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文化研究

宋元之际四川主要城市地理分布格局演变探析

钱翥

2018-09-25 01:38

伍 磊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8年1月


宋元之际四川主要城市①地理分布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由沿金牛道陆路分布变革为沿岷江—嘉陵江—长江水路分布,这是四川城市发展史上的重要转折点。自秦国统治巴蜀至南宋中期,金牛道沿线城市政治、经济、文化繁荣程度长期在四川占据领先地位。南宋朝廷偏安江南,金牛道成为重要国防交通线,沿线城市的经济文化地位开始出现动摇。宋元之际的战争有力地推动了四川城市地理分布格局的变迁。蒙元突破南宋秦岭巴山防线以后,给四川原有城市带来了颠覆性的破坏,残余之城市被迁入山城②之中。南宋淳祐二年 (1242年),余玠任四川安抚制置使,采纳播州冉氏兄弟的建议,以府州军监为单位,在嘉陵江、岷江、长江水运交通节点和地势险要地方增筑山城,建立完整的山城体系, “筑青居、大获、钓鱼、云顶、天生凡十余城,皆因山为垒,棋布星分,为诸郡治所,屯兵聚粮为必守计”③。蒙古宪宗八年 (1258年)蒙哥汗南征四川以后,蒙元占领和新修了众多山城,以此与南宋对峙。据胡昭曦和任乃强考证,山城位置确定者共46处,另有位置不确定者四十余处④。山城中军民一体, “区别民居,分画市井……起郡学,立孔殿”, “粉雉矗空,楼橹连云,官有廨,粮有廪,兵有营,战守及备,靡不悉周”⑤,具有较为完备的城市功能,是宋元之际四川主要城市地理分布格局变迁的过渡形态。学界多从文化遗产、军事和比较研究等角度对山城进行探讨①,少有学者从 “城市”的角度,对其进行考察②。有鉴于此,本文以山城之城市内涵为突破口,对宋元之际四川主要城市地理分布格局的演变及山城在其中发挥的承接作用,诚做一番尝试探讨。


一 宋元战争之前四川主要城市地理分布格局概况


南宋端平以前,四川主要城市大都分布在金牛道一线,呈东—北走向。何一民认为,宋代四川城市主要有成都、梓州、绵州、兴元、遂州、汉州、利州7处③。这7座城市中,6座均沿金牛道分布在川峡四路的西部和北部,剩余之遂州距离金牛道也较近 (图1)。梁中效认为,宋代以蜀道为轴线,以成都府、梓州、兴元府等城市为支点,形成了当时全国四大城市带之一的 “蜀道城市带”④。金牛道重要性远超峡路,如为管理金牛道,宋廷专门设置了 “绵汉剑门路都巡检使”⑤。同时,设立了与州同级并直隶宋廷中央的剑门关⑥。


四川其他地区的城市与金牛道沿线城市差距巨大。宋熙宁年间年商税额直观反映出这一状况。熙宁十年 (1077年)四川各府州商税收入,十万贯以上的府州有:成都府89.9万贯、兴元府42.6万贯、遂州28.1

万贯、彭州27.8万贯、梓州27.4万贯、蜀州22万贯、怀安军18.1万贯、阆州15万贯、果州14.8万贯、合州13.7万贯、利州13.5万贯、夔州13.2万贯、眉州12.7万贯、绵州12.6万贯、嘉州11.6万贯、剑州10.6万贯、戎州10.3万贯⑦。年商税额十万贯以上的城市,川东只有夔州一处,川南只有戎州一处。四川人口分布也可以反映出这一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情况。崇宁元年 (1102年),四川人口达6万户以上的府州有:成都府18.2万、绵州12.3万、汉州12.1万、潼川府11万、邛州7.9万、眉州7.3万、嘉州7.2万、蜀州6.8万、兴元府6万①。均位于成都府路和潼川府路北部。宋代四川商税收入和人口分布重心大致与主要城市分布区域一致,即大都位于川西北一线,时人有云: “益梓尚有繁盛风,夔峡穷民几比屋。”②金牛道沿线城市政治地位也十分显要。南宋时期,成都长期为四川宣抚使、制置使治所。绵州以知州事兼绵、威、茂州、石泉军沿边安抚使,节制屯戍军马。绍兴五年(1135年),川峡宣抚副使移司绵州。嘉熙元年 (1237年),又为四川制置副使治所③。


