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社会学 理论研究

企业规模、企业异质性与经济持续增长

沈华

2018-10-08 08:40

张文魁
《新视野》2018年第2期

随着中国发展阶段的转折和经济增速的放缓,如何判断未来发展态势、挖掘增长潜力、争取稳健速度,成为一个越来越受关注的议题。无论学术界还是决策层,都已经比较广泛和充分地认识到,当一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攀爬的时候,实现增长方式转变和产业体系升级,是一条必由之路。本文试图探讨,在这条道路上,企业规模,以及规模背后的因素,有什么样的意味,以及这样的意味是否有政策含义。

  一、从增长之门迈向增长之梯

  毫无疑问,经济增长是人们生活水平提高的基础。美国经济学家克拉克把工业革命之前的世界称为马尔萨斯的世界,人类世世代代为温饱奋斗。①麦迪森的研究表明,是欧洲工业革命使其人均GDP总体上呈现陡峭上升趋势。②彭慕兰也描述了类似现象,并将其称之为“大分流”。③因此,在资源、环境、生态可以承载的前提下,当然应该追求较高的经济增速。不过,要实现这样的结果,特别是要在较长时期里维持这样的结果,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吉尔和卡拉斯的分析表明,即使在二战之后的全球发展浪潮中,大多数经济体在短暂的较快增长之后就落入了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④麦迪森项目的数据显示,在1960年的101个中等收入体中,到2008年,只有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以色列、西班牙等13个经济体进入高收入行列。⑤

  总的来看,在一个跨国贸易与投资兴盛、技术转移便利、工业化元素充裕的时代,一个经济体在贫穷状态下,即依照世界银行按人均国民收入划分的标准处于低收入状态下,启动较快的经济增长并脱离低收入状态,从而进入下中等收入乃至上中等收入状态,并不特别困难。⑥我们把在低收入状态下启动较快经济增长,称为进入经济增长之门。进入经济增长之门,需要做的事情即使不算简单,也谈不上复杂:通过国内资金筹集或者引入外资并引进技术与设备,启动初始的工业化;通过初步使用农药化肥和农业机械以提高农业效率,并将劳动力转移到工业部门;通过初级产品或者劳动密集型工业制成品以及少数其他工业制成品的出口,力争基本的外汇平衡;等等。如果能将这个基础上的经济增长保持十多年甚至更长时间,就有很大机会摆脱低收入状态,成为一个下中等或上中等收入经济体。

  为了以较形象的方式来描述这一过程,我们使用了“增长之门”这一词汇。这一词汇虽然罕见,但罗德里克也恰恰使用了这一词汇:一个经济体不需要采取大规模的制度改革,也可以开启增长之门。⑦我们这里使用这个词汇,比罗德里克来得更具体,即从低收入状态迈进中等收入状态;而且,与稍后出现的“增长之梯”相对应,所以更具有针对性。

  当成为中等收入经济体之后,根据艾肯格林等人的研究,经济增速明显下滑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⑧即使经济增速明显下滑,但若仍能保持一个明显高于美国等前沿经济体的增速并维持较长时间,就有机会迈入高收入行列。在成为高收入经济体之后,只要制度适宜、政策得当,经济增长的步伐仍然不会停息,尽管增长速度可能更加缓慢并有更多波折。我们把这一过程称为攀登增长之梯。

  攀登增长之梯,要比进入迈入增长之门艰难得多,因为这必将面临着所谓的转型升级问题,以及如何提升创造力、如何与前沿国家进行水平竞争等问题。所谓转型,实际上就是从主要依赖要素投入和要素从第一产业到第二产业的自然的、简单的转移,转向主要依赖创新和要素的复杂转移,并在工业扩张速度趋势性放缓的压力下大力发展商业化的服务业并提高其效率;所谓升级,就是在每个产业,特别是可贸易的制造业行业,尽量往价值链的高处爬升;而与前沿国家进行水平竞争,不但会面临创造力方面的短板制约,也可能会遭遇前沿国家的直接反制。在这些方面,并不容易获得成功,威斯就对此作了专门分析。⑨特别是,对于那些善于以产业政策促进制造业发展的经济体而言,其面临的政策挑战是:恰恰是以前行之有效的促进产业发展的政策,在促进升级转型方面并不那么有效。

  使用“增长之梯”来描述从中等收入状态发展成高收入状态并继续增长这一过程,不但与“增长之门”相对应,也有其合理的源头。“阶梯”(ladder)这个词汇,尽管至今并没有被用于描述经济增长的阶段转换,但19世纪德国著名经济学家李斯特正是用“梯子”(英文也翻译为“ladder”)这个词来形容工业化过程中国家对某些产业的保护性政策,他指责道:英国爬上了工业化的楼层时候,就把自己曾经使用的梯子一脚踢开,不再允许德国使用这个梯子来爬上工业化楼层。当今,一些重要的经济学家在研究增长方式转变和产业升级时,要么直接使用了这个词汇,要么没有直接使用但语言表述中已经包含攀爬阶梯的意思。例如,阿吉翁和霍依特就说:1987年所创立的基于创造性破坏的基本内生增长模型,后来也被称为质量阶梯模型;熊彼特模型关注的是质量改进型创新,使旧产品过时。⑩实际上,内生增长理论所谓的质量改进型创新,也叫垂直型创新,就是指在质量阶梯上攀升。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在分析经济增长的诸因素时,也直接使用了质量阶梯这一词汇。(11)勃兰特和谭益力在分析中国的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时,直接使用了“阶梯”这个词,就非常贴切。(12)阿尔托蒙特等人在分析欧洲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中,就用“攀爬竞争阶梯”这样的语言来描述那些在国际竞争中胜出的企业的艰难性。(13)

