谯定象数易学之承传脉络
.
钱翥
2017-01-16 10:34
谯定（1023～?），宋代象数易学家。据南宋祝穆（？-1255）《方舆胜览·涪州》的记载，“皇朝谯定，字天发，乐温县玉溪人。深于易，自号涪陵居士。”于北宋“靖康（宋钦宗年号）初，吕好问荐之，钦宗（1126）召为崇政殿说书，以论弗合，辞不就。”南宋“高宗（1127）即位，定犹在汴，右丞许翰又荐之，诏宗泽津遣诣行在”。又“靖康初，许右丞荐至维扬从驾，授通直郎直秘阁。未几，冦至，不知所之。”[①]据元初至元甲午（1294）由赵道一编著的《历世真仙体道通鉴续编（卷四）·谯定》说：谯定“深于易学，隐青城大面山中得道。宋高宗建炎（1127--1130）初，以经行召至扬州，欲留之讲筵不可，拜通直郎直秘阁（随奉太子的侍从官之一）致仕，今百数十余岁。”以上记载，皆言谯定“深于易学”，但未说师承何人。《宋史·谯定传》又说：谯定“少喜学佛，析其理归于儒。后学《易》于郭曩氏”。郭曩氏者，世家南平，“世传《易》学，盖象数之学也。定一日至汴，闻伊川程颐讲道于洛，洁衣往见，弃其学而学焉。遂得闻精义，造诣愈至，浩然而归。” “后来又尽弃其学而向程颐学易”，“定《易》学得之程颐，授之胡宪、刘勉之，而冯时行、张行成则得定之余意者也。”譙定把程氏义理易学传之胡、刘二人，冯、张只得其“余意”。“余意”者，不尽之意也。胡、刘二人虽然学了程氏易学，未获得义理之学，而得“余意”“数”学的冯、张，特别是张行成是宋代的数术学大家。按照《宋史》的说法，譙定易学的传承脉络如下：从郭曩氏学象数易学，从程氏学易，把程氏易学的“余意”传授给张行成，张行成接受邵雍“数”学而发展了“数”学，成了中国历史上的数学大师。
史载譙定有《易传》一书。史称谯定“深于易学”，说明谯氏《易传》是一部很有造诣的著作，否则何以说“深于易”呢？但至今未见谯氏《易传》，虽然无从知晓譙定“深于易”的具体内容，但可以肯定他保存象数的传统，或许吸收了程氏所教的《四书》中儒理和义理学的内容。现在，依据上面的文献记载，釐清譙定易学承传关系，揭示其易学承传的脉络。
一、 谯定象数学传承了巴蜀学易的传统
《宋史》称：谯定“少喜学佛”，后跟随郭曩氏学《易》的象数学。从《易传》以后，易学分两大派，一为义理派；一为象数派。王弼开义理学的先河，义理学忽视或抛弃象数，只从卦爻辞的字义中去解解易理。本源象数学是指运用《易传》中所含有的阴阳、乘、承、比、应和爻位学的理论，去解释易理。汉儒在本源象数学的基础上，结合当时的思想理论发展了象数学，即所谓汉代象数学，它包含有：卦气说、十二辟卦说、八宫卦、纳甲说、九宫说、爻辰说，升降说、卦变说等等。没有证据证明谯定向郭曩氏学的是汉代象数学，那他肯定学的是本源的象数学。
郭曩氏的先祖为汉代“严君平之师”，说明他家有深厚的家学渊源。严君平又为扬雄之师。严君平虽著有《周易骨髓诀》和《卦法》两书，但都早已失传，不知内容为何。根据史载，严君平善卜筮易学，重点在劝人为善。他“专精《大易》，耽于《老》《庄》”[②]，用《易》理解释《老子》，著有《老子指归》，说明严君平是一个道家学者。他为扬雄老师，传授给扬雄的是具有道家特色的学说。从扬雄著的《太玄》来看，就是如此。《太玄》只是仿《周易》而作，它在形式上、内容上、主旨上，都与《周易》不同。《周易》组成八卦的基本符号是阴阳，讲阴阳及其阴阳互根、互摄、互补、互化等等，在思维模式上是讲“一分为二”的。司马光在对比《周易》与《太玄》的同异时说：“大抵道同而法异。《易》画有二，曰阴、曰阳； 《玄》画有三，曰一、曰二、曰三。《易》有六位，《玄》有四重。