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文化研究

鱼凫新论

钱翥

2018-07-20 05:23

董春林
《成都师范学院学报》2018年4月


鱼凫是古蜀国五代蜀王中继蚕丛、柏灌之后的第三代蜀王,这是目前学界没有异议的认识,至于“鱼凫”一词的文化内涵如何,以及鱼凫国都的方位等内容,一直是学界莫衷一是的话题。学界争论的原因是古代文献对此记载的粗略或近乎神化,保存相关文献的史籍相对缺省或缺乏史实根据。随着成都平原考古的新发现,我们对传世文献记载中有关“鱼凫国”存在与否有了新的认识,鱼凫王也不再是古蜀文化中的虚构物,而成为丰富成都温江地区历史文化的关键。然而,我们仍然必须清醒地认识,地下考古发现只是印证了文献记载的部分内容,并没有系统地解释“鱼凫”或“鱼凫王”到底是什么,抑或鱼凫国存在时的情况如何。基于此,笔者认为,“鱼凫”一词在传统文献语境下的解释可能与历史事实存在偏离,这种偏离主要仍是受制于文献的真实性,此前学界的争论已显见于此。另外,我们若抛开传统文献而过分认同出土资料,又会陷入考古学视域中大古蜀国时期的断代困境中,从而淡化鱼凫的独特性。所以说,本文再次深究鱼凫这一概念显得非常有必要性。

 

一、概念与史实的纠葛:史论中的鱼凫与鱼凫王

 

近乎传说的《蜀王本纪》记载说:蜀之先称王者,有蚕丛、柏灌、鱼凫、开明,是时人萌椎髻左衽,不晓文字,未有礼乐。从开明上至蚕丛,积三万四千岁。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名曰柏灌,后者曰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颇随王化去。鱼凫田于湔山,得仙,今庙祀之于湔,时蜀民稀少。[1]据清代人严可均辑录《蜀王本纪》的备注说明可见,“从开明上至蚕丛,积三万四千岁”,应该是个超乎寻常不确定的说法,严氏复原此条主要据《蜀都赋》《魏都赋》《太平御览》,但《太平御览》卷166载:“开明上至蚕丛,凡四千岁。”[2]808严氏后文中引《太平御览》卷888说“此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颇随王化去。”[2]3944很显然,赋体作品中夸张的“三万四千岁”值得我们怀疑,即使“四千岁”或“三代各数百岁”也超出我们理解的视域。事实上,李白《蜀道难》中已云:“蚕丛与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3]显而易见,这些有关古蜀王时段的数字都不确切,李白的“四万八千岁”或为文学夸张内容。较之《太平御览》成书早数百年的《华阳国志》则记载:

 

有周之世,限以秦巴,虽奉王职,不得与春秋盟会,君长莫同书轨。周失纪纲,蜀先称王。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椁为纵目人冢也。次王曰柏灌。次王曰鱼凫。鱼凫王田于湔山,忽得仙道。蜀人思之,为立祠于湔。[4]181常璩对古蜀王的记载略于扬雄,重要的是省略掉了古蜀王的在位年代,显然他是无法确定那些年份数字。此前的学者也多认为常璩是位严谨的史学家,所以他的认识应该不会错,所以只是根据常璩的说法大致肯定鱼凫应该是第三代蜀王,鱼凫王曾带领子民在湔山耕种,从渔猎转向了农耕时代。任乃强先生认为,“当蜀族的这一支进入湔水之时,虽然成都平原还是一片水域,不可居人,其已能进入平原水域捕鱼,则是必然的。既然要下山来捕鱼,就会发觉这块湖沼未涸的沮洳地内,仍有局部的陇冈丘陵是可以住人的。专业渔户就会因捕鱼之便,迁居到山下平原丘陇地来长住。从而开始在丘陇上试行耕种,逐步拓展,终至于开辟了成都平原,以至于建成国家。纵然没有任何文献依据,只按地理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亦当如此。”[5]69不过,任先生在考证“鱼凫”一词又指出:王族以此为名,可疑为渔业民族之王。实则不然。夫蜀人既已迁入成都平原,则亦当已知渔业,见鱼凫,或因此王进入湔区后,嗜渔猎,故为此称。亦如蚕丛,由其聚族养蚕,因以为称。此部族,自岷江河谷逾土门入山南之草原至瞿上,逗留甚久。即所谓柏灌氏时数百年也。至鱼凫时,当已下入成都平原。渔猎垦牧于湔水湔山之间。至杜宇时进入农业社会。[6]“鱼凫”显然包含双重含义,一指渔业民族之王,一指王族之名或氏族之名。鱼凫时代应该是农业与渔猎业并存时代,到了第四代蜀王杜宇时代才真正进入农业社会。这些论断基本在学界异议较少,因为较少涉及对概念解释性问题。但是,“鱼凫”因何被称为“鱼凫”,这个看似简单得不值一提的问题,却在学界引起争论。大致来说,争论的焦点是“鱼凫”一词应该如何理解,总体上有两种认识:

