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前沿技术不断涌现，引领和支撑未来产业快速崛起。”历次科技革命与经济周期之间复杂而深刻的互动关系表明，科技革命通过创造新的技术范式、产业部门和组织形式，在摧毁旧经济结构的同时构建新经济结构，从而成为推动经济周期演进的根本驱动力。历史同样揭示了，在科技革命中领先的国家，往往能在接下来的长波周期中占据全球领导地位。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日新月异，面对当前长波周期，需要准确预判新一轮科技革命对经济周期的影响，从而采取有力措施为即将到来的新范式做好准备，实现从“周期跟进”到“周期引领”的历史性跨越。
经济周期的新特征
根据熊彼特创新周期理论，当今世界经济正处于第五个长波周期的萧条阶段，传统长波理论预计这一阶段将于2030年前后结束。当前，全球科技创新进入密集活跃期，技术创新呈现多技术交叉融合和群体性跃升态势，渗透性、扩散性、颠覆性特征更加鲜明，产业化进程加快，这些特征将对第五个长波周期的萧条阶段产生短周期、强分化、高波动等影响。
短周期：缩短萧条阶段长度。长波周期的萧条阶段通常伴随着资本积累过剩和技术红利耗尽。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通过创造新的增长点，在AI算力革命、量子突破、能源革命、合成生物学等多重技术浪潮的叠加冲击下，世界经济可能提前进入复苏阶段。受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影响，此轮长波周期呈现出不少新气象，如数据、算法成为新的生产要素，虽然实物资本投资增速放缓，但数字资产投资迅速增加，人工智能也推动生产效率大幅提升。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导致技术迭代周期不断压缩，与前四次长波周期相比，此轮长波周期的萧条期长度会缩短，复苏阶段的来临或提前于传统理论的预测。
强分化：扩大国家能力差距。不同于以往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由少数几个发达国家主导甚至垄断的局面，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趋势特征是多点突破、群体推进，任何单一国家都无法独自完成技术创新的所有要求，这意味着科技领域制高点的争夺将进入白热化。西方发达国家通过技术优势抢占高科技领域制高点，通过设置标准体系专利墙等技术壁垒，使发展中国家面临“技术鸿沟”挑战，这意味着技术差距可能升级为“经济—安全—治理”复合型断层。美国等发达国家可能跨越第五个长波周期，但是部分发展中国家可能会陷入“技术鸿沟陷阱”。这种结构性变化可能加剧全球经济不平衡，但也可能为新兴经济体提供“弯道超车”的机会。
高波动：增加潜在风险与挑战。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也给各国带来了巨大的潜在风险和挑战。从政治方面看，科技竞争正在引起国家之间的经贸摩擦，进而导致地缘政治冲突；从经济方面看，科技巨头可能通过垄断技术压制创新，加剧经济失衡；从社会方面看，新技术的产生（如AI）在导致传统工作岗位消失的同时，也创造了新的高技能岗位，这种结构性失业问题可能加剧社会不平等；从制度方面看，存在技术加速演进与监管等制度相对滞后的冲突。这些风险和挑战本质上是工业文明向数字文明跃迁的“阵痛”，可能加剧萧条期经济发展的震荡和波动。
以韧性发展体系应对经济周期冲击
当前，以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技术和新产业的发展，既带来了熨平周期波动的历史性机遇，也构成了加剧结构性失衡的严峻挑战。我国正处在高质量发展转型关键期，需要以系统性、前瞻性的布局，着力构建以强大科技创新为引擎、以深度融合的智能化经济为基础、以高素质人力资本为核心、以现代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为保障的“四位一体”韧性发展体系，化冲击为动力，强化在未来全球经济格局中的战略地位。
第一，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掌握周期波动的“主动权”。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也是平抑科技革命对经济周期冲击的“定海神针”，掌握核心技术才能占据周期主动。强化国家实验室、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国家科研机构和科技领军企业的协同攻关，在基础研究和核心底层技术上取得原创性突破。聚焦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电路、生命科学等关键领域，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集中力量突破一批“卡脖子”技术。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鼓励龙头企业组建创新联合体，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持续增加基础研究投入，改革科研评价体系，赋予科学家更大的技术路线决定权和经费使用权。通过税收优惠、政府采购等政策，为专精特新中小科技企业创造肥沃的生长土壤。
第二，推动新兴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产业“稳定器”。科技冲击的最佳对冲方式，是利用科技本身来提升经济的内在稳定性。全面实施“人工智能+”行动，利用工业互联网、大数据、AI技术改造提升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推动实体经济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推进智慧农业发展，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智能化水平。深入开展制造业数智化转型行动，大力发展智能制造、绿色制造和服务型制造。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推进服务业数智化，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智能化改造不仅能提升生产效率，更能通过数据实时反馈实现精准的供需匹配，减少库存积压和生产盲目性，从而平滑传统意义上的库存周期波动。
第三，构建面向未来的人力资本体系，化解人才供需的结构性矛盾。人是应对一切变革的根本。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培养造就更多战略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等各类人才，畅通高校、科研院所、企业人才交流通道。推动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体系与科技发展趋势动态对接，加强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教育，高度重视培养批判性思维、创造力和复杂问题解决能力等无法被AI轻易替代的素养。建立技能重塑体系，针对受技术冲击严重的从业人员，健全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着力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缓解技术性失业带来的阵痛。
第四，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技术快速迭代的时期，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保持社会稳定的基石。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提升经济监测、预测和预警能力，使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能更前瞻、更精准地“滴灌”到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提升宏观政策的预见性和精准度。在鼓励创新、认可知识价值的同时，通过税收、社会保障、二次分配等手段，调节因技术带来的收入差距扩大。针对新技术新业态实施“敏捷治理”与适应性监管，加强人工智能治理，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全面加强金融监管，丰富风险处置资源和手段。
作者简介：朱承亮，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技术经济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