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溯某一事物的历史演进规律，才能明白当下的正确选择。社会主义作为人类进步的社会形态，自16世纪初期，经历了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探索、从创新实践到成功范式的曲折发展过程。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创立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理论，阐明了社会主义由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规律，建构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转化为现实，开启了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实现了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飞跃。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全党全国人民，推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不断成熟，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人类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
马克思恩格斯：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之所以是“科学”，根本在于它是立足实践、揭示规律、指导行动的科学理论体系。第一，科学社会主义将理论建立在对现实社会的深入考察之上；第二，科学社会主义不是封闭的、僵化的理论体系，而是开放、发展的实践理论。
1516年，托马斯·莫尔的著作《乌托邦》一书出版，标志着空想社会主义的诞生。之后的近200年间，产生了许多空想社会主义流派。进入19世纪，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社会矛盾的凸显，作为资本主义的批判者和对立物，空想社会主义思潮进入活跃期，在英、法、德、意等国家，涌现了数十位著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他们深刻揭露资本主义的异化现象，激发了对理想社会的渴望，提出了关于未来社会制度的设想及其初步方案，如圣西门的“实业制度”、欧文的“新和谐公社”、傅立叶的“法郎吉”协作社等，将公平、平等、正义、和谐等价值理念融入社会建构之中，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提供了思想素材和重要启示。但这些不触及社会基本矛盾、基于道德原则、着眼于社会改良的设想，未能摆脱历史的局限性和片面性：其一，对资本主义批判的表面化。空想社会主义者缺乏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仅从主观道德层面谴责资本主义剥削的“不正义”，未能揭示剥削的本质和根源；其二，他们找不到实现目标的根本路径和依靠力量，仅仅将工人视为需要拯救的“弱势群体”。“他们看不到无产阶级方面的任何历史性，看不到它所特有的任何政治运动”，或幻想依赖少数“天才人物”的觉悟和统治者的仁慈来实现。马克思恩格斯对空想社会主义的历史局限性进行深刻分析后指出：“这是一种粗糙的、尚欠修琢的、纯粹出于本能的共产主义。”随着资本主义自身发展的弊端日益暴露并不断激化，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相继爆发的西欧三大工人运动，标志着欧洲工人阶级已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迫切需要科学的革命理论作指导。
马克思恩格斯担负起这一历史使命，在纷繁复杂的各种学说流派和变化莫测的现实社会中，他们创作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反杜林论》等有关科学社会主义的巨著，深刻发现并系统阐述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等基本原理，提出了建设未来新社会的主要原则和基本观点，为科学社会主义奠定了坚实基础。如马克思所言：“‘科学社会主义’也只是为了与空想社会主义相对立时才使用”。与空想社会主义相比，科学社会主义具有可检验和客观系统的完整理论体系，其内涵主要包含四个方面。
一是构建了唯物史观的社会发展理论。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石，唯物史观回答了“社会发展的动力是什么”“社会形态更替的规律是什么”等根本问题，指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物质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等等。这些基本原理使社会主义实现了从主观到客观、由特殊到一般的转变，使科学社会主义具有了规律性。
二是创立了剩余价值学说与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剩余价值学说回答了“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是什么”“资本主义为什么必然灭亡”等问题，指出剩余价值是工人在剩余劳动时间内创造的、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价值，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内在矛盾，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直接的经济学依据。
三是阐释了无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科学社会主义以“两个必然”与“两个决不会”揭示社会发展的客观必然性。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和共产主义的建设者；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领导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的核心力量；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结果，是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政治形式。这一理论明确了无产阶级改造社会的正确方向、有效方法和根本路径。
四是阐释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对资本主义的不合理性和人类的共同价值追求，提出了未来社会的构想，包括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组织生产，对社会生产进行有计划的指导与调节，个人消费品分配在社会主义阶段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在共产主义阶段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并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大力发展生产力，消除生产无政府状态和经济危机，合乎自然规律地利用和改造自然，发挥党的政治领导作用，建立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等等。这些构想不是空想社会主义的“乌托邦”，而是基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基本矛盾发展规律得出的结论，为无产阶级的奋斗提供了明确的目标指引。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之所以是“科学”，根本在于它是立足实践、揭示规律、指导行动的科学理论体系。第一，科学社会主义将理论建立在对现实社会的深入考察之上。马克思恩格斯强调，科学社会主义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他们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始终以资本主义的现实发展为依据，他们对未来社会的构想也从未提出过具体的“蓝图”，而是根据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趋势，指出未来社会的基本特征，这种立足现实、从实际出发的理论品格，使科学社会主义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和可行性。第二，科学社会主义不是封闭的、僵化的理论体系，而是开放、发展的实践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始终强调：“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人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他们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始终密切关注和直接参与工人运动，根据实践的发展不断修正和丰富自己的理论，这种立足实践、不断发展的理论品格，使科学社会主义能够始终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保持旺盛的生命力。这种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的理论特质，使科学社会主义战胜了各种挑战，成为无产阶级的思想武器，彰显了真理的伟大力量。
列宁：把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变成探索
列宁对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探索是艰难而又曲折的。为了把有限的财力物力集中起来应对战争的需要，苏维埃政府陆续推出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这一特殊时期的特殊举措为应对战争发挥了重要保障作用，但因超越了俄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引发了国内各种社会矛盾。
