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发展面临着一系列挑战和危机,其中之一就是发表学术期刊文章。一流期刊空间不够,劣质成果大量涌现,学者迫于发表压力难以专心教学,等等。2018年9月7日,国际著名高等教育研究专家、美国波士顿学院国际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创始人菲利普·G.阿特巴赫教授和该中心主任汉斯·德维特教授在专门报道全球高等教育动态的在线出版物“大学世界新闻”(总第519期)上撰文,分析了当下学术出版危机的现状、成因和化解之策。
学术出版面临着一场生存危机:许多一流期刊面临着太多的压力,质量不佳的书籍太多,发表质量低劣研究成果的掠夺性期刊和出版机构迅速崛起,全球各地学者在论文发表方面承受着巨大压力。
上述问题是过去半个世纪全球高等教育发展,尤其是高教大众化,以及各种全球和全国性大学排行榜崛起等人为因素造成的。与此相关的是社会学上的所谓制度同形性(isomorphism)概念,即大多数学术机构都希望效仿处于学术强弱排序顶端的那些大学,寻求转型为研究密集型大学。此外,博士生教育趋势之一是摒弃博士论文,由博士生在学术期刊上所发表的文章取而代之,此举事实上将评估博士生研究成果的职责从各种大学委员会转向期刊的编辑和评审者。所有这一切导致科技出版物数量爆炸式增长,从而使得学术出版系统不堪重负,一直行之有效的同行评审制度无法发挥作用,科学界无力评估大量的科研成果。
化解危机之策其实很简单。由于学术体系鼓励不必要的出版,所以需要大幅度减少拟发表的文章数量。减少学术文章和书籍数量将使得同行评审制度能够更有效地发挥作用,而且将会减少或者清除近期崛起的掠夺性的期刊和出版机构。也许最重要的是,将消除那些担心发表而不是担心教学和服务的学者的压力。
在各种大众高等教育体系中,只有少数大学是研究密集型大学。各个大学都效仿具有研究使命的德国洪堡模式不仅是浪费资源,而且是多余的。博士学位的授予应局限于研究型大学,许多国家也应该减少本国博士生数量,应确保鼓励那些被指定为研究密集型大学里的研究和出版,而且,应该将几乎所有研究经费分配给那些大学。应用科技大学以及其他非研究性大学不应该要求获得研究经费和博士学位授予权。
在不再对大多数学者强调研究的同时,必须增强对教学的认同感和尊重,必须消除机构和个体的制度同形性。这并非易事,不过,采用胡萝卜加大棒策略,这绝不是一项无法完成的任务。
当然,首要步骤是确定各种学术体系不同的学术使命,以及将各种学术机构置于适当的类别之中,并且将财政拨款和学术使命挂钩。而这只能由政府机构或者经过批准的机构来执行,还需有学术界的参与。毫无疑问,这个过程将是既困难又具有争议性的。
知识分配体系需要重大变革。对于一个已变得过度商业化而且部分已腐化的体系,研究密集型大学和专业协会、政府拨款机构,以及其他机构需要承担起更多的职责并获得更大控制权;需要清除各种掠夺性的期刊和出版机构;需要降低诸如爱思唯尔和施普林格等垄断性私营出版机构过高的收费;需要加强同行评审制度;而大幅度减少文章数量将使得这些改革变得更加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