于本土认识论的高等教育模式，又要积极参与有意义的全球对话。而其中的挑战在于打破将这些交流过程分层的等级制度，以确保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型大学也同样有能力主导有关对话。

未来大学将呈现多样化形态

博拉特表示，在高等教育体系中，由于面临工作不稳定的状况以及持续不断的绩效评估，建立个人品牌已成为一种保障声誉的手段。在平台资本主义时代，学者和学生越来越多地被卷入一种注重曝光度、自我优化和数字品牌塑造的文化之中。大学不再只是一个从事学习和学术研究的场所，它变成了人们必须进行表演的舞台、有待出售的产品以及需要维持的内容流。那么，当教学和学习都变成数字化表演行为时，大学还剩下些什么呢？在大学的核心价值，如严谨性、批判性思维、公共知识等被简化为算法后，我们又能想象出什么样的未来呢？

在博拉特看来，这些变革的发生与更广泛的系统性压力相互关联：教育经费的削减、大学的商业化趋势以及因人工智能而出现的技能退化现象。博拉特认为，现在大学面临的情况不仅是衰落，还有向全新形态的“平台式”大学转变。在“平台式”大学里，学生和学者更像是个人品牌和内容创作者，为了吸引关注、获得认可以及生存而展开竞争。在这一体系中，传统价值观在日益被技术资本主义和数字劳动所定义的框架内摇摇欲坠。未来将会向何处去，仍是一个有待解答的问题。

英国伯恩茅斯大学历史学与政治学高级讲师叶延·富兰克林（Ieuan Franklin）表示，当前高等教育面临危机，要求人们不仅要对教育机构本身进行重新思考，还要对教育的社会目的进行重新审视。英国学者克里斯托弗·纽菲尔德（Christopher Newfield）提出了高等教育的四种可能的未来走向：一是强化了新自由主义趋势，以平台为导向、竞争激烈、管理主义日益盛行。二是取消学费，但并未改变结构性不平等。三是重新分配公共资源以促进公平。四是切断与市场和国家的联系，借鉴非西方、合作以及同伴互助的知识体系。

大学不会因规模缩小而失去活力

在谈到部分国家和地区大学年龄段人口急剧减少，高等教育机构应如何应对该问题时，穆迪表示，许多国家的青年人口数量都在减少，几乎所有国家在未来50年都将面临人口数量大幅下降的局面。英国推行终身学习的政策，这一目标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就被提出，但到目前为止进展甚微。澳大利亚的大学在发展终身学习方面准备得更为充分，它们提供了大量的兼职和在线课程。但在澳大利亚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中，年龄超过40岁的仅占13%，而年龄超过45岁的人参与职业教育的比例仅为18%。穆迪预计，大学将不得不应对招生人数减少以及随之而来的资金短缺问题，在某些情况下可能需要合并或关闭部分大学，但并不会因为规模缩小而失去活力。

高等教育的全球化、国际交流的增多以及对高等教育的需求，都促成了大学长达半个世纪的扩张。但从目前来看，在收取高额学费的国家中，年轻人及其家庭对于投资高等教育正在三思而后行。米尔斯认为，大学需要更加深入地思考终身学习和兼职学习等问题，许多大学也在重新审视其优先事项和教学模式，远程教育和跨国教育的发展就是一个例子。在过去，作为思考空间和学习引擎的大学表现出了极强的适应性和韧性。米尔斯相信，尽管未来会面临财政、政治和人口方面的压力，大学仍能找到继续发展和转型的方法。

阿尔特巴赫表示，当前，世界各国人口减少的情况较为普遍。然而，无论在任何地区，那些以研究为导向的顶尖大学很难因学生人数的减少而受到影响。而学术层级较低的院校则会面临较为严重的问题，例如，韩国和日本的一些大学（尤其是私立院校）纷纷关闭或合并；在许多国家，高等教育正变得更加职业化，并且更加看重“投资回报率”。毫无疑问，人口方面的挑战将给许多高校带来重大变化。

生成式人工智能和在线教育的普及正在打破大学的物理和认知界限。有学者认为，大学的知识生产和教学会因广播、电影、电视、计算机以及互联网的出现而变得多余。在穆迪看来，尽管这些技术改变了大学的知识生产和教学方式，但并未如预期那样在这些技术引入时就被完全取代。因此，人工智能对大学的影响将是一个渐进的适应过程，大学将继续调整其教育模式，以培养学生运用人工智能的专业能力。

“人工智能势必对教学和科研产生重大影响，虽然目前尚不清楚其影响程度。”阿尔特巴赫表示，研究型大学将更能经受住人工智能变革的考验，而高等教育的其他领域则可能会受到更为重大的影响。米尔斯表示，在人工智能加速发展并改变教育与科研的背景下，大学需要重新思考其与社会的关系，同时继续倡导并捍卫批判性思维和自由思考的空间。知识的创造或许正在被人工智能所改变，但思考仍然至关重要。

2024年11月18日，全省教育大会在成都召开。会议确立教育优先发展战略，锚定积极推进教育现代化，明晰重点任务和关键环节，吹响了教育强省建设的冲锋号。

强国必先强教，强省必先兴教。四川紧扣“四化同步、城乡融合、五区共兴”发展战略，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深化部省协同落地，印发《教育强省建设规划纲要（2025—2035年）》，配套三年行动方案细化任务，推动教育由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开启由教育大省迈向教育强省全新阶段。

回望“十四五”,四川以全国第七的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拿出全国第六的财政教育经费，支撑全国第六的教育规模体系，全省教育发展水平与国家一道同步进入世界中上国家发展行列，交出了一份厚重的民生答卷。

迈步“十五五”，全省教育系统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牢牢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强化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积极应对学龄人口调整、人工智能革新、产业人才适配三大挑战，突出重点、重点突破，担当作为、踔厉奋发，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贡献教育力量。

铸魂 以立德树人擦亮教育底色

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教育的根本问题，也是四川建设教育强省的逻辑起点与价值原点。

春季新学期开学不久，一堂沉浸式、互动式的“蜀道新歌”大思政课在西南交通大学开讲，课程以“领袖关怀记心间”开篇，结合永丰村乡村振兴、三星堆古蜀文明、翠云廊生态保护、天府绛溪实验室科创突破、中欧班列对外开放等鲜活实践，将国家战略、地方发展与青年成长紧密结合，让青少年直观感悟党的创新理论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

沐殷殷嘱托以润心，秉立德树人而笃行。四川出台《加强和改进学校思想政治工作和思政课建设的十条措施》，全域推进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改革试点，落地高校思政课新课程改革方案。打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示范课58讲，举办中小学思政读本优质课全省展评，深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教育，建成《中国精神》系列慕课22讲、大中小学思政一体化示范精品课10项。深度挖掘长征精神、“两弹一星”精神、抗震救灾精神以及三线建设等具有巴蜀特色的红色育人资源，累计开发网络思政课资源693节。全省19家单位入选全国首批“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斩获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奖33项，高校专职思政课教师、专职辅导员配齐率实现100%，思政育人队伍力量全面建强。

坚持五育并举、健康第一，把青少年身心健康作为教育公平的温暖底色。专题部署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出台《四川省加强健康学校建设十条举措》，推行中小学春秋假，做强“贡嘎杯”青少年校园体育联赛品牌，将学生体质健康优良率纳入市（州）、高校年度绩效考核硬性指标，推动校园体育、美育、劳动教育走深走实。

聚焦重点青少年群体精准帮扶，建立覆盖六类重点人群“一人一档、一人一策”关爱服务机制，织密兜底助学保障网，确保不让一名孩子因家庭经济困难掉队。同步健全学校积极主导、家庭主动尽责、社会有效支持的协同机制，建立协同育人“教联体”，培育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夯基 以精准之策应对人口变化

教育之变，其势在人口。

四川是人口大省，也是教育大省。1.95万余所学校、1495.5万余名在校学生、100万余名专任教师，构成四川庞大的教育基本盘。

面对学龄人口“梯次减少、错位达峰、高流动性、高城镇化率”的新态势，四川前瞻谋划、主动作为，建立学龄人口变化监测预警机制，绘制全省基础教育学龄人口“地图”，预判初中2029年、高中2032年学位需求峰值，为教育资源优化布局提供科学导航。

底数清、靶向准、发力实。省、市两级建立教育短板专项督办机制，靶向破解乡村办学、学位供给、师资配置突出难题。坚持盘活存量、做优增量、提升质量同向发力，系统性优化中小学、幼儿园空间布局，累计调整校点7016所、教学点5738个。通过持之以恒扩优提质，全省共有72个县（市、区）获评全国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县，26个县（市、区）获评全国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县，基础教育公共服务保障能力稳步提升。

教育资源均衡，关键在师资。针对城乡、区域师资结构性缺口，四川创新师资配置改革路径，多措并举盘活优质教师资源。创新实施银龄教师“渡峰计划”和“常青藤”计划，选派1385名银龄教师下沉一线，组织3500余名音体美教师赴乡村薄弱学校走教支教。全域推广区域教师共享中心模式，开展优化基础教育教师资源配置改革试点，探索建立“省管、县用、校聘”编制动态调整机制，推动教师资源精准高效流动配置。

四川以数字变革打通均衡堵点，创新实施“网链共享计划”，以省级示范高中、学区领航校为链主，组建35个省级教学联盟，覆盖全省882个学区所有普通高中；建成70个“网链共享计划”名校长工作室，落地855间初中学区直录播专用教室，上线教案、课件、习题、微课等优质教学资源包180余万个，以数字化打破地域阻隔，实现城乡教育资源共建共享、同步提质。

聚力补齐民族地区教育短板，深入实施“学前学好普通话2.0”行动计划，2025年民族地区大班离园幼儿普通话合格率达93%；持续开展民族地区骨干教师精准帮培计划，选派820名骨干教师驻点帮扶，遴选400名基层种子教师跟岗研修；定向培育省级公费师范生、优师计划师范生16616名，组织17552名师范生赴凉山州中学顶岗支教，不断夯实区域教育均衡发展根基。

提质 以教育之力服务国家战略

高等教育是教育强省的“龙头”，也是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策源地。

“学科专业设置上，面向未来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学科专业布点不够；人才培养供给上，创新型人才和技能型人才明显不足……”2026年全省教育工作会议直面发展短板，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引发与会人员深思。

短板既是发展的堵点，更是发力的重点。四川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相统一，打出一套“组合拳”，打通学科、人才、科研、产业联动通道，破解教育供给与产业发展适配失衡难题。

聚焦高校差异化、特色化、内涵式发展，研制高校分类改革评价方案与高质量发展绩效指标体系，引导各校精准定位、错位发展。深入推进“双一流”贡嘎计划，分层支持39所高校162个贡嘎建设学科，持续稳定加大对8所国家“双一流”高校及14个建设学科专项扶持力度；对标国家“双优工程”，重点培育15—18所省级特色高水平应用型高校。持续扩充优质高教资源，全省现有普通高校146所，21所高校140个学科跻身世界高水平行列。

紧扣全省“15+N”重点产业链布局，出台学科专业动态调整优化方案与产业链急需人才培养清单，编制高职专业紧缺、升级、撤销三张清单，新增适配产业链本专科布点442个、急需紧缺和新兴领域专业点797个，撤销不相适应专业503个，实现人才供需精准匹配，高校毕业生去向落实率位居全国前列。

充分释放高校科创主力军效能，全省高校承担省内近90%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牵头建成16家全国重点实验室、4家天府实验室、800余个省部级创新平台；16项科研成果斩获2025年度国家科技奖励、1项成果入选“中国科学十大进展”。科技成果分割确权超2000项，孵化科创企业500余家，撬动社会投资210亿元，创新价值加速落地转化。

持续疏通产学研转化梗阻，深化成渝科创协同，联合共建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优化7个国家级、15个省级大学科技园，搭建研发、转化、孵化全链条创新载体。深耕产教融合育人，围绕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7大前沿领域布局特色产业学院，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四川省电子信息、人工智能、高端装备、新能源等重点产业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布局建设10个省级卓越工程师学院，建成1个国家集成电路学院、2个国家级现代产业学院、2个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十四五”期间，省级投入20亿元建设50个省级产教融合示范项目，建成4个国家级创新平台、100个省级产业学院。

全力推进职业教育提质培优，开展职业教育服务建圈强链，“订单式”培养技能人才首批试点，为44条企业需求匹配51所学校96条揭榜申请，签订人才培养协议78份。完善中高职贯通体系，出台本科层次职业学校培育方案，研制“3+4”中本贯通、职教高考实施办法；实施职业教育省级“双高计划”和“三名工程”建设项目，建成22所省级双高学校和90所省级中职名校，9所省级双高学校入选国家第二轮“双高计划”，以项目带动职业院校办学水平整体跃升。

破局 以改革之举激发动能活力

2026年7月10日，成都。一场关于基础教育综合改革试点项目综合高中建设的研讨会正在进行，来自全省21个市（州）教育部门、教科研机构及综合高中的130余名代表齐聚一堂。

同一天，《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综合试点方案》正式印发，一场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的改革攻坚战全面打响。

会场内，综合高中的办学路径正在厘清；会场外，一年前新高考“3+1+2”模式首考平稳落地的回响犹在耳畔。改革的鼓点，密集而清晰。

改革是关键一招，开放是必由之路。

四川启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综合试点，围绕联动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科技体制改革、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等领域，部署10项重点改革任务，探索一体改革促进一体发展的实践路径；纵深推进“小切口”改革，做实改革试点实践、健全跟踪督办与成效评估机制，推动教育改革调研课题产出高质量成果。

以教育评价改革为牵引，四川建成全国首批教育评价改革研究基地，5个案例入选全国典型案例。深入推进“就业—招生—培养”联动机制改革，建立学科专业预警与动态调整机制，到2027年拟优化调整高校20%左右的学科专业布点。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教育协同打开新空间——3所开放大学签署新阶段联盟合作备忘录，在师资、育人、产教等方面发挥协同作用。

对外开放同步发力，与港澳中小学缔结“姊妹学校”154对，与150多个国家开展交流合作，“留学四川”“熊猫工坊”品牌效应持续提升。

值得关注的是，创新推出“县委书记谈教育”系列访谈，20多位县委书记谈思路、亮承诺，进一步推动教育优先发展从文件走向行动、从理念变为共识。

致远 以强省之为答好时代答卷

四川是我国发展的战略腹地，在国家发展大局特别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具有独特而重要的地位。面向2035年，全省教育系统正聚焦“五强”全面发力。

——立德树人强。持续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入脑入心，育人观念科学先进、育人方式多元立体、教育功利化倾向根本扭转，学生理想信念、健全人格、创新思维、实践能力、社会责任感培养取得实效。

——培养体系强。全力建成固本铸魂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自强卓越的高等教育体系、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泛在可及的终身教育体系、创新牵引的科技支撑体系、素质精良的教师队伍体系、开放互鉴的国际合作体系。

——支撑引领强。加快实现人才供给与经济社会需求适配，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有力，“双一流”建设创新力引领力全面提高，“双高计划”支撑能力全面提升，教育服务国家战略更加高效，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显著跃升。

——影响辐射强。产生一批教育行家专家、名师大师，产出一批有重要影响力的教学成果，形成一批知名学校和办学品牌。

——动力活力强。推动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地位更加巩固，教育综合改革更加深入，教育数字化水平明显提高，高素质专业化人才队伍不断壮大，高水平教育保障持续加强，全社会参与的协同育人机制全面形成。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根本在于坚持和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从省委、省政府的高位推动，到各地党委、政府的狠抓落实，再到各级各类学校党组织的培根铸魂，110所公办高校与民办高校党建和思政工作结对共建，民办高校党委书记（督导专员）选派有序推进，中小学校党组织领导的校长负责制改革全面完成，党团队一体化育人链条正在贯通，高质量党建正成为引领育人方式变革的“红色引擎”。

站在新的历史节点上，四川教育有了更清晰的坐标——到2035年，率先在中西部建成落实立德树人领航区、支撑科技创新先行区、服务高质量发展样板区、教育高质量发展高地。

这是使命，更是担当。

从岷江之畔到雪域高原，从城市学校到乡村课堂，千万学子沐浴教育公平阳光拔节生长，广大教师坚守三尺讲台潜心立德树人。四川，正以教育之强夯筑现代化建设之基，以教育之力厚植人民幸福之本，在建设教育强国的壮阔征程中奋力书写属于巴蜀大地的时代答卷。

70年前，当约翰·麦卡锡、马文·闵斯基、克劳德·香农等科学家齐聚达特茅斯会议，天马行空讨论那个他们称之为“人工智能”的话题时，谁也不曾想到，昔日尚处于萌芽的技术，如今正上演一场历史性跨越式革命。

从重构产业发展逻辑到重塑城市肌理，从重置人才培养方案到重设全球竞合方向……一个共识愈发清晰：谁的人工智能技术落后于人，谁就可能在新一轮全球科技竞争中掉队，在未来失去话语权、主导权。

APEC数字周自7月16日启幕以来，30余场形式多样的活动轮番登场，议题清单中的关键词正是“人工智能”。作为活动举办地，四川和成都推进人工智能发展，交出了怎样的答卷？

布局人工智能，四川凭什么？

人工智能被公众熟知，绕不开 2016年。那一年，阿尔法GO机器人以4∶1的比分，战胜了当时的围棋冠军李世石。人们不仅惊叹于AI的复杂决策能力，也隐约感到席卷全球的智能革命浪潮即将到来。

应对未成之势，需要前瞻性思维，抓住先机谋篇布局。就在2016年，人工智能写入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2017年，《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印发；2021年，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进一步将“新一代人工智能”列为科技前沿攻关的重点方向之一；

2026年，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30次提及“人工智能”，对全面实施“人工智能+”行动作出部署……

“顶层设计”不断深化，凸显了人工智能在国家战略考量中的极端重要性：它不是锦上添花的技术选项，而是关乎方向、关乎全局、关乎长远的战略必答题。

在此背景下，各地你追我赶。四川布局人工智能，需要直面两个问题——“人工智能之于四川”和“四川之于人工智能”。前者关系到AI在推进四川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定位与权重，后者则要求四川在全国人工智能版图中找准自身定位，走好差异化竞争之路。

四川是科教大省，大院大所云集，汇聚了四川大学、电子科技大学、天府绛溪实验室等高校院所、创新平台，具备集中力量攻克关键核心技术的条件，有望在前沿领域率先实现突破。同时，四川也是经济大省、产业大省，是国内为数不多拥有全部41个工业大类、31个制造业大类的省份。丰富的场景资源，为技术和应用融合提供了天然的试验场。

基于此，四川走出了一条“技术”与“应用”并行的路径：一方面，攻坚算法芯片、基础大模型、底层架构等核心技术，破解关键领域瓶颈；另一方面，依托丰富产业、城市治理、民生等场景，推动技术走出实验室，形成研发—落地—迭代优化的良性产业循环。

几年间，四川人工智能跑出一条昂扬向上的增长曲线：人工智能企业数量持续增长，覆盖基础层、技术层、应用层全链条；产业规模加速突破，去年营收超1900亿元，同比增长超20%。今年上半年，营收预计超千亿元。

发展人工智能，四川做了什么？

几天前，10余家四川企业亮相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与全球AI企业同场“切磋”，展示了四川在基础硬件、具身智能机器人、智能体等领域的最新成果。

把视野拉长，从研发世界首个氮化镓量子光源芯片，到打造全球首个太空算力中心星座，再到率先突破空间智能世界模型……越来越多的“四川造”产品跨越山海，在全国乃至全球舞台上，崭露头角。

翻开四川人工智能的发展历程，一条脉络十分清晰：高位推动、精准施策、建圈强链、重点突破。

看高位推动。2024年春节假期刚过，省政府以专题会议形式研究人工智能，将其列入“一号创新工程”，对外释放出“超常规最大力度精准支持”的发展信号。几年的发展，四川人工智能四梁八柱逐渐成形，“筋骨”日益强健。

夯实算力底座——四川立足水、风、光等清洁能源富集优势，大力推进算电融合，加快建设“东数西算”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和算力互联互通平台，建成投用国家超级计算成都中心、成都智算中心，全省可用算力规模48EFlops，其中，用于人工智能的智算，占比从“十四五”初期的10%提升至现在的79%。

突破关键技术——四川深入实施人工智能重大科技专项，开展75项重大技术装备攻关，智能关节模组研制、重载高精度牵引机器人等70余项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突破。

优化创新链条——成立四川省人工智能学院，建设国省重大创新平台，打造中试平台……打通从人才供给到基础研究再到应用转化的系统构建。

创新链、产业链的完善，让产业活力更足。今年5月发布的“2026福布斯中国人工智能科技企业TOP50”主榜单及多个子评选榜单中，成都11家企业入选，较去年增加7家，总数居全国第四位，仅次于北京、上海和深圳。

迈步“十五五”，四川人工智能向何处去？2026年四川省政府工作报告对“一号创新工程”进行升级，从“人工智能”拓展到“人工智能+”。5月，又出台配套文件《四川省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一号创新工程实施方案》。

在这份为未来近10年发展擘画的蓝图中，“人工智能+”覆盖科学研究、产业发展、文化建设、民生保障、社会治理等方面，目标直指人工智能产业应用制高点，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

蓝图之下，智能时代的大幕在巴蜀大地徐徐拉开。

激活产业——走进航空工业成都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黑灯工厂”，智慧大脑、数字孪生、智能质检重构生产流程，提升工作效率，推动传统制造业完成数智升级；来到“诸葛空间”人工智能产业生态示范区，不同形态、不同种类的机器人，化身物流小哥、商超售货员、导游、医护助手，具身智能正从未来产业变成产业未来。

赋能科研——人工智能引领科学范式变革，不断拓展认知深度、广度与速度。仰观宇宙之大，高能伽马智能工厂智算平台为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配上“智算大脑”，持续追问宇宙线起源的“世纪之谜”；俯察分子之微，大模型通过强大的数据处理、模式识别、预测分析能力，在微观世界中精准找到疾病“使坏”的关键分子——靶点，缩短药物研发周期。

温暖民生——基层智能诊疗有效缓解城乡医疗资源不均问题，数字化教育手段助力优质教育下沉，智慧养老设备、无障碍服务设备终端守护特殊人群权益……一个个实验室里的“硬核黑科技”，正转变为城市里的“民生新基建”。

竞速人工智能，四川还需要干什么？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人工智能不是零和博弈的赛场，而是全人类共同创新的沃土。

在此背景下，“数字和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亚太共同体”这一主题恰逢其时，将“共同体”置入全球视野尺度，为人工智能锚定一个基本共识：AI的发展，是世界性、时代性课题，唯有开放合作才是正道。

作为活动举办地的四川，就是要把这份共识化为可运行的现实。

一方面，四川需要从国际社会的需求出发，牵引人工智能产业向着更有潜力、更有未来的方向发展。

让先进技术变得更普惠、更可及。近年来，四川华鲲振宇智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重点布局东南亚、中东等区域，通过高效、稳定的算力方案，为当地智能工厂和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提供支撑。“我们要给世界多一种算力选择。”华鲲振宇高级副总裁刘东说。

让创新工具更贴近、更适合大众。“巨头决定AI的现在，无数的‘超级个体’则是人工智能的未来。”成都明途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谷苗正介绍，通过智能体应用出海，企业推动“一人公司”模式在东南亚、中东等地落地普及。

另一方面，四川需要强化国际合作，敞开家门搞创新，加速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完善人工智能治理。

在成渝地区“一带一路”国际技术转移对接活动上，四川具身人形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海利尔集团和希腊约阿尼纳大学签署合作协议，共同建设具身智能联合实验室，将围绕具身智能关键技术研发、国际人才培养等方向开展合作。

而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合作“火花”不断闪现。近年来，四川面向全球发布近300个成果“双向揭榜挂帅”榜单，携手开展科技创新与科技成果转化，着力突破智能化工业软件、高性能算力芯片等关键核心技术的同时，也让“四川造”技术产品惠及全球。

人工智能技术加速迭代，但如何统筹发展与治理，兼顾效率与公平？四川希望携手各方共同构建智能产业治理机制，完善监管治理规范，推进标准化体系建设，开展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让技术创新更有温度、赋能赋智更加可知、奔跑跃升更有边界。

聚光灯下的四川，与世界共享数字机遇。

票根经济的功能转型与消费带动效应

在传统模式下，演出票、车票或景区门票的功能仅限于入场凭证，消费结束后即失去效用。今天，这一局面正在发生显著变化。票根经济是以各类实体或电子活动票据为凭证，在后续消费场景中获得优惠，从而延伸消费价值的一种经济模式。

从实践来看，票根经济的消费带动效应已经得到充分验证。2024年，上海博物馆举办“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观众凭展览票根可在周边商圈享受购物和餐饮优惠，带动城市综合消费比例超过1比30，带动城市消费超百亿元。2025年北京国际电影节期间，北京市30余个重点商圈、1100余家门店参与票根优惠活动，累计吸引客流7666万人次，带动消费251.7亿元。在青岛，文化和旅游部门牵头联合景区、酒店、餐饮、文创等256家成员单位成立票根经济商家联盟。一场演唱会期间，联盟内的30家景区累计接待游客11万人次，实现营业收入850.88万元，72家酒店实现营收2237.58万元。

票根能够产生显著的消费引导作用，在于其兼具双重属性。一方面，票根是高人气文化或体育活动的入场凭证，能够吸引大量参与者；另一方面，票根又是区域消费的权益凭证，将参与者的消费行为引导至住宿、餐饮、零售等相关行业。两者结合形成了有效的消费传导机制。票根经济在本质上属于体验经济的延伸，其核心逻辑在于将一次文化或娱乐消费的体验延续至其他消费场景，通过赋予票根额外的消费权益，增强消费者的地方认同感和消费意愿。

票根经济对文旅产业链协同的催化作用

票根经济的价值不仅体现在消费规模的扩大上，更在于其对文旅产业链协同发展的促进作用。文旅产业链条长、覆盖面广，能够串联食、住、行、游、购、娱等多个环节，形成综合消费体系。然而，长期以来，各环节之间缺乏有效的联动机制，分散经营的问题较为突出。票根经济的出现，为产业链各环节的协同提供了一种低成本、高效率的连接方式。

