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以后,特别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工业快速发展,经济高速增长,生态环境也随之急剧衰退。许多社会科学家开始关注和研究环境急剧衰退的社会原因。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美国的环境社会学于20世纪70年代诞生,并迅速成长为一门显性的社会学分支学科。环境社会学成为社会学的研究分支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是对经典社会学研究领域的突破,也使社会学研究开始关注社会与环境的关系。
经过30年左右的发展,美国的环境社会学研究已深入到与生态、环境有关的众多领域,其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也逐渐规范化,为人们正确认识社会与环境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并为环境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有效支持。同时,美国的环境社会学理论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环境社会学研究也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别是欧洲、日本、中国等。
1 美国环境社会学的起源
环境社会学研究在美国的诞生反映了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美国的环境状况。蕾切尔 卡逊(RachelCarson)1962年出版的《寂静的春天》作为现代环境运动的先锋,在很大程度上唤醒了人们的环境保护意识。随后,在美国,诸如核能、有毒废物和环境污染逐渐成为环境保护的核心议题。1970年的第一个“世界地球日”和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也反映了人们对环境问题的关心。然而,真正意义上的环境社会学研究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
正式把环境社会学作为社会学的一个研究领域,并努力使其学科地位得到确立,卡顿和邓拉普功不可没。他们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和80年代早期合作发表了一系列的环境社会学相关论文,奠定了环境社会学学科的理论基础。卡顿和邓拉普共同提出的“新生态范式”理论,于美国环境社会学的发展具有里程碑的意义。①
另外,在卡顿和邓拉普提出环境社会学概念之前,美国的一些社会科学家已开始对环境问题进行研究,这些研究成果对环境社会学的形成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这些研究包括“社会生态学”研究、生态女性主义研究和深层生
态学研究[1]。
1.1 学科的界定与发展
环境社会学这个概念首次出现是在塞缪尔 克劳斯纳(Samuel Klausner)的一本书中,但是环境社会学成为显性的学科却跟邓拉普(Riley Dunlap)的贡献分不开[2]。邓拉普1972年以政治社会学教职员的身份进入华盛顿州立大学从事教学和研究,和研究生时期一样,他继续对环境研究保持了浓厚的兴趣,并得到了社会学系前辈的支持和鼓励[3]。1975年查理 伍尔夫(Charlie Wolf)首先在美国社会学会(ASA)发起成立了环境社会学分会,并把邓拉普列为共同发起人。这更加坚定了邓拉普从事环境社会学研究的决心。1974年卡顿(William Catton)也加入了华盛顿州立大学社会学系,并与邓拉普一起为环境社会学的显性化做出了巨大努力。②
1978年卡顿和邓拉普第一次把环境社会学定义为“环境与社会的互动关系研究”[4]。根据这个定义,在两人随后发表的一系列论文中,环境社会学定义的内涵和边界得到进一步的阐述和界定。他们认为,关于社会阶层和环境衰退之间的关系以及能源短缺对社会的影响的研究本质上区别于关于公众环境态度的研究,前者的研究构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环境社会学,而后者的研究只是环境问题的社会学。那么,区别“环境社会学”与“环境问题的社会学”的关键是什么?他们认为,关键就在于是否把环境现象直接作为变量进行研究。如果是,则是“环境社会学”;如果不是,则是“环境问题的社会学”。
