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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中华读书报年度图书之10佳

孙喜

2019-01-03 01:54

《 中华读书报 》( 2018年12月26日 05 版)

1.《宠:信-任型君臣关系与西汉历史的展开》,侯旭东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1月第一版


   侯旭东教授早就认识到,清末民初知识分子为了救亡图存,以“专制政体”与“专制君主”说作为批判皇权的武器无可厚非,但如果不做辨别地将这种因想象而生的观点作为定论引入学术界,会严重束缚中国学者对自身历史的理解、忽略并遮蔽许多历史现象,妨碍对帝国体制的把握,也暗中应和了西方人对中国的歪曲,为此,他耗费了不少心力,尝试对以“专制”说为代表的西方中国观进行清理,相关研究一直源源不断。新著《宠:信-任型君臣关系与西汉历史的展开》,是他十多年对于汉帝国日常统治史的深入思考,给我们打开了进入西汉历史乃至古代中国的新路径。

   作者认为,中国古代帝国持续存在的君臣关系可细分为礼仪型与信-任型两类,后者亦是历史中“结构性的存在”,围绕它反复出现的言行构成历史中最为活跃与能动的力量。本书具体到西汉每个皇帝统治期间此关系建立、维持、废止与重构的过程,解释了此关系长存的背景与动因、来源与根基,以及此关系所激发的君臣言行如何引领西汉历史。书中力图围绕日常互动中呈现的君臣关系,重返历史现场,捕捉当时人的感觉,以重新审视西汉政治。
2.《从大都到上都:在古道上重新发现中国》,罗新著,新星出版社2018年1月第一版

   十几年前,历史学者罗新读到“元宫词”中提及“辇路”的诗句而对这条元朝皇家往来两都的专属通道产生兴趣,进而萌生沿着路线行走、考察之念,不成想直到十多载后年过半百才成行。他从北京健德门出发,徒步走到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这两个如今看似不相干的地名在元代分别叫大都、上都,正是连接起皇帝辇路的两端。罗新沿着元代辇路的线路向北穿越北京、河北进入内蒙古,十五天里走了四百五十公里到达目的地。他将一路上的见闻、感悟与由此延伸出的历史、文化思索诉诸文字,成为这本书。书中既有生动、详尽的行走细节、沿途风情,也有不时由古及今引发的思考。作为从事中国中古史和中国古代边疆民族史研究的学者,罗新的写作带有历史视角,流畅、感性的文笔与随兴而至的历史、考古、文学等方面的信息——多处相关典籍的引述、辇路遗迹的解读等等,令这本书呈现出学术随笔与行走文学兼有的独特气质。

   对于作者来说,这场行走并非“为走而走”,亦无关学术、科研的收获,如他在书末所写的那样,这更像是对长期在图书馆和资料文献中做学问的学院派知识分子的一种自我警醒。从囿于书斋到放眼田野,从沉浸现实到回溯历史,这样的行走和写作充满诚意和启发意义,提供了另一种“做学问”的方式和可能。
3.《大分流之外:中国和欧洲经济变迁的政治》,[美]王国斌、罗森塔尔著,周琳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10月第一版

   本书接续了国内外学界十几年来对于“大分流”问题的关切和比较史学的研究路径,深潜入“大分流”发生前的几个世纪,探讨促成“大分流”的深层逻辑。在很多重要方面,本书对于先前的“大分流”理论作了反思和修正。《大分流》把英格兰和中国的长江三角洲作为比较对象,本书则把欧洲和中国作为比较对象,英格兰只作为这个比较的一个特例。作者认为:政治制度和政权的空间规模是促成“大分流”最根本的原因,在“大分流”真正显现之前的几个世纪,差异的种子就已经深埋在中国和欧洲的政治架构之中了。

   中国经济曾长期领先于欧洲,近代以来却发生了逆转,以往的学者已经提出了各种理论以解释这一现象:有人认为,中国的“大家庭”与欧洲的“小家庭”的不同导致了中西经济发展路径的差异;有人认为,缺乏良好的契约制度导致了中国的失败;还有人认为,18世纪以后中国经济发展不成功是因为未能建立起信用市场……对这种种理论的检视和反驳构成了本书主体,相关分析细致严谨,极富启发性。“中国和欧洲的经济大分流,的确是源于这两个地区在政治上差异。”但要在这种差异与经济大分流之间构建起某种因果关系仍是一个艰巨任务,相信这部视野开阔、立论审慎的专著必能激发学界更多的优秀研究。
4.《观沧海:大航海时代诸文明的冲突与交流》,林梅村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2月第一版