金牛道陆路城市虽然占据四川城市的主流,但是水路与城市兴衰的关联度日益紧密,沿江城市日益重要。其中最为明显的即是梓州—潼川府。唐代以前,梓州地位尚不如今梓潼县重要。据黄盛璋考证,唐代中期以前,金牛道支线 (又称米仓道西线)开辟, “自昭化分路沿嘉陵江到阆中、南部,然后折西经盐亭、三台、中江,合剑阁道于德阳”, “因交通之故,使潼川成为重镇”④。梓州处于金牛道支线的核心位置,上游即是金牛道重镇绵州,下游是成渝北道重镇遂州。梓州位置居中,可以控扼东、北出成都的交通要道, “地居成都肘腋间,恒足以制西川之命”⑤。因此,唐廷将东川节度使治所设在梓州,可以达到牵制西川的效果。梓州因陆路而兴,但位于涪江上游,水运不甚便利。宋代开始,潼川府路治所就不断沿涪江向下游移动。两宋大部分时期,潼川府路转运司设置于涪江下游之遂州⑥。元初,潼川府治所转移至涪江口,曾短暂置于合州⑦。


南宋前中期,嘉陵江沿线城市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南宋王朝偏安东南,秦岭一线成为国防前线。为了供给川陕防线驻军的军需物资,嘉陵水道重要性日益突出,带动了沿江城市的发展。嘉陵水道又称内水道,茶纲入秦州、军粮入兴元府、凤州马纲出峡路均由此而行⑧。“(益昌)水走阆、果,由阆、果而适夔、峡焉”⑨。沿线阆州、果州、合州、重庆为转运重地,其中合州控扼三江,最为重要,是漕运川米的起点,宋廷在此 “置转船仓”。合州还是宋廷转运茶纲入秦州,转运马纲趋峡路的重要节点。何玉红认为 “南宋川陕防线战争以及供给军队钱粮物资,给当地民众的生产和生活带来极大的破坏和影响,直接导致蜀道经济带的衰落”。但是,宋金战争和川陕防线的物资供应并未导致四川主要城市地理分布格局出现根本性的变化。兴元府、金州等地在南宋前中期破坏较大,但利州、绵州、阆州、梓州、成都府等四川内郡城市在南宋前中期依然繁荣。


南宋前中期,四川沿江城市虽然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金牛道城市有衰落的趋势,但过程非常缓慢,并没有实质性的突破,沿江城市与沿金牛道城市差距仍然巨大。直至宋元战争和山城体系的修建,加速了四川旧有主要城市地理分布格局由东—北走向靠近陆路向东—南走向靠近水路的转变趋势。


二 山城沿江地理分布格局与水路地位的提升


南宋理宗绍定、端平年间,川陕防线被蒙古军队攻破。蒙军连年突入四川内郡抄略,为了扭转四川的战略颓势局面,端平、嘉熙、淳祐年间,宋廷以水路交通要道为纲,在川峡四路东南部即夔州路、潼川府路南部沿江因山设险,修建了山城防御体系。蒙元借鉴了南宋在四川的山城战法,经营着众多攻占和新修的山城。山城设置以军事、地理因素为主,打破了四川原有城市地理分布格局,促进了岷江—嘉陵江—长江水路交通地位的提升 (图2)。


