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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十年来白马人研究状况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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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2-7  蒲向明

    
    20世纪70年代后期,费孝通先生在政协全国委员会民族组会议上把“平武藏人”或“白马藏族”作为民族识别工作遗留问题的典型予以介绍[1],由此引起国内外学术界对白马人的兴趣,也拉开了白马人研究的序幕。近30年来,我国学术界对白马人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探讨,研究大体集中于以下领域:对白马人的概念、族属、族缘等问题多维度有价值的界定,对白马人宗教崇拜、信仰特征、语言和口头文学、歌舞形式的调查整理,对白马人社会状况、社会变化和时代发展现状中所存在问题及对策的研究,等。本文对近30年来白马人研究成果试作综述,并对现有研究成果略加评议,提出尚存不足之处,以供同仁参考。
   
    一、对白马人的概念、族属、族缘等问题的探讨
   
    最早提及白马人族属问题时,费孝通先生对自己的观点有所保留。他说:“‘平武藏人’在历史上并非藏族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他们原来究竟是什么民族呢?有些历史学者根据关于这地区的历史记载认为有可能是古代氐族的后裔。但是魏晋之后的史料就缺乏有关这地区氐族的记载,几百年的空白还不易填补。”[1]其后孙宏开先生追溯了白马人的族属、族缘,重点探讨了氐族和白马人的关系,不仅回答了费孝通存疑之处,还首次明确提出“白马人”的称谓[2]。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钟利戡、谭昌吉、向远木等人开始运用“白马人”概念展开研究工作。主要论文有:钟利戡《今天的白马人是古氐人的苗裔》(《文史杂志》1988年第3期)、谭昌吉《白马人论稿》(《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1期)、向远木《略谈白马人的丧葬制度》(《四川文物》1989年第4期)、向远木《略谈白马人的族属问题》(《四川文物》1990年第4期)、黎彦才等《四川南坪县境内“白马人”肢体长与身高关系的研究》(《泸州医学院学报》1990年第3期)等文献。
   
    孙宏开在本世纪初写到:“白马人分布在中国四川省的平武、九寨沟、松潘等县和甘肃省的文县,在这祟山峻岭的交界地带,共有1—1. 2万白马人世居于此。新中国成立以后,白马人多次要求政府承认他们为一个独立的民族。1979年以来,学术界对白马人的族属进行了多次识别鉴定,历史学家们认为,白马人是历史上氐族的后裔;语言学家们认为,白马语是接受了藏语很大影响但是是藏语支里的一个独立的语言;人类学家们认为,白马人有自己独特的不同于藏族的婚丧嫁娶等方面的特点;音乐家们认为,白马音乐有与藏族不同的许多曲调和曲目;DNA专家们测试,白马人的基因与羌族接近而与藏族稍远……”[3]涉及到白马人在不同学科领域里研究的进展情况。目前,学界交替使用“白马藏族”、“白马人”、“白马氐族”、“白马氐”等不同概念的情况还较为普遍。关于白马人的历史族源学界目前有氐族说、藏族说、羌族说、羌氐和其他族说五种说法。徐中舒、缪钺、邓子琴、李绍明、黄英等认为“白马藏人”是历史上古老氐族的后裔;藏族学者桑木旦、索朗多吉等认为是藏族;任乃强等则认为是古代“宕昌羌”的后裔;王家佑认为是格萨尔王的后裔。这些观点主要见于:徐中舒《川甘边区白马人属古氐族说》(与唐嘉弘合写),收入四川民族研究所1980年编印民族研究丛刊之二(内刊本)《白马藏人族属讨论集》;缪钺《略谈五胡十六国与北朝时期的民族关系》,收入1984年《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邓子琴《试论四川平武等地区的达布人为中国古代氐族后裔说》(《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李绍明《羌族与白马藏人文化比较研究》(《思想战线》2000年第5期);黄英《白马藏人族源探析》(《兰州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拉先《辨析白马藏人的族属及其文化特征》(《中国藏学》2009年第2期);平武县白马人族属研究会《白马藏人族属研究文集》(四川民族出版社1989版)等。诸种说法中,多数研究者以为白马人为古氐族的后裔。白马人自己也这样认为,他们有武都国得名仇池国白马氐王太子之名、“仇池”一词源出白马语,意为“高大圣洁的祭坛”之种种传说(文县白马人学者余流源语,笔者记, 2009)。综此,白马人为氐族的后裔、在历史上并非藏族的论断正逐渐坐实,在研究界正在走向定论。但研究界又面临白马人现在已经被认定为“白马藏族”的现实阻断。
   