早期的票根联动以商家自发让利为主，操作方式相对简单。当前，票根经济已经从普惠式让利向精准化、场景化和定制化服务演进。成都有关部门集结了785家合作商户，游客持暑期各类景区门票、文博展览票、演艺演出票、体育赛事票或交通出行票根，均可享受全域普惠折扣。成都、德阳、眉山、资阳四市同城化票根互通机制的建立，更使得票根优惠突破了行政区域边界。这些实践反映出票根经济正在从民间自发行为上升为城市治理层面的系统性实践。

文旅消费具有较强的乘数效应，其价值不仅体现在直接的经济贡献上，还体现在对相关产业的辐射和带动作用上。文旅与相关产业的融合本质上是双向促进的关系。票根经济的实践正是这种双向促进关系的具体体现。通过票根的连接，演出、赛事、展览等文化活动的参与者被引导至餐饮、住宿、零售、娱乐等商业场景，而商业场景的消费体验又能够丰富文化活动的整体感受，形成良性循环。在这一过程中，文旅产业正在从单一的门票经济模式走向综合的体验经济模式。

推动文旅全产业链升级的路径选择

票根经济的快速发展为文旅产业链升级提供了重要启示。要实现从票根经济到全产业链升级的跨越，还需要在多个方面持续推进。

以精准化供给适应圈层化需求。当前，文旅市场正在按年龄、兴趣和价值观等因素进行精细化分层，大众化供给与圈层化需求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错配。票根经济应针对不同客群设计差异化的权益体系。通过精准识别不同消费群体的核心诉求，使票根成为差异化的消费入口，有助于提升消费转化率和满意度。

以数字化手段打破数据壁垒。票根经济蕴含的数据价值尚未得到充分挖掘。一张电子票根记录了消费者的行为轨迹、消费偏好和时空分布信息。当前，多数票根联动仍停留在人工核验阶段，跨平台数据互通尚未完全实现。未来应加快构建统一的票根数据平台，使票根转化为可追踪、可分析的消费数据资产，为产业链各环节的精准营销和产品迭代提供支撑。

以内容创新提升消费场景吸引力。票根可以引导客流，但能否留住消费者，最终取决于目的地的内容品质。当前，部分景区存在产品同质化程度较高、二次消费占比较低等问题。票根经济应与内容创新形成合力，深入挖掘地方特有的社会文化资源，培育具有独特性的旅游吸引物，在产业融合中不断探索新业态和新模式，通过持续的创新投入确保目的地保持长期吸引力。

以系统思维构建产业生态环境。从票根经济走向文旅全产业链升级，需要摆脱单点优惠的思维局限，以系统思维推动政策、技术、资本和人才等要素在产业链各环节之间顺畅流动。商务部等9部门印发的《关于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政策措施》明确提出，要积极发展首发经济，打造一批商旅文体健融合的消费新场景。票根经济正是落实这一政策要求、促进商旅文体健各领域实现深度融合与协同发展的有效抓手。

票根经济的兴起反映了文旅消费模式的重要转变，票根经济的每一次探索都在拓展文旅消费的边界，也在推动文旅产业链运行逻辑的重构。同时，应当认识到，票根经济并非适用于所有地区的通用方案，各地需要理性评估自身资源和条件，选择差异化和精品化的发展路径。只有将票根经济的创新动能转化为产业链升级的持久动力，才能推动文旅产业从规模扩张走向质量提升，为旅游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作者简介：陈钢华，中山大学旅游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坚持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基本原理，构筑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

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科学指南，是指导马克思主义政党从事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根本遵循。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到列宁奠基新型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再到中国共产党百余年来接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始终在时代变化与实践演进中不断丰富发展。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百余年来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解答不同历史时期党的建设重大课题，形成了一脉相承、与时俱进的党建理论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指出：“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思想。”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以马克思主义政党历史使命为根本出发点，阐明了党的性质宗旨、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党的纲领策略、党的组织原则、党的国际主义等原理，提出“在全世界面前树立起可供人们用来衡量党的运动水平的里程碑”。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思想家、战略家的政治智慧和远见卓识，聚焦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突出全面从严治党这一主题主线，科学探索共产党执政规律和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规律，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原创性概念和原理性命题，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基本原理，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构建起系统完备、逻辑严密的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守正创新。

从理论根基看，习近平党建思想基于对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质属性的深刻把握，坚守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根本立场与理论内核。这一思想指明“马克思主义政党具有崇高政治理想、高尚政治追求、纯洁政治品质、严明政治纪律”，这一重要论断传承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基因和价值追求，同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这一思想将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与“民惟邦本”“为政以德”等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相结合，形成“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价值理念，从文化根脉和价值基点上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人民性内涵，让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在中华大地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从体系构建来看，在作为这一思想科学内涵的“十四个坚持”中，坚持党的领导被提升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的高度，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对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关系的认识，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权理论；强调“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创造性提出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重塑了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强调“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把制度建设贯穿党的各项建设，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使管党治党进一步做到了有章可循、有规可依；等等。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逻辑严密的科学体系。这一思想坚守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基本原理和根本内核，深刻阐明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涵盖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制度建设、反腐败斗争等各领域，贯穿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各维度、各层级、各环节。这一思想紧扣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一根本问题，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统筹各领域建设协同推进，形成了“总目标—总原则—总布局—总要求—新战略”的完整理论链条。其中，各部分内容相互支撑、相互贯通、有机统一，既明确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主攻方向、重点任务，又厘清了各领域建设的内在逻辑，构建起系统完备、因应长期执政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

　　回答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原创性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新时代以来，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我们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长期存在，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成为必须回答的重大时代课题。习近平党建思想以问题为导向，以创新为动力，提出一系列原创性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破解时代课题提供了科学指南。

在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上，创造性提出“党的领导是全面的、系统的、整体的”重要论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权理论。政党领导权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重要问题。习近平党建思想明确中国共产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为此，要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完善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机制，严密党的组织体系，不断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同时，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筑牢根本政治保证。这些理论和实践上的探索，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政党的统一意志的思想。

在党的建设总体布局上，创造性提出“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战略考量，增强了党的建设的系统整体性、有机协同性。旗帜鲜明讲政治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鲜明特征、显著优势和根本要求。习近平党建思想强调“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并从把准政治方向、坚持党的政治领导、夯实政治根基、涵养政治生态、防范政治风险、永葆政治本色、提高政治能力方面构建起党的政治建设的完整理论体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体布局是一个整体系统，涵盖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各项内容相互衔接、协同发力。其中，党的政治建设对党的建设这一整体系统具有统领作用，这种作用是方向性的、引领性的、整体性的。这一具有深远战略考量的重大创新，坚持问题导向和系统观念，实现了新时代党的建设总体布局的系统性升级与整体性重构，提升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上，明确提出“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新要求，推动实现我们党在治党理念和治理模式上的深刻变革。习近平总书记基于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的战略判断，围绕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时代课题，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作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鲜明主题。全面从严治党立足“全面”“从严”两大核心要义，覆盖全体党员、全部党组织、党的全部工作领域，贯穿党的建设全过程、各环节，坚持真管真严、敢管敢严、长管长严，抓思想从严、监督从严、执纪从严、治吏从严、作风从严、反腐从严，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健全要素齐全、功能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全方位、立体式持续推进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坚持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的治理机制，推动管党治党从“治标为主”向“标本兼治”深度转变，形成系统集成、协同高效的管党治党格局，打造了适配新时代长期执政的常态化治党新模式，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党治理的理论内涵与实践路径。

在加强党的组织建设上，创造性提出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的提出，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史和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创新。这一创新体现出习近平总书记基于党的队伍和党的自身状况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化，着眼于巩固党长期执政的组织基础，坚持大抓基层组织建设的问题导向，进一步明确了组织体系、干部和人才的定位。在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指引下，我们党在实践中统筹谋划、协同推进，抓好党的组织体系建设，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提高党组织的整体效能，切实强化党组织对各领域社会基层组织的政治领导，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有效实现党的领导的坚强战斗堡垒。这些理论和实践创新，使党的组织建设更为科学、更富成效，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组织建设理论。

　　创新中国特色党建话语体系，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

在中国共产党持续推进理论创新的历史进程中，话语创新承载着党的理论创新成果，集中体现我们党对某一领域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创新性思考、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创造性运用，以及与中国实际、文化传统和时代特征相结合而形成的原创性贡献。习近平党建思想不仅在原理上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还以诸多蕴含深厚道理、学理、哲理与实践内涵的标识性概念、原创性范畴、创新性表述，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党建话语体系，为全球政党建设和人类政治文明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在党建话语创新上，构建起特色鲜明的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党建话语体系。习近平党建思想立足中国实践和文化传统，创新党建话语表达，使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更具中国特色、更易被全党和人民群众理解掌握。在话语风格上，汲取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良基因，善用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语言表达，如用“打铁必须自身硬”比喻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用“补钙壮骨”比喻理想信念教育，用“钉钉子精神”比喻狠抓落实，使党建话语更加生动形象、通俗易懂。在话语体系上，以马克思主义政党使命为基点，以政党领导、政党建设为主轴，以政党党性、政党生态、政党治理、政党学习、政党形象、政党交往等内容展开，以政党精神为动力，形成涵盖党的建设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的话语体系，从话语形式、话语内容、话语表达等维度，呈现科学性与思想性相融、传承性与创新性相通、学理性与生动性相济的鲜明特征。

长期执政是马克思主义政党面临的重大课题，对长期执政规律的探索是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的要义和旨归。习近平党建思想立足新时代我们党执政实践，深刻揭示长期执政的深层逻辑，从多个维度深化对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推向新高度。具体而言，在执政根本立场上，深化对“人民与政党关系”的规律性认识，将人民立场贯穿党的建设全过程，从根本上回答了“为谁执政、靠谁执政”的问题，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执政立场的规律性认识。在执政能力建设上，深化对“执政能力与长期执政关系”的规律性认识，提出“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重大命题并将其作为新时代党的建设重要内容，使执政能力建设更具战略性、前瞻性，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能力建设的规律性认识。在执政方式创新上，深化对“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关系”的规律性认识，强调“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依法执政是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执政方式的规律性认识。在巩固执政基础方面，指明人民是我们党的生命之根、执政之基、力量之源，系统回答了长期执政的依托根基问题，深化了根基稳固保障长期执政的规律性认识，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夯实执政基础的理论内涵。

我们要深刻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精髓要义，深刻理解其内蕴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观和政党哲学要义。这一思想彰显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基本原理的基础上，以深邃洞察力、敏锐判断力、理论创造力，实现了极具鲜明时代性和现实指导性的原理性创新，极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新境界，为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提供了根本遵循。

（作者为湖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三种话语的独特功能定位。学术话语、政治话语和大众话语分别扮演着相对独立的角色，承担着不同的功能。但同时，三种话语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彼此相互联系、相互支撑，形成一体多面的关系，共同构成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整体。

学术话语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思想根基。同任何领域或学科的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一样，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首先是通过学术话语实现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阶级斗争、自由人联合体、全人类解放等学术概念和范畴，构成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厦的基本元素。正是基于众多内涵丰富、相互联系的学术概念，马克思主义才能展现出思想的严密性、逻辑的自洽性和理论的系统性，才能成为科学的理论体系。从功能上看，学术话语聚焦于回答“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揭示的是思想本源和理论本质，阐明的是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没有学术话语的支撑，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就会沦为空洞的口号或零散的经验，不仅无法展现其理论的彻底性、在学理上站立起来，也无法成为指导人们开展社会实践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

政治话语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组成。马克思主义不是纯粹的学术存在，而是改造世界的政治理论，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功用。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作为政治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其基本功能在于确立知识体系的核心立场、价值导向和时代使命，将人民大众引向正确的政治方向上。它通常以纲领、文件、领导人讲话等形式出现，具有高度的权威性、统摄性和意识形态色彩。从功能上看，政治话语主要解决“为了谁”和“向何处去”的问题。政治话语为知识体系的构建划定底线和方向，确保知识体系不会偏离国家发展的大局，同时为其提供转化为国家政策的通道，体现其独特的政治定向、政治宣传、政治动员的功能。

大众话语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实践场域。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归根到底要体现为武装人民大众的头脑，在实践中展现其理论的生命力。只有将高深的学理和宏大的政治理念转化为人民群众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的日常语言，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意义才能最终得到体现。只有被人民大众所理解和接纳，内化为思想自觉，运用在实践中，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自主知识体系才算真正落地生根。这也决定了大众话语只有以通俗易懂、喜闻乐见的形式，以沾露水、接地气的表达方式，才能展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鲜活生命力，激发人民群众的情感共鸣。

三种话语的相互转化与融通。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中，必须充分发挥三种话语各自的独特功能，促进三者相互衔接、相互转化、协同发力。

重视政治话语的“学理化”。政治话语的“学理化”，是阐明政治话语学理基础、表达学理意蕴、构建理论体系的必然要求。只有通过“学理化”，政治话语才能充分展现其话语的深刻性、科学性和真理性，进而展现其对于实践的指导性。这就要求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中，不能把政治口号直接当作学术理论，而是必须将政治话语中的核心立场，通过学术话语转化为有学理论证、逻辑推演、历史比较、数据支撑的严密理论，使之成为学术界广泛接受并认同的“知识”。

促进学术话语的“大众化”。学术话语不能止步于孤芳自赏的表达，只在学术圈完成内循环，只有将其通俗化、大众化，才能使之走出相对封闭的学术空间，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学术话语的大众化就是要打破学术圈层的壁垒，改变从概念到概念、从抽象到抽象的思维逻辑和表达惯性，把艰涩的学术概念转换成大众语言，让科学的真理更具亲和力、感染力。

推动大众话语的“抽象化”。人民群众中蕴藏着党的理论创新的生动实践、丰富经验和无穷智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富矿”。但“富矿”不是可以拿来就用的，而是需要运用科学的方法、有效的路径加以创造性发掘和转化的。这就要求决策者和理论工作者要善于从大众话语中汲取朴素智慧，在“问计于民、问需于民”中感知人民的心声，在回应人民大众的呼声中把握时代的脉搏，并将人民大众的生动话语上升为系统的理论观点和政策导向，更加自觉地推动实践经验向理论话语的转化。

用好三种话语的基本路径。政治话语、学术话语、大众话语分别关联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政治定向、学理根基与实践源泉。需要统筹三种话语，推进三者之间的互补与互构，实现价值引领、逻辑自洽与实践效用的有机统一。

高扬政治话语，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确立根本价值定向。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在于“自主”，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中，应充分发挥政治话语的“定盘星”作用，确保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始终沿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的方向前进。这就要求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始终在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指导下展开，通过深研细悟、概括提炼、精准表达，把政治话语转化为系统的学术话语，讲深讲透其中的道理学理哲理，坚决防范并杜绝“去政治化”或“底色变色”的问题。

深耕学术话语，在“两个结合”中推进学术创新。自主知识体系的灵魂在于原创性，即基于中国本土实践提炼标识性概念和范畴，揭示规律性认识。这就要求理论工作者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更加全面、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将其转化为现代学术概念，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叙事逻辑和话语表达惯性。

善用大众话语，推动实现从“理论武器”到“实践力量”的转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自主知识体系不是书斋里的摆设，必须经得起实践的检验、人民群众的评判。运用好大众话语，无疑有助于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自主知识体系转化为人民群众耳熟能详的知识和常识，使其“飞入寻常百姓家”。一是注重话语表达的“通俗化”。跨越学理逻辑与生活逻辑的鸿沟，让理论表达深入浅出。二是推动话语表达的“具象化”。善于将理论逻辑还原为生活逻辑，用群众身边那些柴米油盐、酸甜苦辣的故事来诉说、印证深层学理，让理论从纸面走进现实，变得可触摸、有温度。三是激发话语表达的“共鸣感”。精准对接群众的现实关切、所思所想与情感需求，直击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变“硬灌输”为“软浸润”，在潜移默化、润物无声中传递思想，让理论话语真正为人民群众听得懂、用得上、见实效。

（作者系上海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新时代以来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制定《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21—2030年）》、印发《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把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纳入国家治理总体框架中统筹推进。当前，信息技术迅猛发展并深度嵌入社会生活，未成年人的成长环境日益呈现出数字空间与现实空间相互交融的特点。在数字空间，未成年人通过网络便利和丰富学习生活的同时，也面临着不良信息侵害、个人信息泄露、网络沉迷等诸多风险；在现实生活中，不良风气侵蚀、安全隐患等问题同样不容忽视。这意味着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不仅是个人课题，更是需要坚持线上线下相结合，推动家庭、学校、社会共同参与的系统工程，共同为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加强信息和数据整合。当前，未成年人成长环境中的一些风险隐患，往往呈现线上生成、线下发酵或线下潜伏、线上扩散等特点。推动线上与线下的信息、数据等双向贯通、交叉互证，有利于打破信息壁垒，让苗头性问题“看得见”，让关键事实“摸得着”。比如，北京市通州区文明办、区委教工委、区教委和通州区教师研修中心成立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站，通过网络、电话、面询、授课等方式为未成年人及家长答疑解惑，在服务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成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可推动建立跨部门信息共享与会商研判机制，同时加强实地走访调研，对风险隐患做到早发现、早识别、早介入。

加强联动处置。合力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社会环境，在发现风险隐患的同时，及时积极应对十分必要。可根据环境风险等级分类施策：对于一般风险，通过线上加强内容过滤、时段管控等措施，防止危害扩散，在线下同步开展心理辅导、家校沟通等综合干预，加强源头治理；对于可能存在较高风险的情况，应建立完善相关流程，加强全链条闭环处置，比如，疾控机构可加强学校卫生监测监督，动态追踪学生常见病流行趋势，对与校内学生健康密切相关的教学及生活环境加强卫生监督。在此基础上，加强风险处置效果跨周期追踪与复盘，进一步提升工作效能。

加强资源统筹。这有利于完善协同育人工作机制、强化协同育人功能。比如，上海市黄浦区徽宁居民区近年来加强统筹协调，组织不同年龄段未成年人开展红色宣讲、环保实践、邻里帮扶等活动，引导鼓励孩子们在志愿行动中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实践中，可推动数字资源与实体资源深度融合、一体联动，努力为孩子们创作生产好的文化产品，提供好的文化服务。运用数字技术激活博物馆、科技馆等教育阵地功能，开发线上展览、虚拟导览、互动微课等数字产品；依托实体教育阵地承接数字化育人资源，把爱国主义、心理健康等领域的优质数字课程引入校园课堂、社区基地，转化为可参与、可体验、可感知的生动实践。

作者：马玉娜（共青团中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在超大规模人口条件下，我国实现了基础教育高水平普及和底线公平。2025年，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到92.9%，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92%，全国2895个县域全部实现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目前，我国基础教育阶段共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名学生、1576万名专任教师，基础教育普及度和关键指标超越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其中学前教育、义务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同时要清醒认识到，当前我国基础教育发展依然面临着一些挑战。随着人口出生规模和流动趋势变化，教育资源与学龄人口变化还不完全适配；城乡、区域、校际之间质量差距依然存在，部分县域普通高中优质生源和教师流失问题仍然突出；“唯分数论”的惯性尚未根除，学生体质、心理健康、近视防控等问题仍需加力破解；人工智能深度融入教育场景，在带来教学变革的同时，隐含着学生过度依赖、数据安全等新问题；等等。人民对教育的期待在提高，基础教育改革必须进一步跟上，基础教育质量必须进一步提高。

锚定2035年建设教育强国目标，必须充分发挥基础教育的基点作用，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并在《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中明确“办强办优基础教育，夯实全面提升国民素质战略基点”。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让立德树人的基本理念枝繁叶茂。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推动“每天综合体育活动不低于2小时”、“课间15分钟”等政策落地见效，积极主动改革考试评价和学校考核方式，给学生们留出锻炼身体、发展兴趣、亲近自然的时间。特别要结合我国近年来的人口变化趋势，把教育资源配置做得更精准、更有前瞻性，健全学龄人口预测预警机制，动态调整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和教师配置；尤其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持续实施县中振兴计划，改善县域学校办学条件，让更多孩子在家门口就能上好学校。还应强调的是，人工智能正在深刻改变教育形态，既要善用新技术提升教学效能、帮助学生适应智能时代，也要重视教师启智润心、言传身教的独特作用，不能让技术取代教育应有的温度。

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建设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是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保证。要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把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位，不断提升教师的专业素养和育人能力；健全优秀教师交流轮岗机制，推动优质师资在城乡、区域和校际之间合理流动；加强教师待遇保障，让更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好老师潜心教书、悉心育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才有坚实的人才支撑。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基础教育是一项需要全社会共同守护的事业，学校、家庭和社会要同向发力，共同营造有利于学生成长的良好环境，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第一，把握新兴产业发展的坚实底气。制度保障和市场资源从来都是一国产业发展的基础所在。我国新兴产业发展的坚实底气，正源于这两大优势的重要支撑。

先看体制机制优势。发展壮大新兴产业，既是一场比拼意志毅力的“马拉松长跑”，也是一项跨区域多主体协同参与的复杂系统工程。“十五五”时期，发展壮大新兴产业成为国家发展规划部署的重要任务。依托国家发展规划与专项规划、年度计划、重大政策举措的深度联动，能够将新兴产业发展目标任务细化分解到各年度、各领域、各地区，并通过规划实施的监测评估、政策保障、考核监督机制确保这项工作“一茬接着一茬干、一棒接着一棒跑”。同时，依托国家发展规划也能有效凝聚跨部门、跨区域发展新兴产业的最大公约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促进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推动产业、价格、消费、投资、贸易、区域、监管等各项政策同向发力，形成强大合力。

再看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14亿多人口、超4亿中等收入群体、超140万亿元的GDP、220多种产量居世界第一的工业产品等构成超大规模市场，是发展壮大新兴产业的战略依托。从市场需求看，持续提质扩容的国内市场为新兴产业提供庞大的消费群体，牵引企业加快技术研发和产品迭代，而差异化、多层次的细分市场，也有利于催生更多技术路线和发展模式。从市场供给看，我国拥有全球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和完备的配套能力，意味着从上游核心零部件、基础材料，到中游制造装配，再到下游市场应用、物流服务等，新兴产业能够用最短的时间、最低的成本实现快速度、低成本、大规模投产。与此同时，完备的产业体系还有助于抵御全球产业链波动风险，通过提升国产替代弥补外部供给缺口，保障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

第二，找准新兴产业发展的重要方向。发展壮大新兴产业离不开传统产业支撑涵养，也离不开大中小企业的融通发展。

一方面，发展壮大新兴产业要避免“喜新厌旧”。新兴产业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而是与传统产业发展密切相关的，传统产业为新兴产业提供必不可少的供应链配套、资金技术积累等。发展壮大新兴产业，决不能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而要善于拓展传统产业第二增长曲线，推进传统产业数字化赋能、绿色化转型、高端化跃升、链条化延伸，以存量孕育增量、以熟链孵化新链、以长板带动新长板，持续催生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成长性的新产品、新工艺、新材料、新装备、新赛道，让传统产业的“老树”长出新兴产业的“新枝”。同时，切忌一味在东部沿海地区“求高求新求全”而忽视中西部地区的巨大潜力。中西部地区要找准在全国一盘棋中的功能定位，立足传统产业基础、特色应用场景，发展适配自身条件的技术路线、产业链节点、终端产品、中间投入品等，加快形成一批扎根本地的隐形冠军企业以及特色产业集群。

另一方面，发展壮大新兴产业要坚持“大小兼顾”。发展壮大新兴产业如舟行大海，是否走得稳走得远、能否扛得住大风大浪冲击，关键在于是否拥有一支乘风破浪的企业舰队，让不同类型的企业发挥各自的独特作用，统筹做好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发展壮大新兴产业离不开航母型大企业，要突出大企业“顶天立地”的优势，支持大企业聚焦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与重大产业布局，敢于走最难走的路、敢于攀登最高的山峰、敢于攻克最坚固的堡垒。发展壮大新兴产业也离不开机动灵活的快艇型中小企业。中小企业是推动技术迭代、工程熟化、工艺定型、产品开发、市场开拓最具感知力的创新主体，中小企业的潜力激发出来了，新兴产业才能更好行稳致远。

第三，完善推动新兴产业发展的政策举措。“十五五”时期，发展壮大新兴产业要在组织实施和场景建设方面重点发力。

组织实施上要“敢为”。新兴产业是事关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全局的战略必争之地，既需纵向上更上层楼、横向上力争上游，更需从“单兵突进”转向产业链、产业集群、产业生态“协同作战”。关键在于聚焦国家战略需求、遵循产业成长规律，推进一体化方略。要一体化实施重大工程项目、重大任务和政策举措，一体化推进规划引导、产能调控、价格治理、行业自律等措施，一体化推进技术研发、成果转化、标准研制、产业培育，着力构建有利于新兴产业孵化成长的市场环境和政策体系。

场景建设上要“善为”。场景是用于系统性验证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产业化应用以及配套基础设施、商业模式、制度政策的具体情境。发展新兴产业是新技术在不同场景应用拓展的过程，场景应用拓展之广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新兴产业发展之快。要实施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大规模应用示范行动，持续支持建设一批综合性重大场景、行业领域集成式场景、高价值小切口场景，让千行百业的场景为新技术好产品提供用武之地。此外，伴随着新兴产业的发展壮大，往往会有一批标志性战略性产品脱颖而出，因此需要积极打造一批叫得响的“网红爆款”产品，积极培育“新新三样”，积极推进首发经济、体验经济等新业态，让新兴产业“新树扎深根”。

作者简介：胡拥军，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

锚定时代方位 明晰学科使命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社会面临的不确定性显著增加。在这一背景下，“中国之治”的世界意义愈发体现为对全球性问题的积极回应。由此，中国区域国别学亟须从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秩序的高度，重新锚定自身学术方位，探索多元文明相互交融的知识基础，构建具有现实解释力与价值引领力的理论体系。

在价值取向上，应将区域国别学的学术目标自觉定位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大时代命题。立足中国自身发展需求，中国区域国别学的核心使命在于精准把握不同区域与国家的历史脉络、现实处境与行为逻辑，并在深入理解的基础上推进文明互学互鉴，进而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这一价值取向的确立，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长期性和连续性，使其具备了超越一时一地现实需求的持久学术生命力。

与西方区域国别研究长期服务于地缘政治竞争和国家扩张战略不同，中国区域国别学追求的是一种具有根本价值转换意义的发展路径。它并非单向度的知识占有或控制，而是以平等、尊重与理解为基本前提，最终指向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全球治理实践。这一价值立场的转换，不仅意味着研究目标由“认知他者”转向“理解他者并与之对话”，也意味着知识生产逻辑由服务权力转向服务公共利益与人类整体发展。区域国别学不应强化既有的不平等的知识权力结构，而应致力于通过多元主体参与，搭建开放包容、平等对话的学术桥梁。