  因此,从增长之门迈向增长之梯,是追求经济持续增长以成为高收入国家并在此基础上继续向上发展的不可回避的议题。

  二、经济增长的微观基础

  要攀登增长之梯,首先应该正确地理解经济增长机制。恰恰是这一点,经济学并不能令人满意。研究经济增长的主流路径是新古典路径,其局限性并不仅仅在于把生产率当成一个有待解释的因素。作为生产函数的核心要素——资本和劳动投入,其实只是作为结果的资本形成总量和劳动力投入总量,生产函数根本没有解释资本是如何形成的、劳动投入是如何实现的,而实际上,资本不会自动形成,劳动投入不会自动实现。兰德斯的研究发现,即使在几百年前,推动英国工业革命的决定性因素并不是蒸汽机的出现,而是工厂制的生产单位开始大量使用借贷资本和雇佣劳动,并刺激了对蒸汽机的使用和后续的技术改进。(14)事实上,即使在现在,在那些经济增长乏力的贫困地区,不但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也存在不少没有被用于促进增长的资金。因为我们能够观察到:越是贫困的地区,剩余的资金和可以节俭出来的资金,越是被用于赌博、酗酒和非生产性高利贷等活动,而没有转化为生产性资本;这些地区的储蓄资金常常被借贷到外地企业去成为生产性资本,而没有在当地形成资本。新古典模型实际上只能对已经实现的增长进行分解核算,并不能解释经济增长机制。也就是说,新古典模型实际上只知道一些结果(不是全部结果)而不知道原因,特别是当经济增长的微观领域发生重大变革、微观基础出现显著变化、结构性改革获得突破,基于新古典体系的那些模型就无能为力了。不过,由于新古典体系比较成熟和精巧,在此基础上发展出的许多分析工具和模型已得到广泛使用,所以关于经济增长的研究也很难完全脱离这个体系。

  内生增长理论实际上就是想突破成熟的新古典框架。不过内生增长研究路径也有很大局限性:一是把创新收窄到研发投入,以及人力资本的形成。这显然是片面的,既缺乏解释力,也不符合创新的原意。因为无论是熊彼特所论述的创新,还是现实当中由创新所驱动的经济增长,远不止这些内容。二是忽视了创新之外的增长驱动因素。因为即使没有任何创新,完全重复性的扩大再生产也可以实现经济增长,这在现实当中也是屡见不鲜的。此外,还有一些不太主流的研究经济增长的路径,如研究企业家的作用,等等,但毕竟难以进行量化分析。

  抛开这些理论和公式,考察国民经济的实际运行,反而更能解释经济增长的原因和本质。经济增长,通常以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速来表示。GDP的实际核算,主要是由各个企业的增加值构成,完全可以说,没有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所创造的增加值,几乎就没有经济增长。即使以支出法来进行GDP核算,支出的各个部分,包括工资、税收、利润等,主要也是来自于各个企业。因此,经济增长虽然被当成一个宏观指标,对经济增长的研究虽然被认为是宏观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但经济增长的微观基础是企业,这是非常清楚的。但是在经济学体系中,经济增长却被描述为宏观性的生产函数,函数的变量是总量性的资本和劳动投入,从而许多研究者反而把经济增长的微观基础忽略了,或者说,把微观变量抽离掉了。其实,熊彼特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提出了这个问题:经济发展是一个交换过程,各个企业是为了他人的需求而生产,而一国全部生产的产出首先将在这些单位之间进行“分配”。(15)可以看出,熊彼特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企业在经济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奥尔森提出的批评已经非常尖锐了: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没有建立在微观经济理论的基础之上;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会同意任何一种宏观经济理论应该建立在微观经济层次上才有意义,几乎所有学派都支持为宏观经济理论寻找微观基础的努力就证明了这一点。(16)

  尽管从技术上来看,抽离微观变量的做法在短期内很难得到有力扭转,但是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并在努力修补这一问题。增长与发展委员会的研究报告说得好:经济像一棵大树,尽管需要通过宏观枝叶来观测增长,但微观基础才是增长的根源。(17)正在获得更大影响的内生增长理论与新古典增长理论相比,的确比较注重微观基础,正如其主要奠基者所言:这个理论体系就是要把基于创造性破坏的熊彼特理论带回到宏观经济学的主流之中。(18)不过遗憾的是,这个理论体系可能过于专注于技术创新了。还有一些经济学家深入研究了企业家精神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如鲍莫尔就是一个典型代表。(19)国内的经济学家当中,张维迎和盛斌认为,企业家是经济增长的国王。(20)一些管理学家的研究反而更微观、更扎实一些,如波特试图以详实的数据分析来展现企业竞争力在经济增长中的决定性意义,就比较好地将企业经营分析与经济增长分析结合起来了。(21)