   本书将考古学引入中外交通史研究,通过对一些考古发现和具体文物的研究,辅以实地踏访,勾勒出郑和下西洋之后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一段历史,展现了明清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盛衰变迁的情况,以及大航海时代西方天主教、中东穆斯林和明王朝的冲突和交流。葡萄牙人首航中国的登陆地——屯门岛于今何处?16世纪全球贸易的中心——双屿究竟在什么地方?景德镇外销瓷通过什么途径运往欧洲?对这些问题,本书都给出了令人信服的回答。此外,诸如正德年间景德镇民窑烧造的伊斯兰风格的瓷器、巴黎尚蒂伊宫“中国花园”等,都传达出了那个年代中外密切交流和互相影响的丰富信息;诸如考证《雪尔登中国地图》实为《郑芝龙航海图》,《野墅平林图》所绘为什刹海银锭桥一带等,都是值得认真对待的学术新见。考古学研究偏重于零散实物,容易给人碎片化的印象,但好处是所有论述信实可考,加之本书个案研究之外也有贯通性叙述,使整本书既可信又可读——就像一堆碎瓷片,拼接在一起之后,堪堪可见一件精美瓷器的大致原貌。从宋元时代远至印度洋的自由贸易,到明朝立国之后官方垄断的朝贡贸易,从“隆庆开关”之后的开放局面,再到有清一代中国错失海洋时代带来的机遇,这段历史值得后人深长思之。
5.《会饮记》,李敬泽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8年7月第一版

   十二篇文字,十二种文学生活场景,隐藏着作家关于文学、哲学和信仰的总体思考。李敬泽用文字一边记录,一边梳理着他的精神世界,试图越过文字的桎梏,越过广阔的空间和漫长的时间,敞开私人世界,在浩瀚的星空下自由行走。书里有个狡猾的叙述者,他从不亲临现场,你不知哪个“他”是亲历者,哪个“他”是旁观者;“他”时而是文学会场上神游的嘉宾,时而是消失于旷野的匈奴人……他置身在不可靠的位置完成了对自己的转述,在真实之外笼罩一层虚构的迷雾。而文学的魅力,不恰恰就在于能够架设一条通道,让作者在真实的世界里汲取养分,让读者在虚拟的世界里体悟真实。

   《会饮记》源自柏拉图的“会饮”,新酒神精神的复苏,当代智力生活和精神社交秘密地图。《会饮记》的思维链条虽然并不完整,但它在文本中自由延伸,汪洋恣肆,文字亦庄亦谐,既高度重视古代文学遗产和传统,又有源自西方的文化资源的浸润。在自媒体的时代,李敬泽在无意中引领着中国之文的创新。他主张回到先秦——“回到先秦并非是像先秦那样写文章,而是像先秦那样以书写直接面对世界,回归到那样的精神中去。”
6.《久旷大仪:汉代儒学政制研究》,李若晖著,商务印书馆2018年5月第一版

   中华政制的核心是汉制。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儒学改造和掌控了国家机器,从而使自身成为王朝时期的意识形态。李若晖教授《久旷大仪》一书,从思想与制度的相关性入手,对汉代儒学政制问题展开了系统、深入的研究。

   是书探寻了汉代儒家思想与政治制度之间的复杂面相,展示了思想和制度之间相互建构的内在脉络和机制。该书以人际关系的道德化来理解儒家。儒家之所谓道德化,即构成关系的双方相互承担责任,形成双向性伦理,其具体表现为“五伦”。由此熏陶而成的汉代纯德之儒“能自治而不能治人”,无法驾驭国家机器,试图以儒学重建国家典制时也捉襟见肘,最终异化为王莽式的先攫取权力再变革制度。王莽之败标志着儒学未能以道德超越权力,而只能依附权力推行理想。古文经学便在儒学内构造绝对皇权,即将双向性伦理改造为单向性伦理,最终在汉末形成郑玄礼法双修和何休君天同尊两个经学体系。至此,西汉今文诸儒复古更化的理想被彻底抛弃,被尊为意识形态的只是儒学的空壳,其内部已经以单向性伦理进行了重构。全书基于政制与伦理相融的视角,视野宏阔,论证精密,颠覆了学界以往对于中华政制之认知,揭示了中华政制的真实内核。(任剑涛)
7.《考工记》,王安忆著,花城出版社2018年9月第一版

   小说的名字是对古代典籍《考工记》的直接借用。《考工记》是《周礼》的构成部分,是春秋战国时期手工艺技术的汇编。所以,当王安忆反反复复地在小说中描述老宅的设计、图案、材质、工艺,以及围绕着老宅流传的故事时,她其实在追溯消逝的历史、制度、传统、伦理,以及能够记录、呈现这些事物的审美。当这一切在一个疾风骤雨的新历史时空里缓缓显形时,一种奇妙景观产生了:两种不同的历史、文化和记忆在同一时空中的狭路相逢,竟不是虎视眈眈地仇视和对抗,反倒多了几分小心翼翼的凝视和试探。正如小说中的一处重要细节所提醒的那样,社会主义的工厂嵌入了前朝达官贵人的老宅,结果居然是两者的相安无事、和谐并置。在这样的场景中,奇妙、多义的意蕴竟消解了可能的违和和不安。或许我们早就习惯了大历史气势汹汹地碾压一切的那种简单、粗暴的身影,却从未仔细地体察过历史在细节处繁复、多变、丰富的面相。历史的技艺与技艺的历史在故事中相互交织、彼此矫正,大部分时候,历史是在城与人的相互改造和接纳、时代与个人的相互沟通和妥协中缓慢生长,如同老宅中那些奇异的图案,有时未必与特定时代的工艺相关,它的呈现是过去时代的诸种历史和审美层层积累、相互包容的结果。         (方岩)
8.《我的一生略小于美国现代史》,[美]凯瑟琳·格雷厄姆著,萧达译,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8年4月第一版