 

其一,任乃强先生认为,“鱼凫是鱼老鸹,蜀族可能在茂汶盆地居住时已有人驯养此凫捕鱼,故其子孙用为图腾,称鱼凫氏。也可能逾九顶山进入湔水盆地后才开始下入成都平原内捕鱼,而被称为鱼凫氏,总之它之得名与蜀族开始捕鱼有关。”[5]69这样的论点之下,他才得出鱼凫是渔业民族之王的认识。

 

其二,今人所谓鱼凫是鱼老鸹,在古代文献中可能解释不通,因为古语多单音词而少复音词。所以,学界有种说法认为“鱼凫”应该是指“鱼”和“凫”两个概念。孙华先生就曾指出:“鱼凫,其名由‘鱼’和‘凫’两个名词组成。‘凫’字如前所述,即蒲卑之‘蒲’,也就是一种水鸟。”胡昌钰先生也认为:“鱼凫,可分释为鱼和凫。结合出土铜人的体质特征看,鱼和凫应分属于两个不同的民族。鱼、凫的结合,实际上应是以鱼为始祖神崇拜的民族和以凫为始祖神崇拜的民族组成的部落联盟。”[7]学者钱玉趾也曾指出,“鱼凫并非鱼老鸹,而是鱼和一种鸟。这种鸟叫凫,这为鱼族与凫族分别为不同的部落提供了依据。”[8]这种把“鱼凫”区分为“鱼”和“凫”的解释,若将两者并列来看,多指两个部落,结论落脚点仍是万变不离其宗的图腾说。

 

然而,当我们将鱼凫和蚕丛、柏灌、杜宇放一起比较的话,我们又会觉得这种单音词的解释有些站不住脚,毕竟柏灌、杜宇若是一种图腾的话,那是复音词,鱼和凫作为单音词有违古蜀王图腾信仰传承的脉络。究竟应该是鱼、凫二字拆分来解释还是合并整体解释,似乎都难以提出令人信服的答案。正由此,有学者反对那种单音词的解释认为,“鱼凫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本身是正确的,但将鱼凫和鸽鹅划上等号却缺乏文献证据”[9]。但这位学者却提出:“鱼凫族以崇拜神鱼而得名,而神鱼的原型就是《山海经》所载柢山之上的鯥鱼。鯥鱼的神化形式就是龙鱼或鳖鱼,而鳖鱼也是同样源出岷山的鲧禹族的图腾。”[9]似乎并没有提出一个整体解释鱼凫概念的方案,仅仅是重蹈前人覆辙的一种偏正式解释。

 

