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哲新闻学 理论研究

如何理解传统儒学的“返本开新”

赵庆秋

2018-08-10 02:42

山东师范大学教授 高兆明
​《社会科学报》总第1618期5版


  “返本开新”始终有几个问题无法回避:其一,何谓“本”?何为“新”?在何意义上为“本”、为“新”?其二,为何要返“本”?为何要“返本”、“开新”?是否可以不“返本”即可“开新”?其三,如何“开新”?凭何“开新”?唐君毅先生对此有清楚揭示:“我们要救当今之弊,须再生清以前宋明儒者之精神,发扬西方之近代理想主义,与中西方人文主义之精神。此是求中西学术文化精神之返本。然此返本,则同时是求开新。融会中西方理想主义人文主义之精神,与其文化思想,即开新的工作的始点。”

 

哲学意义上的“返本”

 

  就中国文化传统而言,从现象看,“返本”似乎是要回到孔子、孟子及其为代表的传统儒学。不过,孔子、孟子在何种意义上成为“本”?孔子、孟子生活在两千多年前,“返本”显然不是返回到两千多年前。两千多年来,人类社会经历了天翻地覆般变化,儒学本身亦有重大演进。“返本”不是历史纪年意义上的,而是哲学意义上的,是普遍、根本、永恒意义上的。此“本”是孔子、孟子思想中所隐含着的那些普遍、永恒的人类问题与思想,是古今通问、古今通理,是人类对这些永恒问题在那个时代所能达到的真知灼见。这些真知灼见对今人有意义。这样,所谓“返本”就不是简单地回到孔子、孟子等那里去,而是回到人类永恒问题及其真知灼见探究中去,是对此永恒、普遍问题在今天的接着探究、接着讲。孔子、孟子是古代中国那个历史大转折时代的思想探索者,他们表达了那个时代的“时代精神”,在那“时代精神”中有永恒、普遍的内容。所谓“返本”,不是返回到那个时代的“时代精神”,而是要找出以特殊样式隐含在那个时代精神中的永恒、普遍内容,找出古今通问,古今通理。

 

  欧洲近代在走向现代社会时曾有过文艺复兴运动。这是通过古希腊罗马文化再发现而获得思想启蒙的历程。文艺复兴思想启蒙历程不是简单地回到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去,而是以他们为先驱,获得思想精神解放的资源与动力。在其现实性上,直接为欧洲现代化历史进程奠定思想基础的,不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而是笛卡尔、培根、霍布斯、洛克、伏尔泰、卢梭等。他们是近代欧洲再生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两千多年后的当代中国,再生的孔子、孟子在哪儿?再生的孔子、孟子思想是什么?没有现代再生了的孔子、孟子,中华民族现代社会历史进程是否可能?这就恰如没有再生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是否可能有欧洲现代社会历史进程一样。中华民族正经历另一场伟大历史转型。这是产生新的孔子、孟子的历史时代,是一个呼吁、期待、培育思想伟人的时代。没有思想解放、精神自由,既不可能“返本”,更不可能“开新”。

 

  “开新”是一历史性事件,它是历史自身的内在否定性新生。“开新”内在地包含着方向性与时间性。没有方向性与时间性,无所谓文化的新生。这样,“开新”就应当放在人类文明演进历史进程中加以把握。人类文明的历史,是不断打碎加在自身的各种枷锁走向自由的历史。中华民族文明演进同样如此。“开新”当然是基于中华民族现实生活及其历史的“开新”,不过,“开新”首先是向着文明、自由方向的前行。一百多年来,诸多先贤前赴后继,苦苦求索中华民族汇入人类文明主潮流的现实道路。其间,他们自然地将目光投向那些先进民族,向先进民族学习、借鉴。“返本”、“开新”,应当借鉴已成功实现现代化的先进民族的思想资源,努力与中国传统思想资源融通而使其获得新生。这正是唐君毅先生等先贤们坚持中西汇通的缘由。“中西汇通”的要旨,不是学习西方,而是学习以西方文明形式存在的人类普遍文明成就,与此同时,亦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孔孟儒学等成为人类文明的普遍成就。

 

传统文化如何获得新生

 

  对待传统文化一直有所谓古今厚薄之争。究竟是“厚今薄古”还是“薄今厚古”?作为历史性事件的“开新”,一方面,本身就意味着对“古”的怀疑、批判,就是历史进程中的自我否定。没有怀疑、批判、反思,就没有“开新”。另一方面,当然得立足于今天。历史及其文化之所以要“开新”,就在于社会存在、交往、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历史形态发生了根本变化,社会结构及其基本规范性秩序根据发生了根本变化。旧的社会生活方式、社会结构及其相应的社会文化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根据。如果一定要有厚薄古今取舍,那么一定是“厚今薄古”,而不是“厚古薄今”。只不过,此“厚”之“今”亦不是简单纪年意义上的,而是现代社会、时代精神意义上的。“厚今”是立足当今时代高扬时代精神,是要以朝气蓬勃的姿态生活在21世纪并创造21世纪的新生活。否则,就会被历史无情地抛弃。