  不过,那些能够较好地对宏观增长的微观因素进行量化分析的研究成果,反而仍借助于新古典体系的基本框架。由于新古典生产函数的表述方式已经如此深入研究者的头脑,由于对资本、劳动、生产率的衡量已经形成如此强大的基础,所以,对经济增长的微观因素的量化研究,就自然依赖于对企业产生率的分析,而企业层面数据库的日益丰富也为此创造了条件。谢长泰和克雷诺对印度、中国、美国等国企业生产率差异及其对经济增速影响的研究,就是这方面的典型文献。(22)此后许多类似的研究成果陆续发表,如勃兰特等人对中国的相关研究就引起了较广泛的关注。(23)我们对中国经济增长之梯的研究,仍将参照这样的基本框架,但希望能在分析大企业的表现方面,展现自己的独特性和新颖性。

  三、增长之梯的大企业踏板

  从GDP核算来看,经济增长主要就是来自于企业增加值的增长。而企业增加值的增长,无非是两个来源,一个是新设立的企业带来的增加值,另一个是已有企业产出的增加。已有企业产出的增加,当然意味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即使是新设立的企业带来了增加值,也是从零开始、从无到有,其实也意味着规模的扩大。因此,经济增长,总体而言取决于企业产出规模的扩大。这是很清楚的,尽管这并不意味着每个企业每年的产出都增加。

  剩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能使企业产出规模扩大?或者说,如何能使小企业变大,并使大企业变得更大?澄清一下,这里所谓的变大,是指正和博弈意义上的变大,不包含零和博弈意义上的变大。后者是指一个企业并购另一个企业实现了产出规模的简单相加而并未增加产出总规模;前者是指排除后者的规模变大。市场经济当中,众多企业的正和博弈意义上的规模变大,可以是帕累托改进的,即一些企业产出规模扩大,其他企业并没有因此而产出规模缩小;也可以是卡尔多改进的,即有一些企业产出规模扩大了,另有一些企业产出规模缩小了甚至被竞争挤垮了,但这个经济体的总产出规模还是扩大了。

  显然,在上述范畴内,能使企业变大的方法,就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方法。

  既然企业变大包括两种情况,即新设企业和小企业变大,以及大企业变得更大,我们在研究的时候,也可以简便地把企业分成两个群体,即包含新设企业的小企业群体,以及大企业群体,看看两个群体的规模扩大分别对经济增长有多少贡献。当然,大小企业群体的划分方法和标准是人为的,之所以要划分规模来进行分析,无非是想审视一下企业规模对于经济增长的实际意义和政策含义。

  关于企业规模对于经济发展的意义,钱德勒作了精彩分析。(24)对企业规模经济性的重要性的认识,在二战前后流行的发展经济学当中得到了更加充分的体现。例如,罗森斯坦—罗丹就特别强调,由于收益递增性、生产不可分性等原因,工业化必须要由一批最适度规模的企业来推进,这些企业的规模要足够大。(25)事实上,在发展经济学理论成型之前,社会主义的苏联在工业化过程中,也十分强调大规模企业、联合化企业的重要性。日本等国的一些产业经济学家对于产业组织和企业规模也非常强调,所以推崇政府利用产业组织政策来造就和扶持大企业。(26)尽管产业经济学的这种理论是否成立,仍然争论纷纷,但改头换面的类似理论和主张一直很有市场。

  也有一些经济学家并不认为企业规模对于经济增长有实质性意义,如杨小凯的研究表明,是分工经济而非规模经济促进了经济增长。(27)这项研究似乎否认了规模经济性的存在,从而也否认了企业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不过我们认为,规模经济与分工经济是可以并存的,从事实观察的角度来看,由固定投入或最少固定投入带来的规模经济性是广泛存在的,更何况我们所研究的企业是指产出的增加而非雇员的增加。鲍莫尔对企业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进行了更有针对性的探究,他的结论更辩证一些。他认为,大企业型资本主义与企业家型资本主义的有机结合最有利于经济增长。(28)他所谓的企业家型资本主义,实际上是指一个经济体不断有大量初创小企业涌现出来,这些小企业具有较强的创新和进取精神。

  一些实证分析更有意义。早在1998年,拉詹和津格拉斯即发现,在20世纪80年代,发达国家制造业的增长源泉中至少有三分之二可以归功于现有企业规模的扩张。(29)而在2000年,巴特尔曼和多姆斯的研究也发现,经济增长中来自于生产率提升的那份贡献,大部分可归功于资源在已有企业之间的再配置,即从低效企业转移到高效企业,从而高效企业的规模会越来越大。(30)一项较新的、较全面的对欧洲企业规模的研究重点审视了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三种主要模式:企业数量的增加,已有企业规模的扩大,资源再配置。这项研究对2001-2008年间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三国的数据进行了分析,通过多项分布对数模型(multinomial logit model)来辨识决定企业规模变迁的主要因素,结果显示,规模扩张企业与较高生产率、较强的获取金融资源的能力和国际化能力相关,而规模收缩企业多数表现出低生产率、低创新性、难以获得金融资源,以及低工资、低利润,等等。(31)不过,并不应该把企业效率高低与规模扩张收缩之间的关系简单化,因为也有一些研究发现,在1977至1987年间,美国出现效率提升的制造业企业中,既有规模扩张类型,也有规模收缩类型。这项研究认为,在经济发展的有些阶段,新企业的大量涌现、企业数量的增加,是非常重要的;在另外一些阶段,资源再配置和已有企业规模的扩大则更加重要。