    二、对白马人宗教崇拜、信仰特征、语言、歌舞形式的调查研究
   
    白马人的宗教崇拜、信仰特征不同于藏族的藏传佛教。王家祐《白马藏人的宗教信仰》(《西藏研究》1982年第2期)一文提出上世纪70年代末在平武一带调查研究的结果,认为“白马藏人”信仰的“白莫”,是一种山川崇拜的原始巫术,祭祀山川、土地和森林,念咒驱鬼,很接近氐羌系的“笨钵瓦”(俗称“黑教”)与彝族的“毕摩”(或写为“白马”),但当年调查时已经看不到宗教仪式和经堂陈设,宗教用品也很难看到了。杨冬燕《(白马)藏族信仰习俗现状调查研究》(《西北民族研究》2001年第3期),在田野考察的基础上,对白马藏族信仰习俗中至今存在的自然崇拜、苯教信仰、中国道教信仰以及“朝格(池哥)”、“杨氏爷”、行业信仰和藏传佛教信仰的状况作了如实清理和描述,并对(白马)藏族的丧葬、民间禁忌以及种种信仰习俗的特点和它们与(白马)藏族整体生活的关系做了必要的探讨。
   
    有研究者把白马人的信仰和崇拜与歌舞形式结合起来研究。王国基《甘肃文县白马氐人的“池哥昼”》(《傩苑—中国梵净山傩文化研讨会论文集》, 2006年11月)和《白马人傩祭舞蹈三目神面具之源》(《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第2期)等文章认为,文县白马人傩祭舞蹈三目神面具,是研究古代氐族历史和宗教文化的“活化石”,对探寻白马氐族的族源、地望及发展轨迹,具有重要价值。王越平《敬神与狂欢———白马藏族三个村落“跳曹盖”仪式的比较研究》(《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应用人类学仪式过程分析的方法,对甘肃文县麦贡山、四川平武厄里寨和木座寨三个白马藏族村落“跳曹盖”(四川称“跳曹盖”,甘肃称“池哥昼”)仪式的对比分析,指出“跳曹盖”仪式是驱鬼敬神与狂欢庆典仪式的耦合,在不同的村落中二者在仪式中所占的比重有多寡,造成这一差异性的原因和二元性特征实为不同社会情境下价值观念的产物。同类型的研究有李鉴踪《白马藏人的跳曹盖习俗研究》(《天府新论》1994年第2期)和《跳曹盖———一种古老的傩文化形态》(《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1期)等。
   
    白马人的语言,目前学术界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是藏语支的一种独立语言,另一种认为是藏语。前一种意见以孙宏开为代表。他的观点详见于《白马人的语言》(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编《白马藏人族属问题讨论集》, 1980年)、《历史上的氐族和川甘地区的白马人》(《民族研究》1980年第3期)、《六江流域的民族语言及其系属分类》(云南省民研所编《民族学报》,总第3期, 1983年)、《试论我国的双语现象》(《民族研究》1983年第6期)、《试论中国境内藏缅语的谱系分类》(《云南民族语文》1990年第2期)、《白马语是藏语的一个方言或土语吗?》(《语言科学》2003年第1期)等论文和他与日本西田龙雄合著的《白马译语的研究》(日本京都松香堂1990年)一书。他认为“从语音系统来看,白马语与羌语、普米语相近似而与藏语稍远”,词汇方面,“选择2 000多个常用词和藏语进行比较,同源词有500多,占比较词汇总数的27%多,异源词占1 200,大大超过了藏语各方言土语之间的差别”;“白马人使用的语言有自己的基本词汇和语法构造,虽然有与藏语相同或相似的一些特点,但它们之间的差别已远远超过了藏语内部各方言之间的差别,因此说白马话是一种独立的语言是完全有根据的。”认为白马话是藏语的有曾文琼的《试论“达布人”的族属问题》(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编《白马藏人族属问题讨论集》, 1980年),桑木旦的《谈谈“达布人”的族别问题》(同上),桑木旦《再谈“达布人”的族别问题》、阿旺措成与王建民的《白马藏区语言调查纪实》(均见《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88年语言文字专辑)等文章。但前几篇只是举例性地谈到白马话有若干基本词与古藏语相同,后一篇虽较详细,但语音部分只列出8条白马话与藏语的对应关系,词汇部分只比较了150个基本词,不足以说服孙宏开等学者的观点。值得一提的是,黄布凡提出白马语的“底层”说:“白马人最早使用的语言可能是氐语,这种语言虽然已经消失了,但它不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失败的语言总是要在胜利了的语言中留下一些踪迹和影响,成为所转用语言的‘底层’。”“从现在白马话的情况来看,与藏语相同部分为其主体,与藏语相异部分所占比例小,是原有语言的底层。”[4]此说虽运用梅耶的历史语言学比较方法研究白马语,认为其属于藏语,但提出了古代氐语作为“底层”存留在今白马语的情况,实际也是承认了白马人语言历史延续性的存在,对白马人作为一个独立人群的确认有重要意义。
   