《易》以八卦相重为六十四卦，《玄》以一、二、三错于方、州、部、家为八十首。”[③]可见，扬雄《太玄》的八十一首的思维模式是“一分为三”。冯友兰说：“《易》是按二分法发展的”，“《玄》是按三分法发展的。”[④]《易》卦的六十四卦是26，《玄》的八十一首是34 。扬雄的思想本质上是儒家，想保持儒家的纯洁性而批判神学和今文经学，为了想发展儒家而吸收道家思想，他所创立的太玄学体系是把《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的理论符号化，有深厚的道家色彩。扬雄的《太玄》，吸收了卦气说，使其中含有天文历法的要素。所以，冯友兰说：“扬雄的《太玄》，可以说是汉代‘象数之学’的一个改造”[⑤]，可以说《太玄》具有鲜明的象数学的色彩。西晋范长生（即蜀才）“善天文，有数术，民奉之如神”[⑥]，承续了苌弘以来的传统。扬雄“《太玄》对象数之学的借鉴，于后世亦有影响，尤其在两宋，象数派易学家对《太玄》也是较为推崇的。”[⑦]郭曩氏传易给严君平，君平传给扬雄，“雄传侯芭，自芭而下，世不绝传”[⑧]，表明了巴蜀象数易学的传统。
扬雄的太玄学为他首创，应该是渊源于严君平，是对严君平思想的创造性发展。这不能不说是渊源于巴蜀文化自古就有崇尚象数的传统。春秋末年的苌弘，是周敬王大夫，今四川资中人。《左传·昭公十一年》记载：“景王问于苌弘曰：‘今兹诸侯，何实吉？何实凶？’对曰：‘蔡凶，此蔡侯般弑其君之岁也，岁在豕韦，弗过此矣。楚将有之，然壅也。岁及大梁，蔡复，楚凶，天之道也’。”《淮南子·汜论训》说：“苌弘，周室之执数者也。天地之气，日月之行，风雨之变，历律之数，无所不通。”高诱注：“数，历术也。”说明苌弘是一位精通天文历法、占卜凶吉的数术大师。
中国天文历算的奠基人、世界杰出的天文学家、汉代阆中的落下闳（前156—前87），继承和发扬了苌弘“历律之数”的传统，于汉武帝元封年间参与历法改革，为之作出很大的贡献，一、研制浑仪和浑象；二、开创浑天说；三、制定太初历。太初历改周代之建子，采用夏代之建寅，以寅月为正月。太初历运用“通其率”计算出闰月周期为19年7闰[⑨]，到唐代李淳风所编的《麟德历》，废除了固定闰周，以无“中气”之月为闰月。在二十四节气中，位于偶数者，即冬至、大寒、雨水、春分、谷雨、小满、夏至、大暑、处暑、秋分、霜降、小雪，叫做中气。凡阴历月中没有遇到中气的，其后应补一闰月。《太初历》采用的以寅为岁首和置闰的方法，一直沿用至今。从落下闳的成就来看，苌弘精通天文历数的学问得以传承，自是以后，四川出现了许多“天数”学家：扬雄、谯周、梁令瓒、胡秀林、张思训、张大檝、黄裳、任文公、杨由、李郃、段翳、折象、董扶、杨厚、翟酺、任安、景鸾、何宗、杨宣、段恭、任永、周群、任琼等，吕子方分别对上述人物详加考证，并据此提出了“天数在蜀”[⑩]的观点。在这些历数家中，有许多是易学家，如扬雄、任安、折象、景鸾、段翳等等。
再有，唐代李鼎祚的《周易集解》，集有子夏、孟喜等35家易学，除少数保存下来以外，其余皆已亡佚。李鼎祚《集解》只是辑录，仅以《案》的方式发表自己的见解，但它保存的汉代大量宝贵的象数资料，传承了巴蜀易学象数传统，在易学史上的意义极大。《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易类一》评价此书称：“盖王学既盛，汉易遂亡，千百年后学者。得考见画卦之本旨者，惟赖此书之存耳，是真可宝之古籍也。”陈振孙说:“随唐以前易家诸书逸不传者，赖此书犹见一二，而所取于荀、虞者尤多”[11]。在王学盛行的唐代，《集解》“打破孔《疏》的一家之言统治，这一点尤堪称道。”[12]清代张澍（1776--1847）总结说：“蜀自汉以来，多通术数，其学盖源于苌弘”[13]，他虽用了个“盖”字，仍然证明蜀人崇尚象数的传统，是凿凿可信的。谯定从其祖先接承下的象数学，正是继承了蜀学易的传统。
