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已上升为国家战略，我国对老龄问题的认识进入全新阶段。国家战略的有效实施，既需要制度设计与资源配置，更需要全社会形成高度共识。然而，老龄社会治理中存在“重治理、轻共识”的误区，产生了政策传播效能衰减、代际认知分化、养老责任模糊等问题。立足我国“家国同构”文化传统，通过公共传播构建政策认知、价值认同与责任协同三大共识，是推动国家战略落地的关键所在。
共识：老龄社会治理的核心基石
共识是社会成员在特定议题上形成的共同认知、价值认同与行动承诺，为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提供认知基础与规范框架。在中国历史发展中，共识的内涵从文化自觉走向制度建构，从传统伦理认同迈向现代治理协同，始终与国家治理效能紧密相连。传统社会的共识构建依托文化伦理传播。例如，儒家经典倡导“和而不同”“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将多元主体的共识追求融入治理智慧。这种共识通过礼法制度渗透到社会肌理，如“以孝治天下”将家庭孝道上升为治国理念，形成“家国一体”的伦理框架。再如，南宋时期，朱熹将共识具象化为“天下以为当然者”，宗族互助规范、乡村公序良俗等均依托这种“理所当然”的共识得以维系，成为传统社会治理的隐性精神契约。
近代以来，共识理念逐渐转向政策治理领域。清末民初，“开民智”“合群”思想借助报刊、学堂等载体传播，凝聚救亡图存的社会共识。新中国成立后，集体主义价值观通过广播、报纸等媒介广泛传播，将“共同富裕”等目标转化为公众行动自觉。改革开放后，利益分化促使共识建构从单一政治动员转向多元利益协调，完成从传统到现代的重要转型。
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中，共识包含三个递进维度。其一，认知层面的国情共识，即对我国老龄化“规模大、速度快、未富先老”特征的理性认知，理解延迟退休、长期护理保险等政策的宏观背景。其二，价值层面的理念共识，即对“积极老龄观”的认同，超越将老年人视为“负担”的消极叙事，彰显老年群体的社会参与价值。其三，行动层面的责任共识，明确政府、市场、社会、家庭的养老责任边界，形成“多元共担、协同增效”的治理生态。这三个维度相互支撑，共同构成战略落地的思想基础。
构建老龄共识的现实困境
老龄社会治理中，制度理性与公众认知的分歧导致共识缺失，成为国家战略实施的阻碍。
首先，政策传播的低效造成公众认知偏差。近十年，各级政府累计出台近2800项老龄相关政策，涵盖养老、医疗等12个领域，但政策传播存在“话语转译失效”与“国情背景脱嵌”问题。一些媒体对“第三支柱养老”“医养结合”等专业概念的解读，常忽视我国老龄化特殊国情，未能关联人口结构变迁、社会保障可持续性等宏观背景。此外，社交媒体的不良生态加剧了认知分化。短视频平台偏好传播“养老金缺口”等内容，对国家老龄事业整体规划的传播不足。算法推荐形成的“信息茧房”使年轻人更多关注“个人养老金收益率”，老年人聚焦“养老金是否够发”，对国家战略的理解稍显碎片化。传统“养儿防老”观念仍深刻影响公众认知，部分群体将社会化养老方式曲解为“子女不孝”或“政府推责”，进一步削弱了共识基础。
其次，“积极老龄观”的价值认同不足引发代际认知冲突。老年人参与就业、社区活动被质疑“与年轻人争资源”，选择养老机构被曲解为“晚年凄凉”，这些认知阻碍了“银发经济”“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等的推进。代际差异在智慧养老领域尤为突出。年轻一代期待通过智能设备提升养老效率，年长一代因数字技能不足、信任隔阂对技术应用存在抵触，这种分歧易演变为“观念落后”与“责任逃避”的相互指责。数字藩篱的存在进一步削弱价值共识。部分智能设备为“简化操作”将控制权转移给子女，看似贴心却可能剥夺老年人自主决策权，否定了老年人的数字社会参与价值，与“积极老龄观”背道而驰。
最后，“家国协同”责任共识缺失，引发涉老舆论分化。传统“家国同构”模式下，家庭与国家在养老责任上形成互补协同，但社会转型期家庭结构核心化，弱化了传统责任伦理。公众对养老责任的认知一端固守“养儿防老”，另一端过度依赖政府“兜底”，多元主体协同共担的现代意识尚未确立。这种认知偏差导致对市场化、社会化养老方式的抵触。
以公共传播构建老龄共识
公共传播是连接国家治理与社会共识的核心机制，通过“大众传播—社区传播—家庭传播”三级网络，可实现政策认知、价值认同与责任协同的系统构建，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提供思想支撑。
大众传播承担政策转译与国情教育的功能，需将抽象制度话语转化为公众可感知的生活叙事。主流媒体应从“政策传声筒”转型为“共识催化者”，构建贴近生活的话语体系。例如，解读“延迟退休”政策时，需结合人口结构变化、社会保障可持续性的宏观语境，分层回应不同职业群体的关切，而非局限于年龄调整的单一维度。通过老年志愿者参与社区治理、退休专业人士投身科普教育等案例报道，重塑老年群体社会角色认知，消解“衰老即负担”的刻板印象。搭建包容性公共讨论空间是舆论引导的关键。主流媒体应发挥“议题整合者”作用，关注青年群体的职业发展压力与照料焦虑，倾听老年人对尊严保障、社会参与的诉求，通过专题访谈、政策辩论等形式推动跨代际对话。
社区传播作为中观枢纽，可将“积极老龄观”转化为在地实践。依托老年大学、邻里互助组织等载体，组织老年人参与社区治理、开展代际共融活动，使老年人从被照顾者转变为价值创造者。针对数字弱势群体，通过“政策顺口溜”“漫画图解”等本土化表达，将“长期护理保险”“适老化改造”等政策转化为“生病有人管”“居家更安全”的直观认知。社区的人际传播网络为共识构建提供情感黏合剂。组织“科技助老小分队”，由青年志愿者一对一指导老年人使用智能设备，化解“提问沟”困境。在党群服务中心设置智能养老设备体验区，让老年人在熟悉的环境中适应技术应用，消解信任隔阂。低收入家庭通过民生座谈会了解政策兜底保障，能破除“养老是有钱人特权”的误解。
家庭传播是“家国协同”落地的微观载体，需通过责任协商衔接国家战略与家庭实践。年轻一代可发挥数字优势，帮助父母使用“国家养老服务平台”查询社区养老资源、申请适老化改造补贴，让政策红利可视化。老年人结合人生经验向子女分析延迟退休对养老金可持续性的意义，促进代际理解。化解代际观念冲突需要情感共鸣。子女应理解传统孝亲观的核心是“被重视”，父母也需体谅年轻一代的现实压力，在共识基础上塑造新型孝亲敬老观，实现“家庭小共识”汇聚成“社会大共识”。
人口老龄化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深层挑战，治理成效不仅取决于制度设计与资源投入，更依赖全社会对国家战略的高度共识。我国“未富先老”“规模巨大”的老龄化国情，决定了必须凝聚植根“家国同构”文化基因的社会共识，以破解代际分化、价值冲突等治理难题。面向未来，需持续激活“家国同构”传统的现代价值，推动公众认知从“视老龄为负担”转向“视老龄为机遇”，让每个家庭、每位社会成员都成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参与者、建设者与受益者，为全球老龄化治理贡献中国智慧与力量。
作者简介：申琦，复旦大学银龄未来实验室教授、AI向善与数智养老研究中心主任
]]> 2026-01-20 1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