    长期以来,“白马人独立语言”说影响较大,被不少人所接受、所引用,例如费孝通说“他们(白马人)的语言和藏语之间的差别超过了藏语各方言之间的差别。”[1]戴庆厦说“就目前所知, (藏缅语族)已确定为独立语言的有35种”,其中就包括“白马语”[5]。
   
    三、对白马人社会状况、社会变化和文化、生理、心理的研究
   
    关于白马人生活地域和社会状况的研究,观点比较集中。学术界认为在今武都至文县、平武、九寨沟、松潘一带是其祖先古白马部落的聚居地。“据考,白马原指地名,古白马部落原在甘肃文县西北占自水上游”[6];“白马人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其祖先可以上溯至先秦时期的氐羌人。在秦汉时期,今天白马人生活的四川平武、九寨沟、松潘和甘肃文县一带就是氐羌人生活的区域”[7](3)实际上,早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顾颉刚先生就指出:“武都本是白马氐的大本营,那边有一座大山,在今甘肃成县的西面。……这座山有田百顷,故名百顷山;又因上有大池,可以煮盐,亦名仇池山。这是氐人的形势险要之地,每有军事,就据险自守。”[8]说明白马人的发祥地在今西汉水上游流域,秦汉至南北朝时期的古籍记载为此提供了很好的理论支持。本世纪初,赵逵夫先生认为西汉水上游氐羌族远古渊源是刑天,系炎帝族系,“武都,乃氐人自称其地、其国之名也。”[9]这又和白马人关于武都国名的由来传说相符。上述学者所论甚至早于秦汉的商周时期氐羌的源族西戎就活动在西汉水上游流域,赵化成认为该地域发现的寺洼文化的族属就是历史上的西戎———氐羌戎的遗存[10](128)。关于这一点,在最近考古发现中也得到了证实:“在西汉水流域发现寺洼文化属于情理之中,但是,该文化大批的遗址及其内涵长期未见报道,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11](279)如果是这样,白马人远古至今的地域研究,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特别是先于秦汉的情况,应该按照各学科领域的新发现加以研究。
   
    对白马人的社会经济生活及其变化的研究,学术界已取得了较丰富的成果。例如李绍明《羌族与白马藏人文化比较研究》、黄英《白马藏人族源探析》、连玉銮《四川平武白马生态脆弱地区经济模式变迁评析》(《人文地理》2007年第3期)、顾人和《白马人村落人居环境的地理特色》(《中国园林》, 2006年第4期)等论文,已经阐明了白马人经济生活的独立性和特殊性。
   
    对白马人文化的研究,学术成果数量是最多的。徐学书《南坪“白马藏人”“十二相”祭祀舞探索———兼论南坪“白马藏人”的族源》(《西藏艺术研究》1988年第3期)一文探索了南坪白马藏人“十二相”祭祀舞蹈,并把艺术研究与白马藏人的族源追溯联系起来。其他如肖常纬《平武白马藏人民间音乐考察》(《音乐探索》1986年第3期)和《平武白马藏人民间音乐考察录》(《中国音乐》1998年第2期)、向远木《略谈白马人的丧葬制度》、何晓兵《四川白马藏族民歌的文化学研究》(《音乐研究》1992年第3期)和《从白马民歌看白马文化的来源》(《音乐探索》1993年第1期)、何晓兵《四川白马藏族民歌的描述与解释》(连载《云南艺术学院学报》1999年4期至2001年第2期)、毛继增《对白马藏人号角式音列民歌的联想》(《音乐研究》1999年第3期)、苟玉娟《白马藏族入赘婚浅析—以四川省平武县木座藏族乡木座寨为例》(《天府新论》2007年12月)、张益琴《甘肃白马藏族民歌考察及演唱分析》(《甘肃高师学报》2007年第4期)、燕仲飞《甘肃白马藏人歌唱方法初探》(《科技信息》2008年第1期)、施琰茹等《白马藏人文化经济教育发展的考察研究》(《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和《白马藏族儿童早期言语发展的考察研究》(《学前教育研究》2004年第1期)等成果,从不同层面研究了其宗教信仰、音乐形式、歌舞、丧葬制度、婚俗、教育等方面的特点和基本情况,已基本明确了白马人文化的共同特点。
   
    白马人文化的保护也引起学界注意。赵宏亮的硕士论文《文县白马人的文化特色及其旅游资源开发》(西北师范大学, 2007年)选取具有代表性的白马人聚居地之一甘肃文县铁楼麦贡山村社区为切入点,通过两次田野调查所获得的文字、照片、录音、录像等资料来全面反映文县白马人的文化特色及成因,并提出了实行保护性开发和可持续发展的措施。余永红《全球化背景下陇南白马人民间美术保护问题刍议》(《前沿》2009年第5期)一文指出,陇南白马人虽然生活于相对封闭的自然环境中,但随着现代科技和信息技术的高度发展,白马人的生活也正在迅速发生变化,陇南白马人的民间美术也正在向世俗化方向发展,其服饰、建筑、家具、面具等民间美术种类,正在逐渐丧失本民族艺术的古朴、神秘等传统艺术精神和韵味,有效保护白马人民间艺术和文化是重要的历史和现实任务。
   
