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作出“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的重要指示。2022年10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进一步指出：“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重要论述与“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的重要指示一脉相承，共同构成新时代创新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指南。当前，我们要积极主动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发展和理论创新的要求，增强新时代新征程理论创新的使命感，充分认识标识性概念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重要地位和独特作用，有效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提炼出更多、更系统、更易于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深刻领悟和国际社会所理解、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助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和创新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政治引领、思想支撑和理论保障。
一、标识性概念的界定和辨别
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的重要指示，做好标识性概念的研究和阐释，必须先弄明白什么是标识性概念，以及如何判别标识性概念与非标识性概念。
（一）标识性概念的界定
概念界定的目的是明确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确保概念在学术研究中使用准确、前后贯通。概念界定犹如奠基石，是推动理论研究和阐释的关键步骤。
什么是标识性概念？标识性概念是指一个学科或理论体系中具有核心指向性和广泛认同度的概念。任何一个具有知识体系自主性、主体性和创新性的学派、学科或理论体系都应该有标识性概念。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标识性概念，是中国共产党基于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规律的新认识，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创新成果。它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主张，是最具中国特色、时代气息和国际传播力的独特性概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独特标志。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步的理论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以社会基本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为根基的标识性概念构成的严谨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的标识性概念甚多，下面略举数例：基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维度，提出了“新质生产力”“两山论”等标识性概念；基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维度，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全过程人民民主”等标识性概念；从生产方式变革所奠定的坚实物质基础，以及社会结构、文化发展、国际形势等综合要素考量出发，提炼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一标识性概念；从思想上层建筑所承载的价值导向与精神内核视角，提炼出“人民至上”的标识性概念；基于时代判断的视角，提炼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标识性概念。
（二）标识性概念的辨别
知道了什么是标识性概念，就能够辨别区分标识性概念与非标识性概念。总结起来，辨别标识性概念的关键在于认清标识性概念所具有的不同于一般概念的显著特征及其在整个理论体系构建中所发挥的独特作用。标识性概念具有三个方面的显著特征，彰显了三个“统一”。
实践指向性特征：彰显了问题导向与方案提供的统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标识性概念，始终以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中国实际问题包括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遇到的新问题、改革发展稳定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国际变局中的重大问题、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等多个方面。从解决这些中国实际问题出发而提炼出的标识性概念，既是对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方法论的凝练概括，又是对具体实践的进一步指引，具有鲜明的实践指向性。例如，“两个毫不动摇”这一标识性概念，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在政策层面的具体体现和保障，是在改革实践中产生的所有制理论创新成果，改变了长期以来认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只能是“单一公有制”的思维定式。又如，“新质生产力”这一标识性概念的提出，在实践上直接促进了“卡脖子”问题、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等时代难题的破解。
价值引领性特征：彰显了理想追求与现实路径的统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标识性概念不仅描绘发展蓝图，更提供直接的价值引领，始终尊重人民主体地位，保障人民基本权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例如，将“人民至上”的标识性概念转化为具体行动的价值引领，将“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理想追求通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社会保障体系完善、推动文化事业发展繁荣等现实路径来实现，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国际传播性特征：彰显了文化底蕴与全球话语的统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标识性概念在保持文化自主性的同时，还积极融入国际话语体系。如“全球发展倡议”着眼人类共同发展诉求，精准对接《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将减贫、清洁能源等议题纳入中国方案。这一标识性概念既继承了中华文明“和而不同”的传统智慧，又回应了“全球发展赤字”的现实挑战，彰显了文化底蕴与全球话语的统一。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标识性概念的这些显著特征和独特作用不是偶然的，而是有深刻根据的。一方面，它是社会基本矛盾各个层面的观念形态的表现（如“新质生产力”直接回应“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具有深厚的实践根基（如“精准扶贫”作为标识性概念，其形成基于“贫困地区实地调研—政策试点—全国推广”的实践循环）。另一方面，它是辩证认识论的基本原理的生动体现，是历尽“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不断深化其内涵的结晶。如“全过程人民民主”通过“基层立法联系点”“民主恳谈会”等实践形式，将民主从“选举环节”延伸至“立法、决策、监督”全流程，其内涵随“人民民主实践”不断深化，彰显了辩证认识论特色。