所谓偏正式解释,即所谓淡化或承认鱼、凫的区分,更倾向于认定鱼凫作为一种鸟或鱼的图腾存在。比如,高大伦先生认为,鱼凫非人名而是族名,他们以一种善捕鱼的鸟为图腾,历数百年都沿用这一称呼不改。[10]而冯广宏先生却认为,鱼凫族原是氐人,为炎帝族支,与颛顼族处于同一时代;鱼凫族的徽记,主体形象应当是鱼,以捕鱼为主业。[11]白剑先生也认为,中国古人早已熟知鱼、鸟互替代的传说,三星堆出土器物上的鱼凫应该是指鱼变鸟的一种古老图腾信仰。[12]究竟鱼如何变鸟抑或互相转变,似乎可以从《山海经》中寻出解释。《山海经·大荒西经》曾有两句记载:有鱼偏枯,名曰鱼妇。颛顼死,即复苏。风道北来,天乃大水泉,蛇乃化为鱼,是为鱼妇。颛顼死即复苏。[13]白剑先生对“鱼凫”一词的偏正式解释实际并没有回避复音词,而是将“鱼凫”等同于同音词“鱼妇”,所谓“蛇”“鱼”同体,实际也是偏正认为“鱼凫”多半应该是指鱼的意思,列举庄子“鲲鹏之变”的说法,也不过是诠释古蜀国图腾中鱼变鸟的内涵,根本上也是确定先有鱼再有鸟。实际上,任乃强先生已较早提出鱼凫氏应该是女王,他说:“蜀族自蜀山氏至鱼凫氏,皆母系氏族。所谓“梁氏女利”者,实鱼凫氏最后之女王。所谓杜宇“纳以为妃”者,应是女王纳杜宇以为鱼凫氏女利之婿,因其才能得众拥戴,遂为蜀国元首。犹舜娶尧二女而得代尧,非先得位,而后纳以为妃。”[5]80冯广宏先生则借鉴任乃强先生的部分观点,又直译“鱼妇”为女性,他的结论是:“鱼妇应该就是蜀王鱼凫,用这个‘妇’字,意在表示那是一位女王。她的徽象是半鱼半蛇,这一点,《海外南经》讲到西南结匈国南山时,也有几句提示:‘自此山东,虫为蛇,蛇号为鱼。’过去人们读《山海经》,弄不懂这些话的意思;现在联系到鱼妇,便恍然大悟,原来那是方言的地域差别。那一方的人,把虫叫做‘蛇’,而蛇却叫做‘鱼’。鱼又叫什么,书里没说也许就叫‘凫’吧。”[14]

 

总而言之,关于鱼凫的真正含义如何,目前的解释都各执一词,我们也清楚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仍然是学者们对历史文献解读的趋向不同,或者说历史文献与历史事实之间关联度产生了问题,研究者既要考虑记载鱼凫文献的字面语义,又要考虑鱼凫氏时大致的时代语境,这样考虑的时候研究结论往往矛盾重重。笔者认为,有关鱼凫概念的解释一定要放之社会经验的语境之中,不论得出什么样的结论,首先要结论合乎古蜀国蜀民的生活事实。

 

二、区域性与常识性:有关“鱼凫”概念的再读

 

“鱼凫”若指蜀王,当指第三代古蜀王,显然第三代蜀王在古蜀国发展中担负着一定的历史意义;若指氏族图腾,当勾勒出古蜀人在古蜀历史进程中的位置,以及蜀族与周边巴族等先民的族群关系。

 

(一)从时代发展角度来看

 

冯广宏先生认为,鱼凫王朝实际上存在于夏后氏建国以前,尚处于新石器时代晚期。[15]那么,这一时期鱼凫王在后世视域应该同样久远,三代蜀王的形象或声誉对后世影响近乎相同,毕竟历史常识告诉我们,未曾经历的远古生活都是模糊的。但事实并非如此,三星堆出土大量鱼凫国相关器物,以及温江鱼凫村考古发现,都充分说明鱼凫王对后世影响深远,而蚕丛或柏灌却只知其名少知其事。高大伦先生即提出全新观点:“古蜀国第一个王可能是鱼凫而非蚕丛,不然,鱼凫的形象不会如此频繁地出现在三星堆、金沙,甚至商代等遗址的出土器物上。”[16]

 

李白《蜀道难》云:“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亦指出蚕丛到鱼凫前三代蜀王时期应该是古蜀国成立时期,由此也可以理解为直到鱼凫王时期古蜀国才真正成立。彭邦本先生也曾提出:“可以肯定,与鱼凫城并存的大大小小、等级不同的聚落,构成了一个邑聚层级网络群和互动圈,整体上表明当时社会已经发展到颇为复杂的状态,正在迅速向文明时代迈进。城邑面积最大的鱼凫城,无疑是当时成都平原上诸族群聚落分布格局圈中最显著的中心城邑,在宝墩文化后期向三星堆文化发展转化的历史进程中居于突出的引领地位。看来,随着宝墩文化古城群的出现,其历时性兴替关系和共时性并存联系反映,这些大大小小、等级不同的邑聚形成的互动圈,在川西平原西部有限区域内已经结成了一个比较紧密的共同体联盟,这一联盟体制透映出早期国家孕育形成的必然趋势和深刻意义,鱼凫氏应是这一联盟的盟主或曰共主。其后该体制为以三星堆古城为国都的文明时代国家体制取代的契机,正是孕育于此种互动联盟的母腹之中。这两种体制间的擅替有沿有革,并且体现在联盟的传统及与之有深刻关联的后世蜀地共主政治秩序上。”鱼凫王时期显然是古蜀国发展中重要的转折时期,鱼凫文化在宝墩文化后期向三星堆文化发展转化的历史进程中居于突出的引领地位,实际标志着原始聚落文化向古代文明社会的转型,这也是柏灌时代向杜宇时代过渡的重要时期。