南宋在绍定、端平年间失去对川陕防区北部五州三关的控制之后,四川宋军对长江—嘉陵江水运的依赖程度就更深了。由于蜀地残破,之前依靠蜀地内郡向川陕驻军供应物资的做法无从实现,而必须依靠荆湖地区的支援,长江水运直接关系着南宋朝廷的命运。“自绍定五年 (1232年)以后,官既失籴,而关之内外七十余仓皆为灰烬,所谓百万斛者既无从出,所仰给者惟一分水运耳。”①由此,宋廷专门设立了 “夔路策应司”②。南宋嘉熙三年 (1239年),四川制置副使彭大雅筑重庆城,号称 “西蜀根本”。重庆筑城之后,“非持险固可守,而控两江之会,漕三川之粟,诚为便利”③。重庆成为南宋在四川的水路转运中心。后余玠迁四川安抚制置司于此,四川总领所应该同时被迁入④。余玠任四川安抚制置使时,整合端平、嘉熙年间所筑山城,进一步完善山城防御体系,“移沔戎 (司)于青居,兴戎 (司)先驻合州旧城,移守钓鱼,共备内水,移利戎于云顶,以备外水,于是如臂使指,气势联络”⑤。山城设置注重对水路的控制,以便利用大江进行军民物资运输⑥。1258年,蒙哥汗南征四川,给南宋在四川的残余力量以重大打击,荆湖地区溯江而来的援助对四川宋军更加重要,南宋遂制定了 “荆蜀相资”和 “筑城固守”的蜀地国防策略⑦。如开庆元年 (1259年)九月,宋理宗 “催蜀漕运”,督促荆湖地区运粮支援四川宋军驻守各山城⑧。荆湖援助物资先存放于重庆城中的四川总领所仓库,再转运至上游各山城,如咸淳三年 (1267年)七月,四川都统制昝万寿调统制赵宝、杨立等率舟师护粮达渠各山城,获得宋廷嘉奖⑨。


从宪宗开始,元廷即注重对嘉陵江—长江水道的利用,向元军供应军粮。兴元是粮草转运的中枢,陕西四川行省治所曾设置于此,其主官职责亦以转饷为重,如赛典赤 “行省事于兴元,专给粮饷”。粮草由兴元转运至沔州,然后换船由嘉陵江漕运至下游各地。四川各地蒙元军队长期依赖于漕运物资,漕运直接关系到蒙元在四川的军事存在和重大军事行动。漕运顺利为元廷取蜀奠定了重要基础, “路挽兴元,水漕嘉陵,未期年而军储充羡,取蜀之本基于此矣”。如元宪宗亲征南宋时,以汪良臣为权便宜总帅府事,专门在巩昌组织伐蜀军队的物资供应,史载 “良臣既奉命,治桥梁,平道路,营舟车,水陆无壅,储积充牣”。有力支撑了宪宗南征。当漕运出现问题时,则严重威胁蒙元在四川的军事存在。如蒙古宪宗四年 (1254年)春旱,嘉陵江水浅,漕舟难以为继,蜀中蒙古军立刻面临缺粮的危险,甚至 “议者欲弃去”,巩昌总帅汪德臣夺取宋军山城粮食,才支撑到 “鱼关、金牛水陆运偕至”,加之屯田麦熟,食用遂给①。


为了更好地利用嘉陵江—长江进行军事后勤运输,元廷在沿线重要城市设置了漕运司。元宪宗时,在嘉陵江上游城市沔州设置了漕运司。蒙哥伐蜀之前,“德臣入见 (忽必烈),乞免益昌赋税及徭役,漕粮、屯田为长久计,并从之。即命置行部于巩,立漕司于沔,通贩鬻,给馈饷”②。元世祖即位后,在阆州大获城、顺庆青居城等嘉陵江水路沿线山城设置了漕运司,专职负责嘉陵江沿线各山城军事后勤运输。据 《冯时泰墓志铭》载:“(中统)四年 (1264年), (冯时泰)佩金符,充顺庆、阆州等处规措军储、课税、漕运使。”③又据 《张谦墓志铭》载: “中统改元,蜀土未平,大军攻两川,供馈颇艰。行省事于关陕,闻其能,辟公充兴元等处军储规措副使,公通水陆,以便漕运,招商贾,以中盐粮。平蜀之役,兵食常足,公有力焉。”④至元四年 (1267年),元廷下令 “修治四川山路、桥梁、栈道”⑤。平定四川以后,元廷进一步完善了嘉陵水路,从广元至重庆,设有水站十七处⑥。