二、标识性概念的提炼
从本质上说，标识性概念的提炼（或说生成）过程是坚持“两个结合”的过程。这是一个遵循马克思主义认识路线（即以实践为认识论基础、以辩证法为方法论核心、以辩证逻辑为思维表达形式三者的统一）的活跃的创造过程。其逻辑理路可以具象化地表达为“实践根基—文化底蕴—理论创新—实践运用”的辩证联系和不断相互转化的螺旋式上升运动。
（一）实践根基：提炼标识性概念的物质基础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实践是认识的来源与目的。实践与概念的提炼之间是一种辩证统一的关系。实践作为物质性的活动，为标识性概念的提炼提供现实的物质根基。从根本上说，标识性概念的提炼是基于实践的认知革命。恩格斯指出：“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又指出：“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着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恩格斯的论断深刻揭示了术语创新（含标识性概念提炼）与理论创新的内在关联。一是揭示了概念提炼的本质。概念提炼本质上是回应实践需求的精神成果，实践导向在标识性概念的提炼中占据核心地位；二是揭示了标识性概念的提炼并非对实践经验的简单归纳，而是由实践形态升华到科学形态（即理论，也就是对事物本质属性的观念反映）的复杂过程。在一定的理论体系中，标识性概念是“细胞”“阶梯”和“支撑点”。
以“两山论”这一标识性概念的提炼为例。2005年8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考察时，基于安吉县当时关闭矿山、发展生态旅游的实践探索，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2014年，《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收录了关于习近平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等方面的论述，这些论述是对“两山论”等生态文明理念的进一步深化与拓展。2015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进一步明确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导向。2020年7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出版，将“两山论”确立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命题。这一案例揭示了标识性概念提炼的深层逻辑：在实践中将物质根基与价值导向统一起来，在从实践基础到认知革命的动态往复过程中，既保证概念反映实践经验的真理性，又赋予其引领实践发展的价值性和前瞻性，最终形成标识性概念链，构建起中国特色的理论话语体系。
（二）文化底蕴：提炼标识性概念的文化支撑和新时代诠释
文化底蕴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其内涵涵盖历史积淀、地域特征与精神内核等。标识性概念的提炼，除了实践根基还需要文化底蕴的支撑。这就必须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从多方面作出努力。这里的文化底蕴，既包括为马克思主义所激活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包括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的中国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还包括能批判吸收为我所用的外国文化资源。本研究只集中讲其中一个方面，即对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深入挖掘，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形成标识性概念。这包括三个紧紧相扣的推动环节。
推动中国哲学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国哲学思想是一个巨大的文化智慧宝库，蕴藏丰富的思想文化资源，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例如，对《周易》的“观物取象、立象尽意”哲学认知传统和《礼记》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价值追求，我们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抽象方法，赋予这些哲学文化富源以现时代全球治理的崭新内容，再经过推理、提升和传承，批判性地赓续“协和万邦”哲学思想的文明基因，使其转化、升华成具有标识性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回应了经济全球化时代“人类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
推动整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通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加工和研究阐释，从新时代高度赋予其生命活力。例如，西周史伯在《国语·郑语》中提出的“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思想，我们党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炼成阐释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和合共生”理念，使之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得以形态具化，通过共商共建共享打破“国强必霸”的西方逻辑，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贡献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取向与现代制度创新深度融合。例如，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批判性地继承《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剔除其“君权至上”的局限，强调人民主体地位，并与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相结合，提炼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等标识性概念。这些概念通过脱贫攻坚、共同富裕、教育公平、全民医保等制度性路径，实现了文化传承与制度创新的有机统一。