对于巴蜀易学的传统和特征，舒大刚、李冬梅教授在其所著的《巴蜀易学源流考》一文中作了回答：“巴蜀易学，四道毕备，有尚辞之义理易（如苏轼《苏氏易传》），有尚象尚变之象数易（如李鼎祚《集解》、来知德《集注》），有尚占之卜筮易（如严遵等人），而尤以卜筮易、隐士易源远而流长，独具特色。至于《易》《老》兼治（或以《老》解《易》，如严遵、扬雄），图书说《易》（始于陈抟，传者有胡世安），佛陀解《易》（苏轼、龙昌期），以及仿圣拟经（扬雄、王长文、卫元嵩等），则又巴蜀易学者所优为者也，后之治《易》《玄》、谈《图》《书》者，皆以蜀学为本源。刘咸炘曰: “‘易学在蜀，如诗之有唐矣’。信矣!”[14]舒、李二人的意见是对的，任何一个时代的、任何一个地区的学术都不是单一，是多样的、多元的。在这个多样性的中亮点，就是它的特色。巴蜀易学，在“四道毕备”的基础上，它的亮点就是一以贯之象数和数术的传统。
二、谯定是真的接受了程颐的义理易学吗？
谯定到底几次见程颐？他到底是不是程氏门人？《宋史》说，谯定两次见程颐，朱熹说只见过一次，并且怀疑为程颐门人。这是关系到谯定学术思想是否一以贯之的问题。
朱熹对谯定跟随程颐学习易学并且两次见面，持怀疑态度。据《宋史》记载：谯定与程颐第一次见面，是在程颐被贬到涪陵之前，“洁衣往见，弃其学而学焉，遂得闻精义，造诣愈至，浩然而归。”，第二次见面是在程颐被贬到涪陵后，师友又“游其北山岩中”。朱熹在《与汪尚书》中说：“谯天授亦党事后门人，熹见刘（勉之）、胡（宪 ）二丈说亲见谯公，自言识伊川于涪陵，约以同居洛中。及其至洛，则伊川已下世矣。问以伊川易学，意似不以为然。至考其它言行，又颇杂于佛、老子之学者，恐未得以门人称也。以此一事及其所著象学文字推之，则恐其于程门亦有未纯师者。不知其所谓卒业者，果何事邪？”[15]朱熹说，胡、刘二人亲自听谯定自己说只“识伊川于涪陵”，未曾在洛相见。清代胡渭也认为，说两次相见者“妄也”。他说：“朱子此言，则谯定仅识伊川于涪陵，而入洛则不及见，史称先受易于洛，后复从游于其乡者妄也。徽宗朝蔡京用事，禁毋得挟元佑书，自是伊洛之学不行，时胡、刘二公皆在太学，而定适至，闻其尝与伊川游，故慨然师事之。所欲闻者，义理也，而定本象数之学，不能有所益。定于伊川不纯师，二公于定亦未纯师也。故朱子虽游二公之门，而不得见希夷之真图，晚使蔡季通入峡乃购得之。‘易学在蜀’亦必非伊川语，盖其徒知象数非儒者所尚，故自附伊川之易，以张其学。修史者不能裁择，因而书之以为传，实不然也。昔严君平著《老子指归》，而郭曩氏始祖为其师，然则定所受者乃老子之易，其于圣人之道，犹爝火之于日月也。何足选哉！何足选哉！”[16]朱熹（1133—1200）虽然在程颐（1033—1107）死后26年才出生，但他们相距的时间并不远长，朱熹的怀疑似有相当的可信度。朱、胡的怀疑，提出了三个重要的问题：第一，谯定与程颐只见面过一次，地点在涪陵，他们约定下次见面是在洛，因程颐已经去世，未能实现。第二，谯定未曾向程颐学易，“问以伊川易学，意似不以为然”，难以确定，何况“象数非儒者所尚”，是当时学者两种不同的治学路向。第三，谯定向程颐学《易》是不可能的。“恐未得以门人称也”，谯定不可能弃其佛老之学而成为程颐的门人；程颐的易学是义理学，谯定祖传的象数易学，不可能背弃祖传而向程颐学义理易学。如前引之祝穆《方舆胜览·涪州》及赵道一《历世真仙体道通鉴续编（卷四）·谯定》，这两部文献都早于《宋史》，它们都没有说谯定向程颐学易。祝穆南宋人，赵道一为元初人，他们的记载仅似乎也应该是可信的。