反思西方范式 构建本土理论

西方区域国别研究的学术传统，根本上建立在西方的优势地位与霸权结构之上，其知识生产方式深受“中心—边缘”模式支配。按照这一框架，研究对象往往被置于西方设定的历史尺度、价值标准与发展路径之中，其最终目标是推动研究对象向西方模式靠拢，或按照西方预设轨道演进。与此相对应，西方区域国别研究长期忽视自身理论与方法建设，未能从学科高度系统推进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层面的反思。这一局限与其研究实践长期高度依附现实利益、未能遵循学科自身发展规律密切相关，也正是其最终陷入危机的主要理论根源。基于此，中国区域国别学应以“为不确定的世界注入确定性”为使命，并以此塑造自身的理论品格。它并非单向的理念输出，而是在与不同文明的深度对话中实现知识共塑与智慧共生，是中国传统天下观和当代世界观的投射与延展。

在认识论层面，中国区域国别学应确立发展道路多样性及多元文明共生并进的基本原则。由此，区域知识生产不再是单向的知识输出或输入过程，而是双向乃至多向度的互动实践，其核心特征在于去中心化的知识建构机制，强调知识生成过程中的平等对话与互学互鉴，尤其注重本土学术传统和外来理论资源之间的相互印证、相互修正与深度对话。

在理论创新层面，中国区域国别学发展的关键在于推动区域研究、国别研究与全球知识体系之间的有机融合，同时加强区域国别学和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国际关系学等学科理论的互鉴与融通。这一融合的深层逻辑，是对特殊性经验与普遍性规律之间辩证统一关系的追求，是对一种更具包容性与反思力的知识生产方式的有意识建构，也是超越单一学科理论的积极探索。

融合交叉视域 创新研究方法

区域国别学方法论应确立以问题为导向的交叉学科方法论。这种交叉并非多学科的机械拼接，而是有着自身特定的整合逻辑，表现为问题定义优先于方法归属，方法适配重于学科边界划分。由此生成的方法论兼具普遍性与本土性，既追求可推广的分析框架，又深植于在地经验的独特性，强调在地研究与文献研究的互补性。方法论的创新还需回应时代变革，人工智能的引入为区域国别研究提供了处理复杂数据、模拟多元场景、拓展认知边界的新型工具。

中国区域国别学的创新之路，在于明确其作为综合性学科基础上的独立学科地位，系统构建涵盖理论体系、研究方法与独特认识论的学科框架，超越西方固有的二元对立思维，在充分汲取既有学术智慧的基础上，明确其作为独立学科的主体地位。这意味着我们需要系统构建融贯的学科框架，既要形成具有自身逻辑自洽性的理论体系，又要发展契合研究对象特质的研究方法，更要坚持能够统摄特殊性与普遍性辩证关系的独特认识论。

从学科发展的内在逻辑来看，当前中国区域国别研究正处于制度性跃升的关键窗口期。一方面，新一轮学科目录调整为区域国别学成为交叉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提供了制度性保障，也为跨学科资源整合与学术共同体规范化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为区域国别研究的方法论革新开辟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空间。从多语种文献的深度挖掘到区域相关数据的智能化处理，从跨文化语料的比较分析到复杂系统的建模推演，技术赋能正在重塑区域国别知识生产的传统边界。

学术研究发端于问题意识，致力于经世致用，秉持求真品格。当前，中国区域国别学正迎来具有战略意义的发展契机，承担着为世界注入确定性智慧的重要使命。通过对不同区域与国家的具体实践和深层逻辑的精准把握，中国区域国别研究为中国方案的区域落地与全球传播提供了坚实的知识支撑，从而在不确定性的时代语境中彰显了学术研究的现实关怀与实践品格。这既是区域国别研究者的使命，也是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机遇。归根结底，区域国别学能否形成自身特有的方法体系、理论框架与认识论基础，能否回应重大的时代命题，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这一学科的未来发展方向与学术高度。

李秉忠 陕西师范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新大众文艺与生态文化建设具有价值相通、主体相同、实践相融的内在逻辑关系。从价值内核看，生态文化秉持生态优先的价值导向，致力敦风化俗、凝聚生态共识；新大众文艺以人民为中心，传递主流价值、引领社会风尚，二者共同服务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统一于美丽中国建设的时代实践。从实践主体看，生态文化建设依靠人民、为了人民，强调全民参与、全民共享；新大众文艺植根人民、面向人民，让普通群众从文艺的欣赏者转变为创作者、传播者，二者都彰显鲜明的人民立场。从实践路径看，新大众文艺依托互联网传播优势，以具象化、场景化、互动化的表达，把抽象生态理念转化为可感可及的文化体验，助力将生态政策部署转化为群众愿意学、跟着做的日常行动，为生态文化建设提供了接地气、有活力的实现形式。为此，应积极推动新大众文艺赋能生态文化建设，促进二者同向而行。

培育创作主体，壮大生态主题创作力量。推动新大众文艺服务生态文化建设，首要任务是抓实创作，让生态题材成为新大众文艺创作的重要方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彰显全民化创作主体特征，把生态管护员、基层干部、乡村创业者、自媒体创作者等纳入生态文艺创作队伍，鼓励广大群众用镜头记录生态变迁、用笔触书写绿色生活、用歌声传唱护绿故事，让人人都成为生态文明的记录者、创作者、传播者。突出价值引领，紧紧围绕生态文化主题，把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系统治理、全民共享的理念融入创作全过程，推出一批有思想、有温度、接地气、传得开的生态文艺精品，以高素质创作队伍筑牢生态主题新大众文艺高质量发展的基石。强化专业引领作用，组织文艺工作者深入基层一线，考察河湖湿地、田园乡村、绿色园区，近距离感受生态修复、低碳转型、生态富民的生动实践，把治理场景、护水故事、绿色风尚转化为短视频、网络文学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

滋养文化根脉，推动传统生态智慧现代表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智慧，为生态文艺创作提供了丰厚精神滋养。要立足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做好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赋予其鲜活的时代内涵。比如，“渔樵耕读”是农业时代生产生活方式，在新时代可以创造性转化为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将“渔”转化为生态渔业、河湖养护、蓝碳实践，将“樵”转化为森林管护、生态固碳、湿地守护，将“耕”转化为绿色种植、循环农业、有机种养，将“读”转化为生态调研、绿色研学、科普宣传。依托新大众文艺具象化、场景化、网络化表达优势，把传统生态智慧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现代文艺作品，让传统生态文化在互联网时代焕发新生机。深入挖掘中华文化丰富多彩的生态元素，以新大众文艺的多种形式，推动传统生态场景的现代转化，让千年文化传承与新时代生态文明实践相融相通，构筑起古今贯通、守正创新的生态文化建设新范式。

强化传播效能，依托互联网构建生态文化传播矩阵。互联网传播是新大众文艺鲜明的特质，也是增强生态文化影响力的重要依托。要充分发挥网络传播即时性、互动性、普及性优势，完善传播布局、创新传播场景、凝聚传播合力。建强新媒体传播平台，整合主流网站、短视频应用软件、文旅账号等资源，打造定位明晰、常态化更新的生态文化传播矩阵，立体展示地理人文风貌、生态治理成效、绿色生活图景。创新沉浸式、参与式传播形式，推出生态云游览、场景慢直播、绿色生活打卡、低碳主题挑战等轻量化内容，推动群众从被动收看转向主动参与、自发分享。统筹全国文艺与媒体资源，建立跨区域联动展播、联合创作、协同推广机制，打破地域壁垒，形成全域同频的生态文化传播声势。把新大众文艺传播融入生态宣教、文明创建、河湖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工作场景，以通俗鲜活的文艺表达，引导广大人民群众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持续推动生态理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作者：郑绩（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文化和旅游部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全国A级景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庞大的客流基数为票根联动构建了扎实的市场底盘。各地通过盘活票根经济释放消费潜力的探索已有不少。例如，在江苏南京推出的“跟着演出（赛事）游南京 乐享‘1+3’优惠活动”中，参与优惠的经营主体已增至600家。山东青岛去年以34场大型演出，综合带动城市关联消费约34亿元。广东广州以票根经济为抓手，今年一季度发放补贴515万元，直接带动文旅消费2125万元，间接拉动消费近1.1亿元。

小小票根，不仅让游客收获体验惊喜，也撬动了广阔消费市场，持续释放强大的市场动能。当前，票根经济在持续焕新扩容方面仍有一定的提升空间，从产品供给、业态融合以及联动保障等方面共同发力，将推动票根经济进一步做大做强。

当前游客出游方式日趋多元化、个性化，这在客观上要求票根产品跳出单点局限，在多维度丰富内容。例如，围绕景区、赛事、演出、展会等不同场景，做精相应主题类票根，如体育赛事类可覆盖职业联赛、城市马拉松等观赛场景，演出类对应话剧、户外音乐节、实景演出等演艺场景，精准覆盖不同偏好的游客群体。通过串联多个核心场景，打包推出多场景组合式票根，既有面向大众游客的优惠套票，也支持游客自主选择搭配，赋予游客一站式游玩体验，更好匹配出行游玩的多元诉求。这种以票根为载体的票务创新，大大降低了游客分头规划、多处购票的时间成本和经济负担，不仅有助于提升游客出行的性价比，也有助于为更深层次的业态融合吸引客流、为延伸消费带来更多可能。

票根产品的设计绝不止于入场凭证，更在于打破场景边界、避免传统消费的孤岛效应。以行程轨迹为线索，凭票根可享受所在地吃、住、行、游、购、娱相应折扣，不仅实实在在降低了游客的出游成本，而且把票务流量精准导流至周边关联业态。以文化内容为内核，凭票根解锁专属场景，如文博票根可预约研学课程、文物修复体验，从而撬动文创、研学、沉浸体验等衍生消费增长。与此同时，为了全面提升出游体验，还可以凭票根为游客配套行李托管、景区接驳、夜场延时等便民服务，为旅途增添人文暖意。通过突破票根的功能边界，不断解锁票根之外的广阔空间，最终构建起全链条、共生式的价值生态。例如，“好客山东・齐鲁1号”旅游列车以环线串起山东11个市22个站点，沿线有200多家景区,为游客提供“慢旅深游”的列车旅游产品，游客凭票根即可联动解锁景区、酒店等消费业态，享受各种频频上新的文旅新产品。

推动票根经济行稳致远，有赖于跨部门协同治理、多向发力。相关部门要统筹谋划，建立常态化跨部门协调机制，实现票务、场景、商户、服务的深度协同，为实现场景联动、业态融合营造良好制度环境。为此，有必要进一步强化数字化支撑，在确保数据安全的前提下，加强跨部门数据服务互联互通，确保不同场景下票根核验的顺畅衔接，实现文旅资源的高效配置。此外，还有必要强化全流程监管服务，明确票根权益、退改规则，建立“一口接诉、全程联办”的维权机制，打击虚假宣传、强制消费等乱象，以规范有序的市场秩序守护消费生态。通过部门协同，既降低票根联动的参与成本，又持续催生多元消费新场景，推动文旅融合走深走实、更富活力。

做大做强票根经济，激发消费市场潜能，最终落脚点还是要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在新时代文旅图景中写下生动的民生注脚。（作者：李娟，系北京体育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作为人工智能与先进制造技术深度融合的新型生产方式，新一代智能制造代表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方向，是我国由制造大国走向制造强国的核心战略支撑和转型升级的关键引擎。众所周知，蒸汽机开启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电力推动了第二次工业革命，计算机引领了第三次工业革命，新一代智能制造将是人类历史上第四次工业革命。它不仅在技术层面实现了生产效率重大突破，而且在生产方式、人机关系、产业组织和就业形态等方面引发了深刻的结构重塑，其影响的广度和深度远超此前任何一次工业革命。2026年6月，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要以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这一战略部署表明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进入到以人工智能为核心技术驱动的新阶段。在此背景下，深刻分析新一代智能制造与传统制造的区别和联系，展望这一转变可能带来的深远影响，厘清其实现路径与关键性因素，对于把握产业变革机遇、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新一代智能制造的主要特征

新一代智能制造之所以被称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核心标志，源于其与此前的工业革命形成了显著的差别，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生产方式的革命，即从大规模标准化预先生产到大规模差异化需求定制。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新一代智能制造，实现了物理世界与数字世界的深度融合，推动生产系统从“自动化”走向“智能化”的根本变革。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生产方式的变革都是沿着“机器替代体力”、生产决定消费的方向发展，其基本背景是社会生产力水平相对低下，社会产出效率受到技术、资金、熟练工人的限制，在供需关系中生产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这就意味着工厂生产什么，市场就消费什么。第三次工业革命，生产系统借助网络信息技术趋向数字化和智能化。3D打印技术等新型生产设备将制造业带入数字化时代。但总体而言，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生产方式仍以“数字化辅助制造”为主，信息技术的介入更多是优化既有生产流程，尚未从根本上改变“先生产、后销售”的基本逻辑。

智能制造通过使用大数据智能、人机混合增强智能、群体智能等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重构产品、制造、服务等全生命周期的各环节。在这一新模式下，用户可以通过APP选择颜色、内饰、动力配置，系统实时生成个性化订单，工厂按需柔性生产。打破传统工厂原有的刚性、单一、批量化模式。智能制造体系可以根据市场需求随时调整工艺流程、灵活重构工位布局，真正实现多品种、个性化、大规模的柔性生产。

对比而言，前三次工业革命的生产方式分别解决了“能不能快速生产”（机械化）、“能不能快速大批量生产”（电气化/流水线）和“能不能快速大规模精准地生产”（信息化/数字化）的问题，而新一代智能制造解决的是“能不能按每个用户的个性化需求生产”的问题。使工业生产模式从“以产定销”彻底转向“以销定产”，从“生产者主导”转向“消费者主导”。新一代智能制造根据消费者的具体需求，进一步实现供需适配，减少无效生产和资源浪费，更加贴合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增加企业市场的黏性。而实现这一转变的底层基础是大数据、工业互联网等新技术的重大突破和广泛应用。

二是人机关系的革命，即从替代到协作再到共融。人机关系的演变是理解历次工业革命本质的一个重要维度。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是机器替代人的体力劳动，生产动力逐步由自然力演化到机械力，具体表现为生产工具由简单转向复杂，人与机器进一步紧密结合：一方面，人成为机器的操作者，提升了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另一方面，劳动者的工作节奏随着机器而动，也使劳动者成为生产线的组成部分。第三次工业革命，虽然可编程逻辑控制器（PLC）、计算机辅助设计（CAD）等技术的广泛应用，开启了机器开始替代人的部分脑力劳动，但这一阶段的人机关系仍是“人编写程序，机器按照预设指令执行”。

新一代智能制造重塑人机关系。具身智能的出现不是简单的“机器换人”，而是“机器成人”，成为企业的数字员工。与传统智能制造相比，新一代智能制造的核心在于人工智能与先进制造技术的深度融合。它不再局限于单一环节的自动化改造，而是制造体系从传统自动化向具备感知、决策、学习能力的自主化、智能化全面跃升。人工智能不仅接管了重复性的认知任务，更通过实时数据分析与预测，为人类工程师提供决策辅助，使人类能够专注于更具战略性和创新性的工作。这种“人机共融”让制造系统具备了类似生物体的自适应与进化能力。

从历史脉络看，工业革命使人机关系经历了“机器替代体力—机器规训人—人指挥机器—人机协作共融”的演进路径。前三次工业革命中，机器始终是“工具”，人是“使用者”；而在智能制造时代，机器正在成为“伙伴”，人与机器形成“人机混合增强智能”系统，人机关系从“单向的工具性使用”转变为“双向的协作与共生”。从要素构成来看，这种转换使制造业的资本有机构成进一步提高，同时也使人在生产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人不是简单的体力和脑力，而是更高技能的思维、判断和创新能力。

三是生产效率的革命，即从线性改进到指数跃升。每一次工业革命都带来了生产效率的提升，但其提升的机制和幅度截然不同。第一次工业革命，蒸汽动力使工厂摆脱了对水力和畜力的依赖，生产效率实现了从手工劳动到机械化的跨越式提升。据记载，珍妮纺织机的发明使纺织效率提升8倍。这一时期效率提升的核心机制是“动力替代”，用蒸汽机提供稳定、强大的动力源，突破了人力和畜力的生理极限。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电力的应用提高了机械的控制精度和效率。流水线作业模式的引入使劳动生产率实现了数量级的跃升。这一时期效率提升的核心机制通过流水线分工和电力驱动，实现了生产的连续化和规模化，是“流程优化”。第三次工业革命中，信息技术的应用，如计算机辅助设计和制造（CAD/CAM）使产品设计周期大幅缩短，企业生产周期大为缩短。这一时期效率提升的核心机制是“信息优化”，生产系统的效率提升不仅源于材料技术和生产工艺的改进，还与信息流、物流等生产辅助技术的成熟度相关。

新一代智能制造带来的效率革命在本质上与上述均有所不同。智能制造实现了物理世界与数字世界的深度融合，生产系统具备了自主学习和决策能力，生产系统的效率提升不再仅仅依赖外部输入的优化指令，智能决策的持续学习和自我进化成为效率提高的核心机制。对比而言，前三次工业革命的效率提升是“线性增长”，智能制造带来的效率提升是“指数级改进”，效率提升呈现出自我加速的特征。

四是产业组织的变革，即从链式竞争到平台生态。产业组织形态的演变同样是历次工业革命的重要标志。第一次工业革命建立了工厂制生产模式，促使手工业与农业分离。生产组织方式由家庭作坊转变为“垂直一体化的工厂”。生产环节集中在一个工厂内完成，企业成为市场交易的基本单元。第二次工业革命重资产的形成，催生了公司制企业，形成了纵向整合、上下游一体的“链式结构”产业组织。第三次工业革命中，互联网成为贸易、信息交流的关键渠道，同时也构成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企业间的信息壁垒被打破，供应链管理成为核心竞争力。这一时期产业组织开始从“链式”向“网状”演变，但本质上仍是由企业主导的中心化结构。

新一代智能制造依托工业互联网平台，将设备、技术、人才、数据等要素数字化、标准化、模块化，打破企业边界形成可动态调度的资源池。产业组织变革的核心是由分工走向融合，产业边界被打破。竞争逻辑从“零和博弈”转向“生态共生”。

五是社会形态的变革，即从单一技能需求到复合型劳动者需求。工业革命必然带来深远的社会变革，但每次变革的性质和方向各有不同。第一次工业革命使人类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城市化进程加速，形成新的劳动者——产业工人。第二次工业革命进一步加速了城市化和社会分工，分工深化在提升效率的同时也形成复杂的社会结构。第三次工业革命中，互联网深刻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会交往模式。知识经济的兴起和信息民主化，使知识获取的门槛降低，社会流动性增强，但数字鸿沟也随之产生。

新一代智能制造将引发更为深刻和全面的社会变革，开启一场对人类智力与经验的系统性重构。在就业结构方面，脑力劳动者的比重将大幅度上升，为劳动力素质的整体升级创造了机遇。劳动力市场正出现“低技能劳动力过剩、高技能复合型人才短缺”的结构性矛盾。智能制造也催生了灵活就业、项目制等新就业形态，使劳动时间、场所和关系更具弹性，在数智场景下对劳动者的要求发生了根本变化，不再是简单的操作技能，而是“工艺工程、数据解读和系统思维”的复合能力。智能制造不仅是让人做得更快、更强、更好，而是重新定义“什么是人的工作”“什么是机器的工作”，推动人类社会从“工业文明”迈向“智能文明”。

智能制造在提升效率的同时，也可能形成新的“智能鸿沟”。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的同时，要主动进行制度设计、教育革新和社会引导。通过建立面向未来的教育体系、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加强AI治理的全球合作，推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向着更加公平、包容和可持续的方向发展，真正实现“科技向善”。

新一代智能制造的实现路径与关键性因素

其一，数据要素进入生产函数。生产要素的构成及其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是区分历次工业革命性质的重要标尺。在以“有形要素”为主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中，土地、劳动力和资本构成了最基本的生产要素，且都遵循边际报酬递减的基本规律。第二次工业革命中，随着生产复杂度的提高和重资本的投入，技术和管理开始作为一种“隐性要素”进入生产函数，优化劳动力和资本的组合效率。第三次工业革命中，知识和信息对生产效率的提升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信息本身尚未成为生产函数的独立变量，只是以“辅助工具”形式存在。与前三次工业革命中的传统生产要素不同，数据要素遵循边际报酬递增规律，数据具有非竞争性和正外部性，边际成本趋近于零。数据要素进入生产函数，改变了要素之间的组合方式，大幅提升了人力资本的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数据要素深度嵌入企业研发创新网络与生产制造网络，并推动制造与服务实现融合发展。

其二，新型基础设施加速布局。每一次工业革命都伴随着基础设施的根本性变革。基础设施的形态决定了生产活动的空间布局和运行效率。工业时代的基础设施，如运河、铁路、公路、电力与石油运输网络本质是“物理连接”，解决的是原材料和产品空间位移问题，其建设周期长、投资巨大、覆盖范围有限。信息时代的基础设施是互联网和通信网络，它们虽然仍是连接工具，但流动的是信息，目标是实现信息的流通。智能制造推动基础设施从物理基础设施到数字信息基础设施的扩展。与新一代智能制造相适应的新型基础设施体系，其核心是工业互联网、5G专网、人工智能算力、大数据平台和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体系。与新一代信息技术有机结合所形成的数字型基础设施实现的是“人、机、物、系统的全面连接”，是从“单一功能”到“体系化智能”的构建。工业互联网与人工智能的融合，正在推动基础设施实现体系化智能跃升。这意味着新型基础设施不再是大规模的“广覆盖”，而是针对工业生产场景的“精准部署”，为每个工厂、每条生产线量身定制数字化基础设施。

其三，发展与减排协同推进。工业革命与环境保护的关系，一直是人类社会发展中最深刻的矛盾之一。智能制造正在从根本上改变这一关系。从产业变革与能源转型总是如影相随的发展规律来看，数字化推动绿色化发展，智能制造能显著提升企业的能源效率和绿色技术创新能力，精准调控生产过程中的能源消耗，从而有效降低企业碳排放强度；在全生命周期层面，智能制造从设计、制造、包装、运输、使用到报废处理的整个生命周期中，通过全过程的数据监控和优化，实现对环境负面影响极小、资源利用率极高。智能化和绿色化的协同也促进能源结构由以化石能源为主转向以绿色低碳能源为主，环境治理手段由“末端治理”转向“源头预防”“系统优化”。

其四，价值链重构正在形成。谁掌握了核心技术、谁占据了产业高地，谁就成为世界经济的主导力量。每一次工业革命都重塑了全球经济格局，其根本原因是关键技术的控制者的变化。第一次工业革命使英国的蒸汽机和纺织机械遥遥领先，其工业产品行销全球，是首轮“世界工厂”。受此影响，全球经济格局的核心特征呈现“中心—边缘”结构，工业国生产制成品，殖民地提供原材料和市场。第二次工业革命主要源于电力和内燃机的广泛应用，美国和德国崛起为工业强国，重化工业成为其经济支柱。美国的大规模流水线生产模式奠定了其制造业霸主的地位。市场竞争的核心优势是规模竞争，竞争优势来自“谁能大规模生产”。第三次工业革命中，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借助信息技术和精细化管理实现制造业崛起，全球价值链开始分解，研发、设计、生产、组装分布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中国在这一时期凭借劳动力比较优势和规模优势成为新的“世界工厂”。这一时期全球经济格局的核心特征是“价值链分工”，发达国家占据高附加值的设计和品牌环节，发展中国家从事低附加值的加工组装环节。

新一代智能制造重塑全球经济格局

新一代智能制造对全球经济格局影响深刻，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

一是比较优势的逻辑被重构。人工智能和数字化技术显著改变了劳动力成本优势在全球工业格局中的重要性，提高了发达国家的比较优势。这意味着，过去依靠低成本劳动力承接产业转移的发展模式正面临严峻挑战。制造业的竞争力不再取决于劳动力成本的高低，而取决于智能化水平的高低。传统依赖低成本劳动力与规模经济的“世界工厂”旧逻辑，正在被基于技术驱动、平台赋能和规则引领的“制造强国”新逻辑所取代。

二是改变全球价值链的地位分工。智能制造通过创新驱动效应、融通对接效应和流程赋能效应，提升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对全球南方国家而言，智能制造的关键意义在于摆脱长期处于价值链低端的路径依赖。中国制造业正从“全球价值链的参与者”向“全球智造的共建者”转变，“黑灯工厂”已从“单点效率优化”进入“端到端价值链重构”阶段。

三是全球竞争规则被重新定义。新一代智能制造时代的全球经济竞争，不仅是产能和成本的竞争，更是标准、生态和话语权的竞争。主要发达国家都将智能制造作为关键抓手，竞争焦点已从传统的贸易领域，转向以工业机器人、人工智能、工业大数据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标准与控制权。对中国而言，这是从“制造大国”迈向“制造强国”的关键一跃，目标是从全球价值链的参与者转变为规则的定义者。

作者简介：史丹，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原所长

7月21日，省政府召开第八次全体会议，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落实省委财经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要求，总结上半年工作，部署下半年任务，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统筹向新向优和能快则快，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经济回升向好、量质齐升，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省委副书记、省长施小琳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各地各部门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委部署，迎难而上、真抓实干，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要全面准确把握外部环境和发展大势新变化新动向，深入实施“四化同步、城乡融合、五区共兴”发展战略，更加注重经济发展的含新量含金量含绿量，看清楚想明白干到位，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奋战三季度、决战四季度，尽最大努力夯实经济平稳运行和高质量发展根基。