列宁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变成具体探索，首要的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和发展。19世纪末，随着第二国际的式微和修正主义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泛滥，俄国工人运动何去何从成了重大的现实问题。列宁通过办刊、发表一系列文章，坚决同各种错误思潮作斗争，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他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论证了帝国主义的发展趋势，指出帝国主义的殖民扩张和新老资本主义势力格局的变化，必然产生大规模的帝国主义战争，这将给资产阶级统治相对薄弱的国家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提供契机。他提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形成了“一国胜利论”。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列宁领导发动十月武装起义并取得胜利，建立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实现了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到现实的伟大跨越。
列宁对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探索是艰难而又曲折的。在经济上，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积极推进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向社会主义过渡，恢复和发展大工业，建立由国家控制的农业生产和管理体系等，目的是实现全部国民经济由国家统一计划。但在国内反动势力的进攻和国外势力的干涉下，苏维埃政权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为了把有限的财力物力集中起来应对战争的需要，苏维埃政府陆续推出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采取工业国有化、粮食征集制、平均分配等措施。这种特殊时期的特殊措施为应对战争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超越了俄国的生产力状况，引发了社会各类矛盾。正如列宁所说：“我们当时不这样做就不能在一个经济遭到破坏的小农国家里战胜地主和资本家。”但是，随着国内战争结束，社会矛盾发生激化，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负面作用逐渐暴露，在农村，余粮征集制引起农民广泛的不满，逐渐演变为骚乱，恶化的政治环境让苏维埃政权再次处于危机状态。对此，列宁开始意识到，在苏俄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向纯社会主义形式和纯社会主义分配直接过渡是不现实的。1921年3月，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召开，列宁提出：在俄国这样一个工人仅占少数、而小农占大多数的国家，要取得社会主义的彻底胜利，必须在“无产阶级和大多数农民之间达成妥协”，“妥协”就是要立即“修正我们对农民的政策”，巩固工农联盟。俄共(布)十大提出了“新经济政策”，并确定由“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过渡。“新经济政策”主要内容包括：以固定的粮食税制取代余粮征集制，承认市场经济的作用，允许私人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和发展，利用商品货币关系来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等，完成了历史上第一次体制改革。“新经济政策”的成功实施，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模式。
在政治上，列宁认为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就是争取一个最能保证经济发展和人民权利，特别是保证痛苦最少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国家制度”。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废除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部门机构，建立了各人民委员会、苏维埃人民法院和新警察机关以及全俄肃反委员会，苏维埃政权以一种新型的政治体制取代了资本主义的立宪会议，完成了一次空前规模的制度尝试。为了保证劳动群众掌握全部政权和根除剥削者政权复辟的一切可能，苏维埃政权解除了有产阶级的全部武装，建立了自己的武装力量。面对苏维埃政权机关运行过程中出现的弊病，列宁强调必须加强苏维埃政权建设，改善国家机关。比如，加强司法体系建设，促进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民主化。鉴于国家机关中官僚主义日益严重的现象，应吸收居民参加国家管理工作，依靠人民群众对公职人员进行监督；精简机关工作人员，提高办事效率。根据“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的原则，对国家机关进行改革，使国家机关及其领导人便于接近群众、了解群众和听取群众的意见等。
在政党建设上，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与俄国的实际相结合，探索提出了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学说。他指出，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之外，没有别的武器。因此必须建立“牢固的、集中的、战斗的革命家组织”，使之成为党的核心，“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才能很好地完成党所肩负的伟大任务。党的“秘密性和集中制”这两条组织原则，被列宁发展为“民主集中制”原则。列宁还主张从严治党，注重纯洁党的组织。他指出，对于执政的共产党来说，“最严重最可怕的危险之一，就是脱离群众”，并严厉批评了当时党内存在的各种官僚主义、特权思想、腐化堕落等现象。1924年1月21日，列宁不幸逝世。由于受当时国内外局势的影响和时间的局限，一些探索还未形成稳固的制度，探索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还未得以纠正，为僵化的“苏联模式”甚至苏联解体留下了隐患。但不可否认，列宁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探索是开创性的，他不仅改变了俄国的历史进程，也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
毛泽东：把科学社会主义变成中国具体实践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立了毛泽东思想，这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更是一次成功的实践。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立了毛泽东思想，这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更是一次成功的实践。
这一成功飞跃和实践体现在毛泽东同志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之中。毛泽东扎根于中国大地，自20世纪30年代就着手开展一系列对中国国情的调查研究，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深度分析和精准把握中国革命的性质特点、主要矛盾、依靠力量、方法路径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找到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革命道路。在革命初期，毛泽东就创造性地提出“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道路，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主张采取：“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强调只有坚持农村根据地的斗争，“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提出：“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的矛盾”等重要思想。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他系统指出：“由于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就不但规定了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基本的革命动力是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并且规定了中国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
他进一步阐述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指出：“枪杆子里面出农会、出工会、出政权、出共产党，枪杆子里面出一切，这是真理。”这是“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的一种现实表达，指明了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以其独创性的理论内容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为夺取中国革命胜利提供了根本遵循。