如果按《宋史》的说法，谯定第一次与程颐见面，是在程颐被谪涪陵之前，具体在什么时段未明说。程颐在天圣五年（1067），其父程垧知汉州（今四川广汉）时，已经34岁了，从24岁在京师授徒讲学，已经有十年了。他在讲学内容上，以仁德为本，《宋史》说他“于书无所不读，学本于诚。以《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为标指，而达于《六经》。”[17]他学习的重点是《四书》，只是“达于”未及深入研究“《六经》”（含《易经》）。如果说，谯定仅向程颐学《易》的话，此时还无易“道”可传。胡昭曦教授则推断说，“程颐35岁至53岁，为“布衣”、“年尚少”，“未为世所知”，“学术地位还不高，影响也不大”，意思是说，谯定不可能在这个时间段去向程颐学习。胡教授说，“元佑七年至绍圣四年，这七年多的时间，程颐58岁至65岁，已任官崇政殿说书、判西京国子监，其学术地位比以前高，影响也比以前大。谯定可能是这段时间到洛阳听程颐讲‘道’”[18]的。
可见，程颐随父入四川时，对《周易》尚未深入研究。正因为如此，游成都时，“见治篾箍桶者挟册，就视之则《易》也，欲拟议致诘，而篾者先曰：‘若尝学此乎？’因指‘未济，男之穷’以发问。二程逊而问之，则曰：‘三阳皆失位。’兄弟涣然有所省，翌日再过之，则去矣。”[19] 对未济卦“二程逊而问之”，说明他们是懂的，不然就不是“二程逊而问之”。所指的“未济，男之穷”一语，出自《杂卦传》，为何说“男之穷”，篾者以“三阳失位”来解释。篾者的回答“三阳皆失位”是依爻位说来说的，其实并没有什么深奥的道理。未济卦为
三阳三阴皆不当位，既济卦
三阳三阴皆当位，两卦不但相错且相综，未济中有既济，既济中有未济。由于既济三阳三阴皆当位且相应，故为已成之卦，表示事情已经完成。由于未既卦六爻皆失位，但相应故表示未完成，而不是不能完成，待将来完成。篾者之解释没有特别的深意。二程为何要“涣然有所省”呢？“涣然“者，明白也，辖然开朗之意。就是说，当时在二程的《周易》的知识中，没有爻位说和当位的象数学知识。那么他们从中“省”悟到了什么呢？说明程颐“省”悟到了，对《周易》不能只重义理，篾者以象数解《易》觉得新鲜，所以才“涣然有所省”。所谓“省”悟者，指在以后的注《易》没有完全排斥象数，他也肯定象数学理论。至于程颐如何理解“男之穷”呢？程颐在《易传》只解了《彖辞传》、《象辞传》、《文言传》，未解《系辞传》、《说卦传》、《序卦传》和《杂卦传》，不知他对“男之穷”作何解释？朱熹亦未解。孔颖达解释说：“刚柔失位，其道未济，故曰穷也”。“刚柔失位”即阴阳不当位。是程颐谦“逊”还是程颐真的不解“男之穷”呢？不得而知。
有人笼统地说，程颐反对象数学的说法，是不妥当的。其实，程颐并不反对本源象数学，他反对的象数学是汉代象数学。特别是当时陈抟的“图书”学和邵雍的“数”学。本源象数学，到了宋代分化为“象”、“数”和“术”三学了。陈抟结合“象”和“数”，创造出“图书”学，是对易学的发展与创新。邵雍把“数”和“术”都加以了发展，著《皇极经世》发展了“数”学，著《梅花易数》发展了“术”学。《梅花易数》是讲占卜术的，他却要用“易数”而不用“易术”。这里的“数”是“术”的意思。《皇极经世》提出“皇帝王霸”说和“元会运世”说。对于陈抟和邵雍的象数学，当时就认为“非儒家所尚”而遭到了反对。蔡元定（1135--1198）说，《皇极经世》“其用字立文，自成一家；引经引文，别为立学，故学者多疑惑”。[20]，直到清初毛奇龄（1623—1716）认为，“太极图”是陈抟“从《真元品》中剽窃来的”，“纯出于道教，不可为训”。“河图”、“洛书”“也是道士陈抟杜撰出来的，朱熹将这两种伪学篡入儒学中也是荒谬的。”[21]程颐从儒家正统的立场出发，对陈抟、邵雍的象数持异义、甚至反对是以理解的。