会议强调，要接续迎接考验，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答题交卷。以项目为牵引组织经济工作。落实“六个一批”要求，围绕规划实施对接、产业建圈强链、拓展服务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深挖改革潜力等谋项目，落实省领导联系调度推进和项目晾晒机制，强化省市联动，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抓好各领域项目建设推进，以投资转正回稳支撑经济大盘积极向好。系统施策提升工作集成效应。系统谋划、一体推进，加快全链条有组织的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深化建圈强链提升产业发展能级，推动通道网物流网数联网融合发展，大力实施“人工智能+”一号创新工程，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联动发展，深入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更大力度投资于人保障改善民生，以人口变化和需求为导向，动态优化公共服务资源配置，推行长护险制度，加快建设家政、托育、养老社会化服务监测信用和支付体系，推动城市更新、老旧小区改造和物业管理提升。促进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返乡农民工等高质量充分就业，“一对一”落实失业人员帮扶措施，加强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全力推动重点工作攻坚突破。拿出真招实招推动房地产、建筑业、汽车、白酒、光伏等行业止跌回稳，发挥政策协同效益，联动打造服务业牵引性平台和监管体系，培育服务新业态新模式，聚焦高能级主体、高品质供给、高效能机制释放文旅消费潜能，推动服务业和消费快速回升；加快贸产融合，做大跨境电商，做强口岸功能，全力促进外贸扩量提质；推动国资国企深化改革，做强做优主责主业，健全穿透式监管体系，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加强企业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要推动工作前移，守牢安全底线营造良好发展环境。坚持防范在先、主动作为、工作前移，把最不托底、最不放心的问题找出来、防起来，抓实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工作，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严守生态环保红线，做好迎峰度夏电力保供，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会议强调，全省政府系统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扛牢建设“两高地、两基地、一屏障”使命任务，坚定不移干好自己的事，当好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把握方向、求真务实，担重担难、争先创优，服务企业、服务基层，严明纪律、廉政勤政，以企业和群众获得感来检验工作成效，共同努力以高质量发展实绩体现党中央意图、展现担当作为。

会上，各位副省长安排部署分管联系工作，省直有关部门和部分市发言。

7月21日，2026亚太数字伙伴对话暨“投资成都”全球招商大会主活动在成都举行。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晓晖，省委副书记、省长施小琳出席。

活动开始前，王晓晖、施小琳等参观了新能源汽车、航空航天、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电子信息、数字文创、人工智能等领域“成都造”科技产品展示。王晓晖对成都市加快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他指出，成都是全省经济发展“主引擎”“压舱石”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重要极核，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大力支持成都高质量发展，对成都在“十五五”新征程上担责任、挑大梁，更好服务全国全省发展大局寄予厚望。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领域技术加速突破，为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带来广阔空间。成都要充分发挥创新资源集聚、产业基础扎实、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加快推动数智技术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不断提升城市发展能级、塑造竞争新优势。要更好发挥辐射带动作用，深化与成都都市圈城市协同联动，推动产业、创新、人才等要素高效流动，促进优势互补、融合发展。

省委常委、成都市委书记曹立军作城市推介。他说，当前成都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始终坚持“创新驱动、开放引领、科产融合、强县活区”发展战略，加快建设“五中心五地”，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今天的成都，创新动能强劲、产业体系完备、开放优势凸显、营商环境优越、生活幸福宜居，机遇无限、潜力无限，这为中外企业和创新团队投资兴业、创新创业提供了广阔空间。我们愿同大家分享成都现代化建设机遇，持续拓展全方位深层次务实合作，共创美好未来。我们将坚持“有需必应、无事不扰”，持续营造一流营商环境，让大家在成都放心投资、舒心生活。

副省长任京东致辞。他说，当前，数字经济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全球经济格局。四川正处在国家战略叠加、政策红利释放的关键时期，为各位企业家投资兴业提供了广阔空间和无限可能。我们期待与海内外数字领域的领军企业、行业代表和专家学者一道，以本次大会为契机，深入了解四川、走进四川、投资四川。我们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举措、更加优质的服务，为各类市场主体在川发展提供一流的政策支持，相信大家一定能够在数字经济的浪潮中抢占先机、赢得未来。

成都市市长陈书平主持活动。英特尔中国区董事长王稚聪，东风汽车集团副总经理黄勇，《财富》亚洲总编安德鲁·史泰博，阿里云智能集团副总裁、阿里云科研中心主任安筱鹏，智元机器人联合创始人、总裁彭志辉作交流发言。活动现场发布了《中国eVTOL产业发展研究报告》，成德眉资四市还共同发布“成都都市圈机遇清单”和“先进智造”硬核产品；10个代表性项目作现场展示。

省委常委、秘书长田庆盈，成都市有关领导，德阳市、眉山市、资阳市负责同志，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部分国内外企业（机构）代表等参加。

会议指出，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和“六张网”规划建设对于稳投资、扩消费、惠民生具有重要意义。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生产性服务业要加力支持科技创新和价值创造，进一步发挥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生活性服务业要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需求。要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因地因业加快实施，加强资金要素保障，切实把重大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好。同时统筹好建和用的关系，更加重视管理机制等“软建设”，增强运营服务能力。

会议指出，近年来我国知识产权事业取得长足发展，为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有力支撑。要抓紧补齐制度短板，加快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立改废释，完善配套政策措施，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要强化知识产权高质量供给，深化权益分配改革，加强政策支持和市场服务，提升转化运用效能。要建立全链条人才培养体系，加快建设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人才队伍，全面提升知识产权管理服务水平。

会议指出，要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整体性协同性，优化相关制度安排，加强衔接联动，高效配置各种资源，增强社保制度可持续发展能力。要深化政策机制创新，丰富多层次社保体系，积极探索灵活就业人员社保新模式，优化农民工等群体住房保障措施，推进失能照护等服务资源共享，增强社保体系适应性。要完善社保平台功能，加强精细化管理，积极运用先进技术提高社保经办服务便利度。

会议指出，要全面抓好审计整改工作，对审计查出问题高度重视、严肃对待，逐项分解任务、压紧压实责任，举一反三务求整改实效。要进一步强化预算管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切实发挥好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要把审计整改作为改进工作的有力抓手，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更好落地见效，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一

当前，我国经济持续稳中向好的基础还需进一步巩固，宏观调控必须在稳住基本面、推动结构优化、提升经济韧性之间把握好力度与节奏。

一是深刻认识供需动态平衡的周期性规律。总需求回升呈现明显的分化性，消费恢复更多集中在服务消费与改善型消费，这背后既有消费升级的长期趋势推动，也与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消费结构升级密切相关。改善型住房、智能家居、绿色家电等升级类产品需求也在稳步释放。投资方面，制造业尤其是高技术制造业投资保持活跃。但是，物价水平总体低位运行，反映市场供需存在衔接堵点。从国际看，全球需求波动与贸易摩擦等外部冲击也对国内宏观经济形成一定扰动。

二是深刻认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结构性特征。供给体系升级对制度环境提出了更高要求，产业升级由“扩规模”转向“提质量”，新质生产力发展对要素流动、市场竞争与创新生态提出更高标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正加快推进，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加快布局，但传统产业占比依然较高，转型升级任务艰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的融合程度亟待提升。与此同时，房地产市场向新发展模式转型加快，城市更新、保障性住房成为稳投资与惠民生的重要结合点；金融体系更强调服务实体与防范风险相统一。这些变化深刻影响市场主体的行为选择。

三是深刻认识制度供给支撑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性逻辑。制度环境越稳定、规则越清晰，要素配置越高效，企业形成长期预期的基础就越扎实，供给升级的内生动力也就越可持续。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持续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稳步推进，数据要素流通、知识产权保护等制度供给能力加快提升，宏观调控的精准性与协同性不断增强，这都对高质量发展形成了有力支撑。未来应进一步破除市场壁垒，畅通要素流通渠道，在制度型开放与法治化保障上形成更大合力。

二

做好“十五五”开局工作，必须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把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五个必须”的规律性认识贯穿始终：必须充分挖掘经济潜能，必须坚持政策支持和改革创新并举，必须做到既“放得活”又“管得好”，必须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必须以苦练内功来应对外部挑战。围绕这些规律性认识，宏观调控需要精准把握以下方面的要求。

把宏观调控的“稳”落到可感可及的运行结果上。“稳”是前提，要把稳预期作为宏观调控的基础工程，把稳就业作为宏观政策的优先目标，把稳物价作为宏观运行的重要标尺，把稳外部环境作为开放条件下的重要约束，把风险防控作为宏观治理的重要底线。着力推动居民收入与就业预期更加稳定，促进企业融资环境更加有序，推动价格水平与供求关系更加匹配；引导地方财政与债务结构更加稳健，推动外贸外资、汇率与国际收支更加协调。这要求宏观调控必须紧扣民生福祉，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转化为稳定社会预期的压舱石，形成“稳预期—稳运行—稳信心”的正向循环。

把宏观调控的“进”落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变量上。增量政策应更多投向培育新质生产力，为结构优化提供空间。结构政策要更加注重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让增量投入发挥最大效益。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梯次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让数智赋能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供给侧发力要以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为重要抓手，需求侧要把扩大内需作为基本支撑，将改善民生、促进共同富裕作为供需良性循环的重要基础。推动“进”的关键，既在于用法治化手段稳定市场预期，也在于以改革办法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让增长动能更多来自效率提升与结构优化。

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和有效性。“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和有效性”“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健全预期管理机制，将预期管理纳入宏观经济治理全过程”。这要求中央与地方、部门与部门之间必须同向协同，宏观政策与改革举措一体推进，把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统一起来，把总量调节与结构优化贯通起来，把发展与安全统筹起来，形成政策组合拳的协同效应。以更稳定的制度环境提升市场主体长期预期，以更清晰的政策路径增强社会行动一致性，为“十五五”开局营造更高质量的宏观环境。

三

面向“十五五”，宏观调控要把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防风险、稳预期统一到政策框架之中，通过制度化、体系化的治理能力提升推动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并实现长期向好。

完善宏观目标统筹与政策取向一致性机制。宏观目标统筹的关键在于准确把握关键变量之间的关系，稳就业夯实收入与消费预期，稳物价引导宏观运行形成良性循环，稳外部环境守住开放条件下的安全与发展边界，防范系统性风险保障政策空间与金融稳定。在此基础上，强化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使各类政策在目标上同向、在节奏上协同、在工具上互补。完善政策沟通与信息发布机制，把政策取向、政策节奏、政策重点讲清楚；及时回应市场关切，把改革方向、开放方向、产业方向讲明白，让市场主体形成清晰稳定的发展预期。

强化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同联动。在周期性、结构性、体制性问题相互交织的复杂局面下，单一政策难以同时兼顾多重目标。如果仅靠财政扩张而缺乏货币信用的有效配合，可能导致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的挤出效应；反之，若货币政策缺乏财政政策的结构性引导，又容易出现流动性不足，资金难以精准流向重点领域。必须强化二者协同联动，财政政策要把资源更多投向民生领域补短板、公共服务提质效以及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领域，特别是要体现“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导向；货币政策要在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的基础上，引导社会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更好支撑实体经济发展。

以扩大内需与供给升级巩固增长动能。扩大内需要抓住收入、预期、消费的关键传导机制，通过完善劳动者工资正常增长机制、优化分配格局、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提升公共服务供给质量，增强居民消费能力与消费意愿。在消费领域，顺应消费结构升级趋势，培育数字消费、绿色消费、服务消费等新增长点，释放文旅、康养等消费潜力。有效投资要围绕国家重大战略、城市更新与新型基础设施等重点领域发力，推动投资从规模扩张向效率提升与结构优化转变。供给侧要以现代化产业体系为主线，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在集成电路、生物医药、航空航天等领域打造新兴支柱产业，以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夯实高质量发展的根基。

风险治理要坚持底线思维。进一步完善宏观审慎与金融监管体系，持续加强粮食、能源、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以及数据与网络等领域的安全能力建设，用稳固的安全保障支撑高质量发展，为“十五五”良好开局营造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宏观环境。

作者：赵 峰（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前不久，湖南印发《推进稳岗扩容提质行动若干措施》，加强产业与就业的协调联动，进一步深化就业影响评估机制，全年开展就业政策一致性评价不少于500件次。

把就业影响评估嵌入重大发展决策的全过程，有助于确保在产业转型升级的同时，实现劳动力转岗就业平稳过渡。这是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生动实践，也在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中突出了“就业友好”理念。

为什么就业市场会存在“有活没人干”和“有人没活干”的供需不匹配？产业规划与教育布局、就业安排未能统筹，是导致结构性就业矛盾的重要原因之一。

全面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就得在决策时充分考虑就业因素——管产业就要管就业、促消费就要促就业、上项目就要扩就业。

这样的改革探索，在全国各地已有不少。浙江天台县建立重大项目就业影响评估机制，让决策有了“含岗量”的硬标尺；贵州实施“六六就业稳岗计划”，促进就业目标与经济发展目标深度融合……从决策把关到精准服务再到制度创新，使就业优先成为“硬约束”，不断推动产业发展与就业提升协同共进，方能让经济增长始终蕴含“就业友好”的温度。

宏观政策是一个囊括财政、货币、就业、产业、区域、科技、环保等方面的复杂体系，每项政策都有各自侧重，同时又对其他领域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需要推动就业政策与其他经济社会政策协调联动、形成合力。

在投资政策中，推动更多资金资源投资于人，让人力资源更加匹配岗位需求；在财政政策中，用好社会保险补贴、税费减免等政策，激励民营企业更多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在科技创新领域，根据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特点和需求，推广“科技成果+创业”“民生需求+创业”等模式……坚持系统观念，着眼经济发展全局，从严从细把握各项政策对经济总量和结构、供给和需求、行业和区域、就业和预期等的影响，确保各类政策相互衔接、有机统一，是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的题中应有之义。

“就业是家事，更是国事。”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和有效性，让产业转型升级与就业扩容提质互促共进，让高质量发展与高质量充分就业同频共振，这是塑造中国经济新优势的必然要求。

把握极限思维的三重意蕴

极限思维既源自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又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厚底蕴，并在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长期实践中不断丰富深化，逐步凝结为中国共产党人特有的思维方式与实践品格。

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极限思维是对矛盾分析法的自觉坚持和灵活运用。其一，极限思维要求我们树立强烈的问题意识。有问题就意味着有矛盾，极限思维是将矛盾分析法应用于中国具体实际而形成的思维方式，要求我们把发现问题作为化解矛盾的起始点，把化解矛盾作为推进工作的突破口。其二，极限思维要求我们“从坏处着想，做最充分的准备，争取较好的结果”。当前，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我们要坚持‘两点论’，一分为二看问题，既要看到国际国内形势中有利的一面，也要看到不利的一面”，既要提高对不利条件和消极因素的预警能力，又要善于找到出路、开辟新路。其三，极限思维要求我们遵循质量互变规律。极限是事物发生量变之“度”的极值，一旦突破就意味着质的变化，可能出现难以预料的结果。坚持极限思维，既要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把“度”控制在极限阈值之内；又要在发生质变之时，眼睛亮、见事早、行动快，善于化危为机、化险为夷。

植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极限思维是对“居安思危”“未雨绸缪”等传统思想观念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左传·襄公十一年》中载，“《书》曰：‘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孔子和孟子分别作出了“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的千古警示。西晋陈寿在《三国志·吴书·吕蒙传》中以“明者防祸于未萌，智者图患于将来”指明了提前防止祸患的重大意义。极限思维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内在逻辑上深度契合、在核心理念上高度一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坚持极限思维，是在坚守马克思主义魂脉的基础上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元素进行深入挖掘、对其思维精华进行现代阐发的智慧结晶。

赓续党的优良传统。极限思维是对中国共产党人忧患意识的自觉传承和积极弘扬。相较于底线思维的整体性和原则性特征，极限思维更凸显主动性和前瞻性的特点。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同志列举了17条困难，提出“许多事情是意料不到的，但是一定要想到，尤其是我们的高级负责干部要有这种精神准备，准备对付非常的困难，对付非常的不利情况”。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要把工作的基点放在出现较大的风险上，准备好对策。这样，即使出现了大的风险，天也不会塌下来。”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要求“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极限思维展现了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常怀“兢慎”，时刻防备出现“最坏的情况”，“在最坏的可能性上建立我们的政策”的历史主动精神。置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交织激荡、相互影响的时代背景之中，我们想要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树立和坚持极限思维十分必要。

坚持极限思维的现实背景

新征程上，改革发展稳定涉滩之险、爬坡之艰、闯关之难愈渐突出，一些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迎面而来。只有坚持极限思维，方能在风云变幻中站稳脚跟，于惊涛骇浪中稳健前行。坚持极限思维不仅是应对国内国际形势新变化的现实需要，还是推动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的必然要求，也是提升新时代干部斗争精神和斗争本领的重要维度。

应对国内国际形势新变化的现实需要。当前，国际形势波谲云诡，伴随大国博弈、地区危机等影响的发酵和延宕，世界格局与国际安全秩序中裂变与整合、冲突与妥协、集团对峙与多元共存之间的交锋激荡日益剧烈；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不同思想文化、价值观念的碰撞冲突加剧；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将长期存在。与此同时，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均面临不同的风险挑战。我们必须秉持“头悬利剑”的紧迫感和“如履薄冰”的警觉性，在着眼全局的同时聚焦重点，坚持极限思维，提前准备好防范和抵御惊涛骇浪的高招，在危机来临之际，凭借见微知著的洞察力直揪根源，努力争取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

推动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的必然要求。党的二十大报告3次提及统筹发展和安全。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征程中，高质量发展需要高水平安全的保驾护航，二者如同“一体之两翼、驱动之双轮”，彼此支撑、相互促进。高水平安全，体现为在党的全面领导和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持续提升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水平。高质量发展，则是在高水平安全的保障下不断调整优化经济结构，转变增长动力，为高水平安全奠定更坚实的基础、提供更充分的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高水平安全本就是高质量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实现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必须坚持极限思维，既要最大限度考虑安全因素，始终掌握战略主动，着力激发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也要不断提升发展的质量、效率和效益，筑牢高水平安全的物质保障，真正实现发展与安全的统筹与融合。

提升新时代干部斗争精神和斗争本领的重要维度。斗争是一门艺术，要在把握科学规律的基础上注重策略方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领导干部要有草摇叶响知鹿过、松风一起知虎来、一叶易色而知天下秋的见微知著能力，对潜在的风险有科学预判，知道风险在哪里，表现形式是什么，发展趋势会怎样，该斗争的就要斗争。”加强战略谋划，把握大势大局，就要运用极限思维推演态势，正视最坏处、解决最难处、争取最好处，不断提高极端条件、复杂形势下应急预案的科学性、精准性、可操作性，在应对风险挑战中练就斗争本领，牢牢掌握斗争主动权。极限思维不仅要预料到最坏结果，更要在最大风险来临之前有所作为，以工作的确定性应对突发事件的不确定性。为此，党员干部应平常时候看得出来，提振斗争精神、提升斗争本领，在斗争中不断增强防风险、迎挑战、抗打压能力；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难关头豁得出来，把最极限的情况主动考虑到，在极端、极限情况出现时，顶得住、稳得住、扛得住。

运用极限思维的实践要求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只有坚持极限思维，始终站稳群众立场、提升风险研判能力、强化“极限”场景训练、完善风险预警体系，才能游刃有余地应对前进路上各种可以预见或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估计到最坏的情况，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并基于现实情况、遵循客观规律循序渐进做好最周全的准备。增强忧患意识，不能脱离实际也不能急于求成，既要尽力而为又要量力而行，杜绝任何华而不实的形式主义和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标尺。聚焦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实事求是地设定目标、制定政策，做到统筹兼顾、张弛有度，确保各项工作既符合人民期盼与长远需要，又具备现实基础与发展可能。最大限度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之成为防范化解各种风险中坚不可摧的主体力量，形成全社会超前谋划、风险预警、快速处置的强大合力。

提升安全领域风险研判能力。在发展关键期、改革攻坚期、矛盾凸显期，坚持极限思维应对风险挑战，必须最大限度提升风险研判能力，这涵盖风险的掌握、识别、分析等多个方面。在风险掌握环节，要秉承协同高效、联动集成原则，加强信息收集、来源识别和风险预警，做到心中有数，防患于未然，有效防范风险传导的连锁性和扩散效应，预防潜在风险。在风险识别环节，既要看到隐性风险、内部风险、一般风险，也要看到显性风险、外部风险、重大风险。在风险分析环节，要拓宽视野边界，最大限度关注到各领域安全以及其间的密切关联，准确剖析风险的产生缘由与化解策略，避免安全风险趋于极限化，导致出现个别风险演化为综合风险、局部风险演化为区域性或系统性风险等情况。

强化极限事件中的思维训练。新征程上，应不断积累和运用好我们党挑战极限的宝贵经验，使之不断上升为规律性认识。从古今中外的极限事件中汲取经验教训，既要从巧渡金沙江、四渡赤水河等极度危险的事件中总结化解矛盾问题的方法，又要从苏联解体等极端事件中吸取治党治国的经验教训。在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挺进的新征程上，我们势必会面临许多重大挑战、重大风险、重大阻力、重大矛盾，这就要求党员干部在实践中磨炼自己，自觉接受革命性锻造，在工作中关口前移，做最坏的打算、最全的部署，把困难想得更多一些，把预案制定得更全面一些，锤炼强大的抗压心理，主动挑担子、扛重活。

完善国家安全风险预警体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系统思维完善国家安全风险预警体系，定期开展国家安全风险评估，为重大风险的预防、预警、控制和管理提供事实依据，力争把风险化解在源头。强化总体风险及重点领域风险的监测预警能力建设，补齐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重点领域的风险监测预警能力短板，提升国土、粮食、生物、能源资源、海外利益、重要产业链供应链等领域的安全保障能力，推动国家安全风险治理由被动应对转向主动预防，由事件驱动转向源头治理。完善国家安全法律体系，健全风险防控协同机制与防控责任机制，增进应对惊涛骇浪的应急管理能力，确保国家安全发展的步伐更稳、基础更牢、质量更优。

代玉启 湖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未来产业与传统产业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它对劳动力的要求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多一点人才”，而是要求劳动力市场能够适应技术快速演进、场景持续变换、岗位不断重构和组织形态加速调整。说到底，未来产业培育壮大面临的，不是单一的人才数量问题，而是人才供给方式、要素配置方式、服务支撑方式和制度保障方式能否同步升级的问题。这也决定了，支撑未来产业发展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劳动力市场运行，而是高标准劳动力市场体系。

未来产业之“新”呼唤劳动力市场体系之“变”

未来产业之“新”，首先体现为需求形成机制之新。传统产业的用工需求相对稳定，岗位边界和能力要求通常较为清晰，劳动力市场可以依靠较长周期的教育培养和相对成熟的职业分工实现供需匹配。未来产业则不同，其技术迭代快、跨界融合深、应用场景变化大，很多岗位往往在技术突破和场景扩展过程中才逐步成形。这意味着，劳动力需求不是静态展开的，而是在产业演化中不断生成、调整和细分。面对这种变化，劳动力市场若仍停留在慢变量主导、长周期响应的运行方式上，就很难为未来产业提供及时有效的要素支撑。

未来产业之“新”，还体现为能力需求结构之新。它需要的往往不是单一专业知识型人才，而是兼具跨学科素养、工程化能力、场景理解能力和持续学习能力的复合型劳动者。未来产业发展所要求的，不只是“有人可用”，更是“有人会转、有人能接、有人适配”。当产业边界不断被打破、技术路线不断交叉，传统按专业、按岗位、按行业分割的人才供给和职业成长方式就会面临明显约束。未来产业对劳动力市场提出的新要求，本质上是要把单一的“招工用工”逻辑，将逐渐转向更加注重适配能力、转换能力和组织能力的体系支撑逻辑。

未来产业之“新”还体现在风险结构之新。未来产业普遍具有高投入、长周期和不确定性强的特点。对企业而言，早期岗位需求波动更大。对劳动者而言，职业转换的成本和风险更高。如果劳动力市场只有流动功能，而缺少与之配套的公共服务、技能认证、社会保障和权益保护，劳动者就可能“不愿转、不敢转、转不起”，企业也可能“招不到、留不住、配不准”。因此，未来产业竞争不仅是技术竞争、资本竞争，也是劳动力市场体系支撑能力的竞争。谁能更快把人才供给、职业转换、技能提升和制度保障组织起来，谁就更有可能把前沿技术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

未来产业之“进”映照劳动力市场体系之“滞”

当前，未来产业加快推进，越来越多前沿技术正由实验探索走向工程化验证，由单点突破走向场景拓展，具有节奏快、边界新、变化深的特点。而劳动力市场体系的调整往往具有制度惯性和周期约束，二者在运行节奏上并不天然一致。

人才供给方式与未来产业需求变化之间还不够匹配。未来产业所需要的，是能够在技术交叉、产业融合和场景更新中持续调整能力结构的复合型劳动者。现有教育培养、技能训练和人才成长机制在一定程度上仍延续着较强的专业分割和路径依赖，供给形成过程相对较长，调整节奏相对较慢。当未来产业对能力结构提出新的要求时，劳动力供给体系往往难以及时形成与之相适应的响应。

职业转换机制与岗位重构速度之间还不够衔接。未来产业的发展并不是简单增加新的就业容量，而是不断改写岗位边界、重组技能结构、重塑职业谱系。由此带来的，不只是“有没有岗位”的问题，更是“能不能转换、会不会转换、转过去以后能否稳定嵌入”的问题。如果劳动力市场在岗位识别、技能迁移、职业认证、转岗支持等方面缺少足够顺畅的转换机制，未来产业释放出来的新需求就难以高效转化为现实中的人岗匹配。

公共服务和制度规则的适配相对滞后。未来产业往往伴随新的组织方式、新的用工形态和新的职业类型，这要求公共就业服务、技能评价体系、社会保障安排和劳动权益保护机制同步调整。若相关制度仍主要围绕传统产业、传统岗位和传统劳动关系展开，便容易出现服务供给跟不上岗位变化、制度规则覆盖不到新型场景、劳动者流动有路径而保障缺支撑等问题。这样形成的结果，不是劳动力市场没有活力，而是活力难以稳定转化为未来产业发展所需要的有效支撑。

加快构建支撑未来产业培育壮大的高标准劳动力市场体系

既然未来产业发展面临的不是单一的人才数量问题，而是供给形成、职业转换、服务支撑和制度保障之间的体系性迟滞，那么高标准劳动力市场体系建设就不能停留在局部修补层面，而应着眼于提升整体适配能力，推动劳动力市场由被动适应转向主动匹配，由传统均衡转向前沿适配。

提升劳动力供给体系的前瞻响应能力。未来产业岗位需求生成快、变化快、交叉性强，要求人才培养和技能形成机制能够更早识别需求变化、更快调整供给结构。为此，应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推动教育培养、技能训练和人才成长机制由专业分割导向转向交叉融合导向，由一次性培养导向转向终身提升导向，增强劳动者持续学习、能力迁移和场景适应能力，使劳动力供给能够更好跟上未来产业演进节奏。