  在经济起飞的早期阶段,即迈进增长之门的时候,尽管早期的后发优势理论和追赶式发展理论比较推崇大企业,特别是国家扶持的大企业,在实现经济起飞方面的积极作用。(32)但大量实例表明,国家扶持的大企业,特别是国有制的大企业,以及人为合并的大企业,很容易丧失经营活力和市场竞争力。而且,许多事实表明,完全市场化经营的小企业,对于活跃市场、增加就业和民众收入、点燃市场化经济增长的引擎,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在研究企业规模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时,尽量剔除那些由政府“喂养”和“捏合”而成的大企业,就非常重要。

  在完全的市场化环境中,也许与一些发展经济学家的理论推测相反,当一个经济体处于较早发展阶段的时候,大企业的关键意义反而更低,而当迈过较早发展阶段之后,大企业的关键意义就日益凸显。因布斯和瓦克扎格的研究很有意义:低收入经济体的企业在工业化初期可以大量进行多样化的工业品制造,但当进入中等收入之后,市场需求的空缺性缩小,对多样化制造形成制约,所以更高程度的专业化就会越来越重要,而专业化将提高规模经济的重要性。(33)中国的发展历程也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如一项实证研究用1983-2003年中国29个省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以中小私营企业和个体经营户为代表的企业家精神,对于中国当时的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具体来说,企业家精神贡献了年均1.5个百分点的人均GDP增速,而且每当劳动力市场的自我雇佣比例增加一个单位,GDP的年增速将提高1.3~2.7个百分点。(34)显然,这项研究所指的是狭义的企业家精神,其实主要是分析中小企业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这个分析也与经验事实相吻合,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东南沿海地区的私营、个体经济像雨后春笋般地大量涌现,尽管被很多人认为是“低端”“一哄而上”,但极大地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不过,在近几年里,许多没有能够成功变大的小企业和个体户都倒闭了。

  一个合理的推测是,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努力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关键阶段,经过市场优胜劣汰机制而成长起来的规模较大的企业,在升级转型、全球化竞争方面的作用就会凸显出来,而这对于中等收入经济体仍然维持较高经济增速具有重要意义。或者说得更准确一点,我们所指的规模较大的企业,是那些在迈进增长之门以后、在市场竞争中已经实现规模扩张的企业,并不一定是指规模很大的企业,也并不排斥中小企业。

  已经有一些经济学家隐约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鲍莫尔就提到,对于那些尚未接近前沿的国家而言,企业家型资本主义更好。(35)卡拉斯也指出:一个经济体在从低收入走向中等收入的过程中,生产率提高主要靠劳动力等资源从农业和农村向工业和城市转移来实现,而当达到中等收入之后,生产率提高的来源就发生了很大变化,这种源泉可能是规模经济、专业化或者产业集群,如果对规模经济的挖掘不足,就会制约产业集群的进一步发展和在此基础上的生产率进一步上升。(36)内生增长理论所导出的政策含义,有利于政府从另外的角度来认识大企业的作用。这种理论认为,经济增长是一个基于创新和效率提升的内生的过程,企业规模的自然扩大,意味着在市场竞争环境中,特别是全球竞争环境中,企业竞争力增强了,从而持续增长的微观基础更坚实了。(37)这些阐述暗示了规模较大的企业在攀爬经济增长之梯中的重要性。

  这些关于规模较大企业在向高收入状态迈进中意义的初步研究,值得学术界高度重视。从直观上来看,企业规模变大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也并非是一种线性关系。譬如,企业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数量并未增加、质量并未提高,只是因为价格大幅度上涨造成营业收入和利润大幅度增加,这并不构成经济增长;即使营业收入增长是来自于产品和服务的增加,但这全部是来自于投入品的增加,企业效率并未上升甚至下降了,这表面上看起来的确构成了经济增长,但效率未升却得到了更多投入品,意味着资源配置恶化了,实际上抑制了经济增长,因为应有的增长潜力并没有得到全部释放。在经济增长中,包括在经济增长的不同阶段,是大企业还是中小企业更加重要,学者们的认识并不一致,甚至有些理论自身也并不能做出肯定性或偏向性回答。譬如鲍莫尔的理论,一方面认为中小企业更具创新精神,另一方面也认为大企业更能发挥规模化生产优势和商业化推广优势。(38)

  还需要考虑这样一个质疑:在互联网和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当今时代,单个企业的规模是否像以前那样具有重要性。应该说,这种质疑值得重视。不过,从历史来看,许多技术都曾对产业组织和企业结构产生过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并不能说这一次就是全新的、空前的,想一想电报、电话出现的时候,其革命性意义并不亚于互联网。从现实来看,尽管企业之间的合作、联盟有着更加多样的形式和内容,尽管平台化、生态化的商业发展模式有着更大的吸引力和话语权,尽管企业内部的流程和企业之间的边界也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但是单个企业的规模仍然是市场力量的基础,这一点并没有改变。从对业务的实际控制和合并报表的角度来看,企业规模的重要性不但没有降低,反而还在增强。