蒙军占领成都之后,置屯田于成都,利用岷江—长江进行漕运,供给下游沿江各山城军粮。成都之于岷江—长江水运交通起点城市的功能,得到了极大增强。元初,成都是漕运岷江—长江沿线军队后勤补给的关键基地,设有成都漕运司⑦。此后,岷江—长江军事后勤物资运输十分繁忙。如中统三年 (1262年),元廷以成都路军民经略使刘黑马督导长江漕运, “泸州被围,黑马已属疾,犹亲督转输不辍”⑧。又如至元六年(1269年)正月,船桥水手军总管石抹按只负责利用岷江—长江漕运军粮,功劳颇大, “也速带儿领兵趋泸州,遣按只以舟运其器械、粮食,由水道进。宋兵复扼马湖江,按只击败之,生获四十人,夺其船五艘。复以水军一千,运粮于眉、简二州,军中赖之”⑨。同时,元军还对宋军长江漕运,进行了破坏行动, “宋兵邀漕舟于安乐山,(元军旦只儿部)击走之,遂破其石磐寨”。至元十二年 (1275年),东、西两川行枢密院元军总攻重庆,李德辉以王相抚蜀, “德辉至成都,两府争遣使咨受兵食方略”,至元十四年 (1277年),元军围攻泸州、重庆,“诸军既发,德辉留成都给军食”。即以岷江—长江进行后勤物资的运输,供应前线元军。元将张万家奴 “以所部转饷成都及下流诸屯,寻迁招讨使”。至元十三年 (1276年)九月,“遣泸州屯田军四千,转漕重庆”。至元十五年 (1278年),元廷进一步完善了岷江—长江水路交通设施,“立川蜀水驿,自叙州达荆南府”。据蓝勇考证,元初成都至荆南府共设置可考水站50个。驿路的完善使长江水运更加便捷。如至元二十三年 (1286年)六月, “皇孙铁木儿不花驻营亦奚不薛,其粮饷仰于西川,远且不便,徙驻重庆府”。


三 山城与城市的保存


宋元之际长期的战争使得四川原有各城市相当残破,打破了四川原有主要城市地理分布格局。南宋端平三年(1236年),蒙古军队抄略蜀地,四川各城市即遭到了巨大的破坏,时蜀人吴昌裔说道:“昔之通都大邑,今为瓦砾之场;昔之沃壤奥区,今为膏血之场。青烟弥路,白骨成丘,哀恫贯心,疮痍满目。”残存之地则破败不堪,“六十余州今止有二十余州,所谓二十余州,又皆残 破,或一州而存一县,或一县而存一乡”。淳祐二年,余玠出任四川安抚制置使,完善了山城防御体系,迁徙残余之城市于山城之中。山城中军民一体, “粉雉矗空,楼橹连云,官有廨,粮有廪,兵有营,战守及备,靡不悉周”①。元军在四川仿效了南宋的山城策略,大力经营新修或者夺取而来的众多山城。现今的考古调查在山城中发现了大量城市遗迹,与文献记载基本吻合。如泸州神臂城中,发现了宋元街道、庙宇、宋代钱币等遗迹②。在合川钓鱼城中,也发现了宋元道路、码头、房址、官署、兵营、寺庙等遗址③。山城是宋末元初四川残余城市资源的主要集聚地,不仅具有行政、教育、经济等完备的城市功能,还具有宁欣所归纳的 “地域空间”、“社会和政治空间”、“精神空间”等宋代城市特征④,应被当作特殊时期的城市看待⑤,是宋元之际四川城市地理分布格局演变的过渡形态。