 

  如何使悠久传统文化在今天获得新生,使之成为珍贵的文明财富,而不是沉重的历史包袱?新生本就是一项艰巨任务。先贤们已为此不懈奋斗百余年。我们在做此项工作时须明晰两个前提性的常识。其一,人类文明大方向或历史发展大趋势。唯有在人类文明历史趋势中,才能看清历史方向并合理选择自己的发展路径。其二,有悠久历史的中华民族一定不可或缺自己的深厚文化根基,否则无自尊。此种自尊不是臆造,而是历史真实。中华民族悠久文化中有极为丰富的内容,其中有珍宝。只不过此珍宝需要识宝人,须经过仔细辨识并清洗后才能重现辉煌。道德人格、自由精神,正是中华民族悠久文化中可以挖掘的最珍贵内容之一。

 

  在某种意义上,中国传统文化本质上是道德文化,注重的是道德人格精神。我们可以对中国传统文化提出诸多深刻批评乃至根本性否定,但是,我们却无法否认其中所包含着的那种自由精神、人格品味、英雄气质与高贵情怀。它们在今天仍然是这个民族的珍贵财富。我们正处于十字路口,这艘大船正在惊涛骇浪中经受考验。这个民族在几十年间突然财富梦幻般涌流,人们的身子进入了现代社会,脑袋还遗落在身后。道德人格、勇于担当等高贵精神还是社会奢侈品。民族新生需要有自由意志精神主体,需要有大仁大智大勇大义之心者。

 

  正如唐君毅先生以及诸多东西方思想大家所反复揭示的,高贵人格可以自足,无所他待。阿伦特曾强调,一个人须与自己在一起,须有“独处”的能力。“独处”、与自我在一起,这并不是说一个人不要进入社会、不要积极参与社会生活,而是说一个人不能没有本真自我,不能没有道德人格与良知,不能没有道德担当。一个人应当坚守本真自我,应当有道德人格、良知、道德担当。人不仅是复数的,还是单数的。单数的人是社会活力源泉。不过,当今的人们又似乎非常自我:以自我为中心,没有他人,没有敬畏,如此等等。难道还嫌自我不够吗?难道还要更大的堕落吗?“与自我在一起”之“自我”,不是现象、实存意义上的,而是良知、本体意义上的,是人的心灵、良知、本性之“我”。与自我在一起,即与良知在一起。一个人必须时常听从心底的声音。为什么一个人必须与自我在一起?因为生命肉体必须与灵魂在一起。人的高贵不在于人形,而在于心灵境界。唐君毅所期待的道德人格及其心灵境界,既是做人的高贵,亦是人类的希望。一旦人们拥有大仁大智大勇大信之心,即便人类面临危机乃至毁灭,亦会无所畏惧地直面挑战,勇于担当,给人类以希望。

 

“开新”出现代道德人格和法治秩序

 

  然而,问题在于:其一,在一般意义上,这种高贵道德人格形成何以可能?离开政治共同体,离开良善习俗、公平正义制度体制,是否可能?人性、道德在多大意义上可靠?其二,具有道德精神的人们如何培育出良善习俗、构建起公平正义的制度体制及其规范秩序?对于精神自由,政治自由不可或缺。唐君毅、牟宗三先生等在晚年对此均有清醒意识。

 

  传统儒学核心有二:仁、礼。尽管我们可以对传统儒学在具体解释上给出诸多批评、否定,但是,如果能够洞察其要旨,在一般意义上,从其“仁”把握健全道德人格之主旨,从其“礼”把握客观伦理秩序之主旨,那么,传统儒学的“返本开新”就有两条线:从君子人格“开新”出现代道德人格,从礼治秩序“开新”出现代法治秩序。这并不意味着可以直接得出结论,说传统儒学中就有现代道德人格精神或现代法治秩序,而是说传统儒学的仁、礼的现代“开新”方向。在传统儒学中找到那些具有永恒性的问题,并摒弃其旧时代历史内容,注入新时代历史精神。一个充满活力与生机、如马克思所说“合乎人性”的社会,一定在客观上具有法治秩序,在主观上具有自由人格精神。这两个方面无法从传统儒学自身中直接生长出来。它须经历深刻反思、批判、诠释的痛苦过程。

 

  既然是作为时代精神的表达,古代儒家就必定回避不了社会客观制度体系与社会成员个体主观精神的关系问题,回避不了礼、仁关系。礼、仁之间有张力。孔子“克己复礼为仁”的思想事实上揭示了一个极为深刻的道理:社会客观制度体系对于整个社会具有基础性意义。一个社会首先应当建立起公平正义的基本制度体系及其规范性秩序。今天,首先是建立起法治社会、法治秩序,实现规范性重构。否则,所谓道德人格,或者是悲剧的,或者是扭曲的,或者是虚伪的。在法治社会、法治秩序基础之上,培育良善社会习俗,陶冶社会成员心灵,塑造其第二天性。在过好生活、做好公民中成为好人。这是走向未来的光明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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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8-10 1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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