（三）理论升华与向实践再转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法论的深化发展
在实践根基的变革和文化渊源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基础上，还需要进行理论升华与向实践再转化，以完成标识性概念提炼的完整闭环。这一过程实质上是立足于新时代高度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创造性运用。毛泽东同志指出：“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这一论断作为标识性概念提炼的方法论基础，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解决实际问题的实践要求中得到生动鲜明的体现。
例如，“全过程人民民主”概念的提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民主观的中国化时代化，构建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体系，既推动了国家治理现代化，又为全球民主治理提供了全新经验，还植根于中华文明智慧，是一个极具标识性的概念。其生成轨迹的三个阶段，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法论的深化发展。一是感性认识阶段。基层群众自治的长期实践，包括浙江省温岭市（县级市）于1999年首创的“民主恳谈会”、上海市虹桥街道古北市民中心于2016年设立的基层立法联系点等，从具体经验层面为“全过程人民民主”概念的提炼提供了丰富的感性材料。二是理性认识阶段。通过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本质性概括与逻辑化提升，在理论抽象层面上构建起根本区别于西方代议制的全新概念形态。三是理论应用阶段。2021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将“全过程民主”制度化、法制化，“全过程人民民主”从实践变革层面转化为稳定的制度实践。这样，“全过程人民民主”就从理论形态转化为制度形态，实现从方法论指导到制度实践的飞跃。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全过程人民民主”定性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全过程人民民主”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标识性概念。
这种从实践认知到理论建构，再到制度创新的三重飞跃，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从感性具体到理性抽象，从理性抽象到理性具体，再从理性具体到实践的飞跃的辩证法则。实践根基—文化底蕴—理论升华—向实践再转化，这一过程共同构建起一个完整的有机体，既展现了“实践—文化—理论—实践”的螺旋式上升路径，又完成了从具体经验到理论体系、从传统智慧到现代创新、从方法论指导到制度实践的多重跨越，为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根本遵循。
三、标识性概念研究的深化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发展波澜壮阔，各种新现象层出不穷，呈现出一种爆发式的趋势。为适应这一客观要求，需进一步深化与拓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标识性概念的研究。笔者认为，这可从理论创新、政治认同和全球治理三个维度进行。
（一）理论创新维度的深化与拓展
理论创新是标识性概念研究的生命线。标识性概念的提炼研究本身就是理论创新的重要表现，是研究者经过对事物的分析综合，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观念表达。从理论创新的维度看，标识性概念的提炼研究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深化与拓展。
从经典理论与当代社会实践的双向对话中为标识性概念系统解码。“两个结合”揭示了标识性概念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继承发展关系，为进一步深化标识性概念的提炼研究提供了根本遵循。例如，“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是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创新性发展，既延续了“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的历史洞察，又赋予其“共同发展”“持续发展”的时代内涵。这种解码工作在中宣部编纂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中得到系统呈现，为进一步深化与拓展标识性概念的提炼研究提供了理论资源。这类理论资源建设还可以进一步拓展，如建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案例的关联对照分析数据库等。
构建典型案例提炼与一般规律总结的辩证互动机制。典型案例是个别，一般规律是一般。通过对典型案例的个别分析，把握解决实际问题的规律，从中提炼出标识性概念，以推动理论与实践互动，实现理论升华，达到两者辩证统一。例如，“枫桥经验”经过“全过程人民民主”这一标识性概念的升华，从“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的基层治理模式，发展为“党建引领、人民主体、三治融合”的现代治理体系。司法部的统计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全国人民调解组织共调解纠纷7900多万件，调解成功率在95%以上，用事实印证了理论创新与实践互动的效力。
从话语创新中激活本土概念与全球表达的转换。通过国际传播实践，将标识性概念体系进行国际转换，提炼具有全球解释力的概念表述体系。例如，“一带一路”倡议通过“共商共建共享”的表述转化，创新了标识性概念的国际化话语表达，突破了“西方中心论”的话语框架，并据此构建起发展中国家平等参与的新型国际合作平台。截至2023年，中国已同151个国家和32个国际组织签署合作文件，有力促进共建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共建“一带一路”成为当今世界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当然，这里需要注意标识性概念在国际上解释时的多语种翻译标准与传播效果评估。
（二）政治认同维度的深化与拓展
标识性概念的提炼研究是构建、强化和引导政治认同的核心标志，政治认同则是标识性概念提炼研究的主要目的，即目标导向。一方面，需坚持思想引领、理论武装与信仰塑造相协同。从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对标识性概念进行历史性解读，以深化全党全国人民对新时代党的创新概念的领悟和把握，进一步推进理论创新。例如，通过对“两个结合”过程的研究阐释，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度融合机制的理解，在理论思维得到提升的基础上进行新的理论开拓。再如，深化“民为邦本”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结合，提炼出以“人民”为核心的标识性概念，在深刻把握其机理的基础上，进一步结合历史学与政治学，分析和把握从“九州共贯”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演变规律，并以此为遵循，提炼出“多元一体”的民族关系标识性概念。另一方面，需坚持以政治自觉实现制度优势与治理效能相转化。通过理论武装增强“四个意识”，以推进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的转化。例如，对“全过程人民民主”概念的释义和传播，使“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要解决的问题的”理念深入人心。