健全职业转换和要素配置机制。未来产业发展所带来的，不只是岗位增加，更是岗位边界重塑和职业谱系重构。高标准劳动力市场体系的重要任务，就是把这种变化转化为顺畅的人岗匹配过程。应围绕新岗位、新工种和新能力要求，完善岗位识别、技能迁移、职业认证、转岗培训和供需对接机制，降低劳动者跨行业、跨岗位、跨区域流动的制度成本和信息成本，使未来产业释放出来的新需求能够更快转化为现实中的配置成果。

增强公共服务和制度规则的适配能力。未来产业往往伴随新的组织方式、新的用工形态和新的职业类型，这要求公共就业服务、技能评价体系、社会保障安排和劳动权益保护机制同步调整。高标准劳动力市场体系，不仅要让劳动力能够流动起来，更要让劳动者在流动中有服务支撑、有规则保障、有稳定预期。应推动相关制度安排从主要适配传统岗位和传统劳动关系，逐步转向更好覆盖新职业、新岗位和新型劳动组织方式，使市场活力能够真正稳定转化为未来产业发展的支撑力量。

总的来看，支撑未来产业培育壮大的高标准劳动力市场体系，不是传统劳动力市场机制的简单延伸，而是围绕未来产业发展要求进行的体系性升级。其核心在于提升体系的识别能力、组织能力、转换能力和托底能力。只有推动劳动力市场体系由“传统均衡”走向“前沿适配”，未来产业发展才能真正获得持续、稳定、有效的制度支撑。面向“十五五”时期的新部署，培育壮大未来产业，既要重视技术突破、场景建设和资本投入，也要把高标准劳动力市场体系建设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把这一基础性制度支撑真正建起来，未来产业发展才会更有后劲，新质生产力培育才会更有支点，高质量充分就业也才会有更坚实的基础。

作者简介：孙一平，湖北经济学院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国际商务研究所研究员

最新数据显示，全球粮价较2022年高点明显回落，但霍尔木兹海峡化肥运输持续受阻、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导致极端天气频发、部分国家收紧农产品出口等都给粮食安全持续积聚风险。全球粮食体系的生产、运输、贸易三个环节同时受到冲击。这三只不断逼近的“灰犀牛”令全球粮食安全面临压力测试。

化肥短缺持续冲击产能

海湾地区是全球化肥贸易枢纽。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伊朗等国富产天然气，也是以天然气为原料的化肥产品重要供应方。数据显示，国际贸易中约34%的尿素、23%的液氨和18%的磷肥来自海湾地区，近50%的硫黄也来自这一地区，而硫黄是生产磷肥的重要原料。

2月底以来，中东战事导致霍尔木兹海峡“梗阻”，经由海峡的化肥运输始终没有恢复。联合国粮农组织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西莫·托雷罗警告，若海峡运输持续受阻，全球粮食安全受影响的速度，或许比能源市场更快。

世界贸易组织最新研究显示，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经霍尔木兹海峡驶出的化肥船几乎“归零”。虽然部分产品可以经红海的延布港绕行出口，但运力和效率远逊于战事前。

断供的影响首先反映在价格上。世界银行数据显示，今年4月国际尿素价格一度由每吨约400美元快速上涨至850美元以上，随后因部分库存释放而有所回落，但高浓度速效复合肥磷酸二铵等产品价格仍居高不下。

如今，随着化肥进口国库存持续释放，化肥断供的影响正向农业生产端蔓延。一些国家开始采取出口限制、进口补贴等措施，可能进一步推高国际价格，加剧供应紧张。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指出，化肥供应链比粮食贸易本身更脆弱，一旦上游长期受阻，其影响将沿着农业产业链逐步放大，最终传导至全球食品价格。

分析师认为，化肥断供的影响具有滞后性，眼下业界关注的是投入品价格，但真正影响的将是今年的秋播及明年的收成。

极端天气干扰农业生产

世界气象组织日前表示，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等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

尽管近年来农业技术取得重大进步，但连续发生异常天气仍是农业生产的天敌。粮农组织认为，正在酝酿中的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可能成为近年来影响全球农业的最大气候变量。

全球角度看，以往有农业产区遭灾，其他产区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产量缺口，但厄尔尼诺现象带来全球气候异常，可能会让多个农业产区同时遭灾，给全球粮食供应带来重大挑战。

高盛公司分析师预计，强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导致全球食品价格飙升15.8%。由于气候变化的影响会逐步传导至全球粮食供应，全部影响需要一段时间后才能显现。高盛认为，极端天气冲击全球粮食市场的后果可能要到2028年下半年才能“完全显现”。

粮农组织认为，极端天气越来越频繁且复杂，使得农业生产越来越难以依靠传统经验来安排播种和收获。粮农组织推出的全球干旱预警地图显示，非洲萨赫勒地区、南部非洲、南亚和中美洲都属重点风险区域。该机构呼吁各国做好准备、合作应对极端天气给农业带来的挑战。

贸易保护主义阻塞全球供应链

过去几十年，全球粮食安全很大程度建立在国际贸易基础之上。一个国家歉收，还可以依靠全球市场调剂。如今，这种机制正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

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等机构一再强调，现代粮食安全的核心挑战已从“绝对生产量”转向“获取能力”。即使全球粮食总产量充足，如果人们因贫困、物流阻断或市场失灵而买不起或运不到，饥饿依然会发生。

最新研究显示，全球粮食贸易网络虽然更加多元，但供应链联系也更加复杂，一旦主要出口国限制出口，风险传播速度反而可能更快，对进口依赖较高的发展中国家影响尤为明显。

近年来，类似案例多次出现。几年前，印度曾限制小麦、大米出口。作为重要的大米出口国，印度此举推动国际大米价格升至近15年高位。中东战事爆发以来，印度还全面禁止食糖出口，导致国际糖价暴涨、严重依赖印度糖源的东南亚国家供应紧张。

在全球供应链高度互联的今天，影响粮食安全的已不仅是田间地头的收成，还包括国际物流是否畅通、贸易规则是否稳定。

从化肥供应受阻到极端天气，再到贸易保护主义，三只“灰犀牛”或将给世界经济稳定和全球发展带来长期风险。不少专家认为，面对这些全球性的“灰犀牛”风险，未来全球粮食安全的关键在于能否构建一个更具韧性的全球农业生产体系，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共同抵御不确定性。

第一，以理想信念为标尺，检验信仰航向是否笃定。

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精神之“钙”。有没有偏离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衡量政绩观是否端正的重要标尺。政绩观的底色，由理想信念的成色决定。一名党员干部如果理想动摇、信仰迷茫，把岗位当作升迁跳板，热衷于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政绩追求就容易偏离正轨，就容易忽视长远发展和百姓切身利益。

百年党史深刻昭示，我们党之所以能历经风雨而越发强大，一代代共产党人之所以能创造彪炳史册的成就，根本在于始终坚守崇高理想。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标定了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目标与追求。广大党员干部要持续深化理论武装，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把理想信念融入日常工作中，既立足当下抓好阶段性任务，也着眼长远夯实发展根基，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作为，让干事创业的航向不偏、初心不改。

第二，以宗旨意识为标尺，检验价值立场是否正确。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有没有背离这一根本宗旨，是判断政绩观正确与否的基本考量。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政绩不是写给上级看的报表，不是装点门面的盆景，而是惠及群众的实事、改善民生的实效。衡量党员干部的政绩好不好，关键要看在老百姓心中的口碑好不好。

中国共产党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人民。政绩观错位的根源大多在于背离为民初心。例如，有的干部重上级评价、轻群众感受，落实工作只追求“留痕”，不注重“留效”；有的漠视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对民生短板视而不见，一味上马华而不实的项目；有的搞选择性落实，对容易出彩的工作积极争先，对繁琐费力的民生事务推诿拖延。这些行为本质上是官本位思想作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牢牢站稳人民立场，始终把群众呼声作为第一信号、把群众需求作为第一选择、把群众满意作为第一标准。深入践行“四下基层”工作方法，聚焦人民群众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痛点难点，用心办好民生实事，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第三，以政治站位为标尺，检验执行落实是否到位。

旗帜鲜明讲政治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党中央的决策部署立足全局、着眼长远，是各项工作的重要遵循和依据。政绩观端正与否，直观体现在贯彻执行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态度、力度和实效上。只有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切实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才能确保政绩方向不偏。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党性强，讲政治的意识和能力才强。当前，个别干部政绩观出现偏差，在执行层面存在诸多问题。例如，有的对上级部署理解肤浅，简单照搬照抄，结合实际谋划不足；有的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对重要部署选择性落实；有的重传达、轻督办，导致政策落地“温差”“落差”明显。这些行为本质上是政治意识不强、政绩导向错位的表现。党员干部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执行、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要对各项决策部署细化任务清单、压实工作责任、紧盯落地成效，以不折不扣的执行力、一抓到底的韧性，确保党中央各项部署见效，以过硬政治担当诠释正确政绩观。

第四，以实事求是为标尺，检验履职实践是否务实。

一切从实际出发、按客观规律办事，是干事创业的重要准则。是否脱离国情和本地区本部门实际，是检验政绩观科学与否的实践标尺。正确的政绩，必然是立足客观实际、遵循发展规律的实绩；脱离实际的政绩，再光鲜也只是空中楼阁。

当前，部分地区和领域出现的盲目扩张、重复建设、透支长远发展等问题，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滋长了脱离实际的错误政绩观。例如，有的干部不顾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地区承载能力，盲目上马大项目；有的追求发展速度而忽视发展质量，陷入“唯数据论”误区；有的墨守成规、故步自封，不结合实际探索创新。这些做法违背了经济社会发展规律，不仅难以创造有效政绩，还会留下发展隐患。坚持实事求是，需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做到谋策有据、施策有方。要尊重客观规律，辩证把握稳与进、立与破、虚与实、标与本、近与远的关系，既立足当下破解突出问题，又着眼长远培育发展动能。同时，健全科学决策机制，让每一项规划、每一项举措都贴合实际、顺应规律，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黄汀 湖南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传统观光满足的是“到此一游”的打卡需求，体验式文旅则直指人心，关注人的情绪感受与精神获得，让游客在参与中收获知识滋养、审美享受与情感共鸣，逐渐成为人们高品质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博物馆沉浸式展陈、非遗活态传承让人们获得知识增益；数字光影、旅拍打卡营造全感官审美体验；音乐节、主题乐园、沉浸式演艺为游客提供愉悦放松享受；潮玩手办成为当下年轻人的情绪寄托，乡村旅居、康养度假等满足了游客远离喧嚣、获得心灵休憩的需求。

好的文旅体验，不只是项目的简单堆砌，而是有故事的产品、有温度的服务、有意义的场景共同构成的有机整体。近年来，文旅与科技深度融合，催生了大批新业态、新场景、新体验。比如，数智化文旅演艺打破舞台与观众的边界，游客行走在剧情里，在多维感官冲击中读懂厚重历史；沉浸式国风餐饮把文化搬上餐桌，服饰、美食、环境融为一体，让历史文化变成可穿、可尝、可赏的互动体验；“跟着演出去旅行”带火“票根经济”，不少地方把城市文化植入打卡点，一张小小的票根，既是旅行纪念，也成为文化传播的载体，让游客在体验中触摸文化温度。

更具深意的是，高品质文旅体验正在重塑消费决策逻辑与产业运行模式。传统观光时代，往往是“有什么资源就卖什么产品”，生产决定消费，游客处于被动选择的位置；文旅体验时代，消费需求反向牵引生产，游客变成了主动参与者和价值共创者。过去规划旅行，人们通常先选目的地，再挑游玩项目。如今不少年轻人的旅行逻辑完全反转，因为想看一场戏剧、奔赴一场音乐节、体验一次非遗手艺、感受一种异地生活方式，再反向安排目的地与行程。体验成了驱动旅行的核心牵引力，这种消费逻辑的深层转变，不仅重构了文旅产业的供需关系，也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清晰指引，那就是只有紧紧围绕游客的真实体验需求做产品，才能在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

以高品质文旅体验赋能旅游强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既要守住文化根脉，也要创新供给形态，更要筑牢服务保障。

打造高品质文旅体验，首要的是守住文化之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文旅体验的深厚富矿，唯有深入挖掘其精神内涵与时代价值，把文化基因深度植入体验场景、产品设计与服务流程，才能实现从“浅层次打卡”到“沉浸式共鸣”的跨越。可以把文学、戏剧、音乐、美术等文艺形式转化为可感知、可参与的沉浸式载体，推动文艺作品从“单向传播”走向“双向互动、共创共享”，让游客在体验中增强文化认同与文化自信。

打造高品质文旅体验，关键是做好多元供给。不同群体的体验需求差异显著，需要因地制宜、精准施策，构建多元化、品质化的产品体系。既要改造升级文博场馆、景区度假区等传统空间，盘活存量资源；也应持续培育国潮文创、夜间旅游、非遗研学、康养旅居等新业态，扩大优质供给。还应借力城市更新，在历史街区、传统商圈、工业遗产、公共空间中嵌入文旅体验场景，推动业态融合；充分发挥数智技术赋能作用，用科技提升体验的参与感与趣味性，让老场景焕发新活力。

打造高品质文旅体验，基础是做实服务保障。高品质文旅体验既要靠好产品吸引人，也要靠好服务留住人。以提升游客体验为核心，构建标准化、精细化、人性化的现代文旅服务体系，加强从业人员技能培训，提升专业素养与服务意识；完善交通接驳、便民服务、安全保障等基础设施，优化全流程体验环节，提升游客舒适度与满意度。同时应健全市场综合监管机制，聚焦产品质量、服务水平、安全保障等关键环节，严厉打击虚假宣传、强制消费等违法违规行为，守护游客合法权益，让文旅市场安全有序。

从“有没有”到“好不好”，从“观光热”到“体验热”，文旅产业的每一步升级，都呼应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旅游强国的建设，不是简单的客流数字增长，而是要落在每一位游客的真切体验里。把文化做深、把体验做精、把服务做细，让更多人在旅途中收获美好、感受文化、滋养心灵，文旅产业才能持续迸发活力。（作者：高彩霞，系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学院副教授）

我国人力资源优势正在加速向人才优势转变

在经济发展不同阶段，人力资源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推动发展的方式也有差别。从我国的具体实践历程上看，我国已经拥有一支规模宏大、素质优良、结构不断优化、作用日益突出的人才队伍，人才优势持续加速形成并在发展中不断显现。

人口优势转变为人才优势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我国经济起飞阶段恰处于人口红利丰裕的时期，通过大力发展基础教育，培育了大量高素质的产业工人，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人力资源基础，并成功转换为经济增长的实效，创造了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奇迹。随着我国人口转变的加速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人口条件也发生了重要变化。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人口总抚养比从2010年最低点的34.2%上升至2024年的45.8%，同时我国16至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总量从2012年开始下降，2025年为8.51亿人。从绝对规模上看，我国仍然是人力资源大国，但由于我国经济总量规模巨大，劳动作为生产要素的相对稀缺性日益明显。劳动力市场上出现的这种转变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发展的目标所在，客观上加速推动了人口优势向人才优势的转变。

人才资源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经济发展进入更高阶段，依靠人才推动高质量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而人才资源的形成基于长期不懈的努力。早在20世纪90年代，我国就提出并实施了科教兴国战略。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回答了为什么建设人才强国、什么是人才强国、怎样建设人才强国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统筹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思路更加清晰，举措更加扎实。通过持续加大投入，推动高等教育实现跨越式发展，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高等教育整体水平明显提升。“十四五”时期，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60%，进入世界公认的普及化阶段，为广泛的人才培育打下坚实基础。2025年末，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1.3年，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4.3年。人才资源总量、专业技术人才数量、各类研发人员全时当量等反映人才资源水平的主要指标均居于世界前列。

我国人才资源结构不断优化。我国人口优势向人才优势加速转变，既体现为人才资源总量具有明显优势，也体现在人才资源的结构不断优化。一是人力资本的队列结构优势更加明显。我国大规模的人才培养基本与改革开放的进程同步，党的十八大以来提出的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推动人才工作取得新的重大进展。从年龄结构上看，我国的人才资源较之很多发达国家更年轻，可以在更长的时间周期发挥作用，也有利于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挑战。二是我国的人才资源结构合理、竞争力强。按照国际可比口径，我国在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领域培养的大学毕业生占毕业生人数的四成，高于美国、德国、英国等发达国家以及印度、巴西、南非等新兴经济体，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具有明显的人才结构优势。三是我国的人才资源与产业结构的匹配总体合理，支撑了高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布局和发展，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利条件。

人才资源有力推动形成新质生产力、促进高质量发展。当前，我国人才优势和高质量发展的协同效应已初步显现。高端装备、工业机器人、电动汽车、绿色能源、生物医药等行业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越来越重要的新引擎。例如，2026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3.3%，分别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3.9和7.9个百分点；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这些行业都是人才密集的行业，它们的高速增长不仅展现了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成果和全球竞争力，也充分体现了人才优势正在前沿创新产业发挥重要作用。实践证明，我国人才资源的优势转换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优势不断提速增效，必将更有力地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充分用好人才优势

2021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人才资源是我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的重要力量和显著优势。”这一重要论断凸显了人才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既体现为十四亿多人整体进入现代化带来人民福祉的巨大改善，也体现为推动现代化进程的磅礴力量来自丰富的人力资源。更好发挥人才优势作用效能，有利于进一步提升我国人力资源质量，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目标提供更坚实的支撑。

以人才推动高质量发展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需要。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转换，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也需要由以往主要依靠生产要素的积累向提升经济效率转变，凸显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从全要素生产率的来源看，优化生产要素的配置固然可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但这种方式只能在一定时期发挥作用，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主要依赖科技创新。而推动科技创新最重要的基础是人才。因此，统筹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战略既明确了人才供给的路径，也充分体现了新发展阶段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必然要求。

丰富的人才资源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发挥更突出的作用。人才成长与物质资本形成有着类似特征，都需要依靠长期投资积累，但人才发挥作用还有自身的特点。从人才发挥作用的规律性特征看，人才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优势，本质上是知识和创造性思维在经济活动中发挥更突出的作用，通过知识的正外部性促进生产力的增长。人才资源越丰富、越聚集，越有助于新知识的产生和扩散。这是经济增长中人才资源同物质资本发挥作用的本质区别：物质资本受报酬递减规律制约，而人才资源则具有规模收益递增的可能性。准确把握这一规律，就能够加快释放人才红利，使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优势。

人才优势是我国在新一轮科技革命竞争中获得优势的保障。从最近几十年全球经济发展与技术进步的关系看，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占据着主导性地位，即技术进步以人才的密集使用为基础，并引领人才供给，进而形成良性循环。以人工智能为引领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兴未艾，产业变革迅猛发展，充分体现了新形势下人才优势与竞争优势之间的紧密关联。当前，我国的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也正是得益于人才红利的加快释放。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显示，我国排名从2012年的第三十四位快速上升到2025年的第十位，首次进入世界前十，在全球中等收入经济体中保持领先地位。

把人才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优势的着力点

持续强化人才优势、释放人才红利，更好把人才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优势，必须锚定人才强国建设目标，更充分发挥人才资源的重要作用，持续加大投入、深化改革，形成可持续的人才培养机制。

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使人才资源在经济建设的主战场有用武之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持续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更多依靠新质生产力和创新推动经济增长，推动人才资源和其他生产要素产生更紧密的联系，使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在长期经济增长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落实好“十五五”规划纲要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部署要求，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加快释放人才红利、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以及推动现代服务业发展上加大人才投入，更好收获人才优势带来的发展成果。

秉持中国特色，充分发挥比较优势、释放人才红利。我国人才资源优势的形成除了具有世界各国形成人才资源优势的普遍特征，还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高等教育体系的跨越式发展就是我国的特色优势，要充分考虑这一因素影响下的人才供给格局，以此来制定合理的产业政策，最大限度地发挥既有人才资源优势，以产业为引领培育更多更高质量的人才资源。青年劳动者受教育水平更高也是我国的特色优势，用好这一优势要充分尊重市场机制在人才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有效解决就业结构性矛盾，在用好劳动力市场的基础上，充分培育发展专业化程度高的细分人才市场，把我国几十年来对人力资本的大量投资转化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资源。

统筹人才培养使用，以人才优势持续保障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综合国力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竞争。哪个国家拥有人才上的优势，哪个国家最后就会拥有实力上的优势。”培养人才是国家和民族长远发展的大计。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对人才的要求越高，对人才的培养使用要求也越高。要把“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更紧密地结合起来，完善优秀人才全链条培养制度，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提升人才的创新能力和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形成人力资本积累和经济发展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理顺人才使用的体制机制，全方位培养和用好青年人才，为人才红利的释放创造更多场景。

作者：都阳（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技术进化与制度适应之间的落差，已成数智时代最紧迫的治理命题。如何促进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是大会的核心关切。而对身处数智鸿沟另一侧的发展中国家而言，这场变革究竟会弥合还是加深既有不平等，以及如何从被动接受者转变为拥有数字主权与发展权的参与者，牵动人心。

围绕上述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巴西马拉尼昂联邦大学教授卡修斯·吉马雷斯·柴（Cassius Guimaraes Chai）和埃及贝尼苏韦夫大学政治学副教授纳迪亚·希勒米（Nadia Helmy）。两位学者从全球南方国家的现实处境出发，剖析了中国方案的独特实践价值。这种兼顾效率与公平、安全与开放的多边主义路径，正在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贡献一种兼具包容性与可操作性的制度样本。

当机器有了“智能”

人类如何守住“共同”

从蒸汽机到电力再到互联网，人类每一次重大技术变革都经历了数十年的渗透与普及；而人工智能的迭代，正以“月”为单位刷新认知。当技术进化的步调快于制度变迁的惯性时，国际社会应如何及时回应？这场变革能否确保智能红利惠及各国，而非成为新的分裂之源？

柴对记者表示，人类仍身处人类世——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密集矿物开采，以及环境危害在生产和分配层面的深刻不平等，是这一时代的突出特征。人工智能虽能加速科学发现、改进气候建模、支持医疗诊断、促进多语言教育、加强灾害预防，但这门技术并非凭空运转，其背后是物质基础设施、能源、矿产、数据中心和全球供应链的支撑。

柴将本届大会主题“智能伙伴 共创未来”解读为一项具有法律意义和国际约束力的承诺。“智能伙伴”不应被理解为人与机器在道德层面的对等——人工智能可辅助社会运行，却无法脱离人类制度。伙伴关系的实质，是在人类主导框架下增强能力，需划定清晰的授权边界、配置有效监督机制，并确保责任不被转嫁给算法。“共创未来”则指向一个更根本的问题：谁是创造的主体？除政府与科技公司外，劳动者、大学、科学界、地方政府、民间社会乃至缺乏前沿计算基础设施的国家，都应以恰当方式参与优先事项与保障措施的界定。

“智能必须与责任相连，伙伴关系不能掩盖支配，创造必须包括那些将与后果共存的人。”柴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目标，不应是建立一个统摄一切系统的单一权威，而应是一个协调的多中心架构——使普遍原则、国家主权、区域合作、科学专业知识与受影响者的权利相互嵌套强化。在他看来，中国所秉持的多边主义立场、对联合国主渠道作用的支持，恰恰与此方向契合。而多边主义能否真正赢得信任，最终取决于它是否能将共同语言转化为可验证的能力和可见的责任等。

不久前，首届联合国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在日内瓦举行，各方围绕机遇、鸿沟、安全与人权等议题展开深入讨论。希勒米认为，两场活动在时间上的紧密衔接并非巧合。中国对这场全球对话的深度参与，正是其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体现。而中国人工智能模型近期在成本效益与运行效率上取得的显著突破，也为中国参与并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演进，奠定了更为坚实的技术基础。

除了国际机制建设，柴还提到了学术交流在增进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互信中的独特价值。大型科技公司不应垄断技术风险的诠释权。高校有能力检验官方说法、比较不同法律框架、评估代表性不足语言中的模型表现、记录人工智能对环境和劳动的影响，并在外交关系紧张时维持沟通渠道。可重复的研究、清晰的数据来源、共享的评测基准、联合安全测试、研究人员的跨境流动、多语种学术出版、透明化的资助机制，是增进互信的制度基础。共识不是消除分歧，而是建立程序，让不同观点得以表达，确保任何国家或科学群体都不会因异议而被排除在合作之外。

开放共享 安全可控

从产业链重组到劳动力市场变迁，从知识生产变革到公共服务数字化，人工智能正重塑社会运行的方方面面。如何在这场深刻变革中不掉队、不失语，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关注的现实问题。

希勒米注意到，两份关键文件在过去两年间相继面世，为回应这一课题提供了系统的讨论框架。2023年中国发布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提出，发展人工智能应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等原则，在全球南方国家中引发广泛共鸣。2025年中国又推出了《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进一步将原则细化为向善为民、尊重主权、发展导向、安全可控、公平普惠、开放合作六大方向，并给出了更具操作性的协作方案。

希勒米对此评价：“人工智能治理不应由少数国家或技术寡头主导规则制定，而应当为所有国家保留平等的参与空间和话语权。这正是许多新兴市场国家愿意积极参与的原因——它们看到了不同于传统技术治理模式的可能性。”

理念上的突破正在与技术层面的开放形成呼应。中国开源生态的快速崛起，正在将“普惠”“包容”的治理愿景转化为可触可及的技术选项。希勒米观察到，与少数科技巨头主导的封闭体系相比，中国的开源模型在成本、性能和适配灵活性上展现出差异化优势。这让发展中国家首次拥有了根据自身语言、文化和优先发展领域来定制人工智能工具的现实可能，有机会从技术的被动接受者成长为主动参与者和创造者。

技术能力的扩散不止于软件层面。乌干达发展观察中心政策与发展负责人恩南达·基齐托（Nnanda Kizito）近日在其智库官网发文指出，中国已将具身智能列为“十五五”时期国家发展规划的核心方向之一，并借助电动汽车产业积累的完整供应链优势，在仿生机械手等关键技术环节取得了规模化突破。这既有助于缓解老龄化与劳动力短缺等现实难题，也为后发国家在前沿赛道上迎头赶上提供了可能。

创新与风险防范的平衡，始终是发展中国家的核心关切。希勒米认为，治理框架的设计既需要为创新留出空间，也需要为可能的社会冲击预设缓冲机制，确保技术进步服务于各国人民的发展需求，而非制造新的不平等。