在环境社会学建立之初,区别“环境社会学”与“环境问题的社会学”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把是否直接引入环境变量作为区分“环境社会学”与“环境问题的社会学”的标准,能够让环境社会学与其他社会学分支划清界限,比如政治社会学。其次,“环境问题的社会学”的研究范围过于狭窄,不利于学科的长期发展。正是卡顿和邓拉普对环境社会学核心研究内容的强调,才使其学科地位日益得到确立。环境社会学学科地位确立后,大量“环境问题的社会学”的研究仍在继续,而真正意义上的“环境社会学”的发展更加令人鼓舞。这种发展体现在两个方面:在经验研究方面,直接引入环境变量的研究数量增加很快;在理论研究方面,大量研究开始关注人类与环境关系的内在复杂性。
1.2 学科传统与“新生态范式”
很多人认为,强调研究中是否直接引入环境变量作为环境社会学研究的标志显得有些苛刻。但是,相对于社会学的学科传统来说,这种转变意义显著。在社会学学科建立之初,经典社会学家把社会学分析中引入生物和物理变量作为一种禁忌。涂尔干强调“社会事实的客观真实性”,一种社会事实只能在另外一种社会事实中找到解释。不仅是涂尔干的反还原论的禁忌,其他经典社会学家同样也有意忽略生物物理环境。③从韦伯到米德、库利和托马斯等都强调理解人们定义情景的方式的重要性,当我们试图理解他们的行为时。他们假设“情景的客观性存在于行动者对情景的定义中”,这个假设实际上隐含着“情景的物理属性可以被忽略”[5]。如果有人敢于侵犯这些传统,而认为在理解社会行为中物理环境也应该被考虑,那么他极有可能被贴上“环境决定论”的标签[6]。
卡顿和邓拉普认为,社会学的学科传统跟人类中心主义的西方文化有关系。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人类区别于自然界其他一切。由于人类有着文化、技术、语言和精密的社会组织,人类可以不受生态法则和环境的限制。卡顿和邓拉普结合当时社会学界流行的库恩的范式概念,把这种基于人类中心主义的范式称为“人类豁免主义范式”(human exemptionalism paradigm,简称HEP)。④HEP提出后,遭到一些同行的批评,巴特尔(Buttel)虽然承认了社会学传统中存在人类豁免主义,但他认为经典的社会学理论在环境问题的研究中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结构功能主义和冲突理论[7]。
针对“人类豁免主义范式”(HEP),卡顿和邓拉普对社会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研究提出了一种替换的范式,即“新生态范式”(new ecological paradigm, 简称NEP)。⑤他们认为,即使人类有区别于其他物种不同的地方,我们仍然是地球上生命圈中的物种之一。NEP认为,人类的创造性能够让人类暂时超越地球承载力的限制,但最终不能逃脱生态法则的约束。“新生态范式”是人类迈向新方向的第一步,它提醒我们社会学应该更加关心环境研究。NEP提出后,巴特尔提出了更加尖锐的批评。他认为,NEP过于抽象,难以用经验研究进行假设检验。实际上,“新生态范式”更多的是一种学科研究的方向,而不是一种理论。卡顿和邓拉普认为,巴特尔对于NEP的批评,很多是由于双方对“范式”概念的不同理解[8]。
1.3 环境社会学的其他源头
卡顿和邓拉普的对于美国环境社会学的起源的贡献十分明显,而在20世纪70年代末之前的其他学术研究同样为环境社会学的发生和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可以看作环境社会学的其他源头。这些源头包括社会生态学研究、生态女性主义研究和深层生态学研究。
早 在 2 0 世 纪 6 0 年 代 , 默 里 布 克 钦 ( M u r r a yBookchin)就把“社会生态学”概念引入了生态学研究。他认为,生态学家不应该把生态问题仅仅看成是野生生物和及其生存环境的保护。布克钦认为,当今的生态问题源于更深层次的社会问题,除非社会问题得到解决,生态问题才有可能得到解决[9]。布克钦把社会不平等看成是生态问题的根本原因,社会中存在的等级观念和阶级关系加剧了人类对自然界的掠夺。社会生态学提议废除等级制并按生态法则对社会进行重组,首先要求改变对私有财产的继承,因为对私有财产的继承是社会不公平的主要原因[11]。
20世纪70年代早期环境运动中的生态女性主义的兴起在美国环境社会学的起源中也十分重要。生态女性主义直指环境破坏中的一种不平等的形式:父权制或男性支配地位。1975年罗特(Ruether)的《新女性,新地球》一书的出版为生态女性主义奠定了继承。在书中,她认为没有妇女解放就没有生态危机的解决。她还认为,消除等级制是建设生态社会的第一步,这已成为生态女性主义的口号[11]。