  当然,规模较大企业究竟是否比规模较小企业更能促进一个经济体攀爬增长阶梯,无疑需要更多的数据分析,也需要更多的实例分析,才能获得更深入的认识和更坚持的证据。

  笔者将规模较大企业假定为攀爬经济增长之梯的踏板。以研究中国经济而著称的勃兰特和谭益力在一篇关于中国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论文中使用踏板(rung)来表述一些政策的重要性。这篇论文认为,发展中国家在逐步融入全球经济和启动快速增长的较早阶段,其本国企业一般会从产品质量阶梯的低端细分市场切入,在与跨国公司争夺中端的过程中提高竞争力,不断努力向质量阶梯的高端升级,然而有些限制性的政策,要么在供给侧限制了企业获得升级所需资源的机会,要么在需求侧抑制了企业升级的动力,政府在无意之间拆掉了产业升级阶梯上必要的踏板。这篇论文重点分析了中国的工程机械、摩托车和汽车三个行业的政策与发展状态,发现工程机械行业的政策最宽松,因而该行业本土企业与跨国公司的差距明显缩小,并诞生了几个国际竞争力较强的新兴大型翘楚企业。(39)笔者也借用踏板这个词来描述大企业的作用,是想强调,如果没有这些踏板一级一级地接上去,增长之梯就不能形成,一个经济体就难以进入高收入状态。

  需要澄清,被看作踏板的大企业,并不一定是官方划定的大型企业或者规模以上企业。本文所研究的大企业,或者说规模较大企业,实际上是指那些通过市场竞争而不断做大的企业,也可称为实现了规模扩张的企业,这些企业至少在国内同行业中具有较强竞争地位。因此,研究大企业踏板,并不否定中小企业的作用,而是从能否不断做大的角度来看待中小企业,一个经济体只有不断涌现大量初创的中小企业,才会为未来的大企业提供源源不断的后备力量,才会不断有新兴的大企业出现,增长之梯的踏板才会一级一级地往上接。更多的没能不断做大的中小企业,也并不意味着没有为经济发展做出贡献,只不过它们没能成为在增长之梯上具有关键意义的踏板。本文将在后面的具体分析中对企业规模大小作明确说明。另外,本文所研究的大企业,是那些市场化竞争、一体化运营的大企业,而不是通过产业政策排斥竞争和人为扶持的大企业。所以,我国垄断行业的国企,如中石油、中石化等国企,以及河北钢铁集团等人为合并的国企,将排除在“踏板企业”之外。

  即使有一些企业做大了,但在市场竞争中又不断萎缩了,即成了规模收缩企业,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显然暂时消失。无论在经济增长的哪个阶段,都会有一些规模扩大企业和一些规模收缩企业,不过在进入增长之门的时候,可能帕累托规模扩大的情况更加普遍。而当攀登增长之梯的时候,可能卡尔多规模扩大的情况更多了,即规模扩大企业挤占、压缩了其他企业的市场份额和生存空间,就会出现更多的规模收缩企业。但其中一部分规模收缩者若能在调整中重振竞争力,就会再次变成规模扩张者和增长之梯上的踏板。这种现象也是比较普遍的。

  此外还应该认识到,企业规模不可能无限扩大,尽管现在营业收入达数百亿美元的企业比比皆是,而20世纪50年代营业额达到数十亿美元就是很大的企业。因此,有一些大企业会适时进行分拆。分拆出来的那些企业,如果独立运营后还能继续成长,也有机会成为大企业,这样就会使大企业群体增加更多的成员。也有一些企业的规模膨胀到了足够大的时候,就患上了严重的大企业病,如果难以拯救,就会破产,从而退出大企业群体,但是这种退出对于优化资源配置、促进持续增长反而有好处。

  四、经济增长的贸易本质、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企业规模

  一个经济体当中有许许多多的企业,应该可以说,除了极少数满足现状的企业而言,绝大部分企业都想变得更大。但是,为什么有些企业能由小变大、有些企业能由大变得更大,而其他企业却不能?所以,企业能否变得更大,并不是想不想的问题,而是能不能的问题。从经验上来看,在市场经济中,能够变得更大的企业,就是竞争力更强的企业。当然,所谓竞争力更强,并不仅仅是指更强的技术研发和应用能力,也包括更强的成本压缩、市场开发、生产组织、资源调动等方面的能力。从理论上来看,经济学却缺乏具有说服力和普遍意义的企业规模理论。尽管企业规模是产业组织理论的核心议题之一,但早在20世纪50年代,斯蒂格勒就指出了传统的规模经济理论经不起现实检验。他认为,即使在同一产业中,由于不同企业有着不同的资源组合,所以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最佳规模,而且不同时期可能有不同的最佳规模,也就是说,企业最佳规模的范围其实是很宽广的,企业的长期成本线在很宽的规模范围内基本上是水平的。(40)杨小凯甚至不认为企业规模对于经济增长有实质性意义。(41)总的看来,在众多的相关文献中,唯一具有普遍意义的企业规模理论,就是成本理论,但其致命缺陷在于将所有企业的成本曲线看成是一模一样的。这种同质性的成本曲线理论,显然与事实完全不符。管理学在研究企业规模方面要好得多,如钱德勒等人的研究,(42)但却以事实陈述、案例分析、经验总结为主,而缺乏一般性理论。

