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传播并非全新领域，这一研究议题在冷战时期便已迎来发展的繁荣期。冷战结束后，全球化乐观思潮一度弱化了对政治传播的关注。伴随新一轮传播技术革命与国际地缘政治剧烈变动两大变量相互叠加，共同推动国际政治传播重新回到国际关系场域。对此，国际关系研究需要高度重视国际政治传播这一要素和变量。国际政治传播是指，以国家为传播主体的、国家间政治信息的流动过程。伴随新技术的应用，国际政治传播正以前所未有的力量影响着国际社会。这一现象对国际关系研究产生重要影响。
第一，国际政治传播可以完善国际关系研究分析框架。经典国际关系理论多围绕地缘安全、经济利益、权力博弈、制度规则解读国家行为，较少把话语、叙事、舆论视作核心动因。但国际政治传播中的传播能力、叙事建构、跨国舆论走向等完全可以纳入国际关系的分析体系。例如，跨国舆论对外交谈判、国际冲突等具有重要的影响。国际关系研究可以结合大数据的量化测算与定性研判，这既有助于复盘长期的国家间关系演变，也有助于实时追踪突发事件中的舆论连锁反应，提升研判精准度。此外，在重大多边论坛中，一国往往通过叙事建构彰显国家利益。国际关系研究可以通过评估自身传播短板、优化对外发声渠道，甚至用对手的叙事逻辑来完善议题表述，塑造自身立场。
第二，在国际关系的界定和诠释中突出国际政治传播的内在价值。国际关系通常是指以主权国家为主要行为体，兼含政府间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等多元行为体，跨越国家边界开展互动所形成的各类社会关系，涵盖政治外交、安全军事、经贸往来、思想文化等多个维度，其本质是国际行为体围绕利益、权力与秩序展开的交往、竞争、冲突与合作。国际关系现实主义流派认为，物质实力是国际关系的核心利益。但是，对国际关系的诠释不能仅停留在物质实力层面，还应充分重视传播的内在价值。国际关系既是实力与利益的博弈场，也是叙事与观念的竞争场域。传播内嵌于国际关系运行之中，观念与认知经由跨国传播不断流动，深刻塑造着国家间合作或冲突走向，这也应成为国际关系不可或缺的构成性要素。
事实上，国际关系与传播有着重要关联，早在20世纪60年代，“新自由主义”代表性人物卡尔·多伊奇就已经明确提出和论证过国际关系中的“传播”问题。他认为，传播要素已经从国内政治延伸到国际关系，并导致了国际关系出现了“动态化”“互动化”“机制化”新模式。从卡尔·多伊奇的“传播”视角深度审视国际关系理论可以发现，国际关系的存在方式、运行方式和呈现方式，皆离不开传播。
第三，要把国际政治传播中“政治统摄性”这一理念带入国际关系研究中。国际关系是在不断的变化和建构中发展的，变化的原因和发展的动力，在于现实的国际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整体变化。当经济发展“压倒”政治，经贸关系等就会遮蔽“政治”，这个时候，国际关系研究，就会注重国家间政治经济文化关系等的均衡感。但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时代，这种情况正在发生着改变。鲜活的国际现实，展示给我们的是国际关系的全面政治化，政治关系成为国际关系中最积极、最活跃、居于轴心地位的关系。
当“政治”成为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要素时，国际关系中的“传播”要素就会转化为政治传播要素。国际经济关系、文化关系、军事关系、科技关系等，最终都被国际政治关系所统摄。国际的经济、文化、军事、科技领域的信息摩擦，都可以被转化为国际政治传播的话语争夺战、认知战和舆论战。所以，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由国际政治传播所形成的“政治优势”居于主导地位。据此，我们应把国际政治传播中“政治统摄性”这一理念带入对国际关系研究之中。
总之，“国际政治传播”全面构筑了自身的框架——围绕着政治，或者说以政治为“基点”，延伸引发至军事传播、文化传播、科技传播、文明传播等层面，在这种强大的立体型的传播场域中形成国际关系的整体面貌，也只有通过这种强大的立体型的国际政治传播才能完整地展现。
荆学民 中国政法大学光明新闻传播学院特聘教授、中国世界政治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