对美国环境社会学的发展产生影响的还有另外一门学科——深层生态学。1972年在第三世界未来会议上,挪威的哲学家阿恩 奈斯(Arne Naess)提交的论文阐释了“浅”生态学和“深”生态学的区别。根据他的解释,前者首先关注的是资源的耗竭和地球对人类的有用性,而后者关心的是地球的内在价值——多样性和丰富性[12]。无论是社会生态学研究、生态女性主义研究,还是深层生态学研究,都为环境社会学成为一门新的研究领域创造了条件。很多环境社会学的理论都是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直接建立在这些理论基础之上的。
2 美国环境社会学的发展
从20世纪70年代环境社会学建立到现在,美国的环境社会学已走过了30年左右的历程。在其发展过程中,环境社会学形成了自己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其研究也涉及与环境、生态相关的诸多领域。虽然研究理论与研究方向有着截然的区别,但在环境社会学的发展中,其研究理论和研究方向常常是互相联系、互相促进的,两者不能截然分开。
参照美国高校环境社会学专业的课程设置与环境社会学家们的实际研究,本文依据三个方面对美国环境社会学的主要研究方向进行归类,这三个依据分别是环境问题产生的系统原因、环境问题造成的社会后果、人类社会对环境问题的反应。
2.1 环境问题产生的系统原因
从环境问题产生的系统原因来分,美国的环境社会学研究方向有人口与资源环境、技术与风险社会、环境的政治经济学。
社会理论家托马斯 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1798年在他的论文《人口论》(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Population)中提出了著名的关于人口增长与环境质量的论断。马尔萨斯认为不受限制的人口增长将会导致饥荒、疾病和战争[13]。新马尔萨斯主义者们利用马尔萨斯的模型建立了人口增长和环境质量之间的线性、负相关的关系。马尔萨斯和新马尔萨斯主义者们的理论遭到广泛的批评,因为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影响是非常复杂的。针对这些批评,保罗 奥利克(Paul Ehrlich)修正了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提出了I=PAT理论,即环境影响是人口、消费水平和技术三个因素的综合[14]。奥利克的理论对美国环境社会学产生了重要影响,生态足迹、环境承载力等一系列概念的出现都是受到了其理论的启发。
在人类历史上,技术的改变导致了社会系统与生态系统之间关系的显著的,有时候是戏剧性的变化,特别是人类发展史上的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对生态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比如农药、化肥的使用,是人类破坏自然很重要的方面。工业革命则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正因为技术革命对社会系统和生态系统的关系的影响很大,我们需要研究新技术产生的影响,特别是社会影响和生态影响。美国社会学家对于技术与社会的研究更多的偏向于关注技术风险及其风险评价。美国的技术风险及其风险评价始于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发展十分迅速。例如,迪茨(Dietz)和他的同事们研究了政策制订过程中环境风险评价所发挥的作用,他们发现,环境评价专家们对于风险评估和投资——收益分析所持的态度区别很大,特别是那些受雇于环境组织的专家们对项目的支持力度最小[15]。
环境的政治经济学并不完全是环境社会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社会学家就已经开始关注环境政治学的本质。到20世纪80年代,这个领域的研究面得到了很大拓宽。环境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代表人物是美国西北大学的阿伦 史奈伯格(Allan Schnaiberg),他提出了环境社会学领域三大主流理论之一的“跑步机理论”(treadmill theory)。为了解释美国“二战”后环境为何急剧衰退,史奈伯格提出了“生产的跑步机”理论。他认为,二战以后,美国可用于投资的资本大量增长,这些资本大量用于新技术的开发和应用,结果是生产领域的劳动力被新技术代替,以提高劳动生产率来获取更高的利润。因此,工业生产对于自然资源的需求日益增加,导致生态环境的破坏。20世纪80年代之后,许多学者把“跑步机理论”用于实证研究,这些研究包括北美五大湖的水污染问题的研究、有毒废物排放控制的地区环境运动动员研究,等等[16]。