柴认为“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这一点触及了数智鸿沟的本质。数智鸿沟远不止于能否接入互联网，它涉及算力、电力、半导体、数据、科研经费、工程人才、本地语言模型、网络安全以及系统审计能力等多个层面。一个国家如果缺乏这些能力，即便接入了他国的人工智能服务，在知识经济中仍将处于结构性依附地位。

柴说：“出口管制和技术限制在严格界定的情形下有其正当性，尤其当存在可信证据表明网络风险或严重权利侵犯时。问题在于，当国家安全被转化为一个边界模糊的范畴，用以保护技术优势、限制科学交流，甚至让与初始争端无关的第三国承担代价时，这种逻辑便值得警惕。人工智能领域的伦理与安全原则，应适用于所有国家。”

合作不止于技术 更为共同发展

大会开幕前夕，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WAICO）在上海签约成立，29个国家代表签署协定成为创始成员国。从联合国框架下的政策倡议到如今这一政府间组织的落地，希勒米从中看到一条清晰的演进脉络：中国正将“弥合数字鸿沟”的承诺从政策文件转化为可供各国平等参与的机制化平台。这一国际公共产品不附加特定条件，也不以商业利润为先导，而是以多边协商方式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制度性的平等席位。

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成立是一个重要的机制节点，但对柴而言，更具讨论价值的是治理理念的深层变化。他观察到，中国正将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重心，从安全规则的设定逐步引向技术自主的基础设施建设。在他看来，检验一项国际合作是否真正有意义，取决于参与国能否获得更强的科学自主能力、法律保障和主权选择空间。而中国在实践中的做法，不是要求全球南方国家在几种模式之间选边站队，而是支持它们培育自身所需的制度能力和产业基础。

事实上，联合国层面已经积累了切实的制度成果。2024年7月，第78届联合国大会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由中国主提的“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国际合作”决议，将人工智能能力建设确立为全球关切事项而非可选的技术援助。此后，《全球数字契约》提供了政治基础，首届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也已将各国和利益攸关方纳入普遍性论坛，围绕能力差距、开源模型、人权、问责、互操作性和算力获取等议题展开讨论。

国际合作的紧迫性还源于人工智能生态系统本身的跨国特性。柴指出：“一个模型可能在某一司法管辖区设计，使用来自多国的数据训练，通过位于他处的云基础设施处理，由另一家公司集成到产品中，最终由对底层系统了解有限的公共机构部署。没有哪个国家监管者能单独有效治理这一链条。”

本次大会上，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多部门发布《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从数据、算力、生态、赋能、人才、规则、治理及伦理等多个维度提出系统性举措。希勒米认为这份计划恰逢其时，既有助于人工智能发展成果惠及更多国家，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参照的实践路径。她特别注意到文件中的“开源生态共享行动”——共建国际开源社区、推动通用模型与算法共享、协同制定开源安全准则，这为各国平等获取技术资源、自主塑造人工智能应用形态提供了现实路径。“当各国能够基于开源模型开展符合本国语言和文化的本土化创新时，便拥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技术自主权。”

柴注意到，本次大会推出的一系列举措——未来五年面向发展中国家的大规模培训计划、面向多个区域组织设立的合作中心，以及推动“妈祖”气象智能预警方案的海外落地，均为可衡量、可追踪的具体承诺。“中国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加强能力建设的切实行动的价值不仅在于规模，更在于透明度和可监测性。其实际成效将取决于资金保障、合作国参与深度、合作的连续性、准入条件的公平性、本地自主权的落实，以及成果能否经受独立评估。”

在他看来，大会同期发布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对数据治理、前沿模型安全、自主代理边界、技术标准、就业转型、环境影响及人类监督等方面的探索，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参照的经验，也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规则细化贡献了制度样本。这些努力着眼于通过能力建设合作弥合智能鸿沟，让全球南方国家共享发展机遇，促使技术回归服务于人的本位，赋予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在数智时代保有实质性的数字主权与发展权。

一是破除行政藩篱与市场分割，构建全国规则统一的规模扩张机制。针对新兴产业规模化过程中，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难以充分发挥的问题，政策核心应在于消除地方保护主义引发的碎片化市场。第一，建立跨区域产业标准的统一认证体系。由国家级行业协会牵头，推行全国统一的技术标准、安全准入与数据规范。打破行政壁垒，构建多中心联动、功能错位互补的网络化产业空间格局，确保企业产品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一次认证、全域流通，降低重复验证与适配产生的巨额制度性交易成本。第二，实施生产要素跨区域无障碍流动政策。针对研发人才、耐心资本与数据要素，探索建立“跨省技术产权交易中心”与“人才积分全国互认机制”。优化标准地与承诺制改革，引导要素向长三角、大湾区等高效产业集群聚集，实现基于效率而非行政指令的规模化。第三，完善区域间横向利益补偿机制。鼓励东部研发总部与中西部生产基地的协同扩张，通过利益联结机制，消除地方政府对产业外溢的“惜售”心理，从而在更大空间尺度上实现产业链的完整对接。

二是清理隐性壁垒与非对称竞争，重塑平等竞争的市场准入环境。针对市场发育不成熟导致的隐形进入壁垒问题，需要通过高水平的制度型开放，确保各类所有制企业在规模化过程中获得平等机会。其一，市场准入负面清单需要持续动态调整。重点关注“准入不准营”问题，通过清理招投标程序中的歧视性条款，破除对民营及外资企业的制度型隐性壁垒，构建公平竞争的市场准入环境。其二，公平竞争审查制度需要真正发挥作用。可以考虑引入第三方审计机制对地方政府补贴进行审查。对新兴产业中的独角兽企业，政策思路应从择优扶持转向普惠式赋能，例如建立国家级公共资源库并开放共享，打破数据垄断，避免行政力量固化市场格局。其三，在主场全球化背景下推动经济高水平对外开放。利用强大国内市场吸引全球产业链关键环节入驻，鼓励中外企业组建联合体参与国内规模化应用场景建设。通过市场与技术、市场与标准的深度耦合，在利用国内市场实现规模化的同时，提升产业的全球影响力。

三是纠偏廉价导向与信号扭曲，强化质量驱动型的需求侧引力。针对价格敏感度极高导致的“创新空间挤压”，政策应致力于重建市场对质量信号的敏感度，提升高科技产品的性价比优势。一是建立基于全生命周期的优质优价政府采购机制。改变单纯以最低价中标为导向的招标规则。在人工智能硬件、医疗机器人、新能源设备等采购中，提高质量指标、技术先进性与全生命周期运维成本的权重，向市场传递重视长远价值而非短期成本的明确信号。二是实施新兴产业“标准领跑者”计划。支持领军企业制定高于行业平均水平的团体标准。通过数字标签与产品认证体系，降低消费端与生产端的信息不对称。当市场能够有效识别高质量时，企业才具备从低价博弈转向溢价创新的动力，从而实现从规模增长到价值跃迁的良性循环。三是培育多层次的应用场景实验室。针对新兴技术工程化中的验证难题，政府应出资建设公用性质的极限测试平台与仿真验证场，为产业规模化提供公共基础设施，更有效地引导企业追求技术可靠性与质量稳定性。

四是规范政府行为与创新产业政策，优化生态协同化的治理框架。针对过剩风险，需从政绩考核与干预手段入手进行系统规制，引导资本流向具备核心壁垒的“专精特新”企业，遏制低水平重复建设。首先，改革地方政府绩效考核指标体系。将新兴产业发展的考核重点从招商引资到位资金和新建工厂数量，转向产业生态成熟度与单位面积创新产出。其次，从定向补贴转向公共服务平台投入。严格限制地方政府对特定企业的定向输血。政策资金应优先投向区域性产教融合中心、通用技术研发平台、工业互联网底层平台等公共品。最后，建立新兴产业产能预警与分类调控机制。依托行业协会与数字化监测平台，对新兴产业的投产率、开工率进行实时预警。对于已出现过度竞争与逆向淘汰迹象的环节，实施严格的准入门槛限制，加强对二级市场概念炒作的监管。

作者简介：刘志彪，南京大学长江产业发展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严文沁，南京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

据悉，在蓉高校“立园满园”工作站采取“一所高校牵头、一个园区共建”的模式，旨在将高校科研力量引入产业一线，让成果从实验室走出来，落到生产线上。

这一模式落地青羊经开区，与园区的产业基础直接相关。作为成都航空航天产业集聚度最高的区域，青羊经开区围绕航空工业成飞、航空工业成都所两家链主企业及国家高端航空装备技术创新中心，已集聚航空配套企业320余家、省级以上创新平台74个。去年园区航空航天产业营收达920亿元，占四川全省三分之一、成都全市一半。目前，园区重点布局机载部件、复合材料、工业软件、无人装备、商业航天、民机部件六个细分方向。

四川大学方面，机械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等学科在航空制造领域积累深厚，在先进复合材料成型与热防护、航空动力系统设计等方向已形成科研团队和实验条件。产业基础与技术优势的互补，为工作站落地提供了现实支撑。

双方合作并非从零起步。据青羊经开区管委会介绍，川大科研团队与园区企业的合作已覆盖机体结构、新材料与新工艺、检测维修等多个环节，围绕企业实际生产中的技术难题，先后开展了多个联合攻关项目。机制层面，双方已形成平台共建、项目联合攻关和人才协同培养三方面的合作框架：管委会将川大纳入园区科技创新平台体系，支持设立联合实验室和实践基地；建立技术需求“揭榜挂榜”机制，由企业出题、川大解题；实施“产业教授”和“技术副总”互聘，组建就业招聘联盟，引导川大毕业生留园就业。

此次获批后，双方合作将从分散的项目对接转向以工作站为载体的制度化运行。工作站将实体化入驻青羊经开区，面向园区及周边企业开放服务。技术层面，工作站将围绕低空制造领域，梳理产业链关键共性技术瓶颈，以实装应用为导向组织科研攻关；企业提出的技术需求，通过“揭榜挂帅”方式定向发榜，川大相关院系团队参与应榜，形成从问题提出到课题立项、中试验证的闭环。人才培养层面，工作站将推动园区技术骨干进校担任产业导师、川大师生入园挂职锻炼的双向流动，同时面向园区职工开展技能提升培训。成果转化层面，川大在航空材料、制造工艺等领域的研究成果，将优先在青羊经开区开展中试验证和产业化应用，工作站计划定期组织成果路演和校企对接活动。

据悉，工作站将于年内正式挂牌运行。首批工作将围绕低空制造方向梳理园区企业技术需求清单，面向川大相关院系发榜。校地双方还将推动基层党组织结对共建，以党组织联动带动科研团队与生产一线常态对接。川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中与航空产业相关的，可优先进入青羊经开区孵化空间，获得场地和产业资源支持。

“我们希望工作站不只是挂牌子，而是真正有人蹲在园区、跑进车间，把学校能做的和企业需要的对上号。”川大相关负责人表示。

为何说这份“答卷”来之不易？今年上半年四川经济运行又有哪些新意？

经济平稳运行 4.8%来之不易

按照四川确立的目标，“十五五”期间，全省GDP要实现年均增长5.5%左右。上半年4.8%的增速，无疑与预期有一定距离。然而，放在今年的大环境下看，全省经济平稳运行已十分不易。

从外部环境看，中东地缘冲突引发能源供应紧张与价格飙升，令全球经济面临严峻考验。四川经济与全球产业链深度绑定，外贸企业订单波动、部分行业产能承压，影响企业信心和居民收入预期。数据显示，上半年，全省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下降2.2%。

“国际油价上涨，推高了化工、化纤等上游企业生产成本，进而又传导至下游制造业及交通运输等领域，特别是部分中下游企业还面临终端需求不足的问题，成本抬升与产品售价低迷形成双向挤压，盈利空间有所收窄，最终导致企业投资能力和意愿不足。”省委党校（四川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教授许彦表示。

从内部环境看，全省供强需弱矛盾依然突出。省统计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杨治刚表示，四川经济运行走势与全国基本一致，主要指标增速有所回落，内需不足、效益下滑、转型阵痛等问题交织。

内需不足的一大表现是消费增速放缓，上半年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0%，较一季度增速回落1.3个百分点。“消费增速放缓，主要和高基数效应、‘以旧换新’政策的边际效应递减等因素有关。”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盛毅分析，去年上半年，大规模“以旧换新”政策的实施和“618”大促，导致去年消费基数比较高。

此外，四川经济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期。“全球经济都在经历一场深刻的结构性重塑，四川也不例外，产业呈现K型分化。”盛毅表示，K型分化并不是对称的，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兴产业增速亮眼，但整体占比偏低；传统支柱产业体量大、下行压力也大，新兴产业的增长还无法完全对冲传统产业的下滑。

承压前行有新意 新动能已成推动经济增长重要生力军

经济承压前行，我们也在压力中看到了四川经济的韧性与新意。

在上半年经济“成绩单”中，几组数据十分抢眼——锂离子电池产量同比增长62.7%，集成电路产量同比增长18.6%，服务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分别增长87.4%、15.7%；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1.1%，连续六个季度保持两位数增长；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8%，动力电池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6.7%；氢气产量同比增长1.1倍，太阳能、生物质发电量同比分别增长44.7%、11.0%……

“上半年全省新质生产力发展加快，新动能不断培育壮大，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杨治刚表示，全省高技术制造业以不到工业20%的比重，实现了近30%的贡献率，新动能已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生力军。

再看投资。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四川投资结构持续优化。工业投资“主引擎”作用增强，上半年工业投资同比增长6.4%，拉动全省投资增长1.9个百分点；全省绿色低碳优势产业投资同比增长14.0%，其中动力电池产业投资同比增长71.0%；全省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13.8%。“新质生产力正成为投资发展的重要力量。”杨治刚表示。

新型消费增势较好。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1.1倍，新能源汽车占汽车零售比重达38.6%；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拓展，限额以上单位仓储会员店、购物中心、集合店零售额增速均超过20%。

“尽管经济短期承压，但四川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新动能快速成长，是稳定经济大盘的核心支撑。”许彦表示。

面对内需不足的压力，今年以来，四川打出一系列提振消费“组合拳”，优化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发放消费券、实施有奖发票试点……今年4月，四川又出台稳增长“22条”，给高速过路费打折，给养猪户补钱，给销售机器人的企业发奖励……含金量十足。聚焦优化营商环境，四川常态化举办省政府领导“月月见”、厅局长“周周见”等活动，面对面解决企业困难诉求。

政策给力，企业加力。这份来之不易的“成绩单”，离不开四川企业的共同努力。尽管外部环境复杂严峻，但不少川企走出一条上扬曲线。例如，油价上涨，四川凯希蜀宇摩托车有限责任公司却抓住能源转型机遇，其产品“三蹦子”在海外爆火，等待交付的订单已排到两年后；四川星马重工机械有限公司因建筑市场需求收缩，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但敏锐抓住建筑行业智能化转型机遇，依靠自主研发的第五代智能无人施工升降机实现逆风翻盘。

推动高质量发展，产业是根基。调研中，王晓晖十分关注各地特色优势产业培育发展情况。他来到遂宁天齐锂业公司，察看碳酸锂产品生产智能化管理和工艺流程，听取企业全球布局、市场占有率等情况介绍，希望企业充分发挥链主企业作用，优化资源配置、延伸产业链条，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和行业带动力。遂宁市利普芯微电子公司主要从事芯片研发及集成电路封装测试，已形成成都创新研发、遂宁封装测试、全球拓展市场的发展布局。南充溢辉电子科技公司专注于电阻系列产品研发生产，依托当地电子信息产业集聚等优势实现快速发展。王晓晖分别来到两家企业，详细了解公司生产经营、产品应用、未来规划等情况，希望企业继续深耕主业、拓宽市场，更好融入产业链协同发展。王晓晖指出，抓产业必须强化“圈链”意识，各地要围绕特色产业和优势企业精准发力，持续补链、强链、延链，推动上下游企业协同集聚、链主企业和配套企业融通发展，着力构建各具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产业根基。

塑造产业竞争新优势，离不开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在位于遂宁市船山区的四川华创新材公司，王晓晖观看高性能电解铜箔新材料系列产品展示，了解企业瞄准行业细分赛道，推动关键技术突破和“研产销”一体化发展情况。在位于南充市顺庆区的四川顺芯半导体科技公司，王晓晖步入固晶焊线车间和塑封车间，察看生产线运行，听取企业突破关键技术瓶颈、自主研发高端功率器件等情况介绍。王晓晖勉励两家企业坚持聚焦产业需求和技术前沿，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不断把技术优势转化为产品优势、市场优势。王晓晖指出，要推动科技创新更加精准对接产业需求，尤其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与高校院所、上下游企业协同攻关，推动更多科技成果就地转化、产业化应用，以创新突破带动产业能级整体提升。

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对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作出全面部署，各地贯彻落实情况如何，王晓晖十分关注。在南充市高坪区走马镇蚕桑枳壳产业基地，他观看蚕桑养殖培育和蚕桑系列产品展示，听取基地盘活利用农村闲置低效资产资源、发展蚕桑枳壳特色农业产业助农增收等情况介绍。在遂宁市安居区聚贤镇蔬菜现代农业园区，王晓晖走进智慧化设施大棚察看蔬菜长势，详细了解园区加强产学研协同和新农人培育，推动科技赋能蔬菜产业提质增效等情况。王晓晖指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产业振兴是重中之重，组织人才是坚强保障。要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完善联农带农机制，切实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要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把村“两委”班子、党员骨干带头干事创业的能力提升起来、作用发挥出来，培养更多懂技术、会经营、善治理的乡村振兴人才，引导各类人才扎根乡村一线施展才干、成就事业。

当前正值主汛期，王晓晖来到位于南充市顺庆区境内的嘉陵江边，实地察看滨江堤防管护情况，询问了解工程作用发挥和汛期联防联控、监测预警等情况。他强调，要统筹抓好防汛抗旱工作，既要把防汛减灾各项措施抓得细之又细、实之又实，完善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又要有效防范应对极端天气可能造成的旱涝急转，密切关注雨情旱情，加强水资源管理调度，切实保障城乡生产生活用水。

调研期间，王晓晖对遂宁市、南充市今年以来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他指出，现在已经进入下半年，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到了加压奋进的关键阶段。各地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信心、保持定力、拼搏实干，紧盯目标任务逐项查漏补缺，加强经济运行调度，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统筹做好民生保障、安全稳定等重点工作，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打下坚实基础。

省领导田庆盈、张冬云，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有关调研。

明大德、铸忠诚，把稳政绩之“舵”。立政德，首在明大德。对党忠诚，是共产党人首要的政治品质，是政德的灵魂与核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而对党忠诚则是党性最鲜明的体现。忠诚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具体的、实践的，最终要落实在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之中，体现在为党分忧、为国尽责、为民奉献的实际行动上。这就要求广大党员干部必须把对党忠诚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和根本政治要求，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大德明，则方向正；大德亏，则政绩偏。一名干部，如果理想信念动摇，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不坚定，那么他创造政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极易发生偏差。现实中，个别干部之所以热衷于“垒大盆景”、数据造假，搞华而不实的“政绩工程”，根子就在于理想信念滑坡、党性修养缺失，“大德”有亏。他们心中没有装着党和人民的事业，而是被个人升迁、局部利益的“小算盘”所驱动，其所作所为看似轰轰烈烈，实则与党的要求、人民的期盼背道而驰。这样的“政绩”越多，对事业的损害就越大。因此，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从锤炼党性修养入手，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以如磐的忠诚信仰把稳思想之舵，确保一切工作和政绩始终沿着党指引的正确方向前进。

守公德、惠民生，厚植政绩之“根”。“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党的百年奋斗史就是一部为人民谋幸福的奋斗史。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也是政德的核心要义。党员干部的政绩，最终要由人民来评判。一切工作的成效，无论大小，其价值的最终标尺只有一个，那就是人民群众是否真正满意、是否真正受益。守公德，就是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站稳人民立场，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

人民立场是检验政绩观的“试金石”。正确的政绩观，本质上就是“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观。它要求我们必须正确处理好“显绩”与“潜绩”的关系。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显绩”固然重要，但打基础、利长远的“潜绩”更考验干部的境界与担当。这就需要广大干部涵养“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甘做为后人铺路搭桥的“潜绩”工程，多做惠民生、暖民心的实事；更要胸怀“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崇高品格，将个人抱负融入党和人民的伟大事业之中，以“无我”之心成就为民服务的“大我”之业，让创造的每一份政绩，都深深植根于人民群众的沃土之中，获得最坚实、最深厚的力量源泉。

严私德、守清廉，擦亮政绩之“底色”。“堤溃蚁穴，气泄针芒。”私德是政德的基础，是党员干部拒腐防变的“第一道防线”。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干部要“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严私德，就是要崇尚严于律己的品德，在细微之处着手，从小事小节上加强修养，严格约束自己的操守和行为。私德看似个人小节，却与公德、大德紧密相连、息息相关。一个干部如果私德不修，生活作风不检点，兴趣爱好不健康，就容易在形形色色的诱惑面前丧失抵抗力，最终公德必亏、大德亦损。

廉洁是政绩最亮的底色，干净是干事最基本的前提。任何政绩的取得，都必须在党纪国法的框架内进行。翻看近年来查处的腐败案件不难发现，一些落马官员的政绩观扭曲，往往始于私德的败坏。他们从收受一个小红包、接受一次小宴请开始，逐步放松警惕，信奉“潜规则”，最终陷入“权力越大、私欲越重”的恶性循环，其所谓的“政绩”也沦为满足私欲、违法乱纪的“罪绩”。这深刻警示我们，每一位党员干部都必须修身律己，慎终如始，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做到慎独慎初慎微慎友，坚决守住政治关、权力关、交往关、生活关、亲情关。只有以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为基，才能确保手中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服务，创造出的政绩才能成色更足、底色更亮。

政绩如山，并非昙花一现的“形象工程”，而是政德在实践中的具体投射；政德似水，亦非抽象的道德说教，而是通过实实在在的业绩得以检验和彰显。新时代新征程，对党员干部的政德修养和能力本领都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广大党员干部必须以深入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深刻领悟“政德”与“政绩”的辩证关系，自觉以“明大德”校准人生航向，以“守公德”擦亮为民初心，以“严私德”筑牢廉洁防线，将深厚的政德修养内化为坚定的理想信念，外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和过硬本领，努力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崭新业绩。

作者：张自永（中共江苏省委党校廉政教育研究中心副教授、南京大学—雨花台红色文化研究院博士后）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万物智联、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技术，叠加释放巨大能量，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这些问题需要国际社会深入思考、共同作答。

“有一定之略，然后有一定之功。”面对时代之问，习近平主席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着眼于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4点意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4点意见突出问题导向、注重标本兼治，与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的核心要义高度契合，构成一个相互支撑、有机统一的完整体系，体现了对人工智能发展趋势和规律的深刻洞察与科学把握，为推动人工智能服务全球发展、增进人类福祉指明了方向和路径。

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要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人工智能应当成为人类的可信工具，要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控。人工智能发展和应用不应该侵蚀和损害世界文明多样性和各国文化独特性，要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人工智能是全人类共同的智慧结晶和宝贵财富，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广泛开展国际合作，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智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

习近平主席强调：“人工智能发展不应该是某个国家的独奏，而应当是全球合作的交响。”这是庄严的宣示，也是扎实的行动。从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到推动联合国大会协商一致通过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国际合作决议；从发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和《“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倡议》，到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再到提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的一系列务实举措……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彰显了负责任大国的胸怀与担当，赢得国际社会广泛赞誉。

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是全球首个人工智能政府间国际组织，坚持向善普惠原则，旨在支持全球南方国家加快人工智能发展，提升创新、应用、治理综合能力，追赶科技革命浪潮，弥合智能鸿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习近平主席指出，人工智能对未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应该使之为各国各地区人民造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始终用人类智慧和国际共识引领人工智能发展，必将使其真正成为增进全人类福祉、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强大正能量，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胡振江指出，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上来，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进一步增强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把安全责任措施落实到基层末梢、岗位人头。

胡振江强调，要充分认识当前安全生产形势和三季度明查暗访工作的特殊重要性，积极支持配合，针对性开展自查自改，不遮掩工作不足，不回避矛盾问题。要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深入开展重点行业领域“一件事”全链条安全整治，强力推进各领域“打非治违”，严查监管执法“放水”问题。要举一反三，深刻汲取近期典型事故教训，坚决扛起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政治责任，切实抓好暑期、汛期重点时段、重点环节安全防范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董卫民表示，四川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眼睛向下、预防为主、事前发力，压紧压实各方责任，狠抓各项措施落地，做到“管理在前、应急在后”，切实把各项安全工作抓细抓实抓到位，全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隐患。对于考核巡查组指出的问题、交办的线索、提出的要求，四川将照单全收，用好约谈通报、挂牌督办、提级核查、“两书一函”等手段，对发现问题隐患依法依规立案查处、“一案双罚”、行刑纪衔接，确保改到位、改彻底。同时，将举一反三系统治理，坚持“一地有隐患、全省受警示”，以考核巡查压紧压实当前暑期、汛期安全生产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按照国务院安委会安排部署，明查暗访将坚持“多通报、多发督促函、多暗访、多拍摄隐患场景、多揪出‘放水’的人”，重点聚焦四个方面：聚焦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检查各方是否切实把安全生产责任层层传导到基层末梢；聚焦监管执法“放水”突出问题，深挖失职渎职行为和背后的利益链条；聚焦排查重点行业领域和群众身边的重大事故隐患，移交地方严肃追责问责；聚焦受理问题隐患线索和媒体警示曝光，增强考核巡查震慑力。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二十三组有关成员，四川省有关部门和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记者 张蒙）

7月18日，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晓晖，省委副书记、省长施小琳，在成都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

王晓晖、施小琳代表省委、省政府对阿努廷总理一行来川访问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四川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王晓晖说，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历久弥坚，两国是好邻居、好朋友、好亲戚、好伙伴。总理阁下这次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习近平主席与您进行了会晤，就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您这次访华把四川作为重要一站，并亲自出席2026中国（四川）—泰国投资与经济论坛暨泰王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投资处揭牌仪式，体现了您对深化泰国与四川交流合作的重视和支持，必将推动双方友好合作关系迈上新的台阶。我们将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大力弘扬“中泰一家亲”传统情谊，进一步加强四川与泰国及地方政府间的交流交往，搭建更多务实合作平台，不断巩固扩大双方贸易往来，积极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清洁能源、生物科技等新兴领域合作，持续密切人文交流、增进相互了解，为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行稳致远贡献力量。