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学说、国家学说、建党学说应用于中国实际，创立并建立了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一是确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根本政治制度的政体。人民民主专政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形态，是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在政权问题上的重大创造，其实质是无产阶级专政，即对人民实行民主和对敌人实行专政的统一。毛泽东指出：“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而主要是工人和农民的联盟”。1948年9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我们采用民主集中制，而不采用资产阶级议会制。……我们提出开人民代表大会——不必搞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和三权鼎立等”。二是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毛泽东曾多次指出，“共产党的这个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原则，是固定不移的，是永远不变的。”三是形成了一系列的建党理论。早在1929年古田会议上，毛泽东就提出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在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在抗日战争严峻的斗争形势和延安艰苦的条件下，毛泽东亲自撰写了《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针对不同时期党的建设需要，毛泽东思想总结形成了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三大活的灵魂。提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四是确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明确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根据这一规定，新中国成立后，全国逐步成立了5个民族自治区，30个民族自治州，实行区域自治的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少数民族总人口的四分之三。这既维护了中国大一统的传统，又赋予少数民族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权力。实践证明，这一基本制度，对于维护国家统一、增强民族团结、促进社会稳定，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新中国建立初期，毛泽东加大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实践，提出并实施了三大改造，即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加快实现生产资料私有制向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转变，人民民主政权得到巩固，国民经济结构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实现了中国社会最深刻最伟大的变革，创造性地回答了如何实现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的重大课题。同时，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这对社会主义发展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作出了科学判断。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是前无古人的开拓性事业，难免出现曲折和失误，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全面确立并巩固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维护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成功发射了“两弹一星”，提出了“三个世界”的划分理论、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构想等，为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和制度保障，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动力。
邓小平：把科学社会主义变成中国特色
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总结历史教训，借鉴成功经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阐明了在中国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路线、方针、政策，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开辟了科学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境界。
20世纪中后期，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事业遭遇前所未有的挫折，“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历史终结论”等西方思潮甚嚣尘上，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如何推进社会主义建设，成了不得不面对的紧迫问题。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总结历史教训，借鉴成功经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阐明了在中国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路线、方针、政策，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开辟了科学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境界。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先是从突破思想观念的束缚开始。面对“两个凡是”的思维定式，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支持并推动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会停止，就要亡党亡国。”1978年12月，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邓小平同志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成为开辟新时期新道路的宣言书。以此为前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决策，实现了党在政治路线上的拨乱反正。经过农村改革、城市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等，社会主义中国焕发了新的活力。在此基础上，1982年9月，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明确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重要论述阐明了中国要建设的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别的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不能丢。自此，邓小平擘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不断创新和发展。
在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问题上，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是一个由不完善到完善的长久历史过程，将经历若干发展阶段。他指出：“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中国经历了几千年的农耕文明和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没有及时跟上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工业化的步伐，部分民族地区甚至从奴隶社会末期跨越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
在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问题上，邓小平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就是肯定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摆脱贫穷，使国家富强起来，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没有贫穷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但这种富是人民共同富裕。”邓小平同志强调，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把发展生产力摆在首要位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社会全面进步，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解决这个思想问题，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与创新，解开了束缚人们多年的思想羁绊。他提出，“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先富起来，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既遵循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又在实现路径上实现了创新发展。
在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问题上，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矛盾的现实表达，通过自觉调整生产关系中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部分，调整上层建筑中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部分，充分发挥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能动反作用，使社会主义制度不断优化并充分发挥优越性。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问题上，邓小平认为，市场经济作为经济机制，它的基本特点或内在要求，就在于通过运行的自主性、平等性、竞争性和有效性来配置资源，本身不具有制度属性，可以和不同的社会制度结合。他指出：“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把计划和市场作为发展生产力的方法和手段，而不是制度本身，突破了传统思维模式的禁锢。