2.2 环境问题产生的社会后果
从环境问题造成的社会后果来分,美国的环境社会学的研究方向有环境健康、环境不公平与环境公正、气候变化。
传统的生物医学研究是从微观的个人身上寻找疾病及健康的原因,很少关注环境对健康与疾病的影响。然而,对于疾病的环境原因的关注及研究变得越来越普遍,这是现代医学进步的一个表现。在环境健康的概念里,个人被看作是与社会世界紧密相连的。社会学并不关注个人健康问题,而是关注一个群体的健康与环境的关系,即为什么这个群体生病了,而那个群体没有?在美国公共健康研究领域,社会学家的研究成果越来越多。在对群体的环境健康研究中,社会学探索诸如性别、种族与族裔、环境公正等与健康的关系。另外,除了关注环境与公共健康之外,因为环境健康引起的其他社会问题也是环境社会学的重要研究领域,比如受害者的赔偿问题、受害者社区社会公正的实现,等等。
环境公正是环境社会学研究的一个核心领域。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美国的研究者们大量关注环境不公正的社会因素。最近,研究者们开始重点关注环境不公正中生产的新自由主义的作用。研究者们发现,环境不公正与社会经济地位紧密相连,尤其是跟种族、阶层联系密切。首先,少数族裔、低收入阶层等更多地生活在有害的环境中,他们居住的社区通常有着较多的污染型工业;其次,随着公众对于环境污染与健康问题关系的意识的日益提高,有害的污染型工业已经很难进入中产阶级白人社区。1990年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 布勒德(Robert Bullard)出版了《美国南部的垃圾倾倒:种族、阶层和环境质量》一书。这是关于美国环境种族主义的第一个主流研究,它把南部种族隔离的历史传统与环境问题联系在了一起。这本著作也是美国第一个研究环境种族主义对当地社区的社会和心理的影响,以及当地社区面对环境威胁是如何反抗的[17]。
气候变化是全球共同面对的问题。用社会学理论来分析气候变化问题,其问题的核心仍然是环境公正,离开不公平来谈解决环境问题都只能是空谈。从这个角度来说,环境问题的不公正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地区间的不平等;另一个是国家间的不平等。为了控制环境污染和改善空气质量,富裕的城市和地区对工业污染和废物排放采取了严格的措施,迫使它们离开本地而搬迁到政策比较宽松的地区。对环境污染控制比较弱的地区一般都是为了发展经济,被迫接受高污染的工业,这些地区通常是一些相对贫穷、落后的地区,比如黑人社区。从全球范围来看,发达国家的高污染工业逐渐搬迁到劳动力廉价和环境控制较宽松的发展中国家。这样的结果是,发展中国家首先承受了环境污染和气候变化的灾难性的后果,但实际上造成这些的问题的罪魁祸首并不是他们。帝蒙斯•罗伯茨(Timmons Roberts)和他的学生对1980年至2002年间世界上所发生的4040起气候相关的自然灾害进行了统计分析,结果发现,贫穷国家因为灾害所造成的死亡率和无家可归者比美国要高200~300倍[18]。地区之间、国家之间的环境问题的不公正影响了他们之间为了解决气候变化问题而进行协商,从而找到解决的办法。
2.3 人类社会对环境问题的反应
从人类社会对环境问题的反应来分,美国的环境社会学的研究方向有环境态度、价值观与环境行为、环境运动。
美国社会学家对环境态度、价值观与环境行为的研究早在环境社会学诞生之前就已存在,它是美国环境社会学的一个重要起源。环境社会学诞生之后,这方面的研究仍然是美国环境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总结环境态度、价值观与环境行为的研究文献,可以发现这方面的研究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通常是运用抽样调查的方法来探索和检验环境态度的社会结构方面,如不同的阶层、性别、年龄的人环境态度的差异性。第二类通常运用社会心理学的理论进行实验性或准实验性的研究。第三类主要是应用研究,这类研究尝试了解哪些社会因素对人的环境行为有影响,从而帮助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如垃圾回收项目中的参与研究[19]。