南宋周必大（（1126—1204））亦说“涪陵谯定，夫授易学于程氏者”[22]，但未说明时间。《程氏易传》完成于元符二年（1099），与周必大的《墓表》的时间相距很近，说“谯定授易学于程氏”，应该是可信的，不知朱熹为何持怀疑态度？而《程氏易传》是主义理的，“其特点是以‘义’或‘天理’解释变易的法则”；为了说明义理并不排斥“卦变说、当位说、相应说”[23]，特别是在对“未济”卦的解释中，吸取了蜀人篾者的说法。他在解释“未济”卦的卦辞说此卦“诸爻皆不得位，故为未济。《杂卦》云‘未济，男之穷也，谓三阳皆失位也’，斯义也，闻之成都隐者。”既然谯定“深于易学”，向程颐学习什么？程颐主义理也不排斥象数，难道他们不能相互学习吗？只讲象数不讲义理说不上“深于易学”，只讲义理不讲象数则不是易学了。从程颐深悟篾者“三阳皆失位”的情况来看，认识到了不能排斥本源象数学，而运用到解卦中去，这样程氏易学与谯氏易学就一致了。
“易学在蜀”自宋以来，学术界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学兄胡昭曦专门进行了研究，对此问题做出了自己的回答：他说程颐所云“‘易学在蜀’是出自他对四川地区易学研究的传统和现状的了解，从而概言蜀中易学发达，或指蜀中对易学有研究深度、特色的学者，亦或二者皆指。”[24]我认为，“易学在蜀”的说法是指蜀易中一以贯之的、有自己特色的亮点，那就是“象数”与“数术”。
三、从谯定易学的传授看他的学术脉络
按《宋史》的说法：“定《易》学得之程颐，授之胡宪、刘勉之，而冯时行、张行成则得定之余意者也。”程颐《易传》“继承发展了王弼的易学方法，将义理派的易学研究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是宋代义理派易学的经典著作”[25]。如果谯定“弃其”祖学而得“精义”则应该是程颐的义理易学，但谯定传授给胡、刘、冯、张的是义理学吗？下面，我们分别查看谯定的门生胡、刘、冯、张四人对其易学的传承情况：
谯定弟子之一胡宪（1086—1163），字原仲，南宋人，居建州（福建）崇安。“绍兴中以乡贡入太学。会伊、洛学有禁，宪独阴与刘勉之诵习其说。既而学《易》于谯定，久未有得，定曰：“心为物渍，故不能有见，唯学乃可明耳。”宪喟然叹曰：“所谓学者，非克己工夫耶？自是一意下学，不求人知。一旦，揖诸生归故山，力田卖药，以奉其亲。安国称其有隐君子之操。从游者日众，号籍溪先生，贤士大夫亦高仰之。”[26]以此知道，胡宪“学《易》于谯定”，而“久未有得”，是指从程颐那里学来的义理学？还是祖传的象数呢？如果“未得”的是义理学，那是不可思议的，因为义理学并不是十分难懂的，那么，只有一种可能是象数学。谯定说：“人的内心被外物浸泡，所以不能有见解，只有学习才能明白啊。”胡宪喟然长叹道：“先生所说的学习，不是指约束克制自身的言行和欲望的素养吗？”谯定对胡宪的解释和胡宪的感悟都是从道德修养的角度说的。既然象数易学“久未有得”，谯定就只有从道德个角度去开导他。胡宪后来归隐故里，过着“隐君子”的生活，他未能学得谯定的学说，没有能接承谯定易学的内涵和主旨。
