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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统治四川的政治理念对四川官风民风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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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11-30  谭平

    
    明末清初的四川遭受了比中国其他地区更为严重的浩劫,人口锐减,田地荒芜,经济残破。清朝中央政权在控制了全国局势之后,对四川采用了以人口增殖、社会安稳为第一要务(清代前期对招徕人口有成绩的地方官员的奖励力度是很大的;而后始终特别重视如何平息与控制来自各省移民之间、汉人与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冲突)的统治理念,实行了有别于其他地区的方针政策。朝廷不仅用极宽松的政策动员、组织了“湖广填四川”的大移民,而且在大部分时间里在赋税上优待四川(包括20多次涉及范围广泛的蠲免和很低的赋税征收额度)。文献记载清初至乾隆时四川的情况是:“举国赤地。国初招徕开垦,宽其科则,简其政令,于是两楚、黔、粤之民相率俱来。至今蜀农皆客籍也。逮乾隆时,旷土皆辟,乃酌增其税至一倍。然统蜀合计,岁不过五十余万,及他税项亦不及百余万。故蜀民皆本富,罕有商贾者。”四川赋税少的一个重要背景是:康熙五十一年宣布“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时,四川人口仅50-60万人。而嘉庆时已达2000万,可见优待幅度是不小的。光绪二年掌京畿道监察御史文明在《请除四川省劝捐流弊疏》中曰:“闻川省赋则本轻,加至三四倍,与中等省份相等,民力尚可勉支”。正是因为这种优待,使四川的赋税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距其能承受的极限都保持了一定距离,以致于嘉道以后四川成为清王朝在内忧外患时大规模地竭泽而渔地榨取的对象;而这种榨取能够实现,反证出四川在长时期内积累了相当的社会财富。
   
    四川地处边远,又是控制少数民族众多、情况复杂、变乱迭起的全西南的基地,所以清朝廷在四川经济、人口都逐步恢复元气前后都注意保持对四川的优待。如康熙三十二年奉上谕:“广西、四川、贵州、云南四省俱属边地,土地硗瘠,民生艰苦,与腹内舟车辐辏,得以广资生计者不同,朕时切轸怀。历岁以来,屡施恩恤。”四十二年诏中曰:“云南、贵州、四川、广西俱属极边之地……”雍正年间仍视四川为“边远之地”。从乾隆起,上谕中很少再称四川为边远地区了,表明朝廷对四川的看法有明显改变,但四川“西控羌番,南临苗猓,实秦楚之屏障,而与滇黔相为唇齿。”这样重要的战略地位促使清王朝对四川很长时期均另眼相看。
   
    “湖广填四川”的副产品之一是四川相当长时期的“五方杂处”、“人情悍恶”,如嘉庆《四川通志》原序五中云:“其民则鲜土著,率多湖广、陕西、江西、广东等处迁居之人以及四方之商贾,俗尚不同,情性亦异;叙、泸、松、茂、重、夔、黎雅、宁远之间,夷汉杂居,抚绥尤为不易。”雍正年间按察使李如兰在为当时的《四川通志》作序中称:“伏念蜀中土田日辟,户口日蕃。其间土著之民,风气质直而椎鲁之习,亦所不免。至于秦楚诸省侨寄尤多,间有险健之辈,敢于干纪而嚣然于有司之廷者……是蜀中风俗原非浇漓者比也。第虑五方杂处,薰莸同器,虽抱淳良之质,往往被其渐染而自觉……”乾隆年间,货币管理中小钱充斥使朝廷头疼不已,五十九年上谕中称:“小钱充斥,川省尤甚”;“川省要务,不过番情小钱,民俗悍恶”。光绪二年河南道监察御史胡聘之于《请严惩四川会匪》疏中讲到:“窃川省地密人稠,商民辐辏,五方杂处,素易藏奸,向来会匪最多。有灯花教、青莲教等名目,近则连乡会为尤甚,动辄聚众滋事,扰害闾阎。”民国《邛崃县志》谈到清代的情况时说:“四方侨寓率多秦楚闽越之人,人心不谐,党内攸分,生气斗讼,往往有之。”总而言之,清朝廷对四川社会的稳定的重视是压倒一切的,为了不激化阶级、民族矛盾,对四川的统治也一直是小心谨慎的。
   
    清王朝上述政治理念及其伴生的方针政策对四川的官风的影响是明显的,那就是清代四川各级官员为官施政中除对人口增长和社会稳定格外重视外,其他方面普遍以求稳求静为主,求变求长远发展者很少。下面我们以官员们对矿产林木业的态度为例来说明本问题。
   