山城保存了四川大部残余之行政资源。南宋迁徙残存的二十余府州军监 治所于山城之中,“宋臣余阶议弃平土,即云顶、云山、大获、得汉、白帝、 钓鱼、 青居、 苦竹筑垒, 移成都、蓬、阆、洋、夔、合、顺庆八府州治其上,号为八柱,不战而自守矣”⑥。迁徙进山城之州府级治所,共有30处 (洋州侨治巴州得汉 城,不计入四川之内),这与吴昌裔所说四川只余二十余州基本吻合⑦。山城修建有完整的 行 政 办 公 建筑,如考古人员在钓鱼城发现了前后三进院落,面积达1.5万至2万平方米的宋元衙署遗址⑧。蒙古宪宗八年,蒙军夺取四川嘉陵江中上游沿线众多山城,不久即置行政机构于其上。据 《便宜副总帅汪公 (德臣)神道碑》载,“杨氏、张氏、蒲氏皆行帅府大获山、运山、大梁平,故地与便宜,其时目曰 (加上汪氏守御之青居城)四帅府”,后四帅府演化为顺庆路、蓬州、保宁府、广安府⑨。至元十年(1273年),元军突破南宋荆襄防区后,四川东南部大量山城降元,元廷随即任用 原 行 政 系 统。如合州钓鱼城投降后,原南宋守将王立即被承制授官, “仍为安抚使,知合州”。


山城保护了大量人口。南宋修建山城之时,即 “区别民居”,注重设置民众安置和居住功能。史料中有大量关于南宋或蒙元山城庇护民众的记载。如蒙古宪宗四年,蒙古巩昌总帅汪德臣 “获宋提辖崔忠、郑再立,纵令持檄 谕苦竹,守将南清以城降,所俘城中民,悉归之”。又如宪宗八年,蒙哥率军至大获山城下,宋守将杨大渊降 “乞活数万人 命”,汪德臣劝降钓鱼城也称 “活汝一城军民”。开庆元年冬,四川宋军击退蒙军主力后,宋理宗就如何恢复四川战后秩序,诏谕四川官员:“比者蜀道稍宁,然干戈之余,疮痍未复,流离荡析……其被兵百姓,迁入城郭。”即把 四川残余百姓迁入山城 之 中。中统三年,宋将刘整以泸州神臂城降元,元军徙泸州民于成都、潼川。至元九年,元巩昌总帅汪惟正 “帅兵掠 忠、涪,获 令、簿 各 一,破 寨 七,擒守将六,降户千六百有奇,捕虏五百”。至元十一年,元将杨文安攻宋夔州路牛头城,“以火箭焚其官舍民居”。至 元 十 三 年,宋 四 川 制置副使张珏出奇兵青居城,“火民居”。至元十五年(1278年),元西川行枢密院副使李德辉招降钓鱼城, “安集其民,而罢置其吏,合人自立而下,家绘事之。”据无名氏《钓鱼城 志 记》记载,钓鱼城投降时,其中保存“秦、巩(革、利、沔”及合州人士达 “数十万”①。山城是战时四川教育资源遗存的主要庇护所。余玠在完善山城体系时,十分重视学校等教育资源的保存。时人阳枋在为余玠生祠做记时,把他完善的山城防御体系与当时四川的学校教育联系起来,说余玠入蜀主政以后,“凡地险势胜,尽起而筑之,大获、大梁、运山、梁山、钓鱼,峙莫逾之势于前;古渝、凌云、神臂、天生、白帝,隆不拔之基于后,雪雉摩云,银甍矗日,军得守而战,民安业而 耕,士有处而学”②。淳祐五年(1245年),知蓬州杨大渊修建运山城时,“起郡学,立孔庙”,不 忘 “文 事”③。随 着 四 川制置司迁徙到重庆城,重庆府学也随之建立,据《有宋朝散大夫字溪先生阳公行状》记 载,大 约在淳祐年间,重庆建立府学,并得到了宋理宗赐字, “蜀阃建学,宸奎赐 ‘明心’二 字 以 淑 人心”④。夔州白帝城中也修建了文化设施。据时人阳枋记载,淳祐六年 (1246年),“帅环卫俞公兴治,创大成殿于卧龙山之阳,奉祀仅庇风雨,青衿弦诵,亡所适依”⑤。山城庇护了大量知识分子,如神臂城守将刘整降元时,城内 “签厅官四十三人,皆进士老儒”⑥。据粟品孝研究,宋末四川教育中心已经由成都转移至重庆府学。四川残余学校主要分布在四川偏东、偏南的夔州路和潼川府路。夔州路有重庆府学、夔州州学2所山城学校,共有7 所学校;潼川府路有一所新建的山城学校即蓬州州学,共有7所学校;而利州路和成都府路一所也没有, “这种分布情况与当时南宋的实际控制区域和山城分布格局是一致的”⑦。