  在经济学研究中,近15年来得到越来越多关注的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尽管并不主要研究企业规模问题,但其一些研究结果显示,企业规模差异实际上是来自于企业异质性。所谓企业异质性,主要是指以企业生产率来衡量的综合竞争力的各不相同。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起源于梅里兹创立的解释贸易现象的模型,这个模型最初旨在揭示不同企业之间的生产率所存在的巨大差异,而生产率差异体现在出口与不出口的区分上,从而解释了要素条件基本相同国家的同类产品之间为什么也存在贸易。(43)这个模型后来又得到一些重要扩展,特别是伯纳德等人所进行的拓展工作,使这个模型有了更强的适应性和解释力。(44)这些模型所建立起来的理论,在近15年来得到了广泛应用和高度评价,被称为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新新贸易理论),以与俄林—赫克歇尔的经典贸易理论、克鲁格曼等人的新贸易理论相提并论。

  强调企业的异质性,之所以具有重大意义,是因为在同一行业内,也有很多企业在生产同一产品,但只有一些企业出口,另一些企业不出口,那些从事一般出口贸易的企业往往有更高的生产率、更大的生产规模。原有的贸易理论分析了产业间的资源重配,新新贸易理论则发现,现实中存在大量的企业间资源重配。异质性企业贸易领域的研究发现,控制企业因素,企业相对营业收入取决于企业相对生产率(相对于其他企业);企业的生产率是内生的;贸易自由化尽管会对国内市场形成冲击,高生产率的企业也可能在国内市场遭遇营业收入下降,但它们在国外市场营业收入的上升更快,所以它们的总营业收入还是会上升、规模还是会扩大。

  笔者认为,用国际贸易来表征企业的异质性能力(竞争力),可能是正确的。因为国际贸易一般而言比国内贸易需要更强的能力:国际贸易不但需要企业盈利能力覆盖远距离运输成本,还要应对陌生人际网络、政商关系导致的产品适宜性改进成本、销售成本、合约成本等等,以及要应对各种不确定性。

  应该说,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并不是一个现成的经济增长理论。在这里,需要对经济增长的本质作更确切的理解。市场经济中,经济增长的本质,其实就是贸易的增长,包括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的增长,因为每个企业都需要把产品和服务卖出去,而不是留着自用。卖出去就是贸易。斯密的分工化生产需要贸易来最终实现,不能实现贸易的分工化生产当然是无效生产,而分工化生产的扩张最终体现为贸易扩张,这就是经济增长。分工化生产和贸易实现,无疑都需要由企业来完成,因此很好理解,为什么企业能力的形成是新新贸易理论和新增长理论的核心。笔者将这种理解称之为经济增长的贸易本质。实际上,在早期的贸易理论中,特别是俄林的著作中,国内的区域贸易与国际贸易同样具有重要地位。(45)由于国际贸易的壁垒更多、不确定更大、难度更高,因此一般认为,国际贸易更能代表企业竞争力、区域竞争力、国家竞争力,以及经济增长的竞争力基础。

  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也不是一个现成的企业规模和大企业发展理论。这个领域一些重要的研究显示,从事跨国贸易的企业,一般而言在同行业中具有更大规模、更高生产率;在跨国贸易基础上,从事跨国投资、跨国供应链活动的企业,同样具有更大规模和更高生产率。企业跨国贸易、跨国投资、跨国供应链活动,与企业规模、企业生产率之间的强相关关系,使得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与企业规模联系在一起。雷丁对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进行了概括性分析,指出这个理论的实质,就是解释企业竞争力差异对企业生产规模和贸易增长、贸易份额提高的决定性意义。(46)

  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实际上可以从莱宾斯坦的X-效率理论中找到影子。X-效率理论认为,即使在一个完全一样的市场环境中,不同企业有着不一样的效率,这种效率差异并不能被传统经济学的资源配置机制来解释。(47)因此,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实际上也指向了不同的企业家、不同的管理团队、不同的组织、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战略、不同的管理方式和管理风格、不同的资源条件和资源使用方法。实际上,都是强调人、组织、战略、文化的重要性,强调深入企业这个“黑箱”的重要性,而不是像传统的经济学那样停留在企业之外的“市场”中。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实际上是强调,经济增长更多地取决于企业这个“黑箱”,而不是“黑箱”之外的市场。由此不断推断,如果有更多的企业能够提升生产率和经营规模,就会有更多企业从事跨国贸易、跨国投资和跨国供应链活动,就会促进全球化背景下的经济增长。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主要以企业生产率来衡量异质性能力,有一定的片面性,有时可能还有误导性。生产率作为一个整体指标和长期指标,是令人信服的。但是对于数量较少的企业群体或一个企业而言,特别是在较短时期内,完全可能出现糟糕的经营状况和良好的生产率指标并存的现象,以及高生产率企业的经营状况明显不如低生产率企业的现象。这些现象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在市场化经营中,短期经营和财务指标的重要性不逊于长期生产率指标,短期财务指标恶化而导致高生产率企业破产倒闭的情况并不鲜见。因此,做这方面研究,不但应该对企业生产率进行分析,还要对企业经营财务指标进行分析。当一个经济体达到中等收入状态而要攀爬增长之梯,就意味着重要产业的升级转型。而异质性企业贸易领域的一些研究,特别是那些分析产品质量提升与异质性贸易之间的正向关系的文献,对于我们理解如何攀爬增长之梯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杰维斯将企业的产品质量和技术效率区分开来,使用美国制造业普查数据库的生产线层面数据进行模型检验,发现了产品质量和技术效率对于出口选择的影响是不一样的,产品质量,而不是技术效率(这里所谓的技术效率是指企业的成本优势),是企业选择出口的最主要因素,产品质量越高就越倾向于选择出口并且能获得更高的价格,出口增加主要是因为产品质量较高从而市场需求增加而不是因为企业效率提高。(48)这项基于美国企业数据的研究,对中国这样的攀爬增长之梯的国家的启发意义在于,以前主要依靠成本优势来推动出口、参与国际竞争、带动国内经济增长,但在新的条件下似乎难以为继,如何强化产品质量提升能力,变得越来越重要了。