    四川的矿产林木资源是颇为丰富的,若能开发利用,四川的财富与上缴的税收都可以增加,朝廷对四川也就没有必要给予那么多赋税上的优待,还能大大刺激四川商品经济的发展。可是由于这些地区要么是少数民族地区,要么是“夷汉杂居”之区,清朝地方官府为了避免治安上的问题,长期实行封禁。四川“开源”难,朝廷自然只能长期在税收中网开一面。
   
    检诸史籍,四川求稳求静的官风的形成,皇帝乃始作俑者。有一个典型事例能证明这一点:雍正初年的四川提督黄廷桂颇有经济头脑,他在雍正七年曾奏请“招民开采矿厂以资鼓铸,以利民用”。当时黄螂的金竹坪、白腊山等处有铜铅厂数处,“民人现在纷纷恳请开采,守备又询,据商人等禀称,雷波……一带尚有数处,……又据马边营守备……禀称烟草峰、会龙堡一带矿厂甚多”。由于当地土壤里“夹有银砂,该处士民不时在内偷挖,旋逐旋聚”。黄氏建议招民开采,“上可稍资鼓铸,下即可为众民衣食之籍”。然而皇上朱批曰:“此奏识见庸愚”,因为这些地方属夷汉杂居之边地,“只宜示以镇静”,命将这些矿厂全数关闭〔7〕。洪雅瓦屋山一带有矿,明代商人曾予以开采,“矿甚盛,遂成巨富”。雍正初有人申请开采,县令卢雅雨不允,理由与皇帝一模一样:“查明季碑文内称地产铜铅,奸民纠党开矿,扰害乡民,轻惹蛮患”;如今“大利所在,奸民尚趋之若鹜,况生蛮乎”〔8〕?可谓振振有辞。乾隆时期,出于对开矿的经济效益和四川人口已经饱和的考虑,曾经取消矿禁。当时“川省矿厂……广行开采,嗣复奉旨准令四川按察使周琬兼理铜政,专司其事”。但即使是在这一时期(因为嘉庆时又恢复了矿禁),凡属“有碍田园庐墓”,不便于民,以及靠近少数民族地区有关边境处所俱严行封禁。同治十年彭县正堂厉禁伐山通夷示:“本县风闻鹿坪里牛圈沟地方有杜永森山业,于茂州交界处所开凿路径,前往文镇燕门夷地砍运树料。此路向未开辟,一旦成路,夷人入境滋事生端,后患无穷,特示永远封禁。”此县官求稳的绝招就是阻隔各民族间的往来。再如松潘“宝藏丰富”,然“矿产多属夷地”,从光绪年间就讲求工商实业,但历数十年无成效,根本原因之一是地方官担心“少一失检,动起边衅,利未得而害生”。可见四川官员的求稳之风一直延续到清末。
   
    四川有得天独厚的农业生产条件和多样性的资源和物产,清朝统治四川的政治理念加上四川官员普遍求稳求静的为官施政之风,造就的是工商业水平较低,但农业安稳发达、农副产品丰富和贫富分化较小的基本经济格局(“本富”),四川地区以粮食为代表的基本生活资料价格低廉、民众谋生容易维持了相当长的时期。笔者对清代四川米价与其他产粮大省的米价有一个对比统计,见下表:
   
    四川基本生活资料价格低实际上一直延续到19世纪末。
   
    以上因素对清代四川民风的影响是决定性的。由此,四川民风在清代的绝大部分时期都具有以下特征:
   
    一般民众普遍重视或习惯于稳定的农耕为主的生活,安贫乐道,在经济生活中少有远大追求。在整个清代,四川由于赋税较低,且还多次蠲免,从事农业生产,购买土地做地主或自耕农,是绝大多数人心安理得的选择。成都“远出贸易者少。中人之家,非耕即读”。眉山县“人既习知田主之利,故凡有赢余者,皆竟求殖产,规占膏腴。以工商业劳瘁,且得失罔定,鲜逐末于千百里外。安于近利,无远大之志”。广安州“人以买田为富,家以殖谷为豪”。南溪县“置田园,长子孙,为县人毕生勤奋之事业……土著之族,惟田主佃农两级,承平之世,以利相招,以勤相高。其人事之所需要,则工商承乏而附起焉。工商者仅以供田主佃佣之蕲求而止,……以故近三百年士穷而工商无进步。”合江县“向不重商”,“人既富裕,利相什佰,则置产业,仰租而食,不劳而获,赡身之外,兼贻后昆,故买田园,长子孙,为县人毕生勤奋之事业”。邛崃县“富人则皆以多田称”。长寿县的傅万春,“初极贫,居河街营小货,家渐起,诸弟善承兄旨,各负职责,万春总揽出纳,时奔走荆沙间,往则运竹席,返则运广货,以搏厚利。二十余年无稍忽,储积益丰。多置田业,识者故知其方兴未艾也”。就整个清代来看,四川农业的稳定性全国其他地区无出其右者。人们普遍安贫乐道,在经济生活中并无远大追求。甚至成都虽然有工商业的存在,但因为城区和农田相互间隔,在清末外国传教士的眼中仍是“一个大农村”。
   