谯定弟子之二刘勉之（1091—1149），字致中，南宋建州（福建）崇安人。“自幼强学，日诵数千言。逾冠，以乡举诣太学。时蔡京用事，禁止毋得挟元祐书，自是伊、洛之学不行。勉之求得其书，每深夜，同舍生皆寐，乃潜抄而默诵之。谯定至京师，勉之闻其从程颐游，邃《易》学，遂师事之。已而厌科举业，揖诸生归，见刘安世、杨时，皆请业焉。及至家，即邑近郊结草为堂，读书其中，力耕自给，澹然无求于世。与胡宪、刘子翚相往来，日以讲论切磋为事。”[27]刘勉之先师事谯定，未深研谯定易学，后见到了刘安世、杨时后，又改换门庭受业于门下，也未能得谯定易学之宗旨。后辞归武夷山，专事讲学，创立“刘胡学派”。此派尊奉二程。反对王安石“新学”。对于《易》学，认为 “复卦”，是“《易》之门户”，主张“学《易》莫先于复，而初九乃其工夫之要”。特别注重“克己”，教授诸生“训以为己之学”。主张“取人‘以德行经术为先，其次则通习世务’。”为学重视“前代治乱兴衰”，以补时用。尊奉二程，其易学以义理为主，属于程氏的义理之学。
谯定弟子之三冯时行（1100—1163），字当可，号缙云，四川巴县人。宋徽宗宣和六年恩科状元，历官奉节尉、江原县丞、左朝奉议郎等，后因力主抗金被贬，于重庆结庐授课，坐废十七年后，方重新起用，官至成都府路提刑，逝世于四川雅安。《宋史》无传。事迹见于《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一O、一四二、一七六、一八二、一九二中，清代陆心源著的《宋史翼》卷十中，有传。《宋史·艺文志》载，著有《缙云集》四十三卷，已散佚，明嘉靖中李玺刊为《缙云先生文集》四卷，卷一至三为诗。《四库全书·缙云文集·提要》称其诗“忠义之气，隐然可见。”冯时行的《易论三卷》已佚。舒大刚等教授根据史载，点明冯时行“言易之象在画，易之道在用，学传于李舜臣; 李舜臣《易本传》以为‘易本于画，舍画则无以见易’，故其书‘因画论心，中爻为用’，盖主于借卦位爻象以明义者。胡一桂谓其‘优于明象者也’，是皆‘尚象’之家。”[28]可见，谯定的弟子冯时行和再传弟子，皆明象之学，而不主义理之学，说明谯定仍然保留着自己祖传的学统，未能接受程颐的义理易学。
谯定弟子之四张行成（生卒年不详），字文饶，时称“观物先生”，南宋临邛（今四川邛崃）人。南宋绍兴(1131—1137)进士，乾道（1165--1173）间，“由成都府路钤辖司干办公事，丐祠归（主祭祀，只领俸禄而无职事的官）归。”杜门十年，潜心著述，著有《周易述衍》十八卷，以阐明“三圣”（伏羲、周文王、孔子）之易；《翼玄》十二卷，阐明扬雄之易；《元包数义》三卷，阐明卫元嵩之易；《潜虚衍义》十六卷，阐明司马光之易；《皇极经世索隐》二卷、《观物外篇衍义》九卷，阐明邵雍之易；《周易通变》四十卷，是张行成的代表著作。乾道二年(1166)六月，上表进书，皇帝下诏褒奖，除直徽猷阁，官至兵部郎中、知潼川府，为政善于理财。
张行成在《周易通变》中取邵雍先天图十四图，敷演解释以通《易》之变，又将邵氏图式归纳为“象图”和“数图”两个基本图式。“象图”来源于先天卦方位图，表示生物之时；“数图”又称坎离既济图，表示生物之数。雍之学有“所传十四图，世不得其传。行成得于蜀中估籍吏人之家，因演解之。以为象数之用，皆起于交，交则变，故称‘通变’”。“象之变为‘交泰’，图体之极于129600，以86400为用，观物为以元经会，以会经运，以运经世之数，其要则总于四象运行一图。“数”之变为《既济》，图体之极于122880，而以34048为用，观物为日月、星辰、水火、土石、声音、律吕、倡和之数，其要总于八卦变之八图。四象运行、为天数。