   就一本自传而言,这本书的书名有些“托大”,可是就内容来看,恰如其分。凯瑟琳·格雷厄姆,《华盛顿邮报》前董事会主席,美联储创建主席之女。她的类似身份还可罗列下去,这当然不是美国上流社会名媛用以自我点缀的背景,事实上,本书作者因其身份的特殊,一生与美国的百年历史紧紧联系在一起,甚至在某些时候,成为历史的一部分,进而对此产生影响。

   书中从其父母的身世写起,一直写到她年届耄耋,时间上跨越了几乎整个二十世纪。作为《华盛顿邮报》这样的美国主流大报掌舵者,本书作者是时代的亲历者,也是美国二十世纪后半叶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事件的记录者。一方面,她是在情感、家庭与事业间寻求平衡的职业女性;另一方面,她带领着一个有世界影响力的媒体帝国记录时代并创造属于自己的时代。书中细致幽微的个人回忆和宏观博大的美国大半世纪历史述说相互交织,个人化的情感和温度为这一段历史增添了难得的补充细节,某种意义上,这本书中的美国历史更接近历史真相。1997年,凯瑟琳·格雷厄姆将《华盛顿邮报》交给接班人,并出版这部自传,次年,该书荣获普利策奖。
9.《主角》,陈彥著,作家出版社2018年1月第一版

   《主角》是一部动人心魄的命运之书。作者以扎实细腻的笔触,尽态极妍地叙述了秦腔名伶忆秦娥近半个世纪人生的兴衰际遇、起废沉浮,及其与秦腔及大历史的起起落落之间的复杂关联。其间各色人等于转型时代的命运遭际无不穷形尽相、跃然纸上,既发人深省,亦教人叹惋。丰富复杂的故事情节,鲜活生动的人物群像,方言口语的巧妙运用,体现出作者对生活的熟稔和叙事的精准与老到。在诗与戏、虚与实、事与情、喧扰与寂寞、欢乐与痛苦、尖锐与幽默、世俗与崇高的参差错落中,熔铸照亮吾土吾民文化精神和生命境界的“大说”。作者上承中国古典文学及思想流脉,于人世的大热闹之中,写出了千秋万岁的大静。而经由对一个人的遭遇的悉心书写,让更多人的命运涌现在他的笔下。

   忆秦娥五十余年的人生经历及其心灵史,也成为古典思想应世之道的现代可能的重要参照:即便内忧外患、身心俱疲,偶或有出尘之思,但对人世的责任担当仍使她不曾选择佛禅的意趣或道门的逍遥,而是在儒家式的奋进中觅得精神的终极依托。作者笔下的世界,不乏人世的苍凉及悲苦之音,却在其间升腾出永在的希望和精进的力量。小说遂成浩浩乎生命气象的人间大音。
10.《壮议轩日记》,张舜徽著,周国林点校,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12月第一版

   这是张舜徽先生在颠沛流离中丢失、30多年后才由湖南省图书馆意外发现的一部日记。记事始于张先生1942年秋登上国立师范学院(钱锺书先生小说《围城》中的三闾大学)讲堂之时,止于1947年初任教于兰州的寒假。日记虽已有残缺,但大体反映了张先生五年中教学、科研和家庭生活的全貌。其中包括他同余嘉锡、杨树达、钱基博等前辈学者的交往,与若干同事对学问的探讨及对时局的分析,还有躲避日本军队搜捕的惊险场面。关于当时知识分子在艰辛中奋进的历史,日记保留了宝贵的资料。

   这部日记最主要的特色在于它的学术性。张先生取《大戴礼记》之语,名所居曰“壮议轩”,激励自己专意治学,昕夕省惕,以免“无业”之讥。日记中他爱日以学,以“疗饥”的态度阅读大部头典籍,日有定程,尤其善于抓住重点,提纲挈领。他每天及时地进行总结和提炼,日记便成为首尾完具的读书心得,不少篇章发前人所未发,成为他后来著作中的组成部分。他继承湘学传统,注重经史根源之书,提倡做有体有用之学,立意“撰集《经子粹语》《史传简编》,以为振民育德之助”,为他晚年编撰《中华人民通史》《经传诸子语选》打下根基。总之,这部日记展现了一位国学大师成长的足迹,对后世学人不乏治学路径和方法上的启迪作用。

  这里是由本报编辑部评选的年度十佳图书。选书的范围:2017年12月至2018年11月,在内地首次公开出版发行的图书。评选着重考量如下因素:人文性,思想性,独创性,品质,趣味。学界和读者口碑亦曾参考。点评文字除有署名者为特别约请的专家撰写外,其余均由本报编辑部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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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中国民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