阿努廷对四川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表示赞赏。他说，泰中两国亲密友好，互利合作广泛深入。四川是中国西部的重要省份，与泰国交往合作密切、成效显著。双方在经贸、农业、科教、旅游等领域发展契合度高、互补性强，愿推动双方进一步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持续促进民心相通，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发展。

18日下午，2026中国（四川）—泰国投资与经济论坛暨泰王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投资处揭牌仪式在成都举行。阿努廷出席论坛并发表主旨演讲；施小琳出席并致欢迎辞。

阿努廷感谢中国和四川省对本次活动举办给予的支持。他说，此次率泰国政企代表团来川访问，旨在进一步深化与中国特别是与四川的各领域合作。四川历史悠久，人口众多，经济体量和发展潜力大，是中国重要的产业中心之一和中国西部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枢纽。泰国地处东盟中心，拥有完善的基础设施、充足的高科技人才、稳定的供应链和清洁能源等，备受全球投资者青睐，我们出台并实施简化审批流程、提升企业和劳动力竞争力、拉动内需等方针政策，将为各方来泰投资兴业带来更好机遇。泰国与四川产业互补性强，近年来经贸往来势头强劲。希望以此次泰王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投资处揭牌为契机，加强与四川在经贸、投资等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友好关系持续提升。

施小琳说，两千多年前，巴蜀大地的丝绸、瓷器等跨越千山万水运往湄南河畔，留下了川泰交流合作的深深印记。进入新时代，两地以“一带一路”和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为契机，开展全方位高水平合作，双方友好合作关系达11对，2025年贸易额增长112.5%。我们将在中泰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携手深化经贸、科教、文旅等合作，通过共享大市场实现大发展，促进更多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大力推动川泰互游和文化交流，密切地方政府往来和民间交流，共赏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多样文明，续写双向奔赴、共赢未来的崭新篇章，为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贡献力量。

泰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艾尼迪，泰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西哈萨，泰国有关政府部门和驻华使馆官员，中国驻泰国大使张建卫，省领导田庆盈、任京东，外交部有关司局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部分市（州）、企业代表和中外媒体记者等参加相关活动。

新华社北京7月17日电 7月17日9时10分许，重庆彭水县汉葭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

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

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

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7月16日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玛奈举行会谈。新华社记者 丁林 摄

新华社北京7月16日电 7月16日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玛奈举行会谈。

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两国保持良好密切的高层交往，彰显了双边关系的高水平。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为两国现代化增添更多动力。

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抓好基础设施重大项目建设，持续扩大双边贸易规模。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深化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先进制造等新兴领域合作，共同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领域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

洪玛奈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伟大成就。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政府都坚定不移奉行对华友好政策，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涉疆、涉藏、涉港事务都是中国内政。感谢中国长期以来为柬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宝贵支持，柬方愿同中方落实两国高层重要共识，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柬方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促进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发展。

吴政隆参加会谈。

7月15日，四川省人民政府与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在成都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省委副书记、省长施小琳，中国能建党委书记、董事长倪真出席并见证签约。

签署仪式上，副省长任京东、中国能建副总经理徐陆分别代表双方签订协议。根据协议，四川省和中国能建将落实“十五五”发展部署，充分发挥各自在资源、资本、技术、管理和人才等方面优势，在能源电力、产业绿色低碳转型、水利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培育壮大能源领域新质生产力、探索央地联动“走出去”新模式等方面加强务实合作，携手构建具有四川特色和优势的能源发展新格局，共同服务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推动四川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省政府秘书长胡元坤，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

会前，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围绕学习主题认真开展自学，撰写心得体会；会上，大家结合思想认识和工作实际作交流发言。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是新时代百年大党的政治宣言书，是一篇闪耀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芒的纲领性文献。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情回顾我们党105年不懈奋斗所创造的伟大成就，以宏阔视角凝练概括了我们党对中国人民、中华民族、马克思主义、人类进步事业、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所作的历史性贡献。105年的光辉历程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不仅要从这些伟大成就中汲取把握历史主动、矢志接续奋斗的信心和力量，而且要深刻认识到在新征程上实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必须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科学提炼概括我们党独有的“六个始终”的优秀特质，深刻回答“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时代之问，过去我们党秉持这些优秀特质一路走来、发展壮大，未来我们一定要不断发扬光大这些优秀特质，始终做到风雨无阻向前进。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把握我国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向全党发出了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庄严号令。我们要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牢记初心使命、矢志拼搏奋斗，努力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新业绩。

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守正创新，把我们党对执政规律的认识提升到新的高度。学习贯彻这一重要思想，必须学懂弄通贯穿其中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切实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从理论逻辑看，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既与马克思恩格斯建党学说、列宁建党学说、毛泽东建党思想、邓小平党建理论等一脉相承，又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中守正创新、推陈出新，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从历史逻辑看，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回答我们党过去为什么能够成功、怎样才能继续成功的时代课题，全面深刻阐明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形成了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的完备理论体系。从现实逻辑看，习近平党建思想聚焦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突出了伟大工程对伟大斗争、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的决定性作用，回答的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的重大课题，体现了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坚定决心和动真碰硬的务实作风。习近平党建思想已经在新时代波澜壮阔的伟大实践中得到了充分检验，必将继续在新征程上展现出强大真理感召力和实践引领力。

会议指出，必须从党的光辉历史和党的创新理论中汲取智慧和力量，齐心协力把四川的工作干好。当前，我国发展已进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四川和全国一样，前进道路上也面临不少新的历史机遇和困难挑战，改革发展稳定各个方面都压力不小、担子不轻。任务越是艰巨繁重，越需要在科学理论指导下强化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切实把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队伍打造得更加坚强有力，更好地把全省上下拧成一股绳，扎实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努力为全国大局多作贡献。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要更加注重以党的建设把牢正确方向，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引导党员干部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更加注重以党的建设助推事业发展，聚焦“十五五”发展需要，紧扣推动国家重大战略落地和省委发展战略实施，大力选拔政治过硬、敢于担当、锐意改革、实绩突出、清正廉洁的优秀干部，引导他们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正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更加注重以党的建设夯实基层基础，持续建强各领域基层党组织，深入推进党建引领乡村振兴和基层治理，切实筑牢党在基层的执政根基；更加注重以党的建设涵养新风正气，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巩固发展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政治生态，为治蜀兴川事业发展提供坚强保证。

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协定明确，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是独立的政府间国际组织，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坚持以人为本原则，旨在促进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确保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造福全人类。组织总部设在中国上海。

哈萨克斯坦副总理兼人工智能和数字发展部部长马迪耶夫、老挝副总理兼外长通沙万、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俄罗斯总统办公厅副主任奥列什金、印度尼西亚经济统筹部部长艾尔朗加等29个国家代表签署协定，成为创始成员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家和国际组织代表出席仪式。

王毅欢迎达尔代表巴政府签署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表示中方愿同巴方加强协调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助力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也带动全球科技创新进步。双方要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快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

达尔表示，巴方珍视巴中铁杆友谊，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当前，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在数字技术推动下，数字经济快速发展，正在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新时代以来，我们党高度重视发展数字经济，从国家层面部署推动数字经济发展，2025年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已经提高到10.5%以上。“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到2030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提升至12.5%的预期性指标。数字经济在我国发展前景广阔，成为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支点。

同时要看到，技术是一把双刃剑。数字经济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国家安全、隐私保护等方面的问题和挑战。从世界范围看，一些国家纷纷在数字资产管理、数据流动、算法应用等方面制定监管规则。我们必须在深刻认识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普遍趋势和一般规律的前提下，准确把握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以及存在的问题和挑战。比如，随着AI（人工智能）技术尤其是生成式AI快速迭代，算法应用呈现出新的复杂形态，导致传统问题与新型风险相互交织、叠加放大，给数据安全、用户合法权益、社会公平正义等带来挑战。

近年来，我国制定或修订了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以及《网络安全审查办法》《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等部门规章，构建起多层次治理体系，在算法治理方面形成鲜明特征。

一是坚持算法公平，守牢社会公平正义底线。算法公平是社会公平正义在数字空间的延伸，我国法律规范要求算法应用不得突破公平正义底线。例如，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个人信息处理者利用个人信息进行自动化决策，应当保证决策的透明度和结果公平、公正，不得对个人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不合理的差别待遇。”《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规定，提供算法推荐服务应当“遵循公正公平、公开透明、科学合理和诚实信用的原则”。

二是保障用户知情权与选择权。根据《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算法推荐服务提供者应当以显著方式告知用户其提供算法推荐服务的情况，并以适当方式公示算法推荐服务的基本原理、目的意图和主要运行机制等。例如，使用算法推荐服务的电商平台要向用户提供不针对其个人特征的选项，或者提供便捷的关闭算法推荐服务的选项。虽然算法作为企业重要的知识产权，其核心代码无需公开，但确保算法应用过程的可追溯性与算法结果的可解释性是法治的内在要求。这体现了激励企业创新与保障用户权益的平衡。

三是坚持智能向善，压实算法伦理责任。算法应用要恪守社会公序良俗，符合主流价值导向，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是我国数字经济治理的鲜明特色。相关制度规范禁止违背伦理道德的算法模型。例如，不得利用算法推荐服务诱导未成年人沉迷网络、过度消费；向老年人提供服务的，应当保障老年人依法享有的权益，充分考虑老年人出行、就医、消费、办事等需求，便于老年人安全使用算法推荐服务；不得将违法和不良信息关键词记入用户兴趣点或者作为用户标签并据以推送信息；不得利用算法干预信息呈现，实施影响网络舆论或者规避监督管理行为；等等。

在算法治理方面，司法发挥着重要作用，可以确保相关法律制度落地落细。最高人民法院2025年1月发布《关于以高质量审判服务保障科技创新的意见》，明确依照反垄断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制平台经营者利用数据和算法、技术、平台规则等达成垄断协议或实施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行为；2025年8月发布数据权益司法保护专题指导性案例，涵盖数据权属认定、数据产品利用、个人信息保护等案件类型，其中就包括“以自动化决策推送信息为由收集用户画像信息的行为，是否属于应当取得个人同意的法定例外情形”这类涉及算法滥用的问题。这为各级法院审理类似案件提供了指导。面向未来，持续提升司法规范、引导、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治理效能，要把握好依法审理和促进治理的关系，为规范算法应用、激励保护创新、促进数字经济健康发展提供更有力保障。

具体来看，要重点处理好三方面的关系。一是处理好算法创新与风险防控的关系，既对企业自主研发的核心算法等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激励技术创新；又依法妥善审理“算法垄断”“算法侵害劳动者权益”等案件，维护市场秩序与社会公共利益。二是处理好压实企业主体责任与保障用户权益的关系，一方面以审判结果引导企业积极主动落实算法安全主体责任，建立健全算法机制机理审核等制度和措施；另一方面重点保障用户对算法的知情权、决定权、选择权，对用户权益造成重大影响的，依法判决企业承担相应责任。三是处理好司法治理与多方共治的关系，在充分发挥司法作用的同时，推动形成治理合力。

在此基础上，要优化审判资源配置，加强专业审判人才培养。完善司法公正实现和评价机制，提高司法裁判公正性、稳定性、权威性。完善高效便民、智慧精准的诉讼服务体系。加快推进数字法院建设，加强科技赋能司法。针对算法滥用方面的新情况新问题，适时以司法解释或指导性案例明确裁判规则，促进数据要素市场化。落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提高以案释法、以案促治能力，营造企业自觉规范算法应用的良好氛围。

作者简介：孙晓勇，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教授

城市更新不是单纯的拆建改造，而是对城市存量空间的修复、功能重塑和文脉存续。城市是记录中华文明变迁的重要载体之一，每一座城市都具有独特的文脉、记忆和烟火气。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也是城市魅力的核心组成部分。在城市更新中保护好、利用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不仅是提升城市文明底蕴、增强城市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抓手，也是更好满足人们对高品质生活向往的必然要求。

实行“保护优先、以用促保”，展现城市独特文脉。《规划》明确提出“先调查、后建设”的保护前置机制，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杜绝大拆大建，严禁拆真建假。在城市更新中，应加强对老城区、老街区的专项调查，挖掘非遗、老民俗、历史故事和工业遗产等本地文化，摸清城市的历史文化遗存家底，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完善的保护、修缮与管理方案。在对历史文化遗产进行全面保护的过程中，要坚持完整性和真实性原则，通过系统化的更新，让历史文脉融入现代化城市发展中，实现历史与现代的有机融合。

以文化盘活存量空间，激发城市发展活力。现实中，老城、旧厂房、废弃码头等存量空间普遍低效闲置，依靠文化IP盘活存量资产，把历史建筑、工业遗产转型为文创空间、博物馆、美术馆、非遗工坊、特色文旅街区，探索打造丰富的文化消费场景，不仅能让文化遗产重新焕发活力，还能有效带动文旅、文创和特色消费产业发展，丰富城市文化体验、旅游休闲功能，激发城市新活力。例如，北京首钢园通过微改造和有机更新，将高炉、筒仓等重型工业设施转化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化地标；福州三坊七巷进行“镶牙式”修复和“微循环”更新，保护鱼骨状街巷格局，文旅融合成效显著；湖北大冶铜绿山古铜矿遗址推出沉浸式戏剧，成为文旅打卡网红地。

城市规划和建筑风貌是文化传承最直观的载体。在城市更新中，应根植地方特定的自然山水基底和历史文脉，深入挖掘地方优质文化资源，融合自然景观，强化城市设计，提升城市辨识度，彰显城市美学与品格。如杭州在城市规划设计中，十分珍视并强化山水城格局；雄安新区在规划中，注重萃取传统空间基因并与现代功能、自然本底结合，构建独特的城市意象。

推动传统文化传承利用，夯实城市文化底蕴。对于城市孕育的那些文物古迹、非遗、老字号、历史街巷、名人故居、工业遗存等文化资源，可通过系统性建档、挂牌公示等方式，让它们被“看见”。与此同时，通过促进非遗活态传承，扶持老字号、善用新技术复原典型历史文化场景等方式，让传统文化“可阅读、可触摸、可体验”。同样重要的是，应依托城市公共文化空间开展普惠文化服务，如推动代表性文化资源向社会开放，开展科普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其他公益性活动等，增强市民对城市文化的认同感、归属感，进而筑牢城市精神内核。

城市更新终极目标是宜居惠民，在此过程中应积极回应当地居民关心的问题，切实改善居民生活环境和居住品质。如在历史街区修缮中，同步完善给排水、消防、电力、电信、环卫等配套设施建设，保留原住民居住生活场景，不搞空心化仿古商业街。依托老城“微更新”，完善社区文化驿站、城市书房、口袋公园等公共文化空间建设，把文化设施嵌入居民“家门口”，打通文化惠民“最后一公里”，让市民收获更扎实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城市更新是一项系统性工程，要统筹好保护与发展的关系，积极探索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公众参与的城市更新可持续模式，推动形成美好城市空间、文化传承、创新发展交互融合的新局面，加快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作者：杨维凤，系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2026年3月，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国家建立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等新污染物协同治理和环境风险管控体系”写入法典，为强化新污染物治理奠定了法治基石。《规划》将“新污染物协同治理”列为重大工程之一，为强化新污染物治理提供政策支撑。我们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立足“十四五”新污染物治理工作基础，锚定到2035年新污染物环境风险得到有效管控的目标，从体制和机制建设、清单和任务落实、科技和产业支撑等方面强化新污染物治理，以新污染物治理实效助力美丽中国建设。

完善新污染物协同治理和环境风险管控体系。生态环境法典规定：“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分析研判新污染物环境风险管控形势，制定完善相关标准，组织开展调查监测，有效降低新污染物环境风险。”持续完善由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共同组成的新污染物治理部际协调小组机制，定期会商，联合行动，不仅可以确保国家层面的战略和政策有效传达和落实，而且能推动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加强化学物质污染风险管控，形成“国家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格局。在部门层面，打通壁垒，建立健全生态环境信息共享机制和监测预警机制，打破“数据孤岛”，让新污染物的生产、进口、储存、运输、销售、使用、处置等全环节信息能够互通共享，为精准治理提供支撑。在地方层面，建立多部门参与的联席会议制度，共同开展联合调查、联合执法，共享数据和信息，避免“各管一摊”。以新污染物治理为抓手，推动化学物质环境风险管理条例的制定和发布，加快制修订化学物质污染风险评估、新污染物调查监测等一系列技术标准，为筛查、评估和管控提供统一规范和科学标尺。强化考核衔接，将新污染物治理任务纳入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污染防治攻坚战等考核目标，加快与现有环境管理制度深度融合，将新污染物的环境风险筛查评估要求纳入生态环境影响评价，并将其管控要求融入排污许可管理，从源头准入到事中事后监管，实现覆盖新污染物全生命周期的风险管控。推动新污染物治理与现有的生态环境监测、生态环境保护监督执法等制度体系相融合，将其逐步纳入污染防治常规工作范畴。加强对重点管控新污染物的执法监管，要求相关企业依法公开污染物排放信息、温室气体排放信息等生态环境信息，接受社会监督。

推动新污染物治理清单和任务落实。我国是化学物质生产和使用量最大、种类最多的国家之一，必须结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技术可行性，循序渐进开展新污染物治理工作。生态环境法典规定：“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开展化学物质污染风险评估，制定公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并适时调整，明确禁止、限制等环境风险管控措施。”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是衔接科学评估与行政管理、统筹国家目标与地方执行、贯通国际承诺与国内行动的关键载体，必须做到科学精准、操作性强。建议新污染物治理专家委员会成立专门的清单审查工作组，制定清单动态调整技术规范，对拟新增纳入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的化学物质进行审查。我国不同区域（流域）、省市和行业新污染物问题差异很大，可探索建立“G+X”新污染物清单制度，因地制宜防控新污染物的环境风险。其中，“G”是国家统一要求管控的新污染物，筑牢全国统一管控底线；“X”是根据区域（流域）、省市、行业新污染物特点要求管控的物质。部分省市在“十四五”时期已经开展了探索实践。新污染物治理是美丽中国和健康中国建设的必然要求，也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必须将治理工作思路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作为”。落实生产、进口、储存、运输、销售、使用、处置等全环节新污染物环境风险管控任务，明确重点任务清单、责任单位和完成时限，确保任务闭环管理。

加快新污染物治理科技和产业发展。新污染物治理也是发达国家正致力于解决的问题，值得借鉴的成功经验非常有限。为此，应加强新污染物治理科技专项顶层设计，聚焦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环境内分泌干扰物、抗生素等药物和个人护理品等环境风险较高的新污染物，充分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新材料及创新技术范式，系统开展“筛、评、控”全链条攻关，研发监测、预警、治理和绿色替代等关键技术。坚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事业发展，为强化新污染物治理赋能。推动建设国家级和省部级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中心，支持科技领军企业牵头联合高校、科研院所和中小企业等创新主体组建新污染物治理创新联合体，为新污染物治理打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在京津冀、粤港澳、长三角、成渝等经济发展重点区域，布局建设新污染物智慧识别、全程防控、精准阻控、绿色替代等应用场景，通过战略引领、技术突破和产业实践的有机融合，构建“源头创新—技术转化—产业升级”的完整闭环，建设一批有示范引领作用的新污染物协同治理工程，将新污染物治理挑战转化为绿色低碳技术突破的机遇和产业升级的动力。

作者：余刚（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师范大学未来技术学院院长）

“两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之树常青的奥秘所在。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就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命题，并在百余年的奋斗历程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时代我们又明确提出“第二个结合”，进一步强调用马克思主义真理之光激活中华文明的基因，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使党的理论创新具有更深厚的历史文化根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两个结合”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两个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时代化进程中始终坚持科学性和真理性、贯彻人民性和实践性、保持开放性和时代性，在不断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中实现新飞跃。

“两个结合”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影响深远，在于其以深刻的学理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我们党历经百年而风华正茂、饱经磨难而生生不息，能够领导中国人民完成其他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根本在于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并不断结合新的实际推进理论创新。

“两个结合”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和实践性。马克思主义是为人民立言、为人民代言的理论，是为改变人民命运而创立、在人民求解放的实践中丰富和发展的，人民的创造性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坚持“两个结合”必须从人民群众的创造中汲取理论创新的智慧和力量，在解决现实问题、满足人民需要中创新工作思路，深化理论认知，将党的理论创新与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紧密结合起来，从人民群众的真知灼见中获得理论创新的思想文化资源。

“两个结合”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和时代性。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任何理论创新都不能脱离时代，也不能超越时代。理论的飞跃，归根到底体现为回答实践问题、引领实践发展。“两个结合”保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创新理论成为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的理论，能够反映时代声音、总结实践经验、满足实践需求，不断形成体现时代精神的思想精华。

“两个结合”深化了我们党对理论创新的规律性认识，明确了理论创新的方向、方位、立场和方法。新时代，深入推进“两个结合”，必须坚守马克思主义这一魂脉，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根脉，这是新时代坚持党的理论创新的前提和基础，也是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展示马克思主义强大生命力的必由之路和最大法宝。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个重大命题本身就决定，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坚守好这个魂和根，是理论创新的基础和前提，理论创新也是为了更好地坚守这个魂和根。马克思主义是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任何时候都不能背离或放弃，否则理论创新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马克思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

以“两个结合”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可以更好地守住这个魂和根。一方面，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富有生命力的优秀因子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另一方面，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和丰富智慧更深层地注入马克思主义，有效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聚变为新的理论优势，在守正创新中筑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魂脉和根基，以海纳百川的开放胸襟学习和借鉴人类社会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在“人类知识的总和”中汲取优秀思想文化资源来创新和发展党的理论，形成兼容并蓄、博采众长的理论大格局大气象。

（作者：周东娜，系中国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对我国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哲学社会科学属于上层建筑，其基本功能是解释世界、改造世界。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持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同时，在经济领域创造多个维度的发展成就，如，城镇化快速发展、实现大规模减贫、制造业跨越式发展。我国经济发展实践蕴含着鲜明的创新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提出了挑战。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我国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需要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着力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这要求自主构建契合本土特征和发展实践的创新经济理论，在洞察经济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形成有效制度安排、政策举措。这意味着，无论是解释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成效，还是推进后续发展，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都至关重要、刻不容缓。

具备条件并迈出坚实步伐

经济学是对经济实践的经验提炼、规律认识和理论回应。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在经济领域表现尤为突出，我国的经济发展实践为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现实基础。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历了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从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的转变，从低收入国家向中高收入国家的跨越。此外，我国拥有数以亿计的微观主体、层次多元的产业形态、各具特色的地区经济、兼具国际视野和本土特征的科研群体，为构建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有力支撑。概括起来，在我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纵深推进的背景下，人们对于应该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已经基本形成共识，对于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可行性认识也更为深入。

改革开放后特别是新时代以来，我国立足自身发展特征在构建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方面迈出坚实步伐，取得众多成果。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推进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科建设”。学术界对相关理论成果进行研究阐释，如，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城乡融合发展、现代化产业体系、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并在学术研究过程中注重完善教材体系、推进学科建设、改进话语传播体系、加快人才队伍培养。这意味着，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意识和能力进一步提升。

实践发展呼唤理论创新

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是一项长期、系统、艰巨的工程。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发展的实践创新方面取得重大成就，在推进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方面也取得重要进展。但对标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需要以及理论创新的体系化学理化要求，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依然任重道远。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以党的创新理论引领哲学社会科学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构建以各学科标识性概念、原创性理论为主干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就经济学研究而言，现阶段我国经济实践发展快速，而与实践发展相契合的学术供给相对迟缓，理论创新供求之间存在着不匹配不适应问题。对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评判基准研究不足，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有待加强，按照体现继承性、民族性、原创性、时代性、系统性、专业性的要求开展经济学研究仍需深入。

我国在推进现代化实践中形成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现阶段立足学术基础、实践导向、国际视野、历史维度，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研究仍需深入回答若干问题：与主要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制度相比存在哪些异同？锚定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我国基本经济制度需要在哪些方面进行完善？等等。深入解析这些问题，本质就是在回答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逻辑、内在规律和深层密码，进而形成新范式新知识新理论。当前我国经济研究领域对这些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回应仍需增强。改革开放后，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在我国广泛传播，现阶段一定程度上仍存在以西方经济理论直接解释中国经济实践、以西方经济学范式直接评价中国研究成果的状况，我国需要通过完善激励创新的体制机制驱动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

把握好理论建构的关键

当前，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需要破解的关键问题是“如何构建”，构建方式取决于也服务于构建目标。构建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是从中国式现代化这一伟大实践中内生出来的，其在本质上需要服务于强国建设，必须着重把握好以下几方面。

一是坚持立场原则。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出发推进构建工作，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按照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开展研究，牢牢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必须坚持自信自立、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必须坚持胸怀天下。

二是提炼特征事实。加强跟踪研究、田野调查，从我国经济发展呈现的主要特征、面临的关键问题出发开展研究工作。如，我国具有人口规模巨大的基本国情、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我国面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以这些具有高度共识性的特征事实出发来展开研究，不仅能够凝聚理论构建的共识，形成学术研究“最大公约数”，而且能凸显实践导向，更好服务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三是形成理论体系。完备的理论体系通常包括核心概念、主要观点、研究方法等方面，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需要强化理论体系建设，在学理化体系化研究方面深下功夫。如，新发展理念、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现代化产业体系、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间存在着紧密的逻辑关系。为此，需要系统阐释这些概念与现有经济学中类似概念之间的关系，深入剖析各个概念之间的结构关系和逻辑关联，系统梳理相关理论在实践中的具体应用和典型案例，从而形成从具体到抽象、从抽象到具体的逻辑闭环。

四是推进交叉融合。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旨在解释和指导经济发展，我国发展实践具有独特性、动态性、立体性、复杂性特征，推进经济学知识创新必须注重学科交叉、方法融合。如，我国在实践中形成了区别于已有理论和实践的新型的政府与市场关系，强调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阐释这种新型关系必须将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法学等结合起来，其他重要概念，如新质生产力、新型城镇化、乡村全面振兴、现代化人民城市等，也需要在多个学科的交叉融合中进行深入阐释。

五是强化分工协同。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是一项开创性工作，必须将学者的个体探索和机构的组织引导有机结合起来。鼓励学者在各自学术领域持续深耕，在“点”“线”上形成新观点新认识。同时，瞄准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依靠有组织科研进行联合攻关，注重发挥研究机构在学科交叉融合中的作用，通过知识生产的组织方式创新形成知识创新成果，在“面”“体”上形成新的理论和范式。

