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概念最早在1995年由唐·塔普斯科特提出,早期这一概念常被认为是互联网经济或信息经济的代名词。随着经济社会的数字化转型不断加快,已经不仅只涵盖信息产业,而是一种与工业经济、农业经济并列的经济社会形态。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主要国家经济增速呈现明显放缓态势,但数字经济高速增长的态势一直没有改变。
牛津经济研究院的测算显示,过去15年中,数字经济增速是全球GDP的2.5倍。据埃森哲公司分析,数字化程度每提高10%,人均GDP增长0.5%~0.62%,到2020年,数字经济的发展将使全球经济有望累计增加2万亿美元,到2025年,数字经济将为全球经济总值贡献50%以上。
目前,我国正处于密集创新周期和高速增长周期,数据资源的爆发式、指数化式增长及分析应用水平的持续提升,正成为推动经济实现快速增长、共享增长和包容性增长的强大驱动力量。2016年我国数字经济增速高达16.6%,显著高于同期GDP6.7%的增速,分别是美国、日本和英国的2.4倍、3.0倍和3.1倍。波士顿咨询最新发布的 《数字经济下就业与人才研究报告》 显示,预计2035年中国整体数字经济规模接近16万亿美元,总就业容量将达4.15亿。
以成都为代表的四川数字经济发展势头强劲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与就业白皮书 (2018)》 显示,四川省数字经济总量达10872亿元,位列全国第10位,领先西部地区;增速为25.4%,排名全国第4位;数字经济占全省GDP总量的29.4%,较2016年提高4个百分点。其中,成都在全省乃至全国的领军地位已经基本形成,其余地市州正加快发展。
成都发展数字经济基础条件良好
成都发展数字经济的优势明显,是全球重要的电子信息产业基地、全国首批、中西部唯一的“中国软件名城”。电子信息产业是成都的第一大支柱产业,已在集成电路、新型显示、计算机、网络通信、电子元器件、信息安全、物联网、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等领域形成较强优势,成为国家集成电路设计产业化基地、信息产业国家高技术产业基地、国家信息安全成果产业化基地、电子商务示范城市、国家下一代互联网示范城市和信息惠民国家试点城市,为成都数字经济快速发展打下了良好的产业基础。
成都已经成为全省数字经济的领军龙头
当前,成都数字经济正进入蓬勃发展阶段,已占全省“半壁江山”,且在省内优势不断扩大。2016年,成都市“互联网+”数字经济指数占比达全省51.0%,且增速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其中,仅成都高新区就聚集了数字游戏相关企业300余家,其中51家规模以上数字游戏企业实现营业收入120.5亿元。与此同时,新华三数字经济研究院发布了《中国城市数字经济指数白皮书(2018)》,在中国100个城市的数字化发展中,成都排名全国第5,仅次于北上广深,领跑新一线城市数字经济发展。
成都数字经济领域政策文件加速出台
成都对数字经济领域的发展高度重视,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着力加速数字经济发展。2017年11月,成都新经济大会首次将数字经济作为新经济的6大形态之一,并置于首位;12月,成立全国首个新经济委员会,发布支持新经济发展 18条措施。2018 年 3月,成都市经信委、市新经济委、市发改委、市科技局、市大数据和电子政务办联合发布 《成都市推进数字经济发展实施方案》,以加快推进数字经济发展和数字技术广泛应用,并提出到2022年,成为国内领先的数字经济发展高地。
其余地市州数字经济正逐步起步发展
除成都以外,其余地市州数字经济发展势头相对较弱,但已经实现了起步发展,未来发展潜力巨大。2017年 《四川省“互联网+”数字经济指数报告》指出,绵阳和德阳两个城市凭借在产业和智慧民生板块的亮点,成功跻身数字四线城市。而遂宁、内江等城市虽然数字经济体量较小,但互联网+数字经济指数在2016年实现了高速的增长,数字经济发展呈现提速发展态势。
加快发展数字经济需要处理好四大关系
数字经济发展带来“时间—空间”物理世界、信息空间和“人的网络”三者高度融合,对思维方式、生产生活方式带来很大的冲击,甚至是颠覆,对社会治理创新提出了重大挑战。推动数字经济发展需要把握好如下几个关系。
处理好新经济与旧思维的关系
数字经济是不同于传统工业经济、农业经济的一种新兴经济形态,地方政府特别是欠发达地区抓数字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能局限于资金、土地、环境容量等传统要素的配套,必须更加重视信息、人才等要素,重视思维方式的转变。已有的发展历程形成了我们固有的思维模式,但在数字经济环境下,信息获取的便捷性使每个人都能成为创新者、生产者,成为要素、资源的分享者、拥有者。这不同于以往任何时代,没有可以参照的范本,由过往而知未来的连续性思维可能会带来我们的误判,因为在快速演进的数字化生存环境中,未来和过去,甚至和当下之间的因果演进关系已被颠覆,无法再沿袭旧思维抱残守缺,必须要解放思想、更新认识、提高收集和运用数据的能力,才能把推动数字经济发展与高质量发展结合起来。
处理好存量调整与做大增量的关系
数字经济已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但目前,数字经济还不足以挑起经济发展的大梁,还难以缓解传统产业调整带来的压力,需要呵护数字经济的健康成长,妥善处理好“大块头”疲软对冲“小个子”活跃的突出矛盾。要把数字经济放在优先发展的位置进行重点推进、率先突破,抢占新经济发展先机,让其成为经济发展特别是传统产业的“加速器”。同时,要坚定转型决心,加快出清过剩落后产能,为数字经济等先进产能腾出宝贵的实物资源、信贷资源和市场空间。
处理好市场主导与政府引导的关系
数字经济是一种创新经济,初期研发和项目建设投资较大,技术更新换代快,企业成长性较高但失败概率也高,如果仅仅依靠市场力量,通过产业自我积累、自我创造实现发展,需要耗用较长的周期。要充分发挥政府主导的供给与需求的扩大对于拉动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帮助企业尽快渡过初创阶段,实现资本积累和规模效应,进而推动产能扩张和技术、市场研发。另一方面,也要防止政府大包大揽,严格界定扶持的范围和条件,防止政策过于叠加,减少直接干预,避免资源配置扭曲、产能过剩加剧、市场公平竞争受损等问题。
处理好要素供给与制度建设的关系
数字经济从“风生水起”到“落地生根”需要科技、资金、人才等要素的高效供给,但更离不开公平竞争、开放有效的制度和生态系统。一方面,大数据的加速运用将催生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和新模式的竞相迸发,创新的速度明显加快。与之相伴的是,对现有规章制度和管理方式的挑战,“先发展后治理”的路径难以实现,数字经济的发展迫切需要打破制度“紧箍咒”。另一方面,海量数据资源需要确权、开放、流通和交易,技术专利、数字版权、数字内容和个人隐私保护等也将进一步挑战现行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制度。
发展数字经济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途径,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机遇。要针对数字经济运行规律和发展趋势,应着重从夯实发展的物质基础、释放工业数字红利、打造龙头领军城市和优化政策环境等方面助推数字经济发展。
(作者单位:四川省经济发展研究院 四川省发改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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