八卦变化为物数。处于其间，上以承天，下以生物者为地数。故二者之用，全在卦气之一图，以动植通数，布为九位，中五斡旋，卦乃生焉。256卦，会分为12，位分为16，具138240之体，92160之用。而天之运行，物之变化，自1至1800万之数，皆在其中”。以此延伸，“坤（地）之无极之数，阴阳之消息，运世之否泰，人物之盛衰，皆可得而考。天垂象，河、洛出‘图’、‘书’，伏羲因之而画卦，伏羲之意，传天之意也。先生（邵雍）之书，尽寓于十四图。”祝泌认为，张成成对于邵雍之学“其发明固多，其支蔓亦多。”魏了翁“惜其书之不尽传”，并说：“行成大意：谓理者，太虚之实义；数者，太虚之定分。未形之初，因理而有数，因数而有象；既形之后，因象以推数，因数以知理”[29]，这是张行成论《易》的名言，亦可以说是他论《易》的主旨。张行成曾以谯定为师学《易》，主要弟子有吕凝之。可见，张行成之“象”、“数”学，虽以邵雍之“数”学为主，同时也继承发挥了谯定“象数”学。
到了明代的来知德（1526--1604）回归到本源象数学，著《周易来注》，由于它传承了巴蜀易学的传统，唐明邦教授称之为“蜀易的扛鼎之作”[30]。他的所谓“象”，是指六十四卦的错卦之象、综卦之象和中爻之象，是依据《系辞传上》的“参伍以变，错综其数”和《系辞传》的“若夫杂物撰德，辨是与非，则非其中爻不备”而来的。在八经卦基本卦象的基础上，进而再把六十四别卦的卦象分为：“卦情之象，有卦画之象，有大象之象，有中爻之象，有错卦之象，有综卦之象，有爻变之象，有占中之象。如释卦名卦义，有以卦德释者，有以卦体释者，有以卦综释者，皆言象也。所以说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但形容物宜可拟可象，即是象矣。”[31]他的所谓“数”，是指蕴含于《易传》中的爻位说、得中学、当位说、乘承比应之说。来知德以这样的象数学为依据来解释卦爻辞，强调“理寓象中”，义理与象数是统一的，舍去了象数，《易》理就失去了依据，可见来知德回到了本源的象数学，继承和发展了巴蜀易学的传统。陈德述著《周易正本解》[32]遵循“义理寓与象数统一”的原理，以哲学辩证法解《易》，继承、发展了来氏易学。
以上可以看出，谯定易学的传承脉络，同时也与苌弘、严君平、扬雄、李鼎祚、陈抟、郭曩氏、谯定、张行成、来知德之易学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链条。他们的学说虽然各有差异，但都贯穿着象数、数术的传统，这就是谯定易学承传之大致脉络也。
2015年10月11日于青松斋完稿
陈德述，男，1937年12月出生，重庆南川人，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从事中国古代哲学（儒学、易学）研究。
[①] （南宋）祝穆：《方舆胜览·涪州》，中国古代地理总志丛刊本。
[②] 常璩著、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卷十，成都，巴蜀书社，1984年，第701—702页。
[③] 司马光：《太玄集注·说玄》，新编诸子集成本。
[④]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中）》，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48页。