六是形成激励导向。学者的研究工作不仅与自身兴趣和内在驱动相关，而且与其面临的特定学术生态紧密相关。我国加快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需要进一步优化激励方式。在成果认定、论文发表、课题评审、人才选拔、项目培育等研究资源配置中，凸显对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贡献度，依靠充分有效的激励制度来推动学者、机构等在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中贡献力量。

作者简介：高帆，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

长期以来，火箭被视为“一次性”的消耗品。一边是造价数亿的火箭升空即废，一边是卫星在地面苦等火箭，高昂的成本与漫长的发射周期，始终是制约航天活动频次的瓶颈。如今，火箭回收技术使单次发射成本有望降低约80%，发射准备周期亦从数月压缩至两周左右。火箭回收带来的不仅是省钱，更是发射能力的提升。当前全球低地球轨道及卫星频谱资源竞争激烈，遵循“先到先得”的国际分配原则，且设有严格的履约时限。我国多个巨型卫星互联网星座已进入实质性发射阶段，唯有具备高频次、低成本发射能力的复用火箭，方能支撑起这场关乎未来的太空角逐。当火箭回收技术不再是“独门秘籍”，航天发射的规则与格局也将随之改写。我国火箭的回收成功，一举打破了长期以来国际上对单一回收路径的依赖。  

回望征途，外界对中国航天的质疑从未止息。10年前，有人说中国进不了深空，嫦娥四号却成功实现人类首次月背软着陆，天问一号在火星乌托邦平原留下中国印记。20年前，有人说中国搞不了导航系统，结果北斗三号全球组网完成，服务覆盖全球140多个国家和地区。更早之前，载人航天领域亦曾被美俄长期垄断，西方分析机构曾预测中国实现载人飞行必耗时漫长，而从工程立项到神舟五号成功发射，我们只用了11年。这一次，当世界默认火箭回收只能是着陆腿垂直回收时，中国航天却另辟蹊径，以“海上网系回收”实现了技术路线的革新，将回收容错窗口从±0.5米放宽至±50米。这种“换道超车”，正是中国航天多年来坚持自主创新的又一生动注脚。 

中国火箭回收技术的突破，打破了“垂直着陆”作为火箭回收唯一模式的神话，促使全球航天界重新审视技术路径，形成了多种方案并行发展的新局面。中国火箭成功回收意味着，我国航天发射成本将大幅下降，航天活动正从国家主导向市场化、规模化转变，商业航天的准入门槛显著降低。更重要的是，本次回收验证同步打通了载人登月的技术链条，是我国载人登月、深空探测探索的序章。这次回收的箭体和专门用来载人登月的长征十号火箭构型中两侧的助推器采用同款基础结构，火箭从太空折返、发动机反复启停、抗高温、海上精准锁定捕捉等全套实操经验，全部能直接同步给同系列长征十号甲火箭。每一次商业任务收集到的飞行数据、每一次回收积累的工程经验，最终都会平移给载人登月工程，助力我们向着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的目标迈出扎实的一步。  

“外层空间是人类的共同疆域，空间探索是人类的共同事业。”如今，技术领先的内涵早已升级，不只看谁先发明，更看谁能高效制造、快速落地、规模商用、惠及全球，而这正是中国航天的优势所在。不同于部分西方商业航天以短期资本回报为核心导向，中国航天的目光从来就不限于商业发射的账本，也不囿于国与国的角力，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是去叩问那些人类尚未抵达的未知疆域。  

我国航天事业始终立足于国家战略需求与人类和平利用太空的长远愿景，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通过统筹布局，将材料、控制、动力等多领域的创新资源高效整合，形成强大的体系化攻关能力，不断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心怀探索寰宇的远大愿景，更手握体系攻坚的坚实底气，我们有决心、有能力一步步把仰望星空的梦想变为现实。  

乘风好去，长空万里，直下看山河。中国航天正以自立自强的奋进姿态向着浩瀚深空持续迈进，携手世界共拓和平利用太空的广阔未来。 

加强纪律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切实解决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的新境界。习近平党建思想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为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提供了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强调，“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我们要站在事关党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幸福安康的高度，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长期战略、永恒课题。

纪律是管党治党的“戒尺”。无数案例证明，党员“破法”，无不始于“破纪”。党员队伍的凝聚力、战斗力从哪里来？从根本上说，来自纪律的刚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要管党、从严治党，靠什么管，凭什么治？就要靠严明纪律。”如果纪律建设没抓好，整个党纪律松弛，那党的其他各项建设也不可能真正抓好。纪律建设是党的建设的基础工程，能够为党的其他各项建设提供规范和保障，全面从严治党重在加强纪律建设。新时代以来，我们党坚持把纪律规矩挺在前面，使加强纪律建设成为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

发挥好纪律严明这一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高度重视纪律建设，纪律严明是我们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党的纪律为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实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提供了重要支撑。

我们党是靠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马克思指出，“我们现在必须绝对保持党的纪律，否则将一事无成”。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我们党具有严密组织性和高度纪律性。在长期发展历程中，我们党以党章为根本遵循、以党纪为基本准绳，全面加强党的纪律建设。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虽然没有使用纪律的概念，但包含了政治纪律、组织纪律、保密纪律等相关内容。党的二大制定的中国共产党第一部党章，设立了“纪律”专章。在革命战争年代，井冈山时期提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严明纪律维护党的形象、赢得民心；延安时期提出“四个服从”的组织原则和纪律原则，打倒了宗派主义等歪风；西柏坡时期提出“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以“两个务必”警示全党。百余年来，我们党不断加强纪律建设，以严明党纪整饬作风，加强党员干部纪律修养，将自身锻造得更加坚强有力。

新时代以来，党中央把纪律建设摆在更加突出位置，融入党的建设全过程和各方面。我们党创造性地提出纪严于法、纪在法前，强调“要把执纪和执法贯通起来，把党的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以“六项纪律”划出党纪底线、以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抓早抓小。党的十九大将纪律建设纳入党的建设总体布局，提出“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党的二十大对全面加强党的纪律建设作出战略部署。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加强纪律建设、严格纪律执行，发挥党的纪律教育约束、保障激励作用。面对新形势新挑战，我们党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着力把党组织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纪律严明是新时代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重要保障，对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具有重要作用。新时代以来，党中央始终以党章为根本遵循，突出党章是党的纪律规矩的总源头地位。对《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进行三次修订，对违反政治纪律的行为以及处分作出更细化、更严格的规范。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和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持续强化纪律监督，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推动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地见效。严厉查处违法违纪行为，建立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情况月报制度，截至2026年6月底连续153个月公布月报数据，持续释放越往后执纪越严的信号，强化警示效应。经过持续努力，刹住了一些长期没有刹住的歪风，纠治了一些多年未除的顽瘴痼疾，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得到根本扭转，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不断形成。

进一步强化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

新征程上，加强党的纪律建设，关键要切实把各项纪律要求落到实处，不断提升管党治党的实际成效。要从思想武装、制度供给、纪律执行、纪律教育等多维度着力，确保以严明纪律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持续强化理论武装。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要深刻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精髓要义，持之以恒加强党的创新理论武装，确保全党始终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通过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让党员干部充分认识到纪律建设标本兼治，能够在解决大党独有难题中发挥重要作用。同时，要准确把握“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的内涵。“管全党治全党”，意味着纪律约束覆盖每一名党员、每一个党组织，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必须长期坚持下去。严管就是厚爱，党的纪律划出的是底线也是保护线，是党员干部保持清正廉洁的安全防护栏。

健全党内规则体系，扎紧党规党纪的笼子。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党内法规体系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积极推进党内法规制定工作。要与时俱进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在党的创新理论指引下，及时提炼党的纪律建设实践经验并融入到制度内容中，不断健全科学完备、有效管用的制度体系。建立有效的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法规衔接协调机制，推动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强化纪律执行，使纪律真正成为带电的高压线。纪律的生命力在于执行。一方面，推动严的基调一贯到底。2025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101.2万件，给予党纪政务处分98.3万人。要保持高压态势不动摇，做到有腐必反、有贪必肃、除恶务尽，形成强大震慑效应。另一方面，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抓早抓小、防微杜渐。近几年，“红红脸、出出汗”成为常态，党纪轻处分、组织调整成为违纪处理的大多数，不少党员在破纪之初就被提醒和制止，避免小错变成大错。

加强纪律教育，使全党形成遵规守纪的高度自觉。着力将纪律教育融入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作为一体推进“三不腐”的一项重要基础性工作抓紧抓实，提升纪律宣传教育的针对性有效性。深入落实《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25—2027年）》，把纪律教育摆在突出位置，坚持集中教育与经常性教育相结合，督促领导干部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持续净化政治生态，营造纪律建设的浓厚氛围。充分运用数字技术，以对象精准识别、内容精准生产、渠道精准搭建、效果精准评估为提升方向，推动廉洁宣传教育取得实效。把正面教育与反面警示结合起来，让纪律教育既入耳入眼又入脑入心，推动党员干部把遵规守纪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宋伟 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研究员、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副院长。

始终掌握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主动

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中国式现代化是最大的政治，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中国式现代化不是自发演进的历史过程，而是中国共产党勇担历史使命，领导中国人民主动探索、主动选择、主动推进的历史进程。

主动探索回答了“路在何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是“等”出来的，也不是“跟”出来的，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艰辛实践中“走”出来、“干”出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领导人民推翻三座大山，为现代化扫清根本障碍。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建立起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在发展道路上主动作出重大抉择。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出深刻回答，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每一个里程碑式的跨越，都是党在领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断探索中主动识变求变应变，主动回答“路在何方”的伟大答卷。

主动选择明确了“走哪条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现代化不是西方文明的“专利”，更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固定模式。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试图通过学习西方来实现现代化，但各种尝试皆以失败而告终，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与中国国情结合不够紧密。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现代化道路的选择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中国国情，坚持独立自主，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要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从四个现代化到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体系化构建，我们党始终根据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确立中心任务，在每一个重大历史关口都作出了符合实际、顺应规律、引领潮流的主动抉择。

主动推进决定了“路走多远”。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自觉肩负的历史使命，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在新时代新征程的集中体现。中国式现代化是一场“接力跑”，需要一代代人持续奋斗、久久为功。掌握战略主动，不仅是主动选择道路和方向，更在于以历史耐心和战略定力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党在百余年奋斗历程中，始终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使中国式现代化从最初的构想，一步步转化为触手可及的现实图景。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前进道路上面临国际和国内多重风险挑战。我们必须始终强化担当意识、保持战略定力，主动迎接挑战、化解风险，不断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向纵深发展，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在接续奋斗中书写新的历史答卷，回答好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中国式现代化从蓝图变为现实的演进规律

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牢牢掌握战略主动权，是走好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的关键所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的历史过程，需要不懈努力、接续奋斗。

始终坚持长远目标与阶段目标相统一，形成长远布局、分步推进、久久为功的科学发展逻辑。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奠定工业化基础，到第十五个五年规划开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科学制定和接续实施五年规划是中国共产党发挥历史主动性、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自觉选择。这一历史轨迹并非机械的线性重复，而是螺旋上升的辩证运动，既保持战略定力，又因时因势调整方略，一以贯之的主题是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五年规划蕴含了中国共产党以长远战略锚定方向、以阶段规划落实目标的战略主动精神。

始终坚持适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确立中心任务，形成了精准研判、因时应势、靶向发力的科学执政逻辑。从“三步走”发展战略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两步走”战略安排，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战略部署的升级，本质上是党依据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主动调整中心任务、优化发展布局。这一过程既锚定了推进强国建设、实现民族复兴的决心和信心，保持了发展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又精准聚焦矛盾变化、及时回应时代诉求，推动了政策取向的优化调整。正是这种“谋全局、谋长远”的战略主动，使中国式现代化能够克服种种历史困难，不断开辟前进道路。

始终坚持制定和实施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形成了系统谋划、破立并举、善作善成的科学治理逻辑。革命战争年代，遵义会议扭转危局、校准革命航向，让中国革命走出绝境、迎来曙光；新中国成立前夕，西柏坡统筹全局、擘画蓝图，为新中国诞生和初期建设夯实根基。改革开放时期，我们党勇立时代潮头，打破思想桎梏和体制束缚，以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激活社会发展活力，开启了国家快速发展的崭新篇章。进入新时代，我们党立足新的历史方位，锚定民族复兴宏伟目标，出台一系列固本兴邦、利国利民的方针政策，全方位推进高质量发展，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实践证明，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系统谋划、破立并举，在接续奋斗中把握历史规律，以事业发展的历史主动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以历史主动精神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道不变、志不改的战略定力切实担当起历史责任，赢得战略主动。历史主动精神是催动中国式现代化不断跨越关口、攻坚克难的内驱力。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继续发扬历史主动精神，把强大的精神动能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践力量，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注入源源不断的奋进动能。

以理论主动引领实践主动。历史主动，首先在于理论主动，表现为对历史规律的深刻把握，对时代方位的精准锚定，对思想理论的主动创新。我们党的每一次理论创新都是在回答时代课题中实现的，理论创新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又引领指导社会生动实践。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用好“两个结合”，在守正创新中增强把握历史规律、推动历史进步的能动性，丰富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内涵。

以战略主动赢得发展主动。战略主动是历史主动在实践层面的延伸，是洞察大势的眼界、运筹全局的胸襟、把握关键的胆识。新征程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要作出正确的战略判断，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从历史看现实、从全局看局部、从长远看当下，把准社会主要矛盾，明确中心任务，确保党的事业航向不偏；要有科学的战略策略，以高度的历史自觉洞察时代大势、探究历史规律，积极识变应变求变，把谋事和谋势、谋当下和谋未来统一起来，把战略的原则性和策略的灵活性有机结合起来；要始终保持战略定力，发扬钉钉子精神，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

以人民立场坚守政治主动。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现代化道路最终能否走得通、行得稳，关键要看是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无论是革命年代依靠群众赢得战争，还是新时代团结群众决战脱贫攻坚，每一次掌握历史主动、实现事业突破，都源于充分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充分调动人民内生动力。新征程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要充分激发全体人民的历史主动精神，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锚定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补齐民生短板，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健全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畅通民意表达渠道，把群众智慧汇聚成破解发展难题的务实举措；走好新时代群众路线，最大限度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引导全体人民把个人理想融入民族复兴伟业，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始终占据主动、赢得未来。

作者：袁红英（山东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研究员）

首先，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再次受阻令原油供应再度吃紧。彭博社援引海运监测机构的数据报道，霍尔木兹海峡7月12日“几乎没有可见的通航情况”，只有两艘油轮接近该海峡。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量近日持续下降，从本月初的日均数十艘降至个位数，为数周以来最低水平，大幅低于伊朗战事前日均100多艘的水平。

国际能源署警告，若海峡运输再陷停滞，原油供应前景将显著恶化。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7月10日对媒体表示，海湾地区目前日均石油供应量仅为1600万桶，较中东冲突前的2400万桶大幅下降。能源分析机构万达洞察公司创始人万达娜·哈里表示：“随着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再度陷入停滞，油价仍有很大风险溢价。”

美军中央司令部7月12日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国东部时间7月12日17时，美军开始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打击，旨在“继续削弱其攻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这是美军一周内第4次对伊朗发动打击。美伊军事冲突持续引发国际市场对原油供应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2日开始新一周交易后显著上涨，涨幅一度超过4%。

其次，俄乌战事成为国际成品油供应最新堵点。因俄罗斯多家炼油厂遭袭，俄境内汽油和柴油产量显著减少。据克普勒公司统计，7月1日至10日俄柴油和汽油日均出货量为23.4万桶，远低于6月的40万桶，较2025年平均水平下降71%。为应对国内燃油供应紧张问题，俄政府8日宣布禁止出口柴油，禁令有效期至7月31日。

作为世界第二大柴油出口国，俄罗斯这一禁令将加剧全球柴油供应压力。禁令生效后，欧洲柴油市场价格创下新高。斯巴达大宗商品公司石油市场分析师阿比谢克·库马尔称，在中东战事导致原油库存大幅削减背景下，这一柴油出口禁令“几乎是在最糟糕时刻”颁布的。

国际能源署称，由于中东炼油厂尚未恢复运营、俄罗斯燃油产量因袭击受限，6月全球炼油厂原油加工量比去年同期减少了600万桶。

第三，供应不断承压的同时，全球能源需求持续上升。

今年夏季，欧洲多地刷新历史高温纪录，电力需求水涨船高。经济与政策智库布鲁盖尔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西蒙娜·塔利亚彼得拉表示，当前欧洲能源市场面临三重压力：制冷需求急剧上升，发电厂和电网效率却在下降，部分燃煤电厂和核电站还因冷却水温度过高或供应短缺而不得不削减发电量。

在美国，尽管当前汽油价格比中东战事前高出约30%，但需求依然强劲。受机票涨价影响，今夏更多美国人选择国内出游，自驾游规模有望创历史新高。业内人士警告，今夏美国市场燃油总需求或将达到日均950万桶，超过美国燃油供应商日均总产能。“（供需）平衡肯定会非常紧张。”克普勒公司分析师苏米特·里托利亚说。

国际能源署7月10日发布报告指出，全球燃油库存消耗速度已超过正常水平。如果这一趋势持续且炼油厂产能难以恢复甚至进一步萎缩，今夏全球汽油供应将持续紧张。

智能经济作为以人工智能（AI）等数智技术和新型基础设施为支撑，以场景驱动数据、算力、算法一体化协同，推动智能终端、智能体、智能产品和智能服务商业化规模化落地而培育的智能原生新业态，其发展重心正从技术概念探讨转向以场景为牵引的系统性落地。不同于早期依赖参数规模和算力堆砌的粗放扩张，更加注重“人工智能+千行百业”的内涵式增长，其中应用场景则是AI从“虚拟世界”走进“物理世界”、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关键桥梁。当前，我国AI赋能应用仍面临专业场景可靠性短板、高质量场景数据供给不足、AI应用商业闭环形成难等瓶颈，亟须以场景为载体驱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因地制宜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按照政策目标，到2027年我国新一代智能终端、智能体等应用普及率将超70%，到2030年将超90%，这既是场景驱动发展的明确指引，也对场景落地能力提出了紧迫要求。

从拼模型参数迈向场景价值创造

场景是用于系统性验证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产业化应用及配套基础设施、商业模式、制度政策的具体情境，是连接技术和产业、打通研发和市场的桥梁，是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随着大模型技术突破和广域应用，AI正从以语言交互为主、停留于虚拟世界的“信息智能”（Information AI），加速迈向能够感知并改造物理世界的“物理智能”（Physical AI）——这被业界称为“AI下半场”。

AI上半场拼的是参数规模和算力堆叠，而下半场的制胜关键，则在于以人为本创造场景价值。核心命题是推动智能走出屏幕、走出实验室，走向真实世界和复杂场景，以场景驱动算力、算法、数据的价值协同，加快智能体、智能终端、智能产品和智能服务在智能场景中的规模化、商业化应用，形成驱动智能经济和智能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生产力。

放眼全球，AI竞争正从技术单点突破转向产业生态效能的体系化博弈。场景正日益成为技术创新的加速器、产业升级的起跳板和国际竞争的制高点。通用大模型唯有通过制造、医疗、金融、城市治理等海量真实场景的微调优化，才能实现从“能用”到“好用”的价值落地；脱离真实场景的反复磨炼，大模型、智能机器人等技术创新往往停留在实验室里，既难以转化为产业竞争力，更难走进千家万户、赋能千行百业。

从具身智能、脑机接口、智能驾驶到量子科技，围绕场景主导权的竞争正成为企业、区域乃至国家竞争的战略高地。一个高价值新场景的开辟，能够直接带动智能体、智能终端、智能装备、智能服务全链条增长，催生新的经济增长点。可以说，谁掌握了大规模、高价值的战略性应用场景，谁就掌握了下一代技术和产业的主导权；谁能率先实现AI与实体经济场景的深度融合，谁就能抢占智能经济发展先机。

场景驱动智能经济发展面临的突出短板

围绕场景这一核心纽带，当前我国在推动智能经济实现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有效提升并将其统一于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仍面临四方面突出短板。

一是核心技术支撑能力不足。AI在专业场景中仍然面临幻觉等可靠性问题，面向物理AI的底层模型算法、高端芯片、基础工业软件、工业智能体等领域尚存短板，产业链关键环节自主可控水平亟待提升。二是数据要素流通效能不高。行业数据标准不统一，高质量场景数据集供给不足，数据安全与合规治理体系仍待健全。三是场景供给与应用深度不够。产业融合壁垒尚未破除，产学研用衔接不够紧密，中小企业智能化改造成本偏高、转型动力不足，技术下沉与长尾场景覆盖存在堵点，难以形成可持续的商业闭环。四是配套治理体系适配性不强。人工智能伦理风险、就业结构调整、行业监管规则、公共安全与社会信任等新课题，对治理现代化提出了更高要求。

在推进智能经济布局过程中，各地需坚持因地制宜、久久为功，重点规避三类实践误区。一是规避“重硬件、轻生态”的运动式建设。盲目上马大模型、算力中心项目，却忽视应用场景挖掘与本地产业联动，容易形成低效重复建设的“智算泡沫”。二是规避“重技术、轻治理”的粗放式发展。对算法偏见、数据隐私、深度伪造、公共认知和心理安全等风险重视不足，可能消解社会信任基础。三是规避“重招引、轻培育”的同质化竞争。一味靠政策优惠引进外部企业，忽视本地企业孵化与传统产业智能化改造，易导致产业生态“水土不服”。这些误区本质上都源于对场景价值的忽视或错判。

以场景为牵引因地制宜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

面向“十五五”，智能经济正从顶层蓝图加快落地为产业实景。我国拥有超大规模市场、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海量多元的应用场景和万亿级智能消费潜力，是发展智能经济的独特优势。破解同质化发展、“内卷式”竞争的核心路径，在于锚定真实场景、坚持因地制宜。“十五五”时期，要牢牢把握信息智能向物理智能跃迁的机遇，以场景为纽带推动人工智能与千行百业双向融合、迭代升级，将超大规模市场的场景优势加速转化为智能科技创新优势与产业竞争胜势，塑造我国发展新动能，为到2035年全面步入智能经济和智能社会发展新阶段、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强化规划引导和科学评估，深化央地联动和区域错位协同。一是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完善智能经济顶层设计。健全国家层面智能经济立法、中长期规划与产业政策体系，将场景纳入智能经济核心要素与新型产业政策工具，打造全域全场景开放的应用创新生态，培育壮大智能科技先锋企业与领军企业集群。二是建立统筹协调与动态评估机制。构建智能经济发展综合评价体系与风险预警机制，对高端算力、基础模型、跨行业跨领域综合性重大场景等关键资源实行“全国一盘棋”统筹布局与动态调配，明确各地区在全国统一大市场中的功能定位。三是地方层面坚持场景导向、实效优先。立足本地产业基础与资源禀赋细化发展规划，树立不唯模型参数、重场景价值的评价导向。动态发布“人工智能+”场景清单与标杆案例，推动智能机器人、智能汽车、智能手机、量子科技等新技术新产品进工厂、进社区、进家庭，在工业生产、城市治理、民生服务等真实场景中迭代升级、释放价值。四是深化区域协同与优势互补。探索研发、集成、应用在优势区域各展所长的“双向飞地智能”合作模式，通过产业联盟共建、人才联合培养、数据合规流转、场景联动共创等机制，形成东中西部错位发展、协同联动的良好格局。

　　坚持企业主体地位，培育智能原生企业，构筑产业发展新生态。一是加快培育智能原生企业。支持企业将AI内嵌为创新发展的底层逻辑，推动组织架构、产品体系、生产范式与商业模式向智能原生驱动转型，打造智能经济新物种。二是共建开源开放的技术生态体系。支持科技先锋企业、科技领军企业等联合打造通用人工智能（AGI）等基础模型和智能机器人开源技术生态，面向全球开发者、小微企业和一人公司（OPC）等经营主体开放技术底座，推动各类主体基于开源模型开展场景化创新，形成“技术突破—场景开放—生态共建—数据反哺”的创新循环。三是构建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格局。打造“先锋引领、链主带动、平台赋能、中小企业跟进”的协同生态，支持行业龙头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开放智能基础设施和智能应用场景，鼓励地方政府搭建“AI+产业社区”，提供低成本、低门槛的模型即服务（MaaS）、智能体即服务（AaaS）与开发工具，支持中小企业深度参与智能化转型，成为智能经济发展的主力军。

加快数据要素场景化流通，筑牢智能经济数据底座。一是夯实场景化数据供给底座。针对不同行业场景制定统一数据标准，加快建设高质量场景数据集，推动跨行业、跨领域数据互联互通，破解“数据孤岛”难题。支持地方政府建设“场景数据空间”，在确保安全合规前提下推动公共数据向企业有序开放，畅通数据从生产端到应用端的流通渠道，为人机场景精准协同筑牢底层数据支撑。二是健全场景化数据流通规则。立足不同产业场景的特点，分类探索数据确权、定价、交易的差异化规则，优先推动制造、医疗、金融、交通等基础条件较好的行业开展场景化数据确权与流通试点，畅通数据要素在真实场景中的流转渠道，推动数据价值在场景应用中充分释放，加速形成“数据—模型—场景”的正向飞轮。三是完善场景化数据安全治理。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构建适配场景特点的数据安全合规体系，在保障数据安全、隐私保护的前提下，以应用场景牵引数据、算力、模型一体化协同，充分激发词元经济、具身智能、低空经济等新业态新赛道发展活力。

推动智能场景和能力普惠共享，引领全球智能经济治理。一是打造高水平开放的“中国场景”。建设并对外开放一批高价值、高标准的标杆应用场景，以场景为引力集聚全球创新资源，吸引国际高端人才与优质企业来华开展创新合作。二是深化多双边智能领域务实合作。依托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上合组织、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机制，以及相关双边合作渠道，推动智能场景与能力的共建共享，拓展智能经济合作空间。三是以先导治理引领全球智能治理。支持高校科研院所、智库与行业协会，在智能经济理论研究、开源生态建设、技术标准制定、伦理规范构建等领域发出中国声音、贡献中国方案，在开放合作中提升我国在全球智能经济中的规则话语权，走出一条高质量、可持续、开放包容的智能经济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