  而一些跨国实证研究,有更加具体的指向性。阿尔托蒙特等人就明确指出,由于企业之间具有很大的异质性,笼统地以一个国家、一个产业为分析单位,往往看不出问题的实质,所以必须要从企业层面来研究国家竞争力和经济增长。该研究对英、法、德、西、意、奥、匈等7个国家的15000家企业进行了综合分析,以企业在全球市场中进行产品和服务交换的能力来表示企业的外部竞争力,企业是否有出口、对外投资、参与全球价值链,等等,都作为重要指标。研究发现,全球性活动企业具有更高的生产率,而且企业的生产率越高则所从事的全球性活动的复杂性越高、企业规模也越大。研究还发现存在一个生产率门槛,高于门槛的企业具有外部竞争力,而且以此可分辨出四类企业:一是一直在门槛之上的企业;二是跨越门槛的企业,这些企业就是转型者(switcher)或者竞争力阶梯攀登者;三是从门槛之上掉入门槛之下的企业;四是一直在门槛之下的企业。第三和第四类企业的经营规模较小、股权资本较少、劳动生产率较低、单位劳动成本较高;第二类企业虽然规模也较小,但股权资本较多、人力资本和研发密集、薪酬与效益挂钩较好、管理层职业化程度较高、股权结构的外部化和国际化程度较高。(49)这项研究恰恰说明,小本身不是美,小能变得更有生产力、小能变大(more likely to grow)才是美。其转型企业或竞争力阶梯攀登企业,正是本文所关注的新兴的踏板企业。

  五 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新的政策视角

  中国改革开放40年,已从低收入国家成为上中等收入国家,下一步应该努力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在从低收入向中等收入迈进过程中,中国众多私营中小企业的涌现具有重要意义,而近10年里,伴随剧烈的产业洗牌和生产集中度提升以及升级转型,则显现了一批企业的一体化生产经营规模不断扩大、其中一些企业的竞争力和影响力不断全球化的图景,这正是攀爬增长之梯的典型现象。

  但是,中国也有不少规模巨大的国有企业,依靠人为合并而成为庞然大物,它们是否或者能否真正成为增长之梯上的踏板,则需要扎实的研究证据。即使其他类别的规模较大的企业和规模迅速扩展的企业,也同样需要研究证据才能判断其对经济持续增长到底有多大贡献。除了对一些重要行业的分析,企业层面数据的可获得性,可以使我们得以分析各种规模层次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贸易能力的变化、重要财务指标的变化。通过严谨的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一定可以为我国下一步经济增长提供新的政策视角。

   注释:

  ①G.Clark,"The Long March of History:Farm Wages,Popul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England 1209-1869",Economic History Review,vol.60,no.1(2007),pp.97-136.

  ②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伍晓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③彭慕兰,《大分流》,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

  ④I.Gill,H.Kharas,East Asian Renaissance:Ideas for Economic Growth,Washington,DC:World Bank,2007.

  ⑤Madison Project,"Statistics on World Population,GDP and Per Capita GDP",2010,http://www.ggdc.net/maddison/maddison-project/home.htm.

  ⑥刘世锦等:《陷阱还是高墙?中国经济面临的真实挑战和战略选择》,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年.

  ⑦罗德里克:《相同的经济学,不同的政策处方:全球化、制度建设和经济增长》,张军扩、侯永志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9年,第36页.

  ⑧B.Eichengreen,D.Park,K.Shin,"When Fast-growing Economies Slow Down:International Evidence and Implications for China",Asian Economic Papers,vol.11,no.1(2012),pp.42-87.

  ⑨J.Wiess,"Export Growth and Industrial Policy:Lessons from the East Asian Miracle Experiences",Discussion Paper 26(2005),Manila:Asian Development Bank Institute.

  ⑩阿吉翁、霍依特:《内生增长理论》,陶然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3、15页.

  (11)G.Grossman,E.Helpman,"Quality Ladders in the Theory of Growth",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vol.58,no.1(1991),pp.43-61.

  (12)L.Brant,E.Thun,"Constructing a Ladder for Growth:Policy,Markets,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in China",World Development,vol.80(2016),pp.78-95.

  (13)C.Altomonte,T.Aquilante,G.Ottaviano,"The Triggers of Competitiveness:the EFIGE Cross Country Report",Bruegel Blueprint 17,Brussels(Belgium),2012,p.36.