（三）全球治理维度的深化与拓展
通过话语创新，提升标识性概念的国际解释力。例如，2023年中国发布的《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提出了“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在2025年9月18—19日召开的第十二届北京香山论坛上，中国提出的“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得到与会各方的充分肯定。
通过推进全球治理赋能传统智慧与现代方案的融合，深化标识性概念提炼研究。在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的背景下，标识性概念成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工具，其中一个重要功能是赋能传统性与现代性的融合。例如，“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标识性概念既强调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又通过“新形态”的开放性为其他文明的发展预留空间。此外，中国还通过定期举办太湖世界文化论坛，倡议成立首个区域性文化遗产领域政府间国际组织“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联盟”等，推动了不同文明的互鉴共荣。
通过打造“三位一体”的研究体系，深化标识性概念的全球共识。在概念提炼上坚持“合作共赢”的原则性。例如，“全球安全倡议”提出的“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打破了冷战思维的零和博弈逻辑。在范畴构建上，注重“兼收并蓄”的包容性。如“全球发展倡议”吸纳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将“减贫”“粮食安全”“清洁能源”等全球议题纳入中国方案。在表述转化上，追求“和而不同”的对话性。如“民主”概念通过“全过程人民民主”标识性概念的表述，打破了西方话语垄断。2025年7月8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五十九届会议通过中国主提的“发展对享有所有人权的贡献”决议，这是自2017年中国提出该决议以来，首次未经投票以协商一致方式获得通过。
四、标识性概念研究需要坚守的重要原则
标识性概念的研究，关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的研究阐释，关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和创新发展，是严肃的学术问题，也是重大的政治性问题，必须把握好若干重要原则。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
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是标识性概念研究的根本遵循。关于这个问题，习近平总书记讲得很透彻：“坚持守正创新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牢牢把握、始终坚守的重大原则。”这就要求我们在提炼研究标识性概念时，始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及贯穿其中的基本原理。
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是一个严整的体系，包含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及作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关键原则的实践标准等。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系统思维、精准思维等相互关联、有机统一，把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宏观战略和微观落实统一起来，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方法论体系。这正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特别是唯物辩证法的细化实践化的体现。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就要深化这方面的学习研究阐释，强化这方面的运用能力。增强了这方面的能力，就能善于运用普遍联系的、全面系统的、发展变化的观点观察事物，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就能增强提炼标识性概念的自觉意识和善于阐释的话语表达能力。例如，“精准扶贫”“精准防控疫情”等政策概念表述，准确体现了治理理念的精细化。再如，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新质生产力”的概念内涵，就能看到“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是以科技创新为主导的生产力形态，其发展既依赖经济基础层面的技术突破，又需要上层建筑层面通过政策支持、市场环境等制度创新来释放潜力。
（二）立足于新时代伟大实践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这一要求清楚地告诉我们，提炼研究标识性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要立足于中国实际。当代中国最大的实际是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处于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而努力奋斗的伟大实践中。也就是说，要在中国式现代化这个伟大而生动的实践中提炼标识性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不可脱离甚至背离这个实践、从抽象的哲学层面去提炼概念或者到西方哲学教科书中去搜索概念。这是一个具有方向性、根本性的原则问题。当然这并不排除有选择地批判吸收国外的对我国有价值、有启发的东西。应该说，在当代中国，大多数学者很好地坚守了这个原则。例如，通过数字中国建设的实践，提炼“数智文明”等具有前瞻性的概念，为全球数字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对此我们应当予以赞赏和支持。