山城保存了大量商业资源。南宋修建山城时,即 “分画市井”,注重山城商业功能的发挥⑧。如南宋大宁监天赐城修筑以后, “商贾往来,居民还定,耕屯日辟,跨两冬而虏不敢窥,此兴筑之效也”⑨。元廷控制的山城也有商业活动的记载。大约在元世祖中统年间,征南元帅府参议张庭瑞“初屯青居,其土多橘,时中州艰得蜀药,其价倍常。庭瑞课闲卒,日入橘皮若干升储之,人莫晓也。贾人有丧其资不能归者,人给橘皮一石,得钱以济,莫不感之”。至元元年 (1264年)四月,元世祖令 “以四川茶、盐、商、酒、竹课充军粮”,可见依托山城的商业活动仍然比较活跃。山城是战时屯田和囤积粮食的基地,保护了四川较多的农业生产活动。南宋合州钓鱼城流寓川、陕、利、秦、巩、沔之民,“春则出屯四野,以耕以耘,秋 则 收 粮 运 薪,以战为守”。蒙古宪宗四年大旱,嘉陵江漕舟水涩,利州蒙古军面临缺粮的危险,为此,汪德臣从南宋山城武力抢夺粮食, “云顶吕达将兵五千邀战,即阵擒之,复得粮五千石”。元军还经常破坏南宋山城之依附粮田和牲口。至元七年 (1270年),元将杨文安 “攻达州之圣耳城,擒宋将杨普、时仲,芟其禾而还”。同年五月 “陕西佥省也速带儿、严忠范与东西川统军司率兵及宋兵战于嘉定、重庆、钓鱼山、马湖江,皆败之,拔三寨,擒都统牛宣,俘获人民及马牛战舰无算”。至元以后,元军逐渐形成“修筑城寨、练习军马、措画屯田、规运粮饷、创造舟楫、完缮军器”的策略,以山城作为生产和囤积粮食的主要基地。至元二年 (1265年)五月,“诏西川、山东、南京等路 戍边军屯田”,闰五月“命四川行院分兵屯田”。这些屯田大多依靠山城保护。如至元六年,蒙军将领李忽兰吉 “以军三千,立章广平山寨,置屯田,出兵以绝大梁平山两道”①。至 元九年(1272年 ),元将杨文安“领军出小宁(城),措置屯田”。同时,“筑金汤城,以积屯田之粮”。南宋还企图夺取蒙元山城中的粮食,如至元十一年三月,“文安率军屯小宁,得俘者言,鲜汝忠等将取蟠龙 (城)之麦”②。


四 山城与元代四川城市地理分布新格局的形成


虽然南宋中前期由于特殊的军事需要,带动了嘉陵江水路沿线城市的发展,但金牛道陆路沿线城市和嘉陵江—岷江—长江水路沿线城市的差距仍然巨大。宋元之际四川经历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战争,原有各城市相当残破。元廷平定四川以后,将城市资源从山城中迁回原址。山城保护了大量行政、人口、教育、商业等资源和农业生产活动,为元初城市重建提供了现实基础,有力地促进了嘉陵江—岷江—长江沿线城市的发展,成为影响宋元之际四川主要城市地理分布格局演变的重要因素。