 

(二)从图腾视角来解读

 

至于鱼凫作为古蜀先民的一种图腾,前文已见解释者众说己见、莫衷一是,主要是因为学者们陷入文献与现实语境的矛盾之中,事实上,有关鱼凫的理解我们没必要纠结于字面意思是什么,也没必要深陷《山海经》等文献中索求支离破碎的图腾内涵,鱼凫作为一种图腾文化应该与古蜀民的生活语境相关,更与远古蜀族先民聚落迁徙有关,我们只有弄清楚这些,才能弄明白鱼凫王时期鱼凫国的大致面貌。单纯就鱼凫名字来看,与此前柏灌及此后杜宇都有不同,至少柏灌、杜宇都特指一种鸟名,是一种单音词角度的理解,但我们一直深陷古文献的解释桎梏中,固执地认为鱼凫至少包括了鱼和鸟两种含义,遂使得解释起来困难重重。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大致总结出前人对鱼凫解释多元化主要取决于三点:一是三星堆出土器物有鱼、鸟同存的实物图案;二是凫在古语中单指鱼老鸹,是一种鸟;三是上古图腾文化中有鱼、鸟转化的传说。这些认识显然取决于研究者超越常识的先见性的认识,不能不说似有欠缺。西方历史学家早已指出:“每一单个的解释必须从它出现的研究背景中去加以审视和解说,而不能仅仅批评它没有符合某个在天堂中确定的永恒观念。”[18]事实上,我们在解释“鱼凫”一词,多半忽略了第三代古蜀王与前后古蜀王之间的关系,我们甚至固执地认为蜀王名或蜀部落名就一定特指一种图腾。笔者认为,“鱼凫”一词应该与“柏灌”、“杜宇”的指向性一致,我们没有必要因为确定“鱼凫”的多元内涵性而割裂“柏灌”和“杜宇”之间的联系。“鱼凫”多半应该从单音词角度或族群概念来理解,“鱼凫”更多具有指代一个时代特征的意味,这主要仍根植于成都平原在历史时期特殊的地理环境之中。《华阳国志·蜀志》:

 

“杜宇称帝,号曰望帝。……其相开明,决玉垒山以除水害,帝遂委以政事,法尧舜禅授之义,遂禅位于开明。帝升西山隐焉。时适二月,子鹃鸟鸣,故蜀人悲子鹃鸟鸣也。”[4]182任乃强先生亦解释,“杜宇”应指一种催耕鸟,“栖于密林间,羽色与林本相似,人不易见。二月春阳发,则鸣呼求偶,似有意催耕,故蜀人拟为望帝魂归也。”[5]79显然杜宇并非指一种鸟图腾,而是其后世赋予其一种尊称。这种称谓背后更暗含历史阶段的特征,杜宇“教民务农”实指鱼凫氏时期由重渔猎向农耕文化的转型,反过来看,“鱼凫”也应该有其重要的时代意义。首先来说,学界基本认同“鱼凫”并不特指鱼凫王,而是指代一个民族或族群。这里我们权且抛开图腾概念来看,鱼凫氏当是古蜀族从茂汶盆地进入成都平原时期蜀族的主要代表。据说古蜀族在柏灌氏时因无力对付羌族的骚扰才退入谷地或海窝子地区,寻求新的发展空间的柏灌氏后裔即为鱼凫氏,他们退到湔水湔山这样的地理环境中,既适合渔猎,又适合耕种。因为蜀族初来成都平原时多湖泊沮洳地,应当适合渔猎,所以将自己族群图腾之名定为鱼凫是与捕鱼的生活条件有关。至于鱼和凫两种图案同时出现在三星堆等考古文物中,这可能是鱼凫族用于表现其捕鱼的生活习性相关,我们仍然可以将“鱼凫”视为一个单音词来看待。另外,鱼凫氏或鱼凫族并非巴族鱼国沿江而上的一支,巴族西徒到成都平原应该较晚,尽管蜀族与巴族均源自羌人,但两者确有不同。