（三）聚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全面学习领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系统掌握这一思想的基本观点、科学体系，把握好这一思想的世界观、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不断增进对党的创新理论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真正把马克思主义看家本领学到手。”这就要求我们在提炼标识性概念时，必须坚定不移地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理论基础，系统学习和深入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保标识性概念与党的创新理论保持高度一致。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完整的理论体系，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其内容，在理论层面包括总目标、总任务、总体布局、战略布局、社会主要矛盾、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等，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重大时代课题；在实践层面包括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一、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全面从严治党等“十四个坚持”，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外交、党建等各领域，回答了“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大时代课题；在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层面，包括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全面从严治党、经济建设、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政治建设、全面依法治国、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国防和军队建设、维护国家安全、坚持“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一、外交工作等13个方面；在世界观和方法论层面，包括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必须坚持自信自立、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必须坚持胸怀天下即“六个必须坚持”，集中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以及贯穿其中的精髓和灵魂。整个理论体系包含的标识性概念层次丰富、内容宏伟。我们的研究不仅要将其中的标识性概念提取出来加以精准阐释，使之深入人心，而且要以此为范例，沿着其提炼的科学道路，进一步在新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提取新的标识性概念，为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体系化学理化作出新贡献。
（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受到各方普遍欢迎和高度评价，被载入联合国一系列决议。我们要乘势而上、顺势而为，坚定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为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这就要求我们在提炼研究标识性概念时，要站位高远、胸怀宽广、视野开阔。要以世界眼光关注人类前途命运，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并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和治理体系。同时要通过标识性概念的提炼和国际传播，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以“一带一路”倡议为例，其作为“和合共生”理念与“全球发展倡议”的实践载体，需从三个维度深化概念提炼的研究与实践，以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参与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着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指示。
重构国际合作话语范式。针对长期以来西方预设的“西方模式普世性”的隐性框架，以及以西方现代化为核心的“西方中心主义”话语体系，需通过概念表述创新打破并重构国际合作的话语体系。具体而言，应突出中国话语的核心理念：如“共商共建共享”的参与式治理、“和合共生”与当地“和睦共处”的契合性、“伙伴关系”的平等性、“合作共赢”的互利性、“发展为了人民”的民生导向性，以及“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践价值。这些概念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转化为可感知、可参与的具体实践，为加强国际合作提供了新的话语范式。
以实践成果增强话语可信度。需聚焦教育、医疗、农业等“小而美”的民生项目，鼓励“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企业、社区参与项目规划与实施，通过“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果，批驳西方“债务陷阱”等不实论调。这些项目应以解决当地实际需求为导向，强调发展的包容性与可持续性，既体现了“一带一路”的客观实践成效，又塑造了以可信度为核心的话语基础。
主动回应外部质疑，推动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秩序。针对西方“新殖民主义”“债务陷阱”等污名化攻击，以及国际国内形形色色的历史虚无主义谎言，需构建多维度应对机制，如定期发布项目白皮书，公开融资条件、环境评估等信息，回应“不透明”质疑；通过与部分西方援助项目（如附加政治条件、聚焦军事安全）的对比，突出共建“一带一路”以发展为导向、注重互惠互利的本质特征；鼓励共建国家的政府、企业、民众等多元主体主动发声，讲述真实合作故事，形成“第三方叙事”的传播效应，等等。这些举措旨在驳斥反华势力的谰言，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秩序。
马克思指出：“理论只要说服人[adhominem]，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adhominem]。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标识性概念研究的核心，正在于抓住“人本身”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范畴，通过理论穿透力构筑政治认同，通过实践解释力推动社会变革，通过话语创新力引领文明进步。这既是新时代理论工作者的历史使命，也是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必由之路。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以坚持胸怀天下的气魄进一步开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标识性概念的提炼和研究，必将绽放更加璀璨的理论光芒，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