长期的战争使得人民大部逃亡,田地荒芜,山城保护的屯田和依附粮田对元代四川农业的恢复意义重大。郭声波认为,元代四川东南部以嘉陵江和长江形成的 “y”型区是四川农业生产遗留最完整的区域,也是南宋遗民的集中之地,而这一地区恰恰是山城集中分布的区域。元代川江及嘉陵江下游的总耕地数量第一次超过了传统农业中心成都、嘉定和潼川府路,这可能与南宋遗民相对集中有关。同时,元末明玉珍曾率船沿川江抢夺粮食,舍成都而都重庆,也与川江、嘉陵江沿岸农业发展不无关系③。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山城对农业生产的保护作用。


山城对人口的保存使得川西、北和川东、南人口数量对比发生了显著变化。元初政府控制之人口,成都路有3.3万户,顺庆路2.8万户,重庆路有2.2万户,夔路有2万户,已经趋于平衡④。但四川 东 南 部 的 隐 匿人口,则远大于川西、川北。如永乐《泸州志》称: “昔元时地广人稀,四方之民流寓于泸者,倍于版籍所载。”⑤ 又 如元廷在夔路 “立保置屯田,得流民三十九余万,以实边鄙”⑥。四川平定以后,元将多在四川东、南部领有民户。如 “都元帅塔海,抑巫山县民数百口为奴,民屡诉不决,利用承檄核问,尽出为民”⑦。又如至元十六年 (1279年)正月,“赐参知政事昝 顺田民百八十户于江津县”⑧。又如至元二十二年 (1285年)十一月,“籍重庆府不花家人百二十三户为民”⑨。而川西、北则未见元将被赏赐或者领有民户的记载。四川战事平息之后,罢东、西两川行院,恢复行省,建成都、广元、重庆、顺庆四道宣慰司。至元十九年 (1282年)十月,元廷 “以四川民仅十二万户,所设官府二百五十余”,命令四川行省商议精简所属官府。第二年二月,四川东、西、北三道宣慰司皆被省并,唯留设于重庆的四川南道宣慰司,这也从侧面印证了长江沿线之民户保存程度较好。山城保护的工、商和教育资源为元代四川城市重建发挥了重要作用。如在合州,“李 (德辉)相令 (钓鱼)城中之民,悉力修筑城门,旬日乃复其 民 复 旧 治 所,农、工、商各复其业”。又如重庆城中流离者众多,“后蜀之流离者多归焉,蜀亡城犹无恙,真西蜀根本也”。又如蓬州州学保存了蓬州城市重建的教育文化基础,据 《蓬州改建儒学记》载: “蓬州古咸安郡,州有学,在云山 (运山城),宋淳祐间建,建元至正壬午(1342年),塔海监牧移建今地。”元代四川盆地余39府州,在 南宋末年基础上留存率为64.6%,迁徙进山城的余26处,留存率89.7%。迁移进山城而被省并者,2处 (资州磐石山、普州瑞云山)均在南宋宝祐年间被攻破,距离水运要道和战区较远,因此废置;另1处(绍熙府紫云岩)本为侨治,战后绍熙府地残破,不再设置①。可见,山城对于保全城市,起到了重大作用。


平定四川之后,元廷设置了专门管理城市事务的录事司。根据《元史》记载,四川设有录事司的路府治所共有八处,其中建置稳定的有五处,均位于岷江—长江—嘉陵江沿线(图3)。它们分别是:成都路总管府录事司、嘉定路总管府录事司、顺庆路录事司、重庆路总管府录事司、夔州路总管府录事司②。据韩光辉、王洪波考证,四川另有三处录事司,曾经短暂设置,后被省并。这三处是:潼川路合州录事司、潼川府录事司、马湖路长宁军录事司③。除潼川府录事司短暂设置于潼川府之外,其余两处暂设录事司均位于长江—嘉陵江沿线。原四川金牛道各城,均未稳定设置有录事司。


由此可见,经过宋元战争洗礼和山城对城市地理分布格局演变的承接,四川主要城市分布地理格局已然完成了由金牛道陆路沿线向岷江—长江—嘉陵江水路沿线分布的转移。成都的首要城市定位,已由金牛道陆路起点城市转化为长江水路起点城市。元代与山城存在直接承接关系的录事司有:


南宋嘉定府三龟九顶城—元嘉定路总管府录事司:咸淳七年 (1271年),宋廷重新修筑,三龟九顶城,至元十二年六月,昝万寿以之降元,后设立录事司④。南宋顺庆府青居城—元征南元帅府 (东川统军司、东川行枢密院、顺庆漕运司)—元顺庆路录事司:青居城先有南宋沔戎司迁徙于此,淳祐九年 (1249年),更迁徙顺庆府治于其中。蒙古宪宗八年,蒙哥汗南征,青居城降蒙。元世祖即位后,将青居城作为东川政治和军事中心⑤。中统元 年 (1260 年),立征南元帅府于青居城⑥。中统三年十二月,元廷分四川蒙古军都元帅为东、西两川都元帅,东川蒙古万户府常驻于此⑦。至元四年,置东川路统军司,后改为东川府。至元十年四月,设东、西两川行枢密院,东川枢密院位于顺庆青居城⑧。至元十六年正月,立四川东道宣慰司于顺庆,为川蜀四道宣慰司之一⑨。至元二十年 (1283年),升为路,设录事司。南宋夔州白帝城—元夔州路总管府录事司:南宋淳祐二年移夔州治于白帝城,至元十五年,白帝城降元。后立夔州路录事司。南宋重庆 城—元重庆路录事司:嘉熙三年,南宋四川制置副使彭大雅筑重庆城,不久迁四川制置司于此,重 庆 城 成 为 南 宋 在 四川的军政中心。至元十五年正月,元军攻破重庆。至元十六年,立重庆路总管府,管辖四川南道宣慰司,至元二十二年,设立录事司① 。南宋钓鱼城—潼川路合州录事司:合州于淳祐三年 (1243年)迁入钓鱼城之中,至元十五年,守将知合州王立携城降元,元廷任命王立为潼川路安抚使,短暂置潼川路宣慰司于合州,至元二十年,并录事司、赤水入附郭县石照,复为合州② 。南宋长宁军乐共 城—马 湖 路 长 宁 军 录 事 司:元丰 四 年 (1081 年)宋 廷 筑 城,为 长 宁 军 治,至元十二年,乐共城随泸州安抚使梅应春降元。至元二十二年,设录事司③ 。此后,嘉陵江—岷江—长江沿线城市发展更为迅速,如清代四川各厅州县,三字要缺共有14处,其中涉及 “冲”字者共有11处,而沿岷江—嘉陵江—长江干流就有9处,沿金牛道者只有广元县1处,另1处雅安,则是川藏交通起点④ 。


五 总 结


宋代四川主要城市地理分布格局沿金牛道呈东—北走向。宋代以来特别是南宋时期,四川即存在着主要城市地理格局向东南水路沿线靠近的趋势,但过程相对缓慢。宋元之际的战争导致四川原有主要城市遭到了巨大的破坏,原来的城市地理分布格局被打破。残存的各城市被迫迁徙进沿江布置的山城之中,山城成为宋元之际四川城市演变的过渡形态。为了供应山城后勤物资,岷江—嘉陵江—长江水路空前重要,加剧了宋代以来四川主要城市向东南沿江发展的趋势。山城为四川主要城市地理分布新格局的形成起到了承接的作用。山城大多沿岷江—嘉陵江—长江水路部署,保存了大量四川残余的行政、人口、教育、商业等资源和农业生产活动,为元代四川平定之后城市恢复创造了重要条件。元代在四川长期设置的五处城市录事司,均沿岷江—嘉陵江—长江水路部署,正式标志着四川沿江东—南走向主要城市地理分布新格局的形成。


[基金项目]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区域文化研究中心2015年度重大项目 “嘉陵江流域寨堡调查研究”(QYYJA1503)


[作者简介]伍磊,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从事历史人文地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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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9-25 0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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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休闲文化的人物画特色初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