 

(三)就族群迁移视角而言

 

《华阳国志·蜀志》载:“后有王曰杜宇,教民务农,一号杜主……巴亦化其教而力务农,迄今巴蜀民农时先祀杜主君。”[4]182这段文字指出,鱼凫之后的杜宇时代巴族才从蜀族那里学会了农耕,“鱼凫田于湔山”,则又表明鱼凫时代蜀族已学会了农业,这显然又表明农业晚于渔猎,后进族群影响先进族群的可能性不大。我们翻阅文献发现巴族鱼国所在地为鱼复,当地也以渔猎为业。有不少学者也曾指出“鱼复”一词即来自于“鱼老鸹”,甚至认为此地“鱼复”即影响到蜀地才有“鱼凫”。管维良先生认为鱼凫族是古巫山中走出的一支“鱼凫部巴人”,“这部分巴人以役使鱼凫捕鱼为特色而异于其它部落的巴人,故获得鱼凫族(实应称巴人鱼凫部)之称。[19]姜孝德先生指出:“随着鱼复人的西迁,鱼复文化也同时西传。蜀之鱼凫王就是早期鱼复人的代表。西传的鱼复文化在三星堆遗址中得到充分表现,并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20]刘不朽先生则认为:“所谓鱼凫114月族,便是原始社会时期峡江地区以捕鱼为生的一个古老民族。凫,就是善于捕鱼的一种水鸟———鱼鹰,学名鸽鹅,三峡人俗称之为鹭鸳。入川后成为第三代蜀先王的鱼凫族,原来聚居在三峡中的鱼复(今奉节),他们在三峡时就是一个强大的部落,并在春秋时已建立起了一个号称‘鱼’的国家。”[21]几位先生均以三星堆出土鱼凫相关器物为证,说明成都平原鱼凫即为入川的鱼凫部巴人。但是据考古发现,成都温江地区的鱼凫村遗址第二期差不多相当于三星堆第一期,第三期则相当于三星堆第二期。[22]鱼凫时代明显早于三星堆历史,川东学者们所谓鱼复人西迁的历史应该晚于鱼凫村遗址,所以说鱼凫时代在区域史上意义非常大,标志着古蜀国历史发展的转型期和蓬勃期。

 

三、结语

 

至此,笔者不揣浅陋,对“鱼凫”这一词汇进行一个简要的总结,以期较为客观地重新梳理一下我们的认识。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我们首先认识到的是,关于“鱼凫”的真正含义并没有一个确定的解释。表面来看,似乎学者们对历史文献解读的趋向不同,或者说历史文献与历史事实之间关联度产生了问题。实质上,主要因为有关“鱼凫”的历史文献本身包含传说内容,以及诸多历史传播时附入一些不确定的认识,加之历史语言与现实解读中存在冲突。就历史研究方法角度而言,我们在解读历史材料时更多应该遵循让现在服务于过去的原则。我们利用有如考古材料一样的史料要弄清楚历史上社会生活问题时,这些史料显然是静态事物,而面对的历史问题则是动态的,“如果我们要想搞清楚静态和动态事物之间的关系,那么我们必须同时观察这两个方面的内容;而我们能够观察动态过程的地方只能是现时的世界,即此时此地。”[23]藉此可见,遵从现实生活常识或生活经验,并切合历史阶段特征去分析“鱼凫”这一概念,应该较为合理。其次我们需要明晰,鱼凫氏或鱼凫王并不适合完全以图腾文化来解读,而应该将它放在历史时代发展的语境中来认识,鱼凫时代应该早于川东鱼复文化,它标志着川西原始聚落文化向古代文明社会的转型时代。鱼凫词汇本义应该不脱离鱼老鸹之类的捕鱼鸟,鱼凫氏或鱼凫王即指以捕鱼为生的鱼凫族,鱼凫族生活的时代又兼具渔猎与农耕两种生活方式,实为上古社会转型时代,此间族群文化勃兴,后来杜宇时代则落寞为巴族好慕,并与之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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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董春林,博士,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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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文化中“和”的内蕴探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