    关于白马人的体质特征,学术界研究成果虽然不是太多,但份量较重。如“2000年以后的分子人类学研究发现,白马藏族的父系遗传基因中棕色人种占压倒多数。此种基因南方和北方的汉族中几乎完全没有;同时藏族的此种基因大约占一半左右,另外一半和汉族有相同父系基因”[12](178),可以说从DNA角度作了白马人独特性的有说服力的研究。此外,黄新美《四川平武白马藏族外眼形态学特征》(《解剖学研究》1988年第1期)、李文英等《四川平武白马藏族外眼形态学特征》(《人类学学报》1987年第3期)和《四川省平武县白马藏族体质调查初步报告》(《四川解剖学杂志》1984年第1期)、胡兴宇等《对南坪县境内“白马藏族”男女青壮年体质特征的调查研究》(《泸州医学院学报》1987年第4期)等论文,研究了白马人人类学方面的独特表征。
   
    四、白马人研究存在的不足和前景展望
   
    毋庸讳言,近30年来关于白马人的研究也有不足之处,举其大者,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对白马人概念的确定性研究不够。研究界混用白马氐、白马人、白马藏族、白马藏人、白马藏、白马族、白马羌、白马藏区人等概念的情况还较普遍。这和白马人族源划分不清以及地甘肃、四川不同的行政区域和面临的少数民族旅游开发和文化保护等因素有关。随着以后研究界的深入,白马人概念的确定性问题在学术层面必然会得到解决。
   
    第二,对白马人发展研究不够。对白马人的研究,四川起步早,研究成果多,而甘肃起步晚,成果也较少。从白马人族群发展的角度看:四川所属白马人聚居区,藏化倾向明显,一些白马人独有的文化随着市场经济社会条件的变化,正在被藏文化所同化;而甘肃白马河流域的白马人聚居区,汉化程度正在逐渐加深。目前,一些学者从保护文化资源的角度,已经涉足到白马人发展研究区域。
   
    第三,纯理论研究较多,实证研究和微观有深度的研究比较缺乏。只有联系白马人的生活实际,一些研究层面的东西才能理解得准确透彻。脱离白马人生产劳作、社会实际的概念推衍,不仅往往隔靴搔痒,而且缺乏实际意义和活力。随着更多的学者深入白马人聚居区,相信会产生优秀的实证研究成果和微观但有深度的研究成果。
   
    第四,对白马人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仍然满足不了研究的需要。白马人的很多资料现存于老一代白马人的记忆里,以口头的形式传承,已往的一些资料、整理作品散见于各种书籍,真伪混杂,面目难辨。一些研究组织或个人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的重要性,阶段性成果即将出现,如陇南“白马人”聚居区的研究者整理了一批资料,可望年底出版。
   
    参考文献:
   
    [1] 费孝通.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问题[J].中国社会科学, 1980(1).
    [2] 孙宏开.历史上的氐族和川甘地区的白马人———白马人族属初探[J].民族研究, 1980(3).
    [3] 孙宏开.白马语是藏语的一个方言或土语吗? [J].语言科学, 2003(1).
    [4] 黄布凡,张明慧.白马话支属问题研究[J].中国藏学, 1995(2).
    [5] 戴庆厦.中国藏缅语描写语言学的现状及展望[J].民族语文, 1989(3).
    [6] 段丽波,闵红云.白马氏与白马羌辩[J].思想战线, 2008(5).
    [7] 连玉銮.现代化进程中白马藏族的社会变迁研究[D].四川大学, 2005.
    [8] 顾颉刚.从古籍中探索我国的西部民族———羌族[J].社会科学战线, 1980(1).
    [9] 赵逵夫.形天神话源于仇池山考释———兼论“奇股国”、氐族地望及“武都”地名的由来[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 2002(4).
    [10] 赵化成.甘肃东部和羌戎文化的考古学探索[A].俞伟超,主编.考古类型学的理论和实践[C].北京:文物出版社, 1989.
    [11]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国家博物馆,等.西汉水上游考古调查报告[M].文物出版社, 2008.
    [12] 李辉.走向远东的两个现代人种[J]. (台北)国立国父纪念馆馆刊, 2004(14).
   
    作者简介:蒲向明(1963-),男,甘肃天水人,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和陇南文史研究。

   来源: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

网站编辑:钱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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