[⑤]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中）》，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47页。
[⑥] 转引自舒大刚、李冬梅《巴蜀易学源流考》，《周易研究》2011年第4期第28页。
[⑦] 廖名春等：《周易研究史》，长沙，湖南出版社，1991年，第127页。
[⑧] 转引自舒大刚、李冬梅《巴蜀易学源流考》，见《周易研究》2011年第4期第31页。
[⑨] 参见查有梁的《落下闳》（修订版）第二章《落下闳的贡献》，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2009年。
[⑩] 参见吕子方：《中国科学技术史论文集（上）》第225—268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
[11] 见朱彝尊《经义考》卷十四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
[12] 廖名春等：《周易研究史》第197页，长沙，湖南出版社，1991年。
[13] 清代张澍：《蜀典》卷二《人物类》。
[14] 舒大刚、李冬梅：《巴蜀易学源流考》，见《周易研究》2011年第4期第33页。
[15] 《朱熹集》（二），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286页，.
[16] 胡渭：《易图明辨》卷十，成都，巴蜀书社，1991年，第340页。
[17] 《宋史·列传·道学一》
[18] 胡昭曦：《析‘易学在蜀’》，载《宋史研究论文集》，河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
[19] 《宋史·列传·隐逸·谯定传》。
[20] 转引自尚秉义《<皇极经世>导读·自序》，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第22页。
[21] 陈德述：《毛奇龄崇尚“事功”反对“以空言说经”的思想》，《明清实学思潮史（中）》，济南，齐鲁书社，1988年，第1197-1219页。
[22] 周必大《文忠集》卷三十五《籍溪胡先生宪墓表》。
[23] 朱伯崐：《易学哲学史（中）》第189、196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
[24] 胡昭曦：《析“易学在蜀”》，载《宋史研究论文集》，河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
[25] 廖名春等：《周易研究史》，长沙，湖南出版社，1991年，第265页。
[26] 《宋史·列传·隐逸·胡宪传》。
[27] 《宋史·列传·隐逸·刘勉之传》。
[28] 舒大刚、李冬梅：《巴蜀易学源流考》，《周易研究》2011年，第4期，第30页。
[30] 见“国家‘985工程’四川大学宗教、哲学与社会研究创新基地丛书”、陈德述《周易正本解（修订本）·原初版序》，巴蜀书社，2015年。
[31]来知德：《周易来注图解》，成都，巴蜀书社，1988年，第111页。
[32]《周易正本解》于2012年由巴蜀书社出版，2013年，巴蜀书社又以《周易正本通释》为名，加上《百年名家说易》，变为三本套装，以两种封面式样出版。2015年，出《周易正本解（合订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