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保证问题上，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他指出：“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并强调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要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要求，坚定不移地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为了适应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必须不断加强和改善党的自身建设，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邓小平还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提出加强思想道德和文化建设，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努力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使科学社会主义焕发了强大生机活力。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综合国力的提升、人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以及社会的全面进步，都充分彰显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
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两大问题，在实践中积累了治党治国治军的宝贵经验，形成了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新的发展要求，深刻认识和回答了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成功将中国科学社会主义推向二十一世纪。
习近平：将科学社会主义变成成功范式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通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贯通历史、现在、未来，以全新的视野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了原创性贡献，为发展科学社会主义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引与实践范式，不仅引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提出，“范式”既是一种理论体系，也是一种公认的模型或模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通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贯通历史、现在、未来，以全新的视野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了原创性贡献，为发展科学社会主义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引与实践范式，不仅引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一）思想和理论的范式。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全新的视野深刻总结并充分运用党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经验，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重大时代课题，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包括习近平强军思想、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其理论体系主要概括为“十个明确”、“十四个坚持”、“十三个方面成就”、“六个必须坚持”，相互之间有机统一、相得益彰，凝结着我们党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宝贵实践经验和重大理论成果，体现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认识论与方法论相统一的鲜明特征。其中，“十个明确”作为战略思想和创新理念，构成了这一思想的“四梁八柱”，系统回答了新时代长期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十四个坚持”作为基本方略，是落实这一思想的实践要求，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根本原则和行动纲领。“十三个方面成就”全景展示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显示出真理伟力，既是这一思想的价值体现，也是这一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六个必须坚持”作为贯穿其中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整个科学体系活的灵魂，它既是“十个明确”的本和纲，统领着战略思想的目标方向，也是“十四个坚持”的精髓所在，为基本方略提供了遵循，更深深植根于“十三个方面成就”之中，是取得这些成就的科学指引，是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二）制度体系的范式。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系列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论述，引领我国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一是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念，指出：“要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理念，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同时强调，人民政协是人民民主的重要实现形式，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二是进一步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指出要坚持统一和自治相结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实现最有效、最广泛的人民当家作主。三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优化三次分配体系，推进共同富裕。
（三）全面从严治党的范式。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是最高的政治领导力量。”一是坚持制度治党。不断健全以党章为根本遵循，以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党内监督条例、廉洁自律准则、问责条例、纪律处分条例等为主体的党内法规体系。二是突出政治建设。强调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基本出发点是“保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属性”。把政治标准和政治要求贯穿于党的其他各项建设始终，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三是完善组织路线。明确“党的组织路线是为党的政治路线服务的。正确政治路线决定正确组织路线，正确组织路线服务保证正确政治路线。”四是加强党的组织体系建设，强调“党的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基层组织都坚强有力、充分发挥作用，党的组织体系的优势和威力才能充分体现出来。”五是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既充分发扬民主、又善于集中统一。六是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制定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持续深化纠治“四风”、树立时代新风。七是提出党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强调：“全党要以自我革命的政治勇气，着力解决党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经受‘四大考验’、克服‘四种危险’，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八是加强党员干部队伍建设。强调“要深化干部制度改革，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努力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等。
（四）国家发展理念的范式。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许多具有开创性意义的经济社会建设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他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强调突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不动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部署区域协调发展、科技自立自强等重大发展战略，统筹发展和安全，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引领了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同时，综合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和我国发展条件，提出“从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从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些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可阻挡，为科学社会主义展示出光明的前程。
（作者系山东省委省直机关工委分管日常工作副书记）