  (14)兰德斯:《国富国穷》,门洪华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第199-245页.

  (15)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王永胜译,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2017年,第52页.

  (16)奥尔森:《国家的兴衰:经济增长、滞胀和社会僵化》,李增刚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8、200页.

  (17)Commission on Growth and Development,The Growth Report:Strategies for Sustainable Growth and Development,Washington,DC:World Bank,2008.

  (18)阿吉翁、霍依特:《内生增长理论》.

  (19)鲍莫尔:《企业家精神》,孙智君译,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

  (20)张维迎、盛斌:《论企业家:经济增长的国王》,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

  (21)波特:《建立繁荣的微观经济基础:基于微观经济竞争力指数的调查发现》,康纳利斯主编:《世界经济论坛2002-2003年全球竞争力报告》,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年.

  (22)C.Hsieh,P.Klenow,"Misallocation and Manufacturing TFP in China and India",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vol.124,no.4(2009),pp.1403-1448.

  (23)L.Brandt,T.Tombe,X.D.Zhu,"Factor Market Distortions across Time,Space and Sectors in China",Review of Economic Dynamics,vol.16,no.1(2013),pp.39-58.

  (24)钱德勒:《看得见的手》,重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钱德勒:《大企业与国民财富》,柳卸林主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钱德勒:《规模与范围》,张逸人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年..

  (25)P.N.Rosenstein-Rodan,"Problems of Industrialisation of Eastern and South-Eastern Europe",The Economic Journal,vol.53,no.210/211(1943),pp.202-211.

  (26)岩崎晃:《合并与改组》,小宫龙太郎主编:《日本的产业政策》,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黄晓勇等译,1988年,第486-500页.

  (27)X.K.Yang,"Endogenous vs.Exogenous Comparative Advantage and Economies of Specialization vs.Economies of Scale",Journal of Economics,vol.60,no.1(1994),pp.29-54.

  (28)鲍莫尔:《好的资本主义坏的资本主义以及增长与繁荣的经济学》,刘卫、张春霖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年.

  (29)R.G.Rajan,L.Zingales,"Financial Dependence and Growth",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88,no.3(1998),pp.559-586.

  (30)E.Bartelsman,M.Doms,“Understanding Productivity:Lessons from Longitudinal Microdata",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vol.38,no.3(2000),pp.569-594.

  (31)G.B.Navaretti,D.Castellani,F.Pieri,2012,“Changing Class:Size Transition in European Firms",mimeo.

  (32)P.N.Rosenstein-Rodan,"Problems of industrialisation of Eastern and South-Eastern Europe",Economic Journal,vol.53,no.210/211(1943),pp.202-211; A.Gerchenkron,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2.

  (33)J.Imbs,R.Wacziarg,"Stage of Diversification",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93,no.1(2003),pp.63-86.

  (34)H.Li,Z.Yang,X.Yao,H.Zhang,J.Zhang,"Entrepreneurship,Private Economy and Growth:Evidence from China",China Economic Review,vol.23,no.4(2012),pp.948-961.

  (35)鲍莫尔:《好的资本主义坏的资本主义以及增长与繁荣的经济学》.

  (36)卡拉斯:《中国向高收入国家转型——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因应之道》,《比较》2011年第5期.

  (37)阿吉翁:《寻求竞争力:对中国增长政策设计的启示》,《比较》2014年第5期.

  (38)鲍莫尔:《好的资本主义坏的资本主义以及增长与繁荣的经济学》.

  (39)L.Brant,E.Thun,"Constructing a Ladder for Growth:Policy,Markets,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in China",World Development,vol.80,(2016),pp.78-95.

  (40)G.Stigler,"The Economies of Scale",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vol.1(1958),pp.54-71.

  (41)X.K.Yang,"Endogenous vs Exogenous Comparative Advantages and Economies of Specialization vs Economies of Scale",Journal of Economics,vol.60(1994),pp.29-54.

  (42)钱德勒:《看得见的手》《大企业与国民财富》《规模与范围》.

  (43)M.Melitz,"The Impact of Trade on Intra-industry Reallocations and Aggregate Industry Productivity",Econometrica,vol.71,no.6(2003),pp.1695-1725.

  (44)A.B.Bernard,J.B.Jensen,S.J.Redding,P.K.Schott,"Firms in International Trade",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vol.21,no.3(2007),pp.105-130.

  (45)俄林:《区际贸易与国际贸易》,逯宇铎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3年.

  (46)S.Redding,"Theories of Heterogeneous Firms and Trade",Annual Review of Economics,vol.3,no.1(2011),pp.77-105.

  (47)H.Leibenstein,"Allocative Efficiency vs X-efficiency",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56,no.3(1966),pp.392-415.

  (48)A.Gervais,"Product Quality and Firm Heterogeneity in International Trade",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vol.48,no.3(2015),pp.1152-1174.

  (49)C.Altomonte,T.Aquilante,G.Ottaviano,"The Triggers of Competitiveness:The EFIGE Cross Country Report",Bruegel Blueprint 17,Brussels(Belgium),2012,p.36.


作者简介:张文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国有企业改革基础领域首席专家。北京 100010


]]>

2018-10-08 04:40
66
互联网经济环境下网络审计发展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