    大部分州县几乎没有象样的工商业;民风古朴,很少主动与外界来往。人均财富不多但社会和人心长期安稳。如雅安“僻处山谷”,除一点外地人经营的转运贸易外,商业无可述者。因为少与外界往来,“工艺不良,商途险塞,利源坐失”。达县“山深地僻,人朴俗淳,女多耕桑,男鲜商贾”。黔江县“水次不通,商贾罕集。民以力田为务,终岁勤勉,仅给衣食,牵车服贾者无有也”。酉阳州“地瘠民贫,由来久矣。幸其地舟楫不通,商贾罕集,龙潭一镇,虽接常德、辰州两府,而衣食所需,止布帛菽粟……”洪雅县“民业农桑,不娴商贾。文学渐盛,少长有礼,村落之民有白首不见官府者”。这些状况对于求稳不求变的清朝官员来讲不仅可以接受,而且是并不想加以改变的(清末才有所例外)。
   
    各省移民由竞争逐步走向融合,但他们对故土的缅怀和同籍贯人的凝聚力却一直延续下来,祠庙宫馆林立成为清代四川风土民俗中的代表性景观。
   
    清代四川各省移民不仅相互之间有一个较长时间的磨合过程,而且在与少数民族交界的地区还必须处理好民族关系。以求稳求静为根本追求的官员们为了推动着各省移民的磨合、减少民族纠纷,宽容甚至支持各省移民在全省各地大量建立缅怀故乡、凝聚同籍贯人的祠庙宫馆,构成清代四川风土民俗中的数量巨大的代表性景观。
   
    根据四川州县志的大量记载,各省移民后裔普遍保持着一种带有一定排他性的同乡感情,传承部分故乡的风俗习惯、结成松散联合体的现象比比皆是。如光绪《广安州新志》云:有些移民在清初来到四川后,“著籍既久,立家庙,修会馆,冠婚丧祭,衣服、饮食、语言、日用,皆循原籍之旧,虽十数世不迁也”。笔者20年前在川大做硕士论文期间,曾查阅五十多部四川州县志,发现每一部上记载的寺庙宫馆几乎都在100座以上,最多的竟达400座以上。其中多数主要是用于移民后裔们缅怀故土、联谊或凝聚同乡,兼及一些宗教祭祀功能。这是清代四川历史文化和风土民俗中最具有个性的标志,在全国罕有其匹。道光《綦江县志》云:“珠林宝界,于蜀最多,名山佳水之区,咸经住赐。”说的就是这一情况。据民国《西昌县志》统计,全县寺庙宫观达422座,其中较大的北圣宫、南华宫、禹王宫、滇南会馆、天上宫、惠珉宫、江西会馆(又叫萧公庙)分别是陕西、广东、湖南、云南、福建、四川、江西等省移民、后裔的聚会之所。《西昌县志》对它们有一段生动的说明:“计祠庙寺观凡四百二十有二,皆乡先辈之来自江南北粤东西山左右之团聚精神所表现也。原夫间关万里,邑聚一方,或动祀典之恩,或兴枋榆之念,愿宏力厚,则广厦而细旃;地僻村孤,亦数椽而小筑。或春秋隆祁报,或风雨话乡邦。”这实际上成为符合清朝统治四川的政治理念和地方官员们求稳求静的为官风格的多功能的文化载体。
   
    在生育活动中,四川民众普遍“生女必举”,构成四川区域经济、文化中鲜明而优秀的个性因素。四川官民对人口增长和社会稳定的极端重视、物产丰饶而价格低廉、贫富分化较小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四川民间基本抛弃了在中国许多地区长期顽固存在的溺杀女婴的恶俗,其影响及于近代。这就是嘉庆《成都县志》有关风俗的记载:“溺女之风最为恶习,惟川省民人,无论贫富,生女必举,此习俗之美者。”
   
   
   
    谭平,成都大学宣传统战部部长、副教授

   来源:《中华文化论坛》2005年第4期

网站编辑:宋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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