环境运动也是美国环境社会学一个重要起源,对环境运动的研究一直是环境社会学的一个重要领域。早期的环境运动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几个全国性的环境组织(比如塞拉俱乐部、奥杜邦协会)的研究,研究它们形成的社会基础和构成条件。后来关于环境运动的研究转向了环境运动动员机制的理论理解。最近,地区性的环境组织也得到了社会学研究者的关注,如为了反对建立核电站而组成的社区环境组织[19]。美国的环境运动也许是全美单一的最大的社会运动。它拥有6500个国家性的和2万个地区性的环境组织,估计成员数在2000万到3000万之间。对于社会学家来说,让他们感兴趣的是,这么规模庞大而复杂的组织是如何形成并运作的呢?社会学家对环境运动的研究集中三个方面:首先,社会学家运用“过程分析法”对构成社会运动各要素之间的信任系统进行分析;其次,他们运用“历史分析法”,对社会运动的历时性发展过程进行分析;最后,他们运用“资源动员分析法”对社会运动的财政资源进行分析[21]。
3 小结
综上所述,环境社会学作为社会学的一门分支学科首先在美国兴起,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是美国社会解决现实环境问题的需要。二战后的美国经济快速增长,工业发展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由生态环境问题引发的社会问题急需社会学专家的分析和研究。其次是一些环境社会学先驱人物的努力,他们为环境社会学成为一门显性的社会学分支学科做出了重要贡献。最后是美国良好的学术研究基础,这些学术研究包括社会学等社会科学的研究,也包括生态学、环境科学等自然科学的研究。
美国环境社会学的研究方向十分广泛,即包括具体的环境问题,也包括由环境问题引起的其他社会问题。从学科发展趋势来看,当今美国的环境社会学更加重视环境问题的全球化研究,特别是全球气候变化等。当前,我国的环境社会学研究主要还是集中在分析具体环境问题上,这一方面反映了我国现在所处的发展阶段,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环境社会学的研究方向还相对较窄。
注:
①卡顿和邓拉普认为,经典的社会学研究都是以人类豁免主义为假设前提的,他们把这种范式称为“人类豁免主义范式(HEP)”,这种范式使得环境研究不属于社会学研究的范畴。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他们提出了“新生态范式(NEP)”,在NEP范式下,环境变量被直接引入到社会学的研究中。
②在美国环境社会学建立的早期,华盛顿州立大学社会学作为一个组织发挥了重要作用,许多环境社会学研究的先驱人物都曾在那长期工作。今天的华盛顿州立大学社会学系仍然继承了这一传统。
③赵万里等认为,社会学在创立之初,三位经典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就对环境(自然)与社会的主题有过含蓄的关注,但由于阐释者喜欢用社会结构解释自然或环境问题。所以,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有关环境与社会的思想没有得到人们的关注。具体参见“ 赵万里、蔡萍《建构视角下的环境与社会——西方环境社会学的发展走向》,《国外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本文对此持不同的观点。
④卡顿和邓拉普一开始把这种范式称之为“人类例外主义范式”(human exceptionalism paradigm, 简称HEP)。后来他们把这种范式改称为“人类豁免主义范式”(human exemptionalismparadigm, 简称也是HEP)。国内很多的文献仍然把HEP理解为“人类例外主义范式”,这种认识不全面,需要纠正。
⑤卡顿和邓拉普一开始把这种范式称之为“新环境范式”(newenvironmental paradigm, 简称NEP),后来他们将这种范式改称为“新生态范式”(new ecological paradigm, 简称也是NEP)。国内很多的文献仍然把NEP理解为“新环境范式”,这种认识同样存在误区,需要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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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程鹏立(1977~ ),男,安徽池州人,社会学博士,讲师,研究方向为环境社会学;钟军(1987~ ),男,湖南株洲人,助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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