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抗战记忆如何被不同文化背景的受众理解？人们讲述战争，往往以重大事件和历史进程为主线。City News Service的一篇报道，却把镜头对准了一位1937年身处上海的美国传教士。他留下的私人记录里，有侵略者的炮火、四散的难民，也有中国人民在战火中的坚守与抗争。将近九十年后，这些记录再次进入公众视野，一段属于中国的抗战记忆，经由一位异国见证者的视角得到重新讲述，也拉近了海外读者与这段历史之间的理解距离。历史没有改变，改变的是理解历史的入口。个体的亲历，让宏大的历史变得更加具体可感。
中国话语要真正走进不同文化语境，不仅要解决如何准确表达，还要回答对方从哪里理解。这就要求既立足共同关切寻找共通，也通过具体经验激发共情，更要根据不同语境选择适切的表达方式。
从共同问题中寻找共通
国际传播的起点，不是先寻找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答案，而是找到彼此共同面对的问题。不同国家的发展阶段、历史经验和文化传统各不相同，但如何推进现代化、如何协调发展与环境、如何兼顾增长与公平，却是许多国家共同面对的现实课题。
“人类命运共同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标识性话语，凝结着中国的发展理念和实践经验。推动这些理念走向世界，不能只从概念本身出发，还要找到与不同国家现实相连接的问题入口。不同国家未必熟悉中国的话语体系，却可能同样关注发展、生态、民生等问题。问题相通，才有对话的可能；关切相连，理念才更容易被理解。
喀麦隆学者门杜（Joseph Olivier Mendo’o）的走访经历，为此提供了一个具体注脚。作为中非青年联合会联合创始人，他在九年间走访了中国60多个村庄，重点观察乡村减贫、产业发展和基层治理等实践。在贵州花茂村，他看到易地搬迁不仅改善了村民居住条件，也同步推进了就业、教育和医疗保障；在山西沙壕村，他发现传统剪纸技艺通过“合作社+农户”模式转化为增收渠道；在浙江小古城村，他观察到绿色发展与基层协商治理相结合的探索。通过这些具体经验，他进一步理解了中国乡村振兴背后的实践逻辑，并将中国经验带回非洲，带动家乡发展。可见，这些实践所回应的，并非某一地区独有的发展难题，而是许多国家在乡村发展中共同面对的现实挑战。
这种从共同问题出发的理解，也体现在更广泛的国际对话中。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在博鳌亚洲论坛2023年年会演讲中谈到，世界存在不同的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探索；与此同时，马来西亚也要立足自身实际，走符合自身特点的发展道路。面对现代化这一共同课题，各国可以交流彼此的发展经验，却未必需要给出相同的答案。共同问题提供的是对话入口，而不是标准答案。
因此，共通不是寻找彼此完全相同的经验，而是在承认差异的基础上，找到可以共同讨论、共同回应的问题。国际传播既不能用西方经验裁量中国道路，也不能反过来以中国经验替代他者的现实判断。只有真正理解对方关心什么、为什么关心，中国理念才能从单向表达走向有效对话。
在具体经验中激发共情
如果说共同问题为跨文化对话找到了入口，那么具体经验则让抽象理念变得可感可知。跨文化传播中的共情，并不是刻意制造情绪，而是让理念进入具体的人、具体的处境和具体的生活。不同国家的人们未必拥有相同的社会观念，但对生命、家庭、成长和发展的期待却具有相通之处。当宏大主题落入到日常经验之中，就更容易跨越文化差异，建立情感连接。
国际传播要实现从信息传递到情感认同的转变，需要让发展理念与受众自身经验建立联系。2026年，鲁班工坊迎来海外建设十周年。十年来，鲁班工坊已在多个国家落地，成为中外职业教育合作和人文交流的重要载体。在泰国鲁班工坊，青年瓦汕通过学习可编程控制器应用、机器人数控等技术，掌握了职业发展所需的技能，毕业后进入海尔电器（泰国）有限公司工作。对他而言，职业教育合作并不是抽象的政策概念，而是一次拓展职业道路、实现个人成长的具体经历。类似的故事也发生在其他国家。埃及青年穆斯塔法在鲁班工坊学习技术，希望未来进入合作区中企工作，让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来自不同国家青年的经历说明，国际合作之所以能够激发共情，并不只是因为它提出了宏大的愿景，更在于它为普通人带来了可以触摸的成长机会和生活变化。
因此，个体叙事并非宏大主题之外的附加表达，而是连接宏观理念与具体经验的重要方式。数据和事实能够呈现发展成效、还原历史脉络，具体的人物和故事则能让这些内容变得更加真实可感。讲好中国故事，既要讲清大主题，也要找准小切口。只有把宏观命题与人的生活、命运和情感联系起来，才能使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由知晓走向理解和共情。
在不同语境中寻找表达接口
国际传播不能止于语言转换，更要实现意义抵达。不同国家的历史文化和现实语境各有特点，同一种理念如果沿用同一种表达方式，往往难以取得同样的传播效果。推进中国理论国际传播，既要坚持理念内核不变，也要尊重不同社会的认知习惯和现实关切，因地制宜寻找更加适切的表达方式。
中巴命运共同体的形成提供了一个具有启发性的案例。2024年，中国和巴西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携手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中巴命运共同体”。其中，“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表述，与巴西担任G20主席国期间关注的社会包容、消除饥饿贫困和能源转型等议题形成呼应，巴西国际关系中心的研究也将这一表述视为双方共同建构的结果。这说明，理念要真正走进另一种文化语境，不能停留在词语对应上，更要找到与当地发展议题和社会关切相衔接的现实接口。
这种连接不会随着翻译自然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和而不同”等具有鲜明中国文化背景的概念进入葡萄牙语语境后，仍需要结合当地文化和政治话语加以阐释。如果只是完成字面转换，却没有充分考虑当地的表达习惯和理解方式，就容易出现译得准但讲不透的问题。
类似的问题也存在于非洲。中国理念进入南非等国家，同样需要与非盟《2063年议程》等当地已有的发展框架建立联系。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实际，一个地区有一个地区的话语资源，国际传播不能用一把钥匙开所有的锁。只有因地制宜、因人施策，才能使中国理念既保持自身内涵，又符合当地的理解方式。
因此，差异不是传播的障碍，忽视差异才会造成理解的隔阂。提升中国理论国际传播效能，既要把中国概念译准确，更要把中国道理讲明白；既要保持思想内核，也要创新表达方式。从“说得对”进一步走向“听得懂”，从语言转换进一步走向意义沟通，才能让中国理念真正进入不同文化语境、形成更有效的传播。
国际传播既是信息的传递，也是理解的建构。让中国声音传得更远，关键不在于说得更多，而在于能否真正跨越文化距离、增进彼此理解。既要坚定中国立场、讲清中国道理，也要尊重文化差异、理解他者经验，在平等交流中找到沟通的共同基础。唯有如此，才能让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更加鲜明，让中国理念获得更加持久的理解与认同。（中国传媒大学信息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梁蓝兮对本文亦有贡献。）
作者：薛宝琴（中国传媒大学